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显与隐:中国农事器物记录观念论
摘要：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记录中，中国农事器物被人为地赋予了诸多意涵，成为“天工”之技、“本土智慧”、“先进”科技、“民艺”乃至“平民历史”的载体。凭借自觉或不自觉地“显隐”之法，这些记录将农事器物纳入不同的范畴；在再现农事器物与人的关系时，不同的记录具有不同倾向。从器物环境到与人的关系，再到器物本身，对器物的“新旧”显隐记录，折射了时人对机械化的憧憬或恐惧，其实质是对科学技术的“信仰”或“质疑”。综观不同记录，一个理想的农事器物记录，至少是未忽视与“器物”相伴之“人”及其生活的记录。
关键词：显隐；农事器物；记录观念
从不同时代的不同记录来看，中国农事器物并非被简单地作为孤立的“器物”予以描述，而是被人为地赋予了诸多意涵，甚至称谓也有所不同。为了论述的方便，下面的论述除了在相应时代采用相应的称谓外，其他情况通称为“农事器物”或“农器”。长期以来，有关中国农事器物的记载或文献资料非常之多，这其中既有记述农器的专书，如唐陆龟蒙的《耒耜经》、宋曾之谨的《农器谱》、清初陈玉璂的《农具记》等；一些综合性农书，如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元王祯的《农书》、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等，也都有相关记述。类书，如南宋王应麟的《玉海·食货门·农器》、明王圻及其子王思义编的《三才图会·器用》、清周博琪主编的《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皆载有中国农器。近代之后，一些中外学者也对农具做过一些田野调查，其中又以霍梅尔的调查最具广度和深度。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对新式农具的推广和使用，也出现了大量有关农具的专门记录。进入２１世纪后，随着“遗产”保护工作的进行，农事器物的记录也受到了格外重视。下面，笔者将选取不同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且集中记录农器的文本，并辅以同时代的其他记录文本，具体考察记录中对器物环境、物人关系、器物新旧的不同程度的“显隐”之法，探究其对于农器意涵生成的作用，并试看农器影射了记录者甚或其所处时代的某些群体的哪些观念及其动因。
一、器物环境：被构建的差异系统
元代王祯《农书》有“农器图谱”二十卷，篇幅较大，囊括大量传统农器，堪称中国最早的图文并茂的农器史料，后代农书中所述农器大多以此书为范本。《农书》的一大特色是注重南北比较，这在农器方面反映尤多。及至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延续了在南北系统中比较的传统。如“乃粒”篇之“麦工”载，北方以镪播种，“用驴驾两小石团，压土埋麦”，南地与北不同，“多耕多耙之后，然后以灰拌种，手指拈而种之”，之后“随以脚跟压土使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称为“具”的器物，并非被孤立地罗列，除了地域性表征外，它们还被放置于谷物及其种植宜忌、灾害与防治等环境之中加以探讨。与同时代记录明显不同的是，宋应星的这些描述往往十分翔实，这与他“贵五谷而贱金玉”之思想、实地“见见闻闻”之专注大有关系。于是，他笔下的农事之“具”被紧密地与其相关谷物联系起来。进一步地，他所采用的以往文献少见的经验式概述表述，总结了诸如“今天下育民人者，蹈居什七，而来（小麦）、牟（大麦）、黍、稷居什三”之类的谷物出产分布情况。如此看来，宋应星所记录的农事之“具”虽有一定的南北地域差异，其器物环境特别是被强调的相关“物产”也有南方主稻、北方主麦之别，但最终被统摄于囊括南北的一个整体性系统，即“天下”，并带有“实学”色彩。
