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欧洲一体化乡村旅游框架的启示
摘要：西方国家既有实践证明, 旅游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 而2020年之前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制度框架、政策体系完善阶段。欧洲一体化乡村旅游 (IRT) 框架理论因系统性强、实践适应性广, 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好的乡村发展工具, 可为我国发展乡村经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借鉴。生态宜居-治理有效、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生活富裕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同阶段的发展侧重与协调重点。同时, 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创新必须尊重本土制度框架与文化逻辑, 立足我国国情与乡村实际, 走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点的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之路。论文因此提出3阶段创新方向为生态引领-上下共创、村民为本-内外共赢、文化为根-主客共生。最后, 从整体性、地方性、维度性、阶段性、可测性、主体性角度归纳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框架与实施要点。
一、问题提出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明确“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这是从国家全局出发, 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期待做出的重大决策。乡村振兴战略的最大命题是“乡村如何振兴”?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是增加农产品附加值, 实现农业三产化的重要途径。在很多发达国家, 乡村旅游被认为是替代林业、种植业、渔业等滑坡产业, 避免农村人口过度下降、保持乡村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1二战后, 欧洲各国不仅从单一旅游视角观察乡村旅游, 还开始研究旅游业对乡村社区、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 甚至从整个社会影响角度审视乡村旅游之作用。2故此, 在欧洲有“拯救欧洲乡村的乡村旅游”之说, 可见, 旅游业在乡村发展中提质升级行动方案 (2018年-2020年) 》, 以发挥乡村旅游对促进消费、改善民生, 特别是推动中国农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带动作用。总的看, 中国乡村旅游发展还处在从初级向规范阶段转型的过渡期, 2转型成功既有赖于对本土问题的研判, 也需借鉴国际经验。
欧洲乡村旅游源于19世纪, 距今有上百年历史, 20世纪70、80年逐渐兴盛, 90年代开始关注旅游业对落后乡村的助力发展价值与路径。1999年, 《欧盟2000年议程》首次提出发展生态农业和保护农业环境, 推动了欧洲乡村发展的重大改革。3同年出台“欧洲农村发展条例 (1257/1999) ”, 指出因“乡村地区对低附加值农产品的过度依赖, 导致一旦出现经济波动, 当地经济就急剧下滑。目前关键要鼓励农村土地除农业外, 进行其他可选择的利用, 这将有助于维持当地人生计并保护环境”4。在此背景下, 2000年欧洲多国联合提出“支持和促进欧洲农村落后地区的一体化旅游”倡议, 确立了“一体化乡村旅游” (IRT:Integrated Rural Tourism) 发展框架, 5以推动落后乡村全面振兴。2010年前的IRT实践与研究集中在欧洲案例地, 包括西班牙、希腊、法国、爱尔兰、英国和捷克共和国6个国家的12个落后乡村地区, 2010年后IRT案例研究开始扩散至美国、6一些边境国家7及发展中国家, 8高静和吴必虎对袁家村成功经验的模型化梳理也使用了IRT框架作为基础。9IRT框架整合了乡村发展的各维度和多利益相关者, 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都显示出较好的适用性, 对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具促进作用, 是一个好的发展工具。10
2020年前是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阶段, “探讨理论基础、评介国外经验、完善总体框架、分析实施难点”11是该阶段研究侧重。目前对乡村振兴战略研究还多集中在内涵、意义、目标、原则、重点与关键措施等宏观方面, 本文旨在评介欧洲IRT发展框架基础上, 剖析其对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在理论基础、推进路径、创新逻辑等方面的启示价值, 以凝练要点、完善框架。
