【中国人信仰什么？】
最近经常有人问起：欧美人信仰基督教，犹太人信仰犹太教，伊斯兰人信仰伊斯兰教……中国人信仰什么？或者说，中国人有信仰吗？儒家、道教、佛教，还是共产主义？
我的回答很简单：“中国人有信仰！中国人的信仰是‘家’。”
这个话题，我讲过多次，每次讲都围绕这四个字展开——耕读传家。这四个字，可以说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耕读传家】
在中国古代，很多人家都有“耕读传家”的匾额。这句古训，从远古走来，一直影响着中华上下五千年。
下面，我将“耕读传家”这四个字逐一解释，借此解析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释“耕”
耕者，农耕也。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古代的圣贤，多半与农业密不可分。
三皇之一的炎帝，别号神农。传说神农尝百草，辨识植物的品性，为人民选择了谷物与药材。
人文初祖黄帝，他的夫人嫘祖是栽桑养蚕的始祖。
五帝之一的舜帝，也曾深入民间，在历山从事农耕。时至今日，还是有很多的“历山”、“舜耕山”。
舜帝的农师后稷，更是农业专家。舜帝表彰他说：在你担任农师前，天下的百姓都处在饥饿的边缘；在你担任农师以后，彻底解决了粮食问题。或许，后稷在尧舜时代的地位，和袁隆平在当今中国的地位差不多吧。
后稷的后代虽然不再担任农师了，但他们依然秉持家风，以至于家族渐渐壮大为部族，部族渐渐壮大为国家，最后君临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长久的王朝——周朝。
周公制礼作乐，孔子重订礼乐，周朝以后的中国历史，都被烙上了周朝的印记。
中国人重视农耕，由来已久。在周朝建立之初，齐国的始祖姜太公就提出了“大农、大工、大商”的“建国方略”，将农业至于工业与商业之前。此后，农工商的次序就不曾错乱过，并由此引发了很多阐释。
中国人认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农业是国家稳定、人民安定的基础，其作用何其重大！
为什么“农耕”如此重要，在肥沃农田上生活的中国人与在草原生活或海边的民族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呢？
我记得，教科书批判中国的农耕文明，常常用这个字眼——“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大农、还是小农，这里暂且不议，我要分析的是“自给自足”这四个字。
“自给”就是在农田上付出自己的劳动——春耕、夏耘；“自足”就是享用劳动的成果——秋收、冬藏。
在广袤而肥沃土地上，一代代中国农民耕耘着、收获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因为“自给”，所以中国人离不开土地；因为“自足”，所以中国人不需要离开土地。背井离乡是万不得已，中国人即使离家再远，也都想着叶落归根。
生活在草原上的民族就不一样，一群牧民赶着牛羊在这里吃草，草吃得差不多了，就必须换一个地方。所以，游牧民族不会留恋某一片草地，他们总在寻找新的绿洲。所以，游牧民族在历史上是最富有侵略性的，无论是匈奴人，还是蒙古人，抑或雅利安人、日耳曼人，全都能征善战。
与游牧民族类似，生活在海洋边际的民族也总想着殖民。十六世纪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十七世纪的荷兰，十八世纪的法国，十九世纪的英国，都曾充当过海上霸主。他们在海上争霸的时候，又向外扩张，向美洲殖民。英国为了和法国争夺海上霸权，特意在加勒比扶植了一个超级海盗，加勒比海盗也由此迎来了他的“黄金时代”。当然，最后英国人把海盗铲除了，一如美国人最后灭掉了本·拉登一样。
游牧民族总想着侵略，海洋民族总想着殖民。前段时间，霍金有发话了，他说：地球已经不够人类折腾了，人类发展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太空殖民。殖民真的是人类的出路吗？欧洲人已经向美洲移民过一次，结果给美洲和非洲造成了无边的苦难。这回又准备往哪里殖民？火星吗？要知道，开发火星的成本远远大于改造撒哈拉大沙漠。为什么他们总想着向外扩张，却从来没有想过，应该保护和改造现有的生存环境？
原因很简单，如果说“耕读传家”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那么侵略就是游牧民族的文化基因，而殖民就是海洋民族的文化基因。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农耕文明才是建设性的，而游牧民族和海洋民族都是掠夺性的。
时至今日，地球已经不堪重负。要拯救地球母亲，只能依靠农耕文明的精神，也就是真正的中国文化。
释“读”
读者，学习也。古代中国既是农业大国，又是文化大国。这与中国古代圣贤重视教化密不可分。
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教育是维系民族精神的根本。
据说，孔子周游列国时，看到卫国的都城人头攒动，忍不住赞叹了一声：“庶矣哉！”（人口真多啊！）
冉有听后，随即问道：“既庶矣，又何加焉？”（既然人口众多，又有什么可以更进一步的吗？）
孔子的回答很简单：“富之。”（让他们富有起来。）
冉有追问：“既富矣，又何加焉？”（等人民富裕了，还有什么可以更进一步的吗？）
孔子的回答依然很简单：“教之。”（教育好他们。）
孔子这一思想，源自《诗经》。诗云：“饮之食之，教之诲之。”正是源头所在。
在孔子看来，为政者的政绩可以分为“庶之”、“富之”、“教之”三个层次。