所谓“整体性系统”记录，至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就超越了一国范畴。德裔美国学者霍梅尔（Ｈｏｍｍｅｌ，Ｒ．Ｐ．）耗费八年田野调查所撰写的《手艺中国》，被称为继宋应星两百年后的“洋人版”“天工开物”。其中，“农业工具”专章将中国农事器物纳入中西（如巴比伦、意大利、美国、澳大利亚等）、中日等的世界视域予以比较，这种鲜明特色在此后的中国农事器物记录中也较为罕见。另外，为了筹建莫瑟博物馆，霍梅尔在田野中关注对实物的系统搜集，因而凸显出对不同类型的农业工具的所属地点的说明，如通体一般粗的磙子见于江西沙河附近，而表面呈波纹棱状的磙子见于安徽巢县等。当然，这种对各种农业工具所属地予以明确说明的记录惯习与霍梅尔自身的学术素养是有关系的。进一步地，霍梅尔注意到中国农业工具的传统空间被打破，所以在记录中强调了流动“系统”里中国农业工具面临的困境，甚而描绘了与之相关的当地人的态度，如随着现代榨油设备和进口煤油的引进，中国传统照明用油的需求降低，使得油坊生意持续减少，收入持续下降，浙江新昌附近的李沟村人对来访者拍摄油坊行为的敌对，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农业工具正处于西方机器冲击的环境之中。
这样的“整体性系统”往往在比较中凸显出农事器物自身的特色，很难说采取了什么隐匿之法。相形之下，一些有关中国农事器物的记录带有明显的隐匿意味，甚而“显隐”之法兼备。探究这些被“显隐”的部分，对于我们把握记录者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倾向性观念不无裨益。
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大量中国地方编撰的有关“新式农具”及其所处环境的记录，可谓将显性部分与隐性部分施以深层对立的范例，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农具处等编写的《新式农具》又为代表之作。在这本被归入“科学知识丛书”的普及读物中，首先摘录了《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的第七条“改良旧式农具，推广新式农具”，由此，农具以科学之名进入国家话语，成为国家工业化与农业机械化发展方向的推动器：“有步骤地积极地实现农业机械化，重要的还不是依靠拖拉机，而是依靠积极地大量地推广和使用新式农具，更多地增产粮食和棉花，为国家积累资金，提供发展工业的条件，巩固农业合作化运动”。假若将新式农具的科普介绍限制于国内，或许我们还难以发现这一时期的记录有什么“隐藏”的迹象。即使某些记录有“土洋结合”的说法，但是，我们几乎在普及类记录中看不到具体的实例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农具，目力所及的国外农具仅见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农具，如２４行条播机等。此外，中国当时还仿造苏联式样的３２片圆盘灭茬耙等新式农具。对西方“资本主义”农具的图文隐匿，似乎还不足以突显“社会主义”农具改革与创新的先进性。此时，具有直观性强的“纪录片”发挥了作用，新映的《新式农具好处多》指明：“新式农具在全国各地都能使用。江南地区缺少马匹，新式农具也能用牛来拉。全国农民组织起来，大家使用新式农具，就能增产丰收，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改善生活。”如此，新式农具打破了地域差异，无论南北，都被强有力地整合到社会主义国家语境之内。隐显之间，农具不再简单地是平民之物，而是具有特殊地位的政治符号。
随着新世纪中国“遗产”保护工作的发展，有关中国农事器物的记录具有了新的视野。其所构建的“整体性系统”，突破了国界，成为“自然—人—社会”这个庞大系统的一部分，并许以“文化生态”之名。不过，吊诡的是，“科学技术”在这样的“整体”中是被批判的，甚至被认为是“人类的威胁”。于此，称谓的变化值得考究：农事器物转而被称作“民艺”，即“民间艺术”；“民艺”的制作者成为了“民间艺人”。此时，农事器物究竟处于何种环境，我们需要厘清这环境中的文化逻辑：与其说是人类的生存、生活方式应与自然和谐相处，倒不如说是正在消逝的传统文化，需要被作为“遗产”拯救，而这些遗产将有助于拯救人类在现代社会的批量生产、消费中失落的心境，重新用心去沟通大自然、感悟文化。于是，在“被拯救”与“拯救”语境之中，农事器物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关乎人类心灵与命运的价值。