二、从IRT框架看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基础与推进路径
(一) IRT框架的内涵、维度与路径
IRT被界定为与所在地区经济、社会、文化、自然和人力资源联系在一起的旅游业, 这是一种基于长远眼光、兼顾旅游发展多重价值的方法。瑏瑠IRT与可持续概念紧密相连, 二者均把社区和自然环境放在发展的中心位置, 但亦有差异, IRT更强调网络和联系的重要性, 发展框架更为细致且实践意义更强。
IRT框架涉及内生性、互补性、规模、内嵌性、可持续性、网络、赋权7个维度。每个维度的定义清晰 (见表1) , 实践中具体表现也得到了较为系统的总结, 这使其理论性与可操作性兼备。
“网络”被认为是7个维度的核心。Saxena将IRT概念化为地方和外来者共同形成的网络, 认为内生性、内嵌性、赋权是网络能否成功构建的关键, 因为资源“内生”、“内嵌”于网络中, 可通过增强社区资产、成员能力使农村社区得以“赋权”。①此外, “规模”的概念也和网络有关, 意味着网络节点的增删;“可持续性”则是网络构建的最终结果;“互补性”会使主客在更好的网络中都得到更好的体验。Petrou就“互补性”和“网络”关系做了更深入的探讨, 他认为旅游企业之间建立的正式、非正式网络促进了互补性, 12因此, 乡村旅游应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与活动, 使生产多样化, 而不是简单替代原有的生产方式。
表1 IRT框架各维度定义13
Cawley等根据Porter的战略协调 (fit) 理论, 将IRT框架关注的7个维度按旅游目的地发展的时间演进划分为3阶段。②Porter认为企业各项运营活动之间的战略协调可以建立一个环环相扣、紧密联接的链, 从而创造并保持核心竞争优势, 将模仿者拒之门外。协调可分为三阶, 一阶协调是保持各运营活动或各职能部门与总体战略之间的简单一致性, 二阶协调是各项活动之间的相互加强, 三阶协调是超越二阶协调的投入最优化, 以更为优化的整体系统来强化竞争优势。14Cawley等将该理论应用到IRT实践中, 认为乡村旅游业发展路径是 (见表2) :初期以“可持续性”和“赋权”为宏观统领策略;中期由于对高附加值产品需求增加, 应注重“内生性”、“互补性”和“规模”3个维度;成熟期, 则应关注“网络”和“内嵌性”以提升整体效率, 联通内外网络, 打造地方品牌, 夯实竞争优势。
(二) 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基础与推进路径
IRT框架的理论基础可朔源至Porter战略协调理论, 乡村振兴战略亦如此, 因此推进路径同样可分为3个步骤 (见表2) : (1) 一阶协调重点是“生态宜居”和“治理有效”。以生态宜居为引领在乡村确立可持续发展理念是关键, 摸索适合中国乡村的有效治理模式是战略成败的根基, 以确保整体行动与战略目标间的一致性。 (2) 二阶协调重点是“产业兴旺”。内生性、互补性和规模推进速度直接关系到产业兴旺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能否彼此协调、互相强化, 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将产业发展红利回馈给参与的乡民。 (3) 三阶协调重点是“乡风文明”和“生活富裕”。随乡村环境改善, 农民收入增加, 文化自信树立, 城乡社会网络联系更为有机而紧密, 城乡差别缩小, 整体行动朝向投入最优化方向发展, 农村美、农业强、农民富的乡村振兴目标逐渐实现。需强调的是, 乡村振兴的5个方面互相渗透, 三阶协调并非意味以截然的3阶段将其割裂开来, 而是关注不同阶段的协调重点, 比如乡风文明在一阶协调时也会展开, 但在生活富足后, 才会成为协调重点, 文化自信随之得以确立。
乡村振兴战略与IRT框架一样, 高度关注乡村发展的协同性、关联性与整体性。乡村振兴本质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城乡融合发展”的论述, 并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作为实现乡村振兴五大目标的主要路径。城乡融合发展更加强调城乡发展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促进, 15鉴于城乡联系的多维性, 从实施路径看, 三阶协调对应城乡融合发展的不同阶段。
首先, 一阶协调实现城乡生态一体化, 该阶段财政支农资金要更多花费于农村和农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城市象欧洲、农村象非洲”是中国城乡生态环境差距的真实写照, 发达国家经验表明, 生态环境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前提。上世纪70年代, 韩国发起“新村运动”以统筹城乡发展, 新村运动的第一阶段 (1970-1973年) 即是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民基本生活居住条件。16中国东部地区乡建经验也印证了生态一体化是城乡融合的首要目标, 如浙江省安吉县结合自身实际, 2003年开始开展农村环境整治提升, 极大改善了县域农村人居环境, 2008年又在全国率先开展以“中国美丽乡村”建设为载体的新农村建设。
