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杭州市西湖区骆家庄为个案的研究
【摘要】骆家庄因城市近郊村而成为城市化的先行者。在“后城市化时代”里，它非但没有“终结”，而且重建成为活力充盈的新型生活共同体。此种现象说明，被时代卷入城市化进程的村庄，内部蕴含着传承、重生和绵延的巨大能量，非但不会轻易“终结”，更可以有机更新式的重建而“成长”；文化因其传承、凝聚、治理等多重功能，在共同体构建中具有凝聚精神内核、重构规则秩序、优化公共空间等多重效用；“人的城市化”具有丰富的内在结构层次，在物质生活层面不断实现“城市化”的同时，文化传统和精神层面的“城市化”绝非唯一方向，需要重视乡村文化反哺城市的功能，摈弃由乡而城的线性文化发展观，建设城乡互动、融合的新型文化形态，为构筑基层社会的价值认同提供坚实基础。
【关键词】城市化；村庄共同体；骆家庄；城市文化；农村文化；文化发展观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国范围内，都有一批位于城市近郊的村落以地理之近，在城市化进程中率先成为新型城市社区。骆家庄即为其中之一。1992年以前的骆家庄，是杭州西部郊区的一个村落，地处西溪湿地，阡陌纵横，水网密布，农户散居于农田、竹林、桑园、鱼塘、柿树和芦苇之中，辛勤耕耘劳作于自然山水间。1992年土地征用、1999年撤村建居、2003年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骆家庄从乡村转型为城市社区、从乡村集体经济转型为股份经济体制，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变。目前，523户、2565人的骆家庄，经规划，以“城中村”的形态集中居住，分为东苑、西苑（分为一区、二区、三区）四个集中居住点，隶属西湖区文新街道。住宅用地之外，尚有集体留用地70亩，建成一个农贸市场、一个西溪科创园、一个健康产业街区和一个创业街。此即为本文所论骆家庄之地理范围和建制实体。
骆家庄这个古老悠久的江南水乡村落，在狂飙突进的城市化外力作用下，在极短的时间内极速转型成为城市社区，其转型过程、所受挫折、艰难磨砺、期盼向往以及生活重建的努力，在今天中国的城市化时代潮流里，具有显而易见的普遍性。作为农村城市化的先行者，骆家庄以其城市化之后的现实状况，为我们提供了“后城市化时代”村落与村民在城市中的真实生活场景，可以由此反观和检视正在进行中的城市化浪潮。其间，骆家庄人对乡村传统的怀念、对城市文明的向往、对重建新型生活共同体的期盼、困惑和努力，特别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后城市化时代”共同体重建的“骆家庄之问”
骆家庄因城市化而撤村建居，由乡村转型为城市社区。但是近20年来，对骆家庄人而言，“村庄”仍然是他们心目中不变的家园，是他们面对城市化外力冲击时的天然依赖之所和支撑力量。他们以“骆家庄”的名义同进退、共荣辱，在不同时期的骆家庄居委会、骆家庄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带领下，跨过了告别乡村、走向城市的重重困境，带着“相关何处”的困惑和执着追求重建家园，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新型生活“共同体”。
我们从研究中观察到，骆家庄至今为止的“重建”，是一种立足于维系和强化骆家庄这个“共同体”愿景上的全方位的家园重建，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例如，在社会生活上，逐渐落实了骆家庄人的居住、户籍、社保、就学、就医等物质层面的城市生活保障。在经济发展上，完成了集体经济向股份制经济的转型，特别是2005年以来，以“共同富裕”为导向、以解决问题为抓手，探索转型升级之路，通过提升商业街区功能、高规格建设科创园、发展文化产业、凝聚骆商等举措，实现了经济建设的快速增长。骆家庄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收入，从2005年的501万元，增长到2015年的8000余万元。
骆家庄以原有村庄格局为基础维系和强化“共同体”的实践业绩、特别是其规划中的未来发展愿景，对一个村庄在城市化中的境遇和前景，提出了众多问题。
第一，关于乡村“城市化”的目标要求。如果说乡村的“城市化”是指村庄“化”为城市社区，村民“化”为市民，以个体身份完全融入原子化的城市社会、融入现代城市文明的大共同体中，那么骆家庄一意维系甚至强化“骆家庄”这个“共同体”的必要性与意义何在？一个立足原有村庄格局的经济、社会、文化全方位重建的骆家庄共同体，是否符合目前理论上既定的“城市化”方向？是否有违既定的“城市化”的本意？
第二，关于城市化进程中的“村落的终结”。在学界有关乡村社会、城市化、城中村等研究中，城市化进程中的村落命运，一直是被关注的热点。研究者们通过对城中村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启示性的见解。其中，“村落的终结”是一个不断被提及、被论证、被探讨的主题，虽然“终结”的方式和路径不一，但“终结”则被认作为是其命定的归宿。这种观点也曾经是笔者对骆家庄此类城中村命运的认识。