假如你还在疑惑，这些农事器物真的具有如此崇高而强大的力量吗？那么，把目光转向《物语三千》，你就会发现，农事器物不只是“民间艺术”，还成为超乎“民间”的“艺术”。尽管它在田野之中被影像记录下来，却被定格在“历史”环境之中：“我们屏住气，几乎用了４秒的曝光时间，将这难忘的羌寨老物件凝固刻录在胶片上”。通过对“文明的碎片”的“收拾”，配合“浓重深厚”的暗光处理等力求“浑厚、古朴、深沉”的艺术手段，甚至择选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器，组成“物语三千”，“从现代，近代，走向深深的历史”。在记录中成为“艺术”的农事器物，走向了具有怀旧情绪的“过去”，缺失的恰恰是实际存在的“当下”：不仅是“当下”的物质空间，还有“当下”的日常生活。
二、物与人：何人复活，何人沉寂？
与农事器物息息相关的，除了“器物环境”，还有“人”。考虑到农事器物本身是人切肤的劳作之物，我们不妨说“人”实际上构成了与农事器物更为密切的“环境”。中国农事器物记录，似乎与文物考古研究中的“见物不见人”传统不相一致，而在对“人”的“显隐”之间，将各种意味浓厚的观念附着于“农事器物”之上。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借“自序”开宗明义：“卷分前后，乃贵五谷而贱金玉之义”，足见他对农事的重视。“乃粒”篇云，“耒耜之利”乃先农之神力所为，“以教天下”；“粹精”篇云，“杵臼之利，万民以济”，“为此者岂非人貌而天者哉？”如此，将人工比作“神工”“天工”，实在是对“农夫”之家智慧与技术的称赞。因而，农人往往与农事器物共现于《天工开物》插图之中，是大可以理解之事。在记录中，宋应星注意到跟农器相关的人的“性别”与“等级”差别，如“凡木砻，谷不甚燥者入砻亦不碎，故入贡军国漕储千万，皆出此中也”；“凡木砻必用健夫，土砻即孱妇弱子可胜其任。庶民饔飧皆出此中也”。正是通过对农器类型与不同人的对应记录，突显了“人”对于“器物”的意义，同时，让今人更为细致地理解时人不同的生存处境。
事实上，《手艺中国》在对不同类型的“农业工具”予以描述时，也注意到“人”的差异性，如贫穷的农民不可能花钱购置“扇车这样的奢侈品”，只好用双臂端起筛子扬谷；缺乏耕牛时，只能用人来拉犁，以至在山东有人发明了专用的“人力犁”。论及“人力犁”，我们要引起注意的是，霍梅尔对工具“操作”的重视到了亲身示范的地步，“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崂山人不愿拍照。为了展示这种犁的使用状态，只找到一个中国人愿意配合，这样作者就得充当拉犁者了”。但实质上，对“操作”的记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人”与“器物”关系的记录，是对“人”的身体与观念的记录。在一些地方拍摄遭到限制时，霍梅尔则往往以文字或手绘图详细记录中国人制作或使用农业工具的过程。进一步地，中国人对于农业工具的一些本土观念，也被记录下来：除了不太愿意自己的农具被拍摄，
又如当霍梅尔提出要购买农民手中农具时，农民会对自己的农具予以价值重估，认为是值钱的东西；在铁匮乏的情况下，中国人做事尽可能一件工具多用，而且习惯用榫头、榫眼或木钉把构件连接起来等。此外，霍梅尔自己对于中国农具的观念也贯穿于记录之中，他一面因中国农具与生产的节省对中国人的本土智慧予以赞美，一面又对中国人贫穷落后的生产方式及其对简单机械的顽固守旧报以同情之心。当然，不难发现，霍梅尔笔下的中国农具所对应的“人”常以“中国人”来笼统称呼与评论，被捆绑在一起的中国人个体，也被不合情理地赋予了某些刻板化特征，如“中国人旋转任何可转动的装置都是逆时针方向”“从水井较少的情况似乎可以判断，中国人并不情愿挖井”等。
