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城镇化与乡村振兴都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和重要手段，单向的、片面的城镇化解决不了“三农问题”。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依托，共同解决在推进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三农视角下，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的新路径是：一、强化规划引领，科学确定城乡规模结构和空间分布；二、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政策体系，让农村人口进得来留得住；三、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构建城乡资本劳动力双向流动的格局，等等。
关键词：三农视角；城镇化；乡村振兴
十九大报告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了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2月28日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要通过制度保障，让进城的进得放心，让留在农村的留得安心，实现城镇与乡村相得益彰”， 本文从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逻辑关系着手，分析城镇化与乡村振兴面临的现实问题，立足三农的视角来探索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新路径。
一、引言
十九大报告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了重大决策部署，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聚焦乡村振兴战略，对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谱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作出了系统部署。而十九大报告通篇没有提到城镇化，是不是未来城镇化不重要了呢？在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出现了各种疑问，集中体现在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关系的处理上。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一些误解，有人认为乡村振兴战略与城镇化战略是相互对立、排斥的，或者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意味着城镇化战略不再重要。还有人觉得，要在城镇化进程基本完成之后，再推动乡村振兴，否则可能造成资源的浪费与错配。很多人认为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人口不断减少是否会导致乡村衰落。甚至有人觉得，乡村振兴是要给所有乡村地区进行投资建设，以城市的标准和模式建设所有农村，这样来吸引已经进入城市的人口回到乡村。弄清什么是城镇化，正确处理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关系，对当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时期推进城镇化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经济活动和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 ，形成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城市，构成城市体系，即城镇化或城市化过程。城镇化是指社会生产力和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集聚的过程，是现代化的一大引擎和必由之路[1]。推进城镇化是促进产业升级和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对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2]。正确把握城镇化推进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关系,也可以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目前城镇与乡村所处阶段和面临的问题，从而深化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认识，深化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
近年来学界对推进城镇化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了很多研究和探讨，并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逻辑关系。（1）吴肇光（2014）认为推进新型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3]。（2）解决“三农”问题，单靠城镇化是不行的，还要把农村建设好。如陈锡文（2018）认为，2030年前后中国的总人口会达到15亿人,城镇化率达到70%,这意味着届时农村还有约4.5亿人口。可以设想,如果不把一个有着4.5亿人生活的地域建设好，不让他们能够获得像城里人一样的幸福生活,中国的现代化就不可能稳步地、有根基地向前推进[4]。（3）从本质上说，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二者均是推进现代化、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如韩俊（2017）从城乡融合发展角度出发，认为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不矛盾的，城市和农村的发展从来都是互相促进的,城市和农村从来都是互相联系的，城市和农村是命运共同体[5]。因此，李铁（2018）认为，要通过一系列大胆改革，去激发城镇化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动力[6]；二是推进城镇化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问题。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彭建涛（2018）认为，城镇化速度并不是越快越好[7]。沈晨业等（2018）认为大量的人口进入城镇必然给城镇的发展带来压力[8]。陈晋丽等（2018）认为，“三农”问题已经由原来的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转化为农业地位弱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的“新三农”问题[9]。