但是，从骆家庄的目前情形来看，“村落”非但没有“终结”，而且在原有的村庄格局上，立足城市，锐意进取，重建了一个自成一体的新的骆家庄“共同体”。这种现状让我们自然想到，在城市化的境遇里，类似骆家庄这样的近郊村，在“终结”的命运之外，是否还有通过“有机更新”等更为合理的制度安排而获得重建的命运与发展前景？如果有，则其重建的方向、目标和方式，又将如何把握和实施？
第三，关于文化传统和精神世界层面的“人的城市化”。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先行者，随着物质层面“人的城市化”问题的不断落实，文化传统与精神世界层面“人的城市化”的困惑在骆家庄愈益呈现，既困扰着正在经历社会转型的当事人，也引起笔者的思考和探索：物质层面的变化容易适应，而文化与精神层面的困境往往难以打破。传统乡村文脉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湮灭于城市文明，还是以独特的传统能量影响城市文明？老传统、旧经验渐行渐远，能否释怀？当下生活纷繁多样，怎般应对？是特立独行地坚守自我以示“乡土风”，还是融会新知地包容前行展现“时代性”？具体如何践行？标准怎么把握？种种的疑问，是骆家庄人难以释怀的精神之惑，其间包含了对以往田园家居岁月的回忆和念想、对当下身在何处的迷茫和感怀、对未来理想生活的追问和探寻。
从实际的情形来看，乡村文脉不但得到骆家庄人的固守，而且开始影响周边城市社区。并且随着近年来的传统文化复兴之势，影响愈益显著。其间的良莠并存需要我们取精华、剔糟粕，但更重要的在于它给我们的启示：在人的文化传统和精神世界层面，是不是只有“乡村化向城市”这一条单向路径？
以上起因于撤村建居后追寻“乡关何处”的“骆家庄之问”，就其实质而言，乃是骆家庄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共同体”如何与外部世界相处的问题，亦即如何看待和处理卷入城市化潮流的村庄与其面对的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
二、骆家庄新型共同体整体内涵中的双向特质
实际上，在经历了撤村建居、股份制改造后，除了集体经济的股份分红与城中村的集中居住方式之外，骆家庄可以维系其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性、经济性的资源、机制和力量，已经十分有限。在经济生活上，村内集体经济由合作社董事会负责经营事务，村民以股民的身份领取分红；在村民的经济收入中，集体经济分红并非主要收入来源，各家以房屋出租、社会就业、外出打工、企业经营等方式各自谋生。在社会管理上，骆家庄并非独立社区，作为骆家庄管理者的合作社，其性质是股份制企业，职责是负责经营骆家庄留存的集体经济，没有社区事务管理的权限和职责，与街道之间不存在垂直的行政隶属关系。在居住形式上，许多村民都在村外购有住房，并不住在村内，地缘性的社会联结已被打破。在社会关系上，虽然亲属关系基本一仍其旧，但也因生产、生活方式之变而逐渐淡漠，新生代之间的交往则更为疏离。总而言之，撤村建居、特别是股份制改造后的骆家庄人，随着户籍、社保、就业、就学等城市生活必备条件的逐渐落实，便具有了与其他城市居民一样的身份，就是一个“城里人”；“城中村”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只是以“城市排屋”甚至“独栋”为特征的居住形式，不同于一般城市社区的公寓，保留着鲜明的可辨识度。
因此，有关骆家庄的前景，在骆家庄内部也有不同的认识和做法。有的合作社管理者认为，合作社只是企业，只要经营好集体经济，保证股民分红即可，不必承担行政管理事务；有的则认为，从解决征用土地时的遗留问题，解决“城中村”产权以及中老年村民文化素质、教育背景、就业能力较差需要提供援助等几方面考虑，骆家庄需要一个“过渡”性的集体组织，但绝非长期行政管理机构；也有的认为骆家庄作为一个村庄的分化和消解是大势所趋，无需为此纠结，更不必着意挽回；不少村民们依靠房屋租金和外出打工自谋生路，与村庄的联系越来越少；有的则经营企业有方，搬出村外居住。总体上看，随着与城市交往的密切和深入，村民的外向度和村庄的凝聚力之间渐成反比。
笔者曾与合作社党委书记和董事长章忠平探讨过村庄的“终结”和骆家庄的“重建”问题，并了解他作为村庄共同体坚守者和立意重建者的个人思考，以及邀请我们课题组研究骆家庄历史与未来发展的意图。在章忠平看来，街道虽然不是合作社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但一直关注、关心骆家庄，把它视为实际上的下属单位，从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角度支持合作社对村庄加强管理。就他个人而言，首先是作为党委书记和董事长的职责所在，其次是出于对村庄与乡邻的责任感。然而，最重要的，乃是对往昔忠厚平和、和舟共济、礼尚往来等乡村美俗良序难以割舍的情感，对茶馆调解、长幼有序等乡村治理方式的崇信和怀念。他一直认为，在骆家庄的城市化转型中，需要寻求一条具有乡村内在传统的整体发展之路，他有心在骆家庄承续、重建这样一个乡村传统。但由于缺乏理论视野和知识储备，对这个传统只有感性的认知，却缺乏清晰认识，难以全面把握，无法厘清它与现代生活、城市文明的接榫之处。这便是他和合作社面对的现状，和决定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2013年至今，通过伴随、参与与研究，笔者直接参与了骆家庄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环境治理、文化礼堂建设、和美家园规划以及节庆活动、龙舟盛会、小舟竞渡等多项社区建设活动；又在有关骆家庄的大量的前尘往事、不同讲述、纷繁现状、利益诉求和观点表达中，钩沉出一个城市化进程中基于传统村落格局的“共同体”更新、重建和成长的初始轨迹。