其次, 二阶协调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经济联系是城乡联系最重要的部分, 经济一体化有利于消除城乡二元体制, 因此产业兴旺被认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缺乏产业支撑, 乡村振兴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国外实践看, 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城乡产业统筹发展。17如日本曾一度出现农村人口急剧流向城市的现象, 后通过制定《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农村地区引进工业促进法》等政策, 鼓励城市工业向农村转移, 强化企业对接乡村的能力, 实现了统筹融合发展。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也实施“一村一社”计划, 立法要求有实力的企业对接村庄、帮扶产业, 包括农产品开发、观光农业、村庄整治等。
最后, 三阶协调实现城乡社会一体化。社会一体化意味着城乡居民享有同等发展机会, 同等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社会一体化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为前提, 因此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人均生活费支出比被认为是社会一体化的重要指标。城乡社会融合、和谐一体是乡村振兴的高层次追求, 1989年后韩国新村运动的最后一个阶段也以城乡社会关系和谐、完善发展为目标, 同时强调农村社区文明和经济综合开发。16
不同的是, 城乡文化与生活方式应是多元化, 而非一体化追求。这种多元化源于地方认同与民族自信, 中国作为原住民国家, 多元文化保护有其重要价值。IRT框架中“内嵌性”也反映了对本土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保护。值得注意的是, “内嵌性”没有放在一阶协调, 而是放在了三阶协调阶段。研究表明, 过度内嵌会使地区缺乏对外部信息的了解, 如一开始就固步自封, 缺乏创新与学习, 发展则无从谈起。因此英国学者提出了内嵌范围和程度界定的问题。在乡村振兴进程中, 无论空间还是时间维度, 内嵌与非内嵌的平衡问题也需要关注。
三、从IRT框架看乡村振兴战略的本土逻辑与创新方向
(一) IRT框架实施的西方本土逻辑
IRT框架源于西方, 具体实施与西方的制度框架和文化逻辑相适应, 突出体现为自下而上的发展逻辑、多利益相关者的均衡逻辑、基于网络的合作逻辑。
在管理层面, IRT重视自下而上的方法, 东道主社区的声音受到关注, 这一点体现在赋权、内生性、内嵌性3个维度, 可持续性维度也与此相关。村民作为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的直接管理者, 其情绪变化对乡村旅游良性发展至关重要。地方旅游发展不应是少部分人的决策, 而应综合各方意见, 因此要提高村民话语权意识, 使其通过参与决策的方式争取利益, 并起到监控发展速度的作用。受传统农业影响, 村民多缺乏创新意识, 为使其积极参与到旅游发展中来, IRT重视通过专业培训与教育, 提高村民对乡村旅游发展的认知。18
在利益层面, IRT重视东道主社区、游客、企业、机构 (agencies) 、看门人 (gatekeepers) 、资源控制者等多利益相关者诉求的均衡表达。如: (1) 游客作为需求方, 旅游产品设计与营销中应充分考虑其动机与偏好。但游客需求与村民利益可能存在矛盾, 如游客想扩建房屋以获得更舒适的环境, 而村民则更希望村庄保持原样, 这时如过分以游客需求为导向, 就会使村庄失去原真性。因此, 游客需求与村民诉求应同时被关注, 综合考虑双方意见以平衡利益关系。 (2) 企业主要诉求是经济收益, 为了自身利益企业可能不顾社会责任, 甚至破坏环境。鉴于此, 政府需制定明确的规范并予以监管, 引导企业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这将有利于带动当地就业, 吸引人才回流, 帮助当地村民致富增收。 (3) 机构包括政府和非政府机构, 如村委会或合作社, 作用包括政策和规划、商业支持、监管、营销4方面。营销可对外强化竞争优势, 对于本地小企业尤为重要, 但乡村企业多规模小且地域分散, 高昂的营销成本常使其难以承受。有效解决方法是小企业组成合作网络, 成立协会共同对外营销或影响政府决策。19 (4) 资源控制者指具有人力、资金、信息和土地等关键性旅游资源的个人或组织。资源控制者如对投资回报缺乏信心, 会反对将资源用于村庄旅游发展, 因此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促使控制者愿意投入资源的前提。20 (5) 看门人指旅游协会、信息中心及媒体等, 作用主要是市场营销, 在信息传播中更能建立信任关系、促进合作, 在村落外部纵向网络发展中不可或缺, 对地方旅游产品“走出去”起到关键作用。