在“大跃进”时期，有关农具的记录并未将农具笼统地对应于“中国人”，因为此时“中国人”内部是被严格区分的。农业合作社的“农民群众”是农具的真正“主人”，而“地主”“富农”则被排斥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之外。以山西省长子县小郭庄为例，“１９５４年有了新式农具，全村除了３户地主富农以外，都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把土地连成一片”。鉴于新式农具需要更多的检查保养工作，农具处建议农业生产合作社把农具固定到田间生产队，队里要指定“专人”使用与保管；要求各县、区的“供销合作社”负责供应和出卖农具零件，“手工业生产社”负责组织农具修配厂或修配站。１９５７年，全国共建立农具修配站（组）４７４００多个，拥有修配“工人”１５万人。由此，围绕农具而展开的买卖、修配、使用等，使“农具”近乎成为这一时期不同“人”的物质“身份证”，而“地主”与“富农”则不具备“人”的资格，也不具备拥有“农具”的资格。这一时期，有关“农具”的记录附着了阶级斗争的印记，也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在性别方面的观念变化：农耕之事不再是男性的专属，被划归“劳力”的妇女也成为农具的使用者。这样，妇女在与男性同工的社会“大跃进”中提高了地位，还成为宣扬新式农具“省力”的最佳代言人。
注重“文化生态”的《农事器用》，将“人”与“农事器物”紧密关联，则毫无政治意味。它提出“物我一体，人器合一”的观念，认为器物的形态、结构、材料等反映了人们长期的生产实践经验以及自身生理、心理的需求，如带弧线形的手柄适于发力，直线形的手柄更易于针对性地传递力量；无论是水平向还是环向的农器，基本都与全身保持协调、平衡，一般不要求高速运动；充分考虑以杠杆作用为中心的力学原理，以节省体力等。这一关于稻作农器的记录，甚至明确地指出农器禀承了“自然之气和人性之光”。正是“把人重新置于大自然的生态系之中”，并出于对人及其文化的关怀，借助有关农事及器物的俗谚谜语、剪纸年画、民间信仰等的图文描述，《农事器用》呈现了一个突出“人”的生动而立体的文化生态。
不论以何种方式，将“人”在有关“农事器物”的记录中予以显现，至少此“人”是农事器物的直接操作者，如制作者或使用者等。然而，在声称“复活平民的历史”的《物语三千》中，关乎农具这种“自己会说话”的“物”的摄影，并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平民”的影像。我们注意到，记录人甚至等待劳作者用完农具，其后为农具选择一个“诗意”的背景，如带“小坑坑”的、散落“残叶”但“干净”“可爱”的大地，再思量如何摆放这些农具，“方向怎样，谁挨着谁，谁压着谁，错落有致”，待一切稳妥了才按下快门。即便图注中，也极少有平民的声音，更多的是记录人文人化的自我表达以及大量的古文献、古诗文等引用。
事实上，农器被诗意化，并非没有源头。《农书》的作者王祯就擅长写诗，清人顾嗣立选编的《元诗选》中选录了他不少的农器诗。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卷二十一至二十四为“农器”，皆以王祯的“农器图谱”为底本，却删去了他的原有诗文（包括王祯所写及其所引的诗文）。由此，可以看出徐光启与王祯在农事器物记录中对诗意表达的态度是有差别的。不过，与王祯相比，沈继光似乎走得更远，标明“复活平民的历史”，却以记录人自身诗意的图文表达使“平民”消失不见，沉默不语。“显”“隐”之间，“复活”的竟是记录人及其“诗性”的内心，而“平民”沉寂至“悠远”的“历史”中。在关于《物语三千》拍摄的问答中，沈继光直言：“诗境是为诗人所设出，画境是为画家所发现，谁能欣赏和洞察出物的或人的光彩，那物或人便是属于谁的。”对于《物语三千》之类，再明确不过了，农事器物属于能欣赏它的记录者以及能感悟其诗境之人，而非属于“平民”，乃至“朴实”的“平民”也归沈氏所有了。
三、物之新旧：机械化的憧憬与恐惧背后
纵观中国农事器物的记录，从器物环境、物人关系回归到器物本身，就不难发现，对器物的“新旧”显隐，其所隐藏其后的对机械化的憧憬或恐惧，将更为深入地揭示有关农事器物环境与物人关系的观念。
在霍梅尔那里，西方国家的农业机械化不似中国农民的精耕细作那样节省，还肆意焚烧垃圾，将污水泻入江河湖泊，造成“惊人的浪费”，这种肆意浪费的毁灭性破坏将威胁并最终吞噬西方文明。于是，他声称，“为了自救，我们愿意学习和效仿东方文明”。不过，尽管对西方人因现代进步和机器时代而自命优越予以指责，但霍梅尔在记录中最终也成为此类“西方人”的一分子：“顽固的中国人”，不愿主动更新在这种特殊行业里大概已用了千年之久的用石头做的压榨机大锤；钓鱼竿，“是在观念守旧的江西省使用的，这里曾经抵制西方的器物进入，反对西方观念的影响”。因而，虽然传统的中国农具被细致地记录并“显现”，但在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先进”与“落后”之比较中，“新”的高度机械化的西方农具文化，仍然优越于“旧”的停留于简单机械状态的中国传统农具文化。