黄英等（2018）认为，新型城镇化下农村发展受产业结构、农业现代化水平、基础设施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投入的影响[10]；三是推进城镇化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新路径。在城镇化推进中，彭建涛（2018）认为，健康的城镇化建设须要能够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良好的人居环境[7]。蓝枫（2018）认为，统筹产业布局，有效推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11]。孙兵（2018）认为，破解农村空心化问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切入点和突破口[12]。唐守祥（2018）认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方式和手段,实现乡村振兴是目标和结果[13]。
以上这些研究为本文提供了较好的前期基础，但就总体来看，仍存在如下问题：首先，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五大目标方面，对于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者的逻辑关系等关注不够；其次，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要性以及相关对策关注较多，而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所涉及到的新问题、新情况研究较少，关于乡村所涉及到新问题、新情况的生成机制、作用机制、传导机制和防范化解机制的研究尤其不足，缺乏系统性；最后，就研究方法来看，大多基于乡村振兴五大目标，不同程度地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相关研究结论难以为相关对策建议提供有力支持。因此，本文拟针对上述相关问题给予弥补和改进。
二、城镇化与乡村振兴都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城镇化不仅有利于农村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高生产率，而且能够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剩余资本要素转移到城镇，产生规模效益。但是，规模效益随着人口的聚集和经济的发展有一个临界值，过了这个临界值城市的总体效益将降低。目前我国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实行人口转移的限制性政策就是基于此考虑。虽然绝大多数城市的人口都还未达到饱和状态，但至少说明了单向的、片面的城镇化在当前国情下并不是唯一可选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所说，“如果只顾一头、不顾另一头，一边是越来越现代化的城市，一边是越来越萧条的乡村，那也不能算是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本质上说，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二者均是推进现代化建设、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一）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城镇化的新篇章。近年来，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土地、户籍、教育、财政、就业、住房保障、医疗、养老等领域配套改革，农村人口转移速度加快。1978年末，城镇常住人口仅有1.7亿人、城镇化率仅为17.92%。到2017年末，城镇常住人口达到8.1亿人，城镇化率达到58.52%，比1978年末分别增加6.4亿人，提高40.6个百分点，年均增加1 644万人、提高1.04个百分点[14]。
一是从农民的收入来源和收入的结构来看，60%以上的收入来源于非农产业，其中，来源于工资性的收入高达50%以上。
在城镇化、工业化推进过程中，二、三产业快速扩张为农民带来了大量就业岗位与机会 ，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生产转移至非农行业就业，农民工资性收入持续增长。工资性收入稳定增长成为拉动农民增收的最大动力，应归功于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推进[15]。所以未来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收入，还要进一步扩大我们非农产业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数量，只有这样，农民的收入才能真正进一步的提高，同时扩大增收的渠道。从这个角度来说，城镇化是非常重要的，也助推了乡村振兴战略“生活富裕”目标的实现。
二是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来看，我国人口众多，中国的农业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人均水平是比较低的，户均承包面积不超过6亩（见表1）。据中国统计年鉴，截至到2017年年末，我国共有人口13.9亿，到2050年预计将达到约15亿，即使城镇化率达到85%，仍有2.25亿农村人口，按18亿亩耕地长期不变的政策，人均耕地仅8亩，户均也可能仅20亩左右，无法达到规模化经营的水平。
像华北平原可以实现全过程的机械化，按照现在的机械化条件，一个劳动力种几千亩没有问题，一般地区种20亩应该没问题，但实际情况是每个家庭只能种几亩地，没有那么多地供他们耕种，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剩余，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不断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6]。要提高农村的劳动生产率，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必须要进一步提高农业人口人均占有资源的水平，必须要减少农业的就业人口，所以还必须进一步提高城镇化的水平。
三是从乡村发展来看，新型城镇化的有序推进，加快了农业人口市民化的进程，促进了农地流转（见表2），有力地推动了农业规模化发展，促进了资金、技术、信息、人才和管理等要素向乡村流动，大量涌现出新型职业农民、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断壮大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了农业现代化建设，为乡村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持久动力，助推了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目标的实现。