骆家庄目前这种立足于经济、社会、文化全方位重建的作为，看似都是维系和强化骆家庄整体性“共同体”的努力，但实际上却可以分出两个层面来认识，就其内涵特征来看，具有方向相异的不同特质。
第一层面，指的是经济与社会层面的重建，它基本符合目前既定的“城市化”方向。骆家庄上述种种体现在社会管理上的重建努力，走向清晰，就是不断演变成为一个普通的城市社区，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体现在集体经济上的重建努力，路径明确，就是集体经济转型为现代股份制企业，如果这种转型推进顺利、不断完善、日益强大到一个规范的现代企业的话，必然会与目前承担的行政管理事务分化、或是剥离。它可以在“村庄”转型为“社区”的城市化轨迹之外，提供一个“村庄”转型为股份制企业的选项，却绝对不是骆家庄整体性“共同体”的同路人。因此，社会和经济的这两种走向和发展，已经完全脱离了乡村根基，在现代社会的框架下按照内在的发展逻辑和法则运行，进而达至物质层面的城市化。它们符合目前既定的“城市化”方向，具有“村落的终结”的性质。只是这种“终结”，不是消极的衰败、不是悲观的咏叹，而是积极的作为、有效的更新，是在旧生活的“终结”中重建并获得更美好的物质生活保障。
第二层面，则在于文化传统和精神世界。这是对笔者最有启发意义的领域，也是骆家庄“共同体”更新和重建中最有特色、最显成效之处。骆家庄人的日常生活中，存续着一个丰厚的乡村文化传统和驳杂的精神世界，古今相会、新旧相糅，乡村传统活力充盈，城市文化不断渗入，对周边城市区域的文化影响力慢慢呈现。它是骆家庄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是骆家庄人精神寄托的家园，是其“共同体”重建中唯一不能简单“化”入城市、具有独立存在价值的领域，不仅对骆家庄而言具有内生的合理性、真实的必要性，而且具有超越骆家庄自身命运的时代意义。
故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详加论述，以此探索“人的城市化”中文化传统和精神世界层面的现实处境和转型重建的求索之道。
三、乡村传统：绵密悠长的“共同体”文化之根
“重建”新型生活共同体的内生根柢，在于骆家庄积千年时光凝聚而成的乡村传统。
研究发现，虽然骆家庄脱离乡村生活已20余年，但在其日常生活中，“乡村”仍然是一个活着的传统，它并未随着物质生活的城市化而如风飘散，而是突显在节庆、民俗、礼仪、信仰、文娱等村民自在自得的精神文化生活领域，体现出根基深固、流绪遍布、乡风熏染等特点，成为骆家庄在精神层面的“人的城市化”中，不可忽视、必须直面的基本现实。
1.乡村文化传统根基深固
重阳敬老、端午龙舟、崇佛敬佛、民间戏曲以及舞龙、舞狮、打腰鼓等习俗、民艺、娱乐活动，是传统乡村社会的重要文化生活形式，在今天的骆家庄都有广泛的保留，表现活跃。特别是村中普遍存在的崇佛敬佛活动，让笔者感受到了乡村传统的根基深固，难以轻言移易。
骆家庄村民的宗教信仰，至今仍以佛教为主。据《乡关何处：骆家庄的历史、转型与重建研究》课题组[1]问卷调查显示，被调查的村民中91.4%信仰佛教、8.2%不信教、0.4%信仰其他宗教。93.1%的村民以各种形式参与寺庙活动，以春节时所占比例最高，为75.2%；此外为菩萨生日等节日占51.7%，超度亡灵念经占15.9%，经常去祭拜祈求的占11.0%。村里的增福庙、一方庙和三官堂，成为举行佛事活动的主要场所，灵隐寺、普陀山、九华山等佛教圣地，也是去得较多的地方。
古代中国有自成体系的村社庙宇制度，在基层乡村，往往是“村村皆有庙，无庙不成村”，由村民自发成立管理机构维持日常庙务。骆家庄村中的增福庙，即为此类村庙。村里还有100多位老年妇女从事为村民服务的佛事活动，自发组成自我管理的相应团队。笔者访谈过的一位73岁的老年妇女，就是一个30多人村民佛事服务团队的领头人。据她介绍，她们以12人为一组，从事的主要活动有每月初一、十五和菩萨生日时的念经拜佛，村中老人过世后的头七、三七、五七、六七和周年的念经超度，以及她们自己的日常修行。据这位老人说，村里请她们念经、做佛事的人家很多，以至于她需要用一个专门的本子记下各种预约。有时还忙不过来，需要她协调安排。[2]
