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向城市：寻找增长的动力》
自序
增长的代价
1994年是中国当代史上最重要的年份之一。那一年是全面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开端，那一年《公司法》开始施行，那一年分税制正式启动，那一年进口大片进入中国院线。
那一年，中国学者林毅夫等人和美国学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同时发表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和《亚洲奇迹的神话》。林毅夫等人试图回答为什么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能急起直追，创造经济发展无可争辩的巨大奇迹，以及未来中国如何保持增长的势头。后者则认为亚洲增长的奇迹并不是神话，他们和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一样，无非就是延期享受，愿意为了在未来获得收入而牺牲眼前的享乐。
林毅夫与克鲁格曼都对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保持了较快的速度，尤其是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经济总量与居民生活品质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至今虽速度趋缓，但仍有想象空间。同时，风靡全球的“亚洲四小龙”在90年代末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这验证了只靠投入推动型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只有技术进步、提高效率才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动力。
中国的经济增长，虽是奇迹，但并非神话。“奇迹”指的是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超长的公路、铁路里程，机场、电信、仓储等基础设施，以及设计前卫、体量庞大的城市建筑，如超高大楼、星级酒店、城市综合体、新建住宅等。“并非神话”指的是城市人看不见的农村贫民、为了不拖累儿女而自杀的重病父母。我们的城市繁荣、整洁，没有出现巴西、印度式的贫民窟，是因为政策把贫民排斥在城市之外，而他们却面临着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不公平的社会待遇。这就是中国式奇迹的代价。
这种代价就是我在本书中力图向读者呈现的内容。
“新移民”怎么办
我在辽宁省丹东市和大连市交界处的一个小村庄生活了二十年，考到杭州读大学，然后在上海工作，算起来在“外地”已经待了十几年了。像我这样的人，在中国数不胜数。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使中国高校的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76%迅速上升到2012年的30%。1998年时，普通本专科招生数为108万人，到2013年为700万人，15年间新增学生7400万人，比前一个15年多出6000多万人。据2012年的高考招生统计，全国农村学生录取人数占全国录取人数比例高达59.1%，其中本科为52.5%，一本为45.7%。静态地、粗略地估计，近三十年定居在城市的农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有4000万人左右，可以将他们称为“新移民”。
“新移民”多半留在城市工作、定居，虽然父母有不少还在故乡，但他们已经是城里人。他们有知识又对政策法规比较关注，对周遭的公共政策比较上心。我关心的事情跳不出他们关心的范围，并且把他们关心的事情写了出来。
从农村走进城市，“新移民”首先看到的是城市和农村的巨大差异：眼花缭乱的就业机会，优质的公共服务，丰富的信息及获得信息的渠道。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民只要离开土地劳作并在城里拥有了工作机会，随便干点儿什么活儿，收入就会有质的飞跃。这促成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使农村向城市转移了数亿人口。
城市在成长，城市在扩大，城市在拥挤，城市在生病，城市有人不欢迎外地人。进城与排外是过去二十年城市化的两条主线，前者是市场在驱动，后者是行政在主导。“新移民”或多或少都遭遇过来自户籍的恶意：不办暂住证要被劳教，补办身份证要回老家，孩子无法就近入学……他们不停在问自己，也问别人：外来人员子女究竟有没有权利在城市里接受义务教育？中国人真的太多了吗？
进城遭遇战之后，“新移民”有了稳定的工作，开始和城里人一样打卡上班，每月仔细地核对工资条后，却发现每个月被扣掉的社保（也就是所谓的“五险一金”）居然比税还多。他们拿着工资条找老板理论，老板也很无辜，因为除了员工被扣的那部分以外，公司还额外交了3倍于个人扣缴份额的统筹部分。原来“新移民”缴了那么多钱是给城里的退休职工养老、看病的。更令人愤怒的是，以后退休了他们还得返回原籍，领的养老金也远远不及自己缴纳的水平。
“新移民”认命了，扣就扣吧，因为这几年经济形势还好，工资也涨了不少，生活也有了一定程度改善，他们也有余力关注一下国家大事了。中国经济为什么增长这么快，和自己有什么关系？经济增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转轨国家来说，更是惊心动魄。了解得越深入，“新移民”就越觉得中国十分幸运，也越来越担忧未来。此时，他们已经能够熟练地用宏观调控、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经济结构调整、失衡等一干词汇来解释经济周期和政府的经济政策。只是越理解就越糊涂，为什么调控得越多，经济周期波动得就越厉害呢？逆周期操作的平抑效果哪里去了？