（二）单向的、片面的城镇化解决不了中国“三农问题”
快速推进城镇化战略的背后依然面临城镇承载、就业、土地、户籍、社保等诸多现实问题，一些矛盾和问题单靠城镇化很难解决。
一是从城镇承载能力来看，城镇人口不可能毫无限制增长。城镇人口急速增加为城镇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但也造成交通拥挤 、犯罪增加、环境污染、住房困难等公共问题[17]。如随着产业和人口向城镇集聚，原有的交通现状与布局难以解决人们出行的困境，出现了交通拥挤堵塞、事故增多、尾气排放污染空气等一系列问题，干扰了城镇功能的发挥，降低了城镇运转效率。
二是从城镇化进程来看，城镇面积不可能漫无边际的扩张。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新城、新区、工业园、开发区不断设立，非农产业建设大量占用耕地。2012—2016 年全国因建设占用、农业结构调整、生态退耕、灾毁等减少的耕地面积分别为：40.20万公顷、35.47万公顷、38.80万公顷、30.17万公顷、 34.50 万公顷，严重影响到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12—2016 年间通过农业结构调整、土地整治等增加的耕地质量不高，五年间各年末全国共有耕地面积分别为：13 515.84万公顷（20.27 亿亩）、13 516.34万公顷（20.27 亿亩）、13 505.73万公顷（20.26亿亩）、13 499.78万公顷（20.25 亿亩）、13 492.10万公顷（20.24 亿亩），呈逐年下降趋势[18]。2012—2016 年间，各年末全国共有人口分别为：135 404万人、136 072万人、136 782万人、137 462万人、138 271万人，逐年呈上升趋势[19]。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人口逐年增加，五年间各年末人均耕地呈逐年下降趋势，分别为：1.497亩、1.49亩、1.481亩、1.473亩、1.4636亩。在承载力有限的土地上根本无法满足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非农产业建设无限制用地和养活快速增长的人口。
三是从科学技术发展的现实来看，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村劳动力进城难就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人工劳动被机器代替，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逐渐被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业替代，而这类对劳动力素质和文化水平要求较高，导致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村劳动力进城难就业，特别是一些年老体弱的农民。从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可以看出，农民工占比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显著提高，且外出农民工明显高于本地[20]（见表3）。
四是从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现状来看，医疗、教育、房租等基本生活费支出快速增长，落户城镇门槛不断提高，让约2个多亿的人群离开了农村，却处于流动状态，难以落户城镇。2016年、2017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为57.35%和58.52%，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为41.2%和42.35%。2013~2017年人户分离的人口分别为：2.89、2.98、2.94、2.92、2.91亿人；流动人口分别为：2.45、2.53、2.47、2.45、2.44亿人（见表4）。
五是从城镇化推进速度来看，城镇化率逐年提高，但我国人口众多，仍有大量的农村人口生活、居住在乡村。如表5所示，2008—2017年十年间，总人口增加6 206万人，其中，城镇人口增加18 944万人，乡村人口减少12 738万人，城镇化率累计提高11.53%，乡村人口比重下降11.53%。以此速度计算，到2035年总人口将达150 178.8万人，城镇化率达79.574%，仍有30 675万人生活、居住在乡村。
综上述，单向的、片面的城镇化解决不了中国“三农问题”， 不能仅靠城镇化“消灭”农民来实现城乡一体化，还需要充分依靠乡村振兴这另外一条腿。
（三）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关系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镇规模和数量的不断扩大，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升与完善，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就业，让亿万农村人口逐步融入城镇，改善了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共享高质量的公共服务等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但我国人口众多，到2017年末仍有57 661万农村人口生活、居住在乡村。在乡村，农业基础薄弱，发展滞后，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较为突出，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农业农村的短板就决定着整个社会发展的水平，单向的、片面的城镇化解决不了农村和农业发展不充分和城乡间发展不均衡问题，而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就是把农业农村摆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突出位置，补齐农业农村这块短板。
一是城镇化伴随工业化，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经商务工，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同时，让留在农村的农民可耕种土地增多，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因此，城镇化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途径，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推手。2008—2017年十年间，随着城镇化率逐年提高，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逐年缩小（见表6）。