“庶之”是第一层次。只有社会安定、政治清明，满足了基本的生活需求，才会吸引外来人口入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建设“宜居城市”。如何“庶之”，那就要“来远人”；如何来远人，那就要“修明德”。应该说，孔子有一种“来远情结”。论人生乐趣，主张“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将为政之道，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因为，是否“来远”，正是检验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有德、无德的标准。
“富之”是第二层次。团结人民之后，还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实现全面小康，全民富裕。
“教之”是第三层次。孔子评价同时代的政治家子产时说：“子产犹众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这句话有褒有贬。一方面，孔子褒奖了子产在郑国经济建设成绩——“能食之”；另一方面，孔子也委婉地批评了子产的疏忽，即未能尽到教化民众的责任——“不能教也”。后世地方官别称“父母官”，或许正源于此。在孔子看来，地方官不但要安定社会、建设经济，更要教化人民。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地方官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行政长官；另一方面，他还承担了教化人民的责任。
《乐记》提出了“礼、乐、刑、政”并重的治理模式：“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用礼来节制民心，用乐来调和民声，通过政治加以推行，利用刑罚加以防范。礼乐刑政四者都能发挥效用而不相违背，圣王之道也就完备了。）其中，礼、乐属于社会教育的范畴；刑、政虽然属于行政的范畴，但也包含着教化的成分。
释“传”
传者，传承也。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延绵不绝，这就是传承。
古印度，婆罗门教、六师外道、佛教都曾经非常辉煌。但我们现在去印度，却只能看到这样那样的遗迹，昔日的辉煌早已烟消云散。
古埃及，也只留下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诉说着沧桑。
古巴比伦，也只留下一些遗迹和典籍。
欧美的文化源自两希文明，但希腊和希伯来都早已灭国。为什么会有“文艺复兴”？因为文艺都断绝了。如果不曾断绝，又何必复兴？
当然，中国的文化也需要“复兴”。那么，中国的文化复兴和欧洲文艺复兴有什么区别呢？
窃以为，无论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还是古希腊，其文化都随着亡国而断绝了。所谓复兴，只不过是一种追溯，一种重释。欧洲的文艺复兴，复兴的其实并非希腊文明，而是希伯来文明。
希伯来人虽然亡国了，但其后裔犹太人，却能在两千年的流亡之中，始终对他们民族的经典《Bible》不离不弃。以至于希伯来文明能够在欧美成功“夺舍”。
另一个始终抱定本民族经典《古兰经》的阿拉伯人，虽然四分五裂，颠沛流离，但还是完整地传承了下来。
中华民族绵延不绝，也要归功于中华民族的根本经典，这就是孔子删定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
这六部经典，不但是儒家的根本经典，也是诸子百家的根本经典。因此，他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经典。
我曾经在《孔子传承六经的意义》、《中国传统教育体系表解》等文章中提出，孔子传承六经的意义在于，孔子通过六经确立了三个规范——诗书确立了语言规范，礼乐确立了行为规范，易和春秋确立了思想道德规范。如果这三项都学好了，做好了，那就是“立德、立言、立行——三不朽”。
中华上下五千年，孔子距今两千五百年，可以说，孔子是中华文明的中枢：因为孔子的努力——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中华民族在之后的岁月里虽然屡经兴衰，但是千百年来依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释“家”
家者，家庭也，家族也。家是中国人心灵的归宿，也是中国人事功的起点。
小时候看古装片，总有很多不解。比如，县太爷要升堂审案，那不是太累了。这当然是以今度古造成的误解。今天，别说一个县，就算是一个街道，所有的案子交给一个人审，也会把人累死。但在古代，一个县令升堂审案并不是很辛苦的事，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在中国古代，很多纠纷并不行诸诉讼，而是通过家族的调解得以解决。
忘了是谁说的了，大意是：为什么中国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共产主义，因为在中国原本就有共产主义——在家族内部，就是共产主义。
在中国古代，一个家族的祠堂往往兼作私塾，承担者整个家族的学校教育任务。很多家族内部还有义田、义庄，用于养活家族内部的孤苦无依者。
家族内部的纠纷，往往交由族长裁决。除非很严重的事情，才会闹到县太爷那里。
其二：地方以“止讼”为荣，以“兴狱”为耻。
现代社会考察执法者的政绩，是看破了多少案，罚了多少款。破案越多，罚款越多，说明工作越真正负责，反之，就有玩忽职守之嫌。
在中国古代，却恰恰相反。破案越多，说明犯罪的人越多；罚款越多，说明违规的人越多。犯罪、违规的人越多，说明地方官教化不力。所以，中国古代，考察刑狱的标准是：重大刑事案件越少越好，监狱里的罪犯越少越好。