土地神及其祭祀形式“社”，是最能体现传统社会“以农立国”特征的古老信仰习俗。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它至今仍在骆家庄得以保留。骆家庄早先的“社”，建立在自然村的基础上。土改后，自然村在行政建制上先后改为队和组。至今为止，骆家庄九个组仍旧按照原先自然村时期的地理位置，以“社”的形式分别归属于增福庙、一方庙、三官堂：三组、六组、七组、八组、九组和五联村的一个组，归属于增福庙；一组、二组则属于三官堂；四组、五组属于一方庙。各社均有“社头”，增福庙6个社的“社头”，都在庙的管委会中服务。村民去世后，家属各按“社”之所属到相应的庙里去上庙，做了“六七”以后，将牌位送到庙里。与以前不同的是，现在的牌位不是木制的，而是用信封封起来的纸制牌位，经老太太念经超度后焚烧，这样就表示这个人进了庙。据接受访谈的老人说，现在村里去世的人，都是这么做的。[3]
信仰习俗根深蒂固，但骆家庄人崇佛信佛的原因，也有新的变化。他们对菩萨的崇信一如既往，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祈求菩萨保佑的，不是升官发财，而是身体健康平安、生活美满幸福。不少老人都表示，现在日子好过了，钱差不多就行了，健康平安才是最重要的。在信仰之外，骆家庄人的事佛，也夹杂着众多不同的世俗考量，比如通过为村民提供有偿佛事服务获取相应报酬，丰富和充实自己的日常生活，锻炼身体[4]，和睦邻里和家庭关系[5]，获得减轻家务操持的理由，在村中获得存在感，提高文化水平，[6]等等。
2.乡村生活印迹流绪遍布
传统乡村的生活印迹，细致入微地体现在骆家庄日常生活的众多方面。撤村建居已近20年，虽然生活在市民身份和城市社区的组织架构下，骆家庄人却仍然一直以村民自居、相互认同；无论住到哪里，他们的厨房里总是供着灶王爷的塑像；本分、忠厚、孝顺是他们崇尚的价值观；乡邻有难，众人相助的风气依然[7]；长幼尊卑有序的社会意识和生活秩序，仍然存续。在我们的课题研究中，骆家庄老年协会是所有访谈、座谈以至稿件审阅的主体，合作社党委和董事会对老年协会表现出充分的尊重、信任和依赖。
大规模的集体性民俗节庆活动，是乡村文化传统的重要形式。骆家庄虽然离开了原来农田、水塘、桑园、竹林的自然环境，以“城中村”的形式集中居住于城区，但仍然位于西溪湿地边缘，在其居住地之西，特别是原来的集体留用地一带，即濒临紫金港河。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骆家庄留住了一份水乡脉息和一片传承水乡民俗文化的空间。
端午节的划龙舟和村民聚餐活动，是骆家庄全村老少一般不会缺席的村民集聚日和继承村庄文脉的象征仪式，年年雷打不动。本课题组所做问卷调查显示，在划龙舟的参与度上，有84.3%的村民认为端午参加划龙舟是头等大事，每次都参与，有10.4%的村民认为有空就参加，3.7%的村民认为自己会偶尔参加，只有1.6%的村民表示从来不会参加。在对划龙舟活动性质的认识上，认为是一种娱乐活动的人数比例占3.7%，认为是一种节日活动的占30.3%，认为是一种村民生活中的重大活动的占44.0%，认为是骆家庄集体象征的占21.9%。由此可见，端午划龙舟活动在骆家庄有广泛的影响力、认可度和参与度，村民们普遍认为划龙舟并非只是单纯的娱乐，而是重要的村庄节日和集体活动，具有村庄集体精神的象征意义。
从集体性的村庄共同体认同角度来看，在骆家庄，端午节的意义甚至超过中国人最为看重的春节。骆家庄青年陆伟康就认为，端午比过年“还要热闹，人的聚集度更高。过年的话主要还是亲戚跟亲戚之间的联络。划龙舟活动的时候是整个组一起活动和吃饭的，一个组里面不可能全部都是你的亲戚吧。”[8]
3.生活中的乡风熏染与传承
随着杭州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规模向周边郊区的快速推进，骆家庄已然成为杭州城西的中心地带，村民的生活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也不断地转换为城市模式。村里的不少中青年人，通过就学、就业、婚姻以及离村在外居住等方式[9]，脱离了村里的居住区域。如此，则骆家庄的乡村文脉，是否就会因此而断裂、失传呢？
生活中的乡风传承与熏染随处可见。就居住形式而言，因村民多在近村之地购买商品房的地近之便，“离村不离家”成为骆家庄的一个特点。在外购房居住的成年子女，都时常回村探望父母或不定期地共同生活，不少孙辈则与爷爷奶奶同住，于日常生活中接受老一辈有关规矩、礼节、习俗和价值评判的言传身教。[10]近年来，不少村民因照顾老人小孩、管理出租房、依恋熟悉的邻里关系、方便与董事会和服务站联系、享受文化礼堂提供的健身娱乐服务等原因，重新搬回村内居住。如此种种，既是日常生活的需要，也是对乡土文化情感和生活传统的回归。
如前所述，端午划龙舟是骆家庄集体生活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课题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骆家庄关注龙舟活动的人群，中年人的比例为38.1%，青年人比例为29.5%，小孩比例为9.0%，中青少年对村庄龙舟传统的关注率达到76.6%，占据绝对优势，表明作为传统节日的端午划龙舟，并非只是老年人热衷的活动。