二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农村土地、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即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离、流转等措施，使农业人口得以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毫无顾虑地向城镇转移，安心地留在城镇，成为市民。如果没有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市民化，城镇化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没有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市民化，城镇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强大功能就不能充分发挥出来，更难以实现高质量、健康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和经营体系，提高农产品高质量供给，有效保障食品等相关企业生产的原料需求，更好地满足城镇人口的生活消费需要。由此可见，乡村振兴是城镇化的第一推力。
三是从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相互关系看，二者都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手段和路径，相互促进，相互依托，不可分割，形成了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最佳合力。仅仅依靠城镇化，容易引发“城市病”和导致农村凋落、农业萎缩，农村的落后面貌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仅仅依靠乡村振兴，忽视城镇化，没有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市民化，城镇则成为“一潭死水”，农业农村加快发展的良好条件也就不能获得，进而延缓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进程。
三、推进城镇化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问题
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为乡村振兴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也为乡村振兴带来新的挑战。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依然面临一些矛盾和问题，制约着乡村健康发展。
（一）城乡经济社会等规划分割，城乡规模结构和空间分布不合理
城镇化和乡村振兴都是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它们涉及当前和长远，涉及经济、社会、生态，涉及当代以及下一代，这就要求我们做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市发展规划、小城镇发展规划、乡村发展规划、村庄布点与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但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缺乏指导性，这些规划之间脱离实际，独立出台，各自为政，甚至出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空间总体规划相互制约、互相矛盾，使得规划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很难得到体现[21]，导致经济发达的地区出现“城市病”， 资源型城市和传统工业城市出现“鬼城”，经济欠发达地区出现“空城”及空心镇和空心村，造成资源严重浪费。一是经济发达地区人口聚集快，城镇化率高，城镇的规模和数量增加迅速，但面临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资源紧缺等诸多问题（也就是“城市病”）。如人口增加、车辆增加远远超越城镇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导致交通拥堵。又如远远不够的灾难防范意识和措施，导致如天津的爆炸、深圳滑坡事故以及城市内涝、踩踏、群体性事件等，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二是中国有一大批资源型城市和传统工业城市，无论是“煤城”还是“钢城”以及其他靠单一传统产业支撑发展的城市，在过去几十年中，吸纳了大量农村人口，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在当时背景下，城镇化规划与经济可持续发展脱节，预计未来会吸纳更多农村人口，需要扩大城镇面积来容纳。这些过度依靠传统、单一及资源型产业发展的城市因缺少新兴产业支撑和核心竞争力，很快走向衰落，而一些城市把目光投向了“见效”快的房地产业，不仅使大片的商品房无人问津，原有楼房也人去楼空，“鬼城”便应运而生；三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水平不高，特别是高科技产业比例低，投资市场、服务型产业等具有活力的第三产业发展匮乏，支持就业的力度不强，进而导致支持城镇就业和经济发展的能力有限。在城镇化规划设计时，这些地区忽视各个地域之间的差异，也不考虑自身的生态自然、空间承受能力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经过精确的数据分析，单凭主观臆想，盲目地划定一个大规模的城镇框架，脱离实际地设定当地城镇化目标[19]。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一些地方又带着攀比心理，为了“达标”“政绩”“形象”等，仅仅看重“城镇化率”指标的完成度如何，圈占土地修路围城[22]。经济欠发达地区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速度远远慢于城镇化速度，出现了“空城”及空心镇，导致资源浪费巨大，阻碍了该地区城镇的健康发展；四是城乡二元经济的大背景下，因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产权格局，土地占用成本较低。在缺少对乡村空间的统筹规划的前提下，为避免自己利益受损，人人都想尽可能多占有土地，加剧了宅基地乱占滥用，导致乡村建设用地无序扩张。同时，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的缺陷以及退出机制不健全，农业人口的逐年减少，乡村建筑面积反而呈现扩展趋势[23]。如自然资源部发布数据显示，2006年至2014年，农村人口减少了16亿人，但居民点用地却增加了3 045万亩，且常年无人居住的农村住房约20%[24]。又如，根据第二、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2016年末农户拥有两处住房的2 677万户，与2006年末农户拥有2处住宅的1 421万户相比，增长了1.88倍；2016年末农户拥有3处住房的196万户，与2006年末农户拥有3处住宅的77万户相比，增长了2.54倍。
（二）农村人口进城容易留城难，“候鸟式”迁移仍然突出