在操作层面, IRT重视网络的作用。所谓“网络”, 即要求在社会、环境、经济和文化之间创造强有力的关系, 这种关系既包括工作上的联合, 也包括知识的共同生产、转移以及参与者间的相互合作。21因此, 各利益相关者间的沟通是必要的, 网络合作、知识共享能带来信息流动, 从而可更好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二)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中国本土逻辑与创新方向
中国农村人口多、底子薄、基础差, 城乡差距大, 城市化与乡村振兴进程同时存在。因此不可能照搬发达国家完全依赖强大财政供给的转型发展道路, 同时也应避免陷入城市贫困与农村衰败并存、社会矛盾凸显的“陷阱”局面。因此, 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同时, 还要学习其对于本土制度框架与文化逻辑的尊重, 立足中国国情与乡村实际, 走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点的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之路。22具体而言, 不同阶段本土政策创新逻辑体现在:
首先, 一阶协调的政策创新方向为生态引领-上下共创。在欧洲, 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深入人心;在中国, 可持续发展理念确立需要一个过程, 要以生态环境改善引领观念转变。在欧洲, 强调“赋权”、民间组织和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在中国, 地方政府兼具机构、资源控制者、看门人等多重角色, 自上而下的统筹在乡村振兴中具有不容小觑的关键性作用, 同时也形成了农民合作社这样一种相对公平、自下而上的利益分配和社区参与方式23, 因此乡村振兴的有效治理应倚赖于多利益相关者参与的上下共创模式, 不仅是自下而上的赋权。
其次, 二阶协调的政策创新方向为村民为本-内外共赢。在欧洲IRT框架中, 内生性和互补性皆彰显了村民为本的原则, 适度的规模既体现了对生态环境承载力的考虑, 也体现了对社会文化承载力的关注。在中国, 乡村建设资金需求大, 单靠政府或乡村自身之力很难推进, 适度吸引外部企业资金参与有其必然性, 因此应是一种村民为本基础上内外共赢模式。内外共赢取决于内外网络的平衡, IRT中将“网络”分为垂直网络和横向网络, 垂直网络指与外来企业、资本进行合作, 横向网络指本地利益相关者间的合作。过度的外部垂直网络如没有充分的内部横向联网, 会带来经济冲击, 而过度的内部横向联网却缺乏外部垂直联网, 则会削弱合作效果。24内外共赢模式要确保村民利益、平衡内外网络, 引入什么样的企业、何时引入、怎样引入等问题都需要深究。同时, 为提高企业投资乡村的意愿, 也需要政策引领, 并做好前期基础设施改善等基础性工作。
最后, 三阶协调的政策创新方向为文化为根-主客共生。乡村振兴的实质是文化的振兴。在欧洲IRT框架中, 内嵌性有助于挖掘本土文化, 培养村民的地方认同和文化自豪感, 融入城乡融合网络的价值是找到自我 (文化) , 而非迷失自我。因此在游客数量增多时, 欧洲已出现反旅游浪潮, 也就是说在发达国家, 已进入到生产让位于生活的阶段。在中国, 生产带来的经济收益仍更具吸引力, 所以尤其要强调对本土文化的保护, 并努力寻求主客 (外来企业、游客) 共生的发展模式。如村民更多感受到外来者参与发展为生活带来的便利以及收入的增加, 会更积极地投入其中, 归属感和自豪感也会提高, 有利于形成主客间的良性循环。
四、从IRT框架看乡村振兴战略的框架与实施要点
(一) IRT框架实施的表现与效果测量
欧洲案例表明, IRT框架在实践中对地方经济利益、游客体验、生态保护、地方发展、利益相关者协同等均有正向促进作用。更难得的是, IRT不仅停留在概念层面, 也在探究科学的测量方法以验证模型、评估效果。因为直接测量法的指标选取常与区域空间尺度相关, 又需要足够长时间的数据才能反映趋势, 且不同地区数据收集方法相同才具有可比性, 因此难度较大, 目前主要通过间接测量各利益相关者的感知, 进而反应IRT的实践效果。纵剖面的测量方法由Clark等提出①, 该方法对受访者选取较严格, 要求访问到那些长期经历当地旅游发展的涉益方。访谈时, 对6类利益相关者就IRT7个维度的变化感知进行访问, 回答时分无、弱、中、强4种程度, 对应分值0、1、2、3。该方法不足是主观性较强, 易受到个人情感、记忆力等因素影响。横截面的测量方法由Marzo-Navarro等25完成了规范的量表开发:先由研究人员通过文献综述提出初始测项, 再通过专家组评估净化初始测项, 最后通过问卷预试优化并检验量表的有效性。IRT量表由5个维度28个测项构成, 即授权4个、内生性6个、内嵌性4个、互补性7个、网络7个。该量表的不足是“规模”、“可持续性”2个维度未完成测项设定, 待完善。
(二) 乡村振兴战略的框架与实施要点