端午节中，与划龙舟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端午集体聚餐。在端午龙舟盛会那天的中午和晚上，村民们以组为单位、或细分为以龙舟为单位[11]，集体筹款、集体买菜，聘请专业厨师，带着大灶台、大锅、蒸架、蒸笼等全套用具，各自寻找村里的露天空地，搭棚摆桌，举行数十户、上百人、几十桌的集体聚餐活动。届时，村内各地十分热闹，全村老少除个别特殊情况外，都兴高采烈地济济一堂，畅饮餐叙。至今为止，年年如此。这场聚餐，对骆家庄人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龙舟之后晚上吃饭，大大小小都来了，这样大家关系就拉近了。一个呢提供一个机会，一个呢就是说认门了。大家说姓陆的啊，都姓陆的。”[12]
村里的增福庙也是传递和传承乡村文化的生活平台。庙里在重要的节庆、节气和菩萨生日等日子里，都会向村民免费提供立夏饭、腊八粥和汤团等民俗食物和香烛。村民们便会携儿带女地前往，领受食物，体验民俗，烧香拜佛，祈福求平安。据增福庙管委会的老人介绍，2015年除夕夜，庙里通宵开门接待村民敬香，免费提供汤团以示团圆祝福。那晚，他一人就煮了60包汤团，以每包40只、每碗6只计算，就有400碗之多。[13]
综上所述，可见撤村建居至今已近20年的骆家庄，原有的村落形制已然消解，城市生活的各种制度安排也已逐步落实，而村民们基于乡村文化传统的的观念、意识、习俗、行为和深层次的社会关系网络，却没有“终结”，它们在新的环境里调适涵化，自在生发，顽强延续。
四、文化治理：“共同体”建构的有效路径
物质生活层面的快速城市化与精神文化层面乡村传统根基深固、活力充盈的现象，物质生活水平的日渐提升与精神文化生活的形态守旧、需求难以满足的矛盾，使得骆家庄在“共同体”重建的方向和着力点上，自然而然地指向了精神文化领域。为此，合作社殚精竭虑、多方筹措，对村民传统乡土文化情结的尊重、对乡村文化传统和本村历史文化资源的传承、对城市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学习和汲取、对政府文化建设要求的主动对接，成为其“共同体”重建的精神导向、重要方式和有效路径，体现出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其间，文化以其传承、凝聚、治理的多重功能，呈现出它在共同体构建中的多重效用。
1.提供优质资源，凝聚精神内核
记忆中的乡村传统和骆家庄以往的优质乡土文化资源，不但是村民们的念想，也是领导者的“乡愁”。他们顺应村民的精神需求，常态化、多元化地开展各种有特色、有品质、有意义的群众性乡土文化特色活动。例如，在文化礼堂重现旧时骆家庄居民喜爱的茶馆、社戏、越剧等休闲娱乐方式；举行重阳联欢、重阳晚宴，传递传统敬老美德；恢复骆家庄已有400余年历史的小舟制作工艺，申报市级非遗项目，开展“小舟竞渡”系列活动，自发保护紫金港母亲河；邀请专家学者深入挖掘骆家庄的乡土文脉，梳理村庄历史。“让高水准高品质的文化与教育，提升骆家庄人的精神长相”[14]。
前面提到的带有村庄共同体认同意义的端午龙舟盛会，既是村庄传统的延续，更是合作社党委主动积极复兴龙舟文化的结果。早在2006年5月，合作社“为了弘扬和继承传统民族文化，发扬团队合作精神，充分展示骆家庄、五联、登云圩三个村的民俗风情和精神面貌，共建和谐文新”[15]，联手五联股份经济合作社、登云圩社区组织了在紫金港河道的“龙舟盛会”，目的是增强三个村的村与村、组与组、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全面体现团结、和谐的人文精神和新面貌。活动中，合作社以披红的方式为到现场的每只龙舟奖励2000元。
此后，合作社根据村民对龙舟活动的积极响应，坚持每年一次组织村里的龙舟活动，从人员组织、龙舟制作、经费补贴、安全保障、精神凝聚等各个方面予以切实支持。在龙舟制作上，合作社出资13万，建成一艘“满天装”龙舟，为老年协会所用，成为村里龙舟中的“旗舰”；同时还积极壮大龙舟阵容，将全村的龙舟从原先的11艘发展到今天的32艘。在经费补贴上，合作社以披红的方式，每次奖励每只参加活动的龙舟一万元，用于包括端午聚餐在内的开销。几年下来，传承与创新兼容并蓄的龙舟文化，逐渐稳定为骆家庄的集体性常规活动；从乡土传统和村民共识中提炼出来的“拼搏、竞争、合作、和谐”的龙舟精神，逐渐成为受到村民认可的“村庄精神”。源于乡土传统、扎根村民生活、融会时代新知的龙舟盛会，在活泼、热闹、祥和的氛围里自然生发，成为家园重构的精神导向。
2.重构规则秩序，稳固内部环境
“土地征用”“撤村建居”“建立股份经济合作社”，以渐进式的步步推进，完成了骆家庄从村民到市民、从乡村到社区、从小农经济到股份制企业的转型，也使得原先的乡村生活秩序随之消解。在完全迥异于以往田园水乡的“城中村”里如何自处、在相对逼仄的空间里如何为邻、在繁华的大都市里如何生活，都需要新的规则以供遵循，新的秩序以为引领。合作社从日常生活层面的家风、习俗、礼仪、手艺等文化事项着手，尝试新规则、新秩序的逐步建构。