与霍梅尔的矛盾心理不同，“大跃进”时期的中国民众对农业机械化憧憬满怀，而农具的机械化是走向农业机械化的重要一步。在记录中，“旧”的传统农具被轻描淡写，相比之下，“新”的“先进”的农具占据了大量篇幅。这种带有偏倚色彩的手法在“新旧”农具的手绘配图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有关“耕地用的机械”记录中，“旧式的犁”采用极为省笔的二维平面绘法，且线条粗细一致；而“新式步犁”则采用三维立体绘法，线条粗细有别，就连那些安装在农具上的铁片、铁钉、螺丝也被精细地描绘下来，得以醒目显现；及至“双轮单铧犁”“双轮双铧犁”“五铧犁”等“高级”新式农具，还采用了明暗技法，以凸显机械的光泽与复杂，加之与配图对应的文字对技术、使用与管理方法的繁琐说明，使“繁复”成为农具“先进”的标识。
与此同时，通过在比较中突出“新”农具的优点，也传递出对机械化的向往。在论及“播种机械”时，《新式农具》一书首先指出，用“耧”撒播“不是好的生产方法，要用手不停地摆动，工作效率不高”，还“深浅不一，稀密不匀，种子排列不齐，使作物生长不良，不易管理和收获，浪费的种子多，产量还很低”。这里的“旧式农具”“耧”即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的“镪”，并配以“乃粒”篇之“麦工”的“北耕兼种图”。不过，与宋应星的描述不同，“耧”在《新式农具》中全无优点，满是缺陷，而新式农具“播种机”恰恰弥补了这些缺陷，还可以调节播种的行间距，播种后还能自动盖土。更为多见的是，一些旧式农具不被提及，而新式农具在各种“优点”中得以呈现。全国最早推广新式农具的黑龙江，总结了使用新式农具比旧农具所有的“七大优点”；浙江农民列出了使用新农具的“七好”“四增”“四省”等优点；贵州江口的农民这样歌颂：“两牛拉犁疾如风，双铧翻土快如龙，谁说新式农具重？姑娘扶起脸不红”。
如此，新式农具似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而对其机械化的憧憬在“大跃进”时期“人民”的精神面貌上得以彰显：“一九五八年的春天，是共产主义精神高涨的春天，是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春天。就在这个全国人民思想上、生产上大跃进的日子里，全省千百万农民和十余万手工业工人，掀起了蓬蓬勃勃的工具改革运动。”值得探究的是，“彰显”的“憧憬”背后是什么？它何以能推动一场轰轰烈烈的遍及全国的农具改革呢？
在《山西群众在改革农具中的发明创造》中，对农具改革运动的谈论具有强烈的鼓动性：“智慧的花朵遍地开放”；“让农业技术革命的萌芽迅速成长”；“同心协力大跃进”。转向意涵的深层，这些鼓动性表述恐怕暗含的是，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与质疑，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缺少什么：“智慧”、“技术”与“大跃进”。“千百万农民”和“十余万手工业工人”需要“改变”现状，以实实在在地支撑共产主义这个不曾被人真正实现的理想，因而“农具”这一最切近现实的工具成为首先要被改造的“实在物”。
推至心理层面，对农具机械化的憧憬，实质上是对现实贫困的不满，同时，难以改变的落后使“农民”和“工人”陷入自卑状态。通过对农具的改革创新，他们才能重新建立自信，希图踏上农具机械化这条实在可见的路途，走向先进的共产主义。“他们在没有创造之前，也有过一般青年所普遍存在着的自卑感，认为自己是‘黄土脑袋’，创造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事实证明：只要破除迷信，砍掉妄自菲薄，‘黄土脑袋’、‘大脑粗’，也能创造出很有价值的工具来。”
与其说“打破自卑感，农具大翻身”，不如说“农具大翻身，打破自卑感”。这一时期，不但出现了许多关于“农具”的记录，而且涌现了大量记录农具改革创新者的先进思想和故事，如《农具创造者劳模刘启宇》、《郑祚荣制造新农具的故事》、《从木匠到农具设计师：熊兰朝创造发明的故事》、《农具革新者薛兴旺》、《人人称赞的一位农具改革家》等等。可见，作为“科学”知识的新式农具成为了破除“迷信”的利器，“科学”具有了“信仰”的力量，让“人民”走出自卑的阴影，而“走向”机械化的新式农具即为“信仰”的一个重要寄托物。由是，对农具的改革创新如此紧密地与“人民”的心理关联起来，对农具机械化的憧憬愈是强烈，也愈是影射出这一时期中国的内外现实对“人民”潜在的社会压迫力。