农民进城经商务工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生活或生产上的困难，收入的水平 、稳定性 、满意度和留城生活与社会成本以及对城镇的幸福感和归属感等均影响农村人口是否留城落户[25]。截至2018年3月12日，春运40天，全国铁路、公路、民航、水路旅客发送量约29.7亿人次[26]。春运洪流的产生，主要反映大量的农村人口返乡回家团聚和再返城务工经商，其根本原因就是农村人口进城容易留城难，在“被漂泊”的现实下不得不采用“候鸟式”迁移。农村人口留城落户难在哪里？一是农民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和水平直接影响农村人口留城落户，是农村人口留城落户的先决条件。非农收入比重和水平越高，不仅会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会增强农村人口留城落户的经济资本、适应能力与城镇化意愿[27]。目前，进城经商务工农民有一技之长的不多，有多项劳动技能的人更少，大多数农民只能靠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多挣钱，“靠力气吃饭”，且收入不高，是他们进城落户少的重要原因。如2016 年，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为 3 275 元，比同期城镇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5 749 元少 2 474 元，仅占后者的57%[28]；二是从实际情况来讲，农民工的低收入水平和当前城镇高房价的现实，难以支撑其在城镇购房。2017年的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农民工月均收入 3 485 元，扣除每月必须的生活消费支出后，最多可结余 2 500 余元。以一家有两个农民整年在外面打工，每月共结余 5 000 余元为例，三四线城市房价按照 8 000 元/平米来算，如果农民想买一套 100 平米的房子则总价为80万元，则夫妻俩需要连续打工 14 年[29]。这样的收入水平，让进城农民不敢在城市购房。2016年的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在进城农民工中，购买商品房的仅占16.5%，而租房居住的农民工占62.4%，雇主或单位提供住房的占13.4%，以其他方式解决的占6.4%，租赁公租房和购买保障性住房的不足3%。住房问题则成了农村人口进城难落户的重要原因。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36.6㎡[30]，而2016年的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为19.4㎡，其中，在5㎡及以下占6%，在6~15㎡的占37.4%，在16~25㎡的占25.5%，在26~35㎡的占12.6%，在36㎡以上的仅占18.5%；三是随着物价水平上涨，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生活，房租、水、气、电、物业费等日常生活必要开销也随着上涨，即便刨去不必要的支出，也只能苦苦维持。若家里有人生了病或家里有个“药罐子”，挣的钱几乎都用于看病，其收入仍然难以负担城镇生活。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生活中有部分人口在非正规单位和低端领域就业，从事着脏、累、苦的工作，处于城镇社会的最底层[31]，生活在城镇边缘，并未实现由农村向城镇转移；四是同在城镇打工，城镇和农村户籍差别不大，而随着农业税取消等农村税费改革、惠农直补等利好政策出台，承包地、宅基地等土地价值越来越高，逐渐提高了农村户口的“性价比”，加上国家对农村贫困地区增加专项高校招生计划照顾，让相当一部分有留城落户实力的农民不愿落户城镇。
（三）农村人口单向流出，乡村振兴的人力资本和专业人才缺乏
在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中，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但留在农村的人口仍然众多，按2017年统计公报显示数据计算，乡村人口还有57 661万人，其中乡村就业人口35 178万人，占乡村人口61%，农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并没有带来乡村的繁荣和发展[32]。一是能够转移到城镇的农村人口中基本上是年轻或文化程度较高的劳动力，劳动力素质相对高一些，或者是经济条件较好。留在农村的人口数量虽多，但劳动力中老弱妇孺比重大，素质较低的农村贫困人口也不少，而作为乡村振兴所需的人力资本和专业人才却严重缺乏[31]。截至2017年，新型职业农民全国总量虽然突破了1 500万人，但仅占乡村就业人口的4.26%，且45岁及以下的新型职业农民815.25万人，占全国新型职业农民54.35%，仅占乡村就业人口2.32%；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新型职业农民445.1万人，占全国新型职业农民30.34%，仅占乡村就业人口1.27%[33]。农村留守劳动力素质的整体低下，降低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承接、吸收和运用能力，最终导致农业难以可持续发展[34]。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在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受教育程度初中及初中以下达91.7%（其中，未上过学占6.4 %，小学占37.0%，初中48.3%），高中及高中以上8.3%（其中，高中或中专7.1%，大专及以上1.2%）。由此可见，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受教育程度大多在初中及初中以下，市场经营意识不强，观念落后，对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接受和运用能力较弱，影响了现代农业机械化的实现、科技的推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农业现代化的进程[35]；二是目前来看，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已成趋势，如第一、二、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1996年末，超过劳动年龄（女性55岁及55岁以上，男性60岁及60岁以上）的占9.86%， 2006年末，农村劳动力资源中，51岁以上13 269万人，占25%，2016年，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31 422万人，其中年龄55岁及以上的10 551万人，占33.6%。“70后不愿种地，80后、90后不会种地”，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或超老龄化，阻碍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会出现农业生产青黄不接，“谁来种地”将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三是农村劳动力就业仍然存在不充分现象。我国人多地少，平均每个劳动力占有山地、耕地资源少，加上农业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如撒播、抛秧、化学除草剂、高效化肥、喷灌、农药以及联合收割机等的使用，节约了大量劳动力，导致户均劳动力多，仍有大量农业劳动力闲置起来，得不到利用，农民增收难。如按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数据计算，乡村人口还有58 973万人，其中农业生产经营人员31 422万人，而耕地面积134 920.93千公顷，人均耕地约3.43亩，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人均耕地约6.44亩。
