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在湖北省阳新县。上世纪响应中央号召大修水利，两万水库移民背井离乡，祖父一大家迁出老家A村，来到县城旁边的B村定居。父亲青少年的一小半段是在B村度过。外祖父家在的C村与祖父家相去不远，新修水库时只是往搬家到水库边缘。B村很特别，几乎一半是几十年前支持农场建设的黄冈人，另一半则是本县各地的移民，有几十户是来自水库移民，这几十户语言风俗几乎相同，现有的生活模式原来基本是承继老家祖制，不过几十年来在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
每逢喜事丧事照例要请客吃饭，老家称为“做事业”，基本包括红白二事，乔迁，做寿，孩子满月等等。其中以红白二事最重要，近年来份子钱愈演愈烈，慢慢成为“不可承受之重”，一是因为数额越来越大，二是因为父母和老家的关系未曾断绝，但是老家离所住的B村有百里之远，坐车乘船殊为不易。所以我们基本形成共识，老家红白二事要参加，而其余则可去可不去。
“做事业”是对一个家族最好的考验。能够细致周延的安排操办完成的家庭，则会被乡人交相口传，以为典范。以红白二事为例，嫁娶殡葬的仪式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历代沿袭，已成定制，基本已经是体力活了。因为我从小在B村长大，所以对这些并没有多少接触，所移来的几十户人所操办的喜事或婚事并不多，而且很多都已经大大简化。很多细节性的礼仪只能是五代之内的族亲（老家称为“亲行”）经手帮忙，而B村中并无与我同姓的家庭，我个人并也不爱热闹，所以对这些礼仪上的东西并不熟悉。所以我一直诧异于父亲和母亲对这些仪式的每一个小的程序都熟稔于心，我多次问过他们原因，他们说，从小在老家就会帮忙，看了十几年不会也都会了。
很多人说传统农村人只认道理，不讲程序，这其实是值得商榷的。年初八表妹出嫁，我们视如平常的动作如牵被子、抬轿（轿子早已不用，但名称仍然沿袭）、迎客、哭嫁、出门等等都是有固定的称谓，而且到什么点由什么人做什么事都相当精确，每个人都会适当出现在出现的位置，有人忘记就会有旁人催，如果写下来的话真的堪比审判程序。
但是，请客吃饭却是一个看起来简单实际上需要周密安排的部分。老家所称的“事业”有三个重要的支撑点：请客、进厨下（桌椅饭菜的准备）和分座。分别对应着一顿饭的前期准备阶段、后期准备阶段和实行阶段。老家有独特的风俗，是极其尊重“外婆家的人”，即母亲那部分的亲属。请客和分座便以此为核心，而进厨下则由族亲分担，换而言之，父系族亲劳动，母系族亲吃喝。分述如下：
一，请客。这里的请客在广义上是泛指请所有的亲朋好友列席参加。但在我的老家却尤其指请外婆家的人。每一代都有男婚女嫁，所以所谓的外婆家又分代数。以这次表妹出嫁为例，要着重邀请的是两部分人：一是我舅舅的外婆家，如外婆的兄弟姐妹；而是我表妹自己的外婆家，即舅妈的父母、兄弟姐妹。对于请客，当然是可以选择答应或者拒绝。这个选择与外甥、外孙家的表现有关——逢年过节作为外甥、外孙按传统是要拜年送节。过年，有的地方甚至要先年末辞年，然后在新年拜年，而且拜年要在排在前面（一般为年初二初三），以示地位尊贵，送节是逢端午、中秋和重阳是要提礼物上门拜访。如果外甥、外孙在上述礼仪未尽周全的话，外婆外公和舅舅们便可有理由拒绝，宴席现场出现座位空缺，在乡人间会传为笑柄，认为这个家庭的人没有礼数。舅舅几年前因为与舅公产生一些龃龉，所以没有去拜年，所以舅公本来是不想来的，但是因为其它几个舅舅尽力周全，老人家还是来了，但是只送了100块钱，暗示不满。
当然，对于族亲也是要通知邀请。老家习俗有特点的是，对于娶媳妇，通知大家即可；对于嫁女儿，则在通知之外，对于血缘关系较近的族亲（一般是五代之内）提肉邀请，越亲近的亲属则可要求越多的肉。这个猪肉一般是由男方来出，所以在老家，吃肉是一件不小的开支，女方如果长在几百户的大村落，男方经常是将整只整只的猪都剖成两半往女方送。这里的含义是，女方嫁出后，族亲全部成为外婆家的人，而尊重外婆家的第一步就是送肉。