工作了几年，“新移民”不得不认真对待房子的事情，且不说没有房子就落不了户，娶媳妇总要一套房子撑门面，只是这个房市就更让人不懂了。他怕高位买房成了接盘侠，期待政府可以控制住房价。等了又等，发现自己也用不着当接盘侠了，因为房价已经高到自己无论如何都买不起了。中央推出的3600万套保障房又给了自己希望，只是希望破灭得也快，因为这基本上和他没啥关系，只有户籍人口才能申请。
“新移民”很疑惑，为什么自己就沦落到买不起房子的地步了？房子为什么这么贵？土地出让金都用来干什么了？为什么都说地方政府修路建桥借的钱要还不上了呢？这个时候，他隐约明白了中国哪来的这么多钱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出口导向消化过剩劳动力、吸引农民进城，提供了庞大的住房潜在消费者，以土地作为中介，以土地用途管制、一级土地市场为保证，中国形成了以土地为核心的城市化融资模式。只是为此，地方政府借的钱有点儿太多了。
这个时候，“新移民”自然知道限制政府权力的重要性，要不然他要缴的税迟早要高到天上去，他手里的钱也要贬值得不成样子。他学会了预算公开、税收法定、界定政府事权、减税等概念，开始从制度的角度来关注自己的立命之所。
当然，“新移民”还关心很多事情，例如利率市场化、电力改革、国有改革，这些要么影响到余额宝里的收益，要么影响到他每个月的电费。
寻找增长的动力我写这些文章时偶尔在想，我想干什么？是呼吁政府改革，还是设置议程、引起公众关注？后来，我发现我什么都做不了。一个普通人能关注到的公共政策，涉及的利益莫不以万亿元计，我写些文章就想影响利益如此巨大的公共政策甚是渺茫。本书中讲到的户籍、社保、经济结构调整、房市、地方债、财税，都是如此。
在《从专项到一般》这篇文章中，我讲到转移支付，国务院的文件要求降低专项转移支付比例，将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比从现在的33.3%提高到2020年的60%以上。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转移支付是非常陌生的话题，他们完全不会想到从33.3%提高到60%意味着什么，以2013年的数字匡算，这一比例的变动，仅涉及的资金就高达1.28万亿元。2011年年初调整个税起征点时，公共舆论就沸沸扬扬，但前一年的个税总额还不到5000亿元，远不及这个数字高。然而转移支付改革获得公众的关注并不高。
转移支付从专项变成为一般，意味着地方不需要“跑部钱进”，中央转移给地方的钱也尽可能地用于平衡区域之间的经济不均衡。再进一步讲，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具体安排又会影响到不同的人，例如向非户籍人口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缺口能否纳入计算公式等。这又是一个深刻影响非户籍人口处境的财政政策。而专项转移支付的每一项都是各个部委的钱袋子，所涉资金都是数以千亿元计，怎么能轻易地转变为由一般转移支付呢（由既定的规则决定分配）？
设置议程、引起公众关注的难度就更高了，需要作者更多关注和把握读者心理，写文章的风格也要随着读者的偏好来调整，这恰不是我所擅长的。更何况，这两年“公知”（公共知识分子）被污名化，能表达的尺度也是一天不如一天。
那到底什么是我想要的？后来我慢慢发现，从我自身处境出发，或许我就有了一些和别人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经济政策的好坏。作为城市里的外地人，我深知户籍制度有多么麻烦和受人诟病；作为在职职工，我深知缴纳的社保有多么低效和繁重；作为体制外的思考者，我会觉得有关部门的一些乱作为的后果要比不作为严重得多。
这个世界真的有很多人觉得农村是山清水秀无污染的、外地人不应该到大城市里添乱、路上堵了就应该限牌、房价高了政府就应该限购、装修工人凭什么拿一万元的月薪……他们不明白，外地人进了城，不仅让他家的房子升了值，而且也让他父母的养老金有了着落；他们不明白，城市不让外地牌照车进城，堵住的不仅仅是外地车，城里人自己餐桌上的菜价也贵了；他们不明白，房价高，正是政府管得太多的结果……
这个时候，我更愿意遵循“what/why/how”（什么/为什么/怎样做）的原则，观察事实，分析问题，寻找根源，并且从我的角度出发，看看能不能发现更好的解决方案。绝大多数情况下，更有效率的方案是存在的，只是需要一些前提。这些前提的缺失，往往也是中国绝大多数问题的根源，如法治治理、决策民主、市场经济、有限政府等。
得益于全球化大潮，在相对开放的环境下，中国数亿农民因此加入城市化的大潮。这是中国历史上经济社会形态转型最为剧烈的时代，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诸多景象和思潮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并且触手可及。虽然有人看不到或者并不关心他身边的另一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但就观察者而言，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作者简介：聂日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先后获浙江大学学士、复旦大学MBA。主要关注中国经济中的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城市化与社保，兼及晚清和近代史。
内容简介：得益于加入全球化，在相对开放的发展环境下，中国的数亿农民因此卷入城市化的大潮。这促成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农村向城市转移了数亿人口。以城市化为主要图景的经济社会转型出现了剧烈的变化，本书从城市化、社保、中国增长的动力、宏观调控、房地产市场、地方债务风险、财税体制改革等七个维度对过去几年的热点问题的现状、原因及可能的出路做了叙述。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奔向城市：寻找增长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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