（四）乡村发展后劲不足，生态环境脆弱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逐年下降。面对国内国际激烈市场竞争，难以与境外大宗农产品进行竞争，越来越处于弱势地位，导致乡村发展后劲不足。一是农业仍以传统经营方式为主，农业产出增长主要依赖生产要素投入，农业生产结构层次少，农产品品种单一。农产品基本以初级产品的形式卖出，没有进一步深加工的企业和工厂。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主要从事种植业，农业结构极不合理。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主要农业结构中，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农林牧渔服务业分别占比：92.9%、2.2%、3.5%、0.8%、0.6%；二是农村规模经营水平低，耕地基本是碎片化种植，而碎片化的种植很难形成规模效应，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农产品生产成本高。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16年，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规模农业经营户1 289万人，仅占4.1%；三是农业综合生产力比较低，机械化水平、农业科技水平、抗灾能力还不高。如表7所示，根据2000年、2010年、2015年、2016年、2017年数据计算，耕地灌溉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分别为：34.43%、38.49%、39.49%、40.21%、40.77%。
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农民市场信息变化的应对能力非常薄弱，加上“优、特、新”产品还比较少，“增产不增收”现象经常发生，农民收人水平仍然很低。如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7年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36 396.2、13 432.4元，城乡比为2.71∶1。其中，城镇居民低收入户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3 723.1元，超过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 432.4元；四是在快速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导致耕地面积持续下降的同时，来自工业企业和农业生产的污染呈现出日益严重的态势，受到污染的耕地面积急剧增加，土壤质量持续下降。如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7年废水排放总量6 996 610万吨。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中，二氧化硫875.40万吨、氮氧化物1 258.83万吨、烟(粉)尘796.26万吨等。化肥、农药、除草剂、杀虫剂等化学投入品的过量使用，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和农田残膜等农业废弃物的不合理处置，导致农业面源污染日益严重，加剧了土壤和水体污染风险。如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化肥施用量2000年4 146.4万吨、2010年5 561.7万吨、2015年6 022.6万吨、2016年5 984.1万吨、2017年5 859.4万吨。
四、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的新路径
城镇化一端连接着工业化、信息化，一端带动着农业现代化，也是我国最大的发展动能和内需潜力所在。在推行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凝心聚力地补齐乡村这块短板，推动以人为核心的乡村绿色协调可持续的发展[36]。
（一）强化规划引领，科学确定城乡规模结构和空间分布
在中央战略布局、统筹总体规划和制度安排的基础上，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与趋势、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等因素，科学把握乡村、小城镇及大中城市的差异性和发展走势，做好顶层设计，科学确定乡村、小城镇及大中城市规模结构和空间分布。加强各类规划的系统衔接和统筹管理，坚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双轮驱动，形成多规合一、区域一体、城乡融合的规划体系。一是优化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空间结构，增强城市资源环境、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对人口的承载能力，推动交通站点与居住、办公、商业、生态空间的合理布局。同时，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强化市区发展高端服务、信息中介、现代商贸、创意创新等产业，采取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等措施减少人口压力，增强灾难防范意识和措施，有效治理和预防“城市病”；二是支持资源枯竭城市淘汰产能落后企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接续替代产业。根据城市比较优势、要素禀赋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壮大先进制造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生物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有特色的城市产业体系，用产业留人、产业吸引人入住，不让“鬼城”产生；三是根据自身的人口密度、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资源环境及空间承载能力，科学合理编制城镇规划设计，严格控制城镇化建设用地规模，统筹生活区、商业区、办公区、生产区等功能区规划建设，控制建设标准过度超前，在产业集聚的同时集聚人口，杜绝盲目、脱离实际地推进城镇化建设，防止城镇空心化；四是综合考虑不同村庄分布与发展现状、集聚特点、区位条件、演变规律、资源禀赋等，合理确定村庄规模和布局。统筹城乡发展，精心谋划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等空间布局，形成现代城镇与田园乡村交相辉映、各具特色的城乡发展形态。坚持“一户一宅、面积法定”宅基地使用制度，准确把握宅基地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妥善处理“一户多宅”、超占多占、违法违规占有宅基地等问题，保障“户有所居”，激发农村土地资源活力。