与“大跃进”时期不同，近十年来，不少有关中国农事器物的田野记录并未记载机械化的新式农具，而偏向于记载那些非钢铁材质的、手工制作的传统旧式农具。事实上，从《中华农器》来看，中国当代的机械化农具在数量、类型等方面都十分丰富。那么，它们何以被隐去不记呢？
在隐去机械化新式农具的记录中，新式农具通常不在正文中以图文形式呈现，而只在序言或附文里被简略谈论。在相关谈论中，“科技”成为了“机械化”的标签，却被认为其发展对人类充满了“威胁”瑏瑠；进一步地，机械化造成了单调的充斥商品的物质社会，深处其中的人成为被物化的人。如果说“艺术和文学，因了非机械化的、非大批量生产的、非结构性的、个人化的和独特的创造，从而代表了人性前途的希望”瑏瑡，那么，将传统的旧式农具作为“艺术”予以记录是否通向“人性”的希望之途呢？
在《农事器用》中，旧式农具被当作“民艺”予以记录，其记录是始终围绕民间的“民”来展开的。同时，基于尽可能周详的调查，图文记录所构建的“民艺”处于其所在的文化生态之中，“民”被呈现为会自己说话的“人”。
然而，在《物语三千》中，被作为“艺术”的旧式农具———“物”，经过摄影师的“艺术”构图和“审美”加工，把“平民”排除出影像与文字，并宣称“物会自己说话”。既然实际上“物”正以“诗意”的方式，说出的是摄影师“自己”的话，那么，他所谓的以此“艺术”“复活平民的历史”，恰恰是对“人性”的违背。
何以摄影师要借“物”来为自己说话呢？面对技术复制现实的冲击，摄影作品因为不再葆有原真性而丧失了“灵晕”。不过，焦虑的摄影师在传统的手工制作农具那里找回了希望。如果可被无穷复制的“形式”无法打破，那么至少要在“内容”上呈现历史的、独一无二的原真性。于是，那些可大批量以机器制作的新式农具被忽略不见，摄影家对“世上‘只有这一个’”的传统手工制作的农具则格外青睐。但值得注意的是，“用眼睛捕捉到这些染上平民历史光辉的‘这一个’是一回事，如何用摄影语言表现出‘这一个’，又是一回事”。也就是说，经过摄影师的艺术处理后，这些来自民间的手工农具才真正成为了“艺术”。
实质上，这种将原属于平民的日常生活物品艺术化的过程，在表现手法上已将手工制作的农事器物与平民隔离开来。同时，不难窥见，摄影师对这些物品近乎到了崇拜的地步，而以“完美”的镜头强调传统手工农具的真实性与历史感，发掘传统物品的价值，其价值或多或少在于寄托摄影师的情怀：或怀旧，或文人使命，或家国苦难。而这样的摄影师，在机械化时代不只缓解了“灵晕”萎缩的焦虑，还使自己成为了“艺术家”。
类似地，“拍摄民俗器物，要求与静物摄影一样，尽量拍出被摄对象的形、质、色”，这些摄影原则，在中国较早的民俗摄影指导性手册中被强调。至近些年，在“遗产”保护发展的语境中，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贯穿于农器等民俗器物摄影的图文记录中，于是，“器物”与劳作于器物的“人”被拆分开来，甚而一些“器物”还脱离了其自然而然的物质环境，以黑绒布为背景，实与博物馆中孤立摆放的“古文物”无异。
四、结语
不同时代关于中国农事器物的记录，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对器物环境、物人关系及器物本身的“新”与“旧”有所“显”或有所“隐”，并打上了时代烙印。可以说，农事器物成为一个浓缩时人观念的实体，这些观念不但折射了中国不同时代具体的社会境况，而且昭示了不同人的深层心理。一个理想的器物记录，至少充分考虑了作为“人”的器物劳作者及其日常生活，而非将其排除在外，甚而根据记录者自身的审美需求等构想一个合乎自我想象的“器物世界”。即便是摄影术，也需要抓住在生活中与器物相伴的人，如此，这门“艺术”才可能具有真正触动观者的力量。
注释略
作者简介：王琴，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民俗研究》2015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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