“和谐之星”评比是一项涵盖全村、带有建构秩序框架意义的活动。评比涉及“快乐少年”“有为青年”“贤惠媳妇”和“慈祥老人”四个层面，关涉老中青少四代，目标指向是树立“孝老爱亲、邻里互助、遵纪守法”的文明新风，增强村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此外，则在日常生活的事事处处精心布局，用心培植。例如在知识能力的培育上，邀请专家上党课，讲解各种方针政策、特别是新时期的惠民政策；定期邀请养生专家举办养生讲座，为居民讲解禁烟、防病和四季养生等健康知识。在就业能力提升上，建立志愿服务、科技知识、司法调解进文化礼堂等机制，架起村民和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沟通桥梁，增强村民向外就业谋生的能力。在村务管理上，在文化礼堂建立大事通报、村官述职、村民选举等制度，设立村民“议事堂”，使文化礼堂成为村民议事集会和协商解决邻里纠纷的重要场所，增强村民的自治能力，培养自我管理的民主意识。在文明素质上，设计和开展少儿“入学礼”、表彰每年三好学生和高考优秀生的“星光颁奖礼”、重阳敬老礼等系列人生礼仪和岁时节庆中的礼仪活动；讲解个人文明礼仪和城市生活规则，提升村民素质和修养；联合浙江省曲艺家协会于村中设立创作基地，为村民提供高规格的文化大餐，丰富文娱生活。在手艺传承上，开办寒暑假期免费手工技艺培训课堂。在社区相处上，与兄弟社区开展文化走亲等交流互动，促进交往，密切关系。
凡此种种，通过美德扬正气、传承留记忆、活动聚民心、惠民树新风、议事聚民智等活动，在日常生活中建构新的共同体规则和生活秩序，给予村民安全感，于潜移默化中提升村民的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构筑稳定的内部生活环境，为村民面向外部世界的探寻和适应城市生活提供稳固的基础性支撑。
英国学者布朗认为：“文化的整体功能就是把个人团结到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即团结到群体的稳定体系中，这种体系决定和规制着个人相互之间的关系，建立对物质环境的外部适应和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内部适应，从而使有秩序的社会生活成为可能。”[16]这种“使有秩序的社会生活成为可能”的文化功能，就是文化所有的社会治理功能。就因外力冲击而家园消解、茫然面对新世界的骆家庄村民而言，合作社在骆家庄新文化建设上的着意有为，不仅是精神抚慰，更是秩序建构，以此获得村庄稳定和内部治理的良好效应。
3.优化公共空间，提升生活品质
2013年，浙江在全省农村开展建设文化礼堂试点工作。骆家庄作为城市社区，不在政府的试点建设范围之内，上级主管部门也没有建设要求。骆家庄却闻风而动，利用集体经济实力和合作社的组织保障，在服务大楼中腾出两个楼层高标准建设骆家庄“文化礼堂”。其建设初衷之一，就是“文化礼堂”与他们原本就有的承接乡土社会时期骆家庄茶馆调解纠纷、交流信息、闲谈聚会等功能的设想一致，可以营建起一个适合于全体村民共同拥有和参与的村庄公共空间，“为村民提供筹办红白喜事、看大戏、看电影的场所，为民间艺术提供传承阵地，为民间艺人提供展示舞台，为文体爱好者提供交流平台，为政策宣讲和科学知识普及提供讲台”[17]。文化礼堂建成后，随着各项活动的开展，不但成为村中老年人消闲娱乐、村民议事的场所，还受到居住村外的骆家庄年轻人的欢迎，他们因此而增加了回村的次数，在文化礼堂里健身、交流，密切了与村庄的日常联系。
现在，随着骆家庄总体布局的调整，一幢新的村务综合体大楼已近完工。在其规划布局中，文化礼堂同样是重点所在。我们课题组参与了这座新的名为“骆家庄文化礼堂”的设计和布展：一楼的“和美堂”为村民提供举办村民股民大会、红白喜事、歌舞表演[18]、民俗节庆等活动的大型场所；社区服务站则是村民们办理各种事务的综合服务平台。二楼特设“崇德堂”，举办各种礼仪、学习、讲座，是村民精神家园的“核心”之地；“展示馆”用实物、图片等形式展示村庄历史、文化传承、时代转型、重建之路、未来愿景；“健身房”以齐全的健身设备为村民提供健身服务；“日新轩”是书吧和咖啡吧的合体，为村民提供借阅浏览书籍报刊的方便；“骆商汇”则为村内外的创意、创业者提供交流、洽谈的场所。三楼还特设“专家室”，为帮助骆家庄发展的专家学者提供活动场所。另外，还为老人特设了活动室。所以这些，共同构成了骆家庄“小共同体”的文化枢纽。可以预期的是，“骆家庄文化礼堂”的建成，将给骆家庄人带来更为丰富、多样和充实的文化活动空间，极大地提升他们的日常生活品质。例如骆家庄人最为重视、合作社最为看重的端午聚餐，就可以一改以往各组分别寻找空地露天搭棚的分散形式，而相对集中于文化礼堂及其周边区域，真正实现全村欢聚一堂的愿望。这也是骆家庄建设这座新文化礼堂的重要原因之一。
4.骆家庄“共同体”的文化特质和意义
骆家庄在时代变迁的过程里、在外力影响的境遇里，不断适应新环境、调整新策略、吸取新元素，以新的形式进行新的建构。他们在琐碎绵长的日常生活里细致坚韧地接续传承着乡村的传统、虔诚谦恭地学习接受着城市文化的熏陶，作出了有关村庄新型“共同体”的重建努力。这里，既有对上级部门工作意图的主动对接和着力贯彻，也有基于本地文化传统和文化资源特色的考虑和安排，呈现出丰富多元的文化要素叠加，从大的类型来看，确然不离大小两个文化传统的层次。一方面，是骆家庄对接政府要求、走向城市文化、现代文明的清晰轨迹，这种轨迹既是时代环境的必然趋势，也是骆家庄在“撤村建居”时代命运中的主动作为；另一方面，则蕴含着丰富的乡土文化元素，是一条以“大力推动原生文化挖掘与建设”为基础的“内生性文化发展之路”[19]，它既是合作社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和乡村特色资源凝聚人心的工作策略，也是骆家庄精神文化生活多重面向的整合和自我认同。上述两个方面的结合，共同构筑起了骆家庄这个新型“共同体”的文化特质。今天来看，这样一个熔铸了村庄历史、家园记忆、乡土情谊和城市文化、现代文明的丰富饱满的骆家庄生活新形态，生气勃勃，活力充沛，充分体现出文化价值认同对于一个共同体建构的重要作用。