IRT框架的理论系统性、实践广域性、检验有效性都使其给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以启示。比对IRT框架的经验, 乡村振兴战略的框架结构与实施要点如图1所示, 生态宜居-治理有效是战略实施的保障、产业兴旺是支柱、乡风文明-生活富裕是目标。实施要点如下:
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路径、创新逻辑与实施要点
(1) 整体性。城乡网络构建与融合发展需多元推进, 涉及空间、时间、机构、政策、人力资源、产业创新、经济、社会、社区等多方融合, 需平衡内部与外部、当下与未来发展, 因此是一个长久而复杂的过程。鉴于此, 特别是在中国地方政府担当多重角色、外来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不强的背景下, 法律规制势在必行, 应尽快研究并颁布乡村振兴相关法律确保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确保战略的多元受益、持续推进。
(2) 地方性。强调产业嵌入的有机性, 新的发展方式要与现有发展相适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充分利用当地资源进行多样化生产, 而不是简单地以流行的产业模式替代原有的生产方式, 更好体现历史传承、区域文化, 真正实现人、地、产水乳交融式的发展。
(3) 维度性。多维度性是可测性的基础, 是科学性的保障。要把乡村振兴战略落实到实处, 必须从多维度全面、持续的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意, 避免过度行政化和形式化等潜在风险。五大任务可作为一级观测维度, 更细化、更具操作性的维度划分亟待研究。
(4) 阶段性。长久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战略实施的阶段性, 在五大任务、两步走的基础上要进一步细化阶段性目标, 本文提出三阶段协调重点:第1阶段侧重“生态宜居”和“治理有效”, 弥补乡村发展欠账与短板;第2阶段侧重“产业兴旺”, 夯实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第3阶段侧重“乡风文明”和“生活富裕”, 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5) 主体性。恰如IRT框架中对村民利益的高度关注, 尽管产业兴旺的推动也鼓励外来者、外部产业的多元参与, 但乡村振兴中必须高度关注农业、农民的主体性地位, 防止其在资本的角逐中被边缘化, 保有农村对农民、对全国经济发展的缓冲和保底作用。
(6) 可测性。IRT已发展出较为完善的基于多利益相关者感知的间接测量方法, 为了对乡村振兴实践予以科学评估和有效监督, 指标体系建设亟待展开, 不涉及到跨国比较时, 直接测量法的价值凸显, 但考虑到可能的数据真实性问题, 间接测量法不可或缺。
五、结论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也是一个农民大国, 乡村振兴战略是基于中国发展新历史定位的科学判断, 也是顺应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选择。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 要通过提升战略的科学性, 确保可持续性, 切忌空洞讨论和一时热度, 规避主观性错误倾向。唯此, 必须夯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学术支撑, 要通过多维度的指标体系建设对乡村振兴效果予以科学评测。空间上要研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村落发展的特殊性与差异性, 尊重村民的主体性与乡村文化的多元性;时间轴上要在战略整体稳步推进的基础上, 注重识别不同地区、不同阶段的拐点, 适时调整协调重点, 攻克实施难点, 处理好战略发展的整体性与地方性的关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借鉴国际经验, 同时也要尊重中国本土的制度框架和文化逻辑, 摸索一条符合中国的乡村振兴创新之路。 (致谢:感谢硕士生俞方圆在IRT相关论文收集、框架梳理方面所做的工作。)
作者简介： 李燕琴,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旅游扶贫社区居民生活满意度演变过程与驱动机理研究” (4187114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多维贫困视角下少数民族反贫困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 (17JJD850006) 阶段成果;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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