（二）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政策体系，让农村人口进得来留得住
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人，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民市民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产业兴旺”，就要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就会产生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实现“生活富裕”，就要加快转移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不断吸引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镇来，补充城镇劳动力，给城镇带来了生产力、创造力和活力，有力促进了城镇化同步快速发展。因此，有序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同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内容，需要长期性、系统性、综合性的城乡融合发展政策体系支持。一是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落户条件，拓宽落户通道，促进在城镇稳定生活和就业且有能力落户的农村转移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重点鼓励和支持就业能力强、进城时间长、能够适应城镇生活和工作环境的进城农民落户。但不可急推冒进，不搞层层下指标和虚假“城镇化”。进城农民是否落户城镇，要尊重他们自愿选择权利，严格防止“被落户”[37]；二是积极支持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混合所有制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岗位需求，引导农村转移人口进城，向特色城镇和工业园区有序集中、合理流动，解决有人无产、有城无人的问题，给他们创造就近就业的机会和条件。优化创业就业扶持政策，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的服务体系，为农村转移人口就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拓宽其就业信息与渠道。加大农村转移人口技能、创业培训和职业教育力度 ，整合培训资源，根据需求设置培训内容，开展“定向性、订单式”培训，提高其创业就业能力和素质，促进农村转移人口稳定就业。建立城乡融合就业制度，改善农村转移人口就业环境，破除对他们进城经商务工的歧视性限制和不合理规定，维护他们的就业合法权益，使他们与城镇职工同工同权、同工同酬，提高他们的经商务工收入，让他们变成有尊严的城市人；三是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保障体系，享有与转入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完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把进城落户的农村转移人口完全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采取多种方式满足符合条件的农村转移人口基本住房需求。扩大住房公积金缴存面，将他们纳入覆盖范围，确保他们同等享有政府提供给当地城镇居民基本住房保障的权利。完善学籍信息管理系统，保障进城落户农民与转入地城镇居民子女享有平等受教育权利，同城同待遇。完善城乡医保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在农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进城落户农民，可规范接入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推动进城落户农民参加当地城镇职工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确保他们与转入地城镇居民同等按规定享有养老保险待遇和最低生活保障的权利；四是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简称“三权”）合法权益，不得强行要求他们放弃“三权” 为进城落户条件，或转让其“三权”。探索“三权”自愿有偿退出机制，引导和支持他们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依法自愿有偿转让。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鼓励他们进城落户后通过租赁等方式流转农村土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允许依然享有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权以及集体收益分配权，为他们进城失败留下退路。
（三）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构建城乡劳动力资本双向流动的格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村农业实现现代化，摆脱不了对劳动力和管理者的依赖，特别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和专业人才来完成。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着力构建城乡人力资本双向流动的格局。一方面要致力推动城镇化，有序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减少农村劳动力资本，创造农村适度规模经营的外部条件的同时，也为城镇人力资本到乡村寻求新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要致力推动逆城镇化，在培育现代职业农民的基础上，疏通城镇人力资本向乡村流动的通道，吸引一大批有能力的人来乡村创业，鼓励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现代化、智能化，不断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一是随着城镇化进程和农村人口转移提速，农村空心化、老龄化凸显，种地成本升高、种地收益低，种地人数越来越少，“谁来种地”成为众多专家学者关注的话题，甚至有人担心再过多少年就没人种地了。