二，进厨下。请客吃饭必须要有饭菜桌椅的准备，这便是进厨下。准备和摆宴席的场所是自己家的房子或者正屋。老家除祠堂之外流行做正屋，不同于祠堂是一个姓氏的代表，正屋一般是一个同姓村操办事业的场所，但不一定每个村子都有能力建成。一般是这样的，饭菜原料一应由本家负责购买妥当，之前会请叔侄兄弟在本家吃饭，然后分配任务：桌椅的安排，礼簿的书写，饭菜的蒸煮和端菜等等，一般来说，本家之后是放手不管的，只需要站着迎接客人就可以了。头天晚上，要安排族亲进厨下，有正屋的进正屋，没正屋在自己家，进来的族亲可以要求多少酒肉供自己吃喝，当天晚上便吃喝完毕，第二天正式做事。这次表妹出嫁，却有几个困难：一是人手不够，落后的村子留不住先富的人，青壮年很多外出打工不会，厨房帮忙的人总共才有四五个人，所以舅妈不得不亲自上阵；二是安排不周，五个人完成八桌饭毫无困难，以往是一切靠自觉，但是有人并没有尽心尽力，之前大家已经预料到但是没有把任务安排细致，现场又没有一个权威有头脑的人可以统筹，我们家作为外亲本来是只用送礼吃饭，却也不得不参加到现场劳动中。
三，分位。分位就是将外婆家的人置于上座，有时综合考虑来者的辈分、年龄、声望等等。在传统村落，分位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大家庭里外婆家有几代，各代之中又有大小，加上以前女性地位低，抱养、童养媳、改嫁等等复杂情况一掺杂便很难分清次序。分座词一般由几句吉祥话+客套话+分座结果组成，要讲究文采，分座人要在几十人上百人面前大方得体，字正腔圆念出，这很体现一个村子的教化程度，老家某人十几岁便能能妥帖分位的人便会传为美谈。表妹出家这次分座并不难，因为只需要将舅公分为一座，将舅妈的父亲置于二座便可。去年奶奶过世就比较复杂，因为奶奶的母亲改嫁一次，这边的外婆家就有两方，每年拜年父亲几兄弟分工去拜，往来都很好，两方如何分上下就成问题。加上伯母、母亲、三婶方面的亲属，要各自就位。
在我长大的B村，这些慢慢都改了，所谓“做事业”都已经变得毫无难度。听父亲说，放在十几年前，很多老家移民还是沿袭祖制，但是却发现竟然没人会分位，紧急中都打破规矩请不同姓的父亲去救场。到现在比如我上大学，只需要请客，然后往酒店带就可以了，酒店也不用分位，坐定即吃，吃完即走。而在老家的那些村子，“做事业”越来越成为令人头疼的问题。
首先，问题出在做事业所需要的两种人身上——吃苦耐劳的人和权威有决断的人。长辈经常感慨，年轻一代太懒，看见事情不知道主动去做；体力又不好，挑不起担子背不动包，一个人的活要两个人干，所以进厨下基本还是四十岁以上的一代在做。而权威性的人物能在大家手忙脚乱的时候镇定自若，然后妥善安排，其他人都能服从。可是老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智力或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基本都外出，乡间能说话做主的老人又高龄，不可能从事厨下事务。
其次，人口迁徙带来困境。这些年老家和广大农村地区一样，几乎所有能出去的人都外出打工，平时在老家的人本来就不多，舅舅家的这个村子平时在家的基本就是老弱人群，很多人赚了钱都会迁出，距离远了关系自然会淡化，所以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请客吃饭聚不齐人，甚至摆在堂前的四把高椅都难以分全。本来乡下往来是家庭与家庭间的关系维持，如果说是正屋、祠堂落成或大型祭祖，一个家庭必须派人参加，诸如此类，老家称为“扛门庭”。去年我奶奶过世，本来三个舅舅都在外务工，外婆年高，单独过来显得不够重视，于是三个舅舅协商后让大舅回来，费用三兄弟平摊。
再次，传统的人情观念和往来实践正在受到质疑。老家的人开始意识到，传统的人情太过繁杂，尤其在年轻人和外迁人的影响下，觉得这样复杂的礼俗和频繁的走动实在没有效率。由于计划生育，所以我们这代人的孩子数量很不一致，比如族亲间，有人有四五个子女，有人却只有一个，这样互相帮忙并不能对等，每人心里都有小算盘，这样的人情往来既复杂又不平衡，则越来越让人怀疑其合理性。
最后，以上习俗的关键点——外婆家的崇高地位——也在接受挑战。在老家有两句民谚：“外婆家的狗都是大的”，“外孙中举，外婆家的风水”。这个传统从何而来的不得而知，但除老家外确实除老家外很少有这个倾向。现如今，这个传统正在受到挑战，不管是我们这种外迁人口，还是打工外出的人，慢慢接受了除年龄、辈分、外婆家与否外的地位区分根据，如金钱、级别、权力、社会声望等等；因此分位要么干脆废止，要么更加综合化，而这两者，在老家固守祖制的长辈看来，都意味着不庄重，从而进行“争礼”（认为对方不懂礼节，怠慢自己而于主家争执），在年轻一代看来，这样固执不同变通的人恰是麻烦的起源，于是龃龉渐生。