下面一则案例，非常典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的地方官的判案标准：
话说有兄弟二人，为分家产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对簿公堂。县太爷问清原委之后，并不判定孰是孰非。而是下了一个很奇怪的命令——他让兄弟二人面对面站好，做哥哥的口称“弟弟”，做弟弟的口称“哥哥”，互相称呼一百生。兄弟俩积怨已深，刚开始喊得都非常生涩，渐渐地两个人的声音柔软下来，最后竟双双痛哭流涕，仅仅拥抱在一起。一场纠纷就此化解。
这位县令对“家”的感悟可谓深矣。
为什么说“中国人的信仰是家”？信仰不是一个宗教概念吗？实在，宗教本来就与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耶和华和耶稣是犹太人的先祖，犹太教、基督教是耶和华和耶稣的教化；穆哈默德是阿拉伯人的先祖，伊斯兰教是穆哈默德的教化；释迦牟尼是佛弟子精神上的先祖，佛教是释迦牟尼的教化……
宗者，先祖也；教者，教化也；宗教者，祀先祖，遵教化也。
当然，世界上大部分宗教已经把对先祖的祭祀与崇拜转化成对抽象化的“神”的崇拜。但在中国，尽管有神佛的存在，但还必须落实到现实的家。
儒家自不必说，孝、悌之学，乃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次第都是基于“家”这一概念建立的。
佛道主张出世，但还是要归到“家”上。江西龙虎山的张天师世家，其显赫程度仅次于曲阜的孔府。净明道的祖师许旌阳，全真道的祖师王重阳，都提倡孝道。传说许旌阳成仙时，全家都跟着他成仙，乃至他的房子都跟他整体搬迁到仙界——由此可见中国人对“家”的感情之深，纵然是神仙也不能例外。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才有了“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的感叹。
道教如是，佛教亦复如是。“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念佛或者念观音为世人开辟了一套不必出家，也能修行的“妙修行路”。罗汉众中著名的“大目犍连”，菩萨众中“地藏王菩萨”都是著名的孝子，所以相关经典一传入中国，就被广泛流传了。尽管，《盂兰盆经》的原意是讲僧众自恣的功德；《地藏经》的原意是讲因果，但在中国人眼里，这分明就是《孝经》。
对比来说，基督教之所以在中国传播举步维艰，原因之一就是基督教的教义在很多方面违背中国人“家”的观念。比如，中国人有祭祖的传统，但基督教反对祭祖，却要做礼拜。这就让很多中国人无法接受——我把你当神供起来可以，但我还要祭拜自己的祖先呢。
所以，在中国，无论什么宗教，无论什么信仰，如果是符合“家”的观念的，那就很容易融入中国文化的体系；如果与中国人“家”的观念有冲突的，那就始终格格不入。
当然，这个“家”，可以是指家庭，也可以是指家族。
【反思与展望】
耕读传家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而家是中国人的信仰。因而时下最大的危机就是中国传统的家的观念的分崩离析。如果说，春秋时代，礼崩乐坏是整个中国社会最大的危机的话，那么现在，家的瓦解才是整个中国社会最大的危机。
“五四”时期，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被译介到中国，并在中国引起轰动。主人公娜拉，在经历一场家庭变故之后，毅然走出了家门。这对于处于封建婚姻包办制度下的中国青年，影响很大，娜拉成为他们崇拜的偶像。
在《玩偶之家》的影响下，胡适首先创作了《终身大事》。此后，欧阳予倩的《泼妇》，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郭沫若的历史剧《卓文君》、白薇的《打出幽灵塔》等，塑造了一批出走者形象，被称为娜拉剧。
实际上，易卜生随后又写了《娜拉的回家》。但是中国的娜拉从“五四”离家出走以后，一直在外面游荡，还没有回家的打算。
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回家。
但是回家的路，道阻且长。
在现代，想要重建中国古代的家族制度，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我们能够重建的只有“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每个家庭和谐美满了，整个社会也就和谐美满了。
此外，近年来，在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重修宗谱蔚然成风。与宗谱相关联的是“宗族”——宗族比家族更大，也相对松散，不能恢复传统家族的功用，但在凝聚人心，传承文明方面，同样具有巨大的能量。
中华儿女，咱们一起回家吧！
诗云：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 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 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壬辰正月，慈心于易莲精舍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头条号 易莲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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