但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显示，粮食产量从2004年到2015年连续12年增产。其中， 2015年粮食产量达62 144万吨，是1978年粮食产量30 467.5万吨的2.04倍。据调查，除老人、妇女之外，更多的则是“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耕地流转到“职业农民”、 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手中，便于耕作管理，提高了种地的规模化、机械化水平，农业科技被广泛应用，人均种地规模扩大了很多，降低了种地成本、提高了种地收益。因此，我们不必担忧“没人种地”，而应关注“谁来种地”；二是充分利用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和各种现代教育手段，对留在乡村的农民有针对性的进行职业技能和生产实用技术培训，努力提高他们的市场竞争、科技应用和自主发展能力，培养新一代善经营、懂技术、爱农业的新型职业农民，让他们成为乡村振兴的基础和主体力量；三是大力培养乡土人才，有序推进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能人才、农村致富能手队伍建设，让他们成为创办农业农村新型经营主体的实践者、应用新装备新技术的引领者、发展乡村新业态新产业的先行者；四是以生态优先为原则，加强财政补贴、产业扶持、人才激励、金融保险、社会保障等城乡融合发展机制保障和政策支持，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条件，补齐乡村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短板，让务农有保障、有钱赚，让乡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一方面吸引农村年轻人、退伍军人以及大中专生毕业等新生力量、专业人才“逆城镇化”，回流乡村，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吸引更多的城镇人才到设施齐全、环境优美的乡村去创业，满足乡村振兴的人才需求，解决创业创新动力不足问题，为乡村振兴源源不断地提供驱动力。
（四）发展高质量乡村产业，夯实乡村振兴的基础
乡村产业直接关系到农民增收、生活富裕，直接关系到产业兴旺、乡村经济发展。乡村产业的兴旺和高质量发展，能不断提升农民生活水平，不断筑牢乡村经济基础，为乡村其他方面的振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乡村的产业兴旺和高质量发展，会吸引更多的城镇资金、技术、人才进入乡村，进而有效带动乡村其他方面的振兴，使乡村充满生机和活力。一是完善乡村产业体系，以绿色生态为导向，顺应市场和产业的自然规律，做好乡村产业规划布局，统筹布局生产加工、物流营销、新产品研发、配套服务等功能板块，整合相近区域内的小规模乡村产业，有力聚合乡村“单打独斗”的个体，同气连枝，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流通研发一体化，以提高乡村产业规模、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最终带动乡村产业加速提质增效。强化三产融合，拓展“农业+”的范畴、领域，丰富发展乡村产业模式，积极推进“旅游+农业”“文化+农业”等跨界融合发展。优化乡村产业发展环境，深度挖掘乡村特色农耕文化，发展休闲观光体验农业，吸引更多城镇资金、技术、人才落户乡村，因地制宜发展本地乡村的二三产业，为乡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能；二是加快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农田水利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灌区现代化改造，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健全运行管护机制，促进节水灌溉与农艺、农技、农机结合，补齐乡村农业生产体系短板，提升防灾抗灾减灾能力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乡村现代化建设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大力发展高效农业、设施农业，加大新农机具、农机新技术推广力度，提高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水平；三是加快乡村信息化建设，完善乡村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整合推进信息进乡村入户，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大力建设智慧农业、数字农业，构建农业大数据，将网络技术应用到生产资料供应、产品生产加工、贮存运输营销等环节，提升乡村产业技术含量，带动乡村产业效益提高。深入推进电子商务进乡村，发挥电子商务在促进产品销售、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探索推广“互联网+乡村产业”发展模式，培育更多的“电商村”“淘宝村”“外贸村”；四是支持 “龙头企业+合作社” “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发展模式，推动新型经营主体由交易联结走向风险共担、优势互补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整合资源，鼓励新型经营主体通过与小农户订单农业、股份合作等方式，形成紧密利益联结，分享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发展的成果。鼓励和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开展土地托管、秧苗统育统供、联耕联种、代耕代种、病虫害统防统治等农业生产性社会化服务，帮助小农户利用现代生产要素；五是重点推广稻田综合种养、轮作休耕、农牧循环利用等绿色发展模式，广泛采用统防统治、绿色防控、天敌灭虫、昆虫除废、测土配方施肥、有机肥替代化肥、水肥一体化应用等技术，管控和减少农药、化肥使用。全面推行畜禽标准化、规模化养殖，逐步建立畜禽粪污治理、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及秸秆综合利用等加工、处理系统，实现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提升乡村绿色有机产品比重和生态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作者简介:汪恭礼（1972-），男，安徽宣城人，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农村发展理论研究。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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