其实很多人对这个问题都有觉察，解决方法随之产生。为了解决进厨下的人情纠葛的纷繁复杂，县里有了提供宴席一条龙服务的团队，他们以一桌400元左右的价格受雇，开着一辆小型的载货卡车在乡间的小路盘旋，桌椅、饭菜等问题都可以专业解决，职业性的操作高效便利，颇受老家人的青睐。但是问题是，到我外婆家这样偏远的农村，要请来这样的团队要付出与原来成本不成比例的路费，而且一般400元一桌的饭菜质量远远不如原来的自己做的，换言之，是同质量的饭菜需要的成本要高得多。另外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在传统习制上加以创新改良，老家的很多长辈都在试图确立新的礼制标准，以金钱补贴等方法来弥合人情往来的不平衡，但是宗祠虽已重建，涣散的人心却已经聚不拢，建议只能定格成建议而已。
细细想来，老家所谓的“事业”二字其实意味深长。在老家还未经世变的时候，乡民昼出耕田夜绩麻，不管千万里外的皇帝和文人如何宣称农为国本，他们在大地的劳动不过是为了生存，除了极少数才智过人的读书人，绝大部分人根本与“经纶事务，光宗耀祖”这样一般意义上的“事业”毫无关系。但是，老家语境下的“事业”，是一个宽阔的舞台：调度者从容，厨下者精干，分位者的大方妥帖，陪客者小心谨慎，迎宾者持礼有度，端菜者细密无缺，平时看似同质的乡民有了难得的系统合理的分工。无论是女儿出嫁，儿子迎亲，老人过世，或是小儿满岁，新屋建成，乡人都会讲究两个字：体面。而这，恰与平时农民的“不讲就”成了反差。孔颖达说“所营谓之事，事成谓之业”，老家的“事业”便是一次又一次的“营”与“成”，虽然，无关乎惊天动地的光荣与梦想。
在以前的世世代代，为“做事业”而劳作的人会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获得极佳的回馈。厨下人可以大快朵颐，分位迎宾等人都可以拿到烟酒之类的奖赠，而且才能卓著者会传遍乡里。对来客来说，宴席恰是一个交流的平台，从小听长辈们聊天，他们最大的乐趣便是对各家亲戚人员的的梳理，若干兄弟姐妹儿女一一道来，有时甚至及于其他村庄的所有家庭。这样的好处是，互通有无的机会变得广大很多，大到子女说亲，小到器材修缮，哪个村子有哪些人适合便可以扳手指数清楚。
《易坤》讲：“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老家的大喜大悲，在价值层面上，由传统礼程体现，在物质层面，由群聚吃喝体现。前者恰好表现了村庄或宗族内部夫人“通理正位”，后者恰是体现与其他人的和畅联系，这些人包括了五代之外的族亲、同乡异姓的乡人，尤其还有母系亲属即“外婆家的人”。宗族内部章法有度，外部往来不绝，这样的稳定而不失灵活的结构成了老家代代绵延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我这个移民的后代来说，时至今日故乡对我来说是仍是一个神秘而温暖的所在，也许也导致了我对“做事业”做了过度的解读。但是，我仍对斯土斯人的并无切身的感受。海子一辈子都在梦想，在五谷丰盛的村庄，安顿下来。外婆年近八旬，仍在古老的农村里扛着一个家庭的尊严；爷爷虽然迁出多年，心心念念的还是回到故乡。我不知道故乡是不是对“我从哪里来”的终极解答，但我希望是，因为，除此以外，我别无答案。
刘若愚要读圣人书，所以号召“做不尽家庭事业，且开怀丢在一边”。可是，老家的“事业”难题在如今的时代变局中如何解决，有识之士可不能“开怀一丢”呀！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本科生）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新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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