骆家庄的经历和实践，不仅是它自身在转型路上与时俱进、重建升华的成果，而且向我们昭示了一种具有普遍可能的意义：在城市化带来的转型中，传统村落可以通过重建而以上述这样一种精神文化共同体的方式在城市之中生存。被时代席卷而入城市化进程中的村落，内部蕴含着传承、新生和绵延的巨大能量，它们的命运，不但不会轻易“终结”，还有可能以有机更新式的“重建”而“成长”。其中的能量，既有行政推动等外力相助的作用，也来自于乡村文化传统自身的潜在动力，更得力于村庄精英和村民们的家园意识、淳朴情感和不懈努力。以骆家庄目前的情形来看，这种转型中的“成长”，成果初显，长路漫漫，其情可嘉，其效可待。
五、价值超越：在乡村文化反哺城市中构建当代新型文化形态
骆家庄通过文化治理重建“共同体”的实践成果，还有远远超越于村庄自身命运的价值。
新型城市化发展理念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笔者认为，“人的城市化”具有丰富的内在结构层次。就物质生活和待遇层面的“城市化”而言，其方向不容置疑；但就文化传统和人的精神世界而言，“城市化”一语并不完全恰当，也难以真正做到。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与乡村社会相比优势明显。然而，文化的多样性特征、城市文化的多元异质性，特别是高节奏、高能耗、高污染、高成本的城市生活模式和人们在文化归属上的无根、空壳、冷漠之感，也促使我们反思城市文化的不足。具体到“人的城市化”，其所面临的问题是：让数以亿计的村民轻率舍弃绵密深厚的乡村文脉，舍弃智慧充盈、厚重灿烂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一头“化”入以西方文化模式为主、已然备受质疑的城市文化之中，是不是好的选择？我们能否做到彻底改变如此巨大的进入城市的乡村人群的乡村文化基因？
在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主导和工业文明鼎盛的氛围里受到质疑否定的中国传统乡村文化，随着后工业化时期的到来，其中的合理内涵开始得到重新估价，例如契合于生态文明的乡村价值，低能耗、低成本的乡村生活方式，道德教化、家族维持、民间调解的乡村秩序等等。乡村是中国文化的原生地，也是传统文化的集聚地，至今深藏和传承着形态纯正、特色浓郁的中华文明要素。对此，城市化既可能是破坏的力量，也可以成为重建和创新的契机，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做。
乡村文化的价值，并非仅仅来自形而上的乡恋乡愁，而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解决过度城市化危机的现实需求中。欧美出现的城镇转型、社区支持型农业、城市农业等运动，我国撤村建居社区对乡村生活的念念不忘和自觉传承，形式不同，本质无异，都是人们在城市化过程中对人与自然和谐、工业与农业交融、城市与乡村共荣的追求，体现出以有根、有机、有情为目标，构建城乡互动互惠的新型文化形态的努力。此种情形，既是时势使然，也是历史逻辑。
英国托特尼斯小镇的城镇转型是一种“有根化”的努力。它针对工业化、城市化生活的气候、能源危机，以“永续农业”为理念，倡导重建本地生态复原力、建构扎根本土的可持续生活方式和文化系统，鼓励各社区摸索出因地制宜的的方式以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对化石燃料供应链的依赖性，唤醒地方民众对于可持续生活方式的意识、建设当地在可见未来的“生态复原力”。转型运动已在全世界数百个地区展开，此镇也被美国《时代》杂志称为“新时代时尚之都”。[20]
盛行于美国的社区支持型农业（CSA）是一种“有机化”的努力。它鼓励农户采取有机农耕方式善待土地、市民下乡开设小型有机农场，使人们近距离接触绿色土地，感恩自然，放松身心，体现的是农村对城市的哺育、农业对城市的支持、农耕文明对城市心灵的滋润，城乡由此有机关联、和谐共荣。[21]
类似于骆家庄这样的撤村建居社区是我国城市化的先行者，其当下生活是村庄社区化、村民市民化后的实情呈现。在这些社区，外在的文化形式易变，内在的文化情感难改。他们对传统的守望和传承，是一种“有情化”的努力。这种努力不但为其自身提供面对外力冲击时的内在支撑，也对其周边的城市社区产生文化反哺。在端午节简化到几乎只有粽子的城市里，骆家庄草根型、乡土味、原生态的龙舟盛会活动，情意真切，活力十足，吸引大批城市居民观赏参与，为城市节日带来乡土情谊、公共娱乐和“拼搏、竞争、合作、和谐”精神的形象感召力。此外骆家庄舞龙舞狮队、越剧社、太极拳队等面向公众的公共演出等，也都呈现出乡村文化反哺城市精神生活的良好效应。在目前新建的骆家庄文化礼堂里布展的水乡风貌、龙舟传统和制作技艺、水乡小舟的申遗故事等等，都将对外公开免费开放，成为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机组成部分。
积极探索具有乡土本色“根柢”、城乡互动“机理”和中国人文“情意”的新型文化形态，是城市化进程中保护乡村文化、更新城市文化、丰富精神世界、滋润人类情感的可行途径。骆家庄现象说明，村落物质形态的终结，并不等于乡村文化的终结；骆家庄在传承传播乡村文化，学习吸取城市文化，共建城乡反哺、互动、融合的新型文化形态上的尝试和经验，不但证明在物质层面的“人的城市化”不断落实完成的同时、文化传统和精神层面的“人的城市化”绝非唯一可行的方向，也证明了乡村文化具有反哺城市的功能和价值，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新型文化发展的可行方向。在今天偏面强调城市文明价值的现实里，犹其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上述有关骆家庄在“后城市化时代”当下生活的个案研究，描述了此类村庄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转型”与基于“有机更新”的“重建”实态，揭示出文化传统和精神世界层面“人的城市化”中存在的问题和对解决之道的求索探析。笔者认为，其意义既相关于骆家庄的自身重建与发展；也相关于各级政府切实了解城市化进程中“人的城市化”的真实情景、决策城乡文化建设的推进方向；更相关于学界切实回应现实生活的理论需求，真正深入基层社会，研讨中国乡村的当代命运，思考乡村文化的当代价值，并由此摈弃由乡而城的线性文化发展观，合力共建城乡互动、融合、反哺的新型文化形态，为构筑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认同提供坚实的生活基础。
注释：
[1]2013年至今，笔者带领《乡关何处：骆家庄的历史、转型与重建研究》课题组开展相关研究，撰成近50万字研究专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
[2]受访者为骆家庄村民陆法子，访谈人为笔者。
[3]受访者为骆家庄村民陈学政，访谈人为笔者。
[4]例如，“这个多拜佛也是锻炼身体呀，跟做操一样的。拜跟锻炼身体一样的，12拜拜好，再拜48拜，加起来也有60拜了，拜好就肯定热起来了，所以也是锻炼身体，别人以为信佛就不锻炼了，其实也是在锻炼的。”受访者为村民张美英，访谈人为课题研究者钟其。
[5]例如，“拜佛能减少村里边是非了，即使是隔壁邻居也没有时间去讲这个讲那个了，那就相互之间不会说你不好、说他不好了呀，纠纷也就少了。现在就算有人电话找我，我就直接过去就好了，不会一路上跟这个聊天、跟那个聊天的，没这个时间，所以我感觉信佛是很好。”受访者为村民张美英，访谈人为课题研究者钟其。
[6]村民陆法子在接受笔者访谈时说，她只念过三年书，基本上都忘了。后来因念经和为村民提供佛事活动服务的需要，通过写经、记录村民佛事预约排班等活动，不但认识了更多的字，而且也会写字、记事了。这让她觉得是意外收获。
[7]例如，“一般有事，大家多少总会帮一些。我们这儿因为借高利贷、赌博，卖房子的人很少，蒋村那边就多了。碰到这样的事情，总会想方设法去拉拉他，大家东拼西凑，凑个一百来万来帮他。基本上不拿利息。人能改就好。”受访者为村民骆在坤，访谈人为课题研究者汤敏。
[8]受访者为村民陆伟康，访谈人为笔者。
[9]课题调查问卷显示，有62.1%的被调查者在骆家庄集中居住区之外购买了商品房。
[10]受访者为村民陆伟康，访谈人为笔者。
[11]骆家庄以往一般是一个组一条龙舟，现在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有的组会拥有两条以上的龙舟。
[12]受访者为村民陆金海，访谈人为笔者。
[13]受访者为村民陈学政，访谈人为笔者。
[14]见骆家庄股份经济合作社：《记住最美乡愁再现和美家园——西湖区文新街道骆家庄走出一条内生性文化发展之路》，2015年12月。
[15]骆家庄股份经济合作社：《骆家庄“龙舟盛会”组织实施方案》，2006年5月23日。
[16]［英］拉德克利夫·布朗著：《社会人类学方法》，夏建中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8页。
[17]骆家庄股份经济合作社：《记住最美乡愁再现和美家园——西湖区文新街道骆家庄走出一条内生性文化发展之路》，2015年12月。
[18]骆家庄现有老年龙舟队、舞龙舞狮队、越剧社、太极拳队、舞蹈队、腰鼓队等文体队伍6支约100余名成员。
[19]骆家庄股份经济合作社：《记住最美乡愁再现和美家园——西湖区文新街道骆家庄走出一条内生性文化发展之路》，2015年12月。
[20]沈敏：《英国“转型城镇”引领未来生活方式》，新华网2011年03月19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3/19/c_121206338.htm。
[21]李良涛，王文惠，王忠义，宇振荣：《日本和美国社区支持型农业的发展及其启示》，《继续教育研究》2010年第9期。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浙江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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