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在新时代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战略构想，学界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逐渐分化为两个视角：坚持农民主体性，满足农民需求的内部视角；鼓励资本下乡发展多功能农业，满足城市居民需要的外部视角。在城乡融合的背景下，必须坚持内部视角，坚持农民的主体性，协同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共同实现乡村振兴。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民主体性；多功能农业
1、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农业农村要坚持优先发展，将“三农”问题视为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是我们党在建设现代化强国过程中的重大创新和突破。[1]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好主要矛盾关键在补齐农业农村农民这块短板，关键在解决好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大要求，明确了各个实施阶段的重点任务，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提供了最具指导意义的战略布局。刘彦随根据国际经验和国别研究指出乡村衰败是全球在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2]党中央在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做了深入分析之后，做出了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是新时代指导乡村发展的指南。
学界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价值定位、实施原因、实施重难点、实施路径等问题开展研究，为综述的整理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乡村为何要振兴，又将通过什么具体路径实现乡村振兴，学界研究的内外部视角冲突日益凸显，因此本文主要从内部视角和外部视角两个方面切入分析学界已有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所谓内部视角是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坚持农民的主体性，以农民的需求为先，实现内源性发展；所谓外部视角下的乡村振兴战略则是强调满足城市居民的需要，通过资本下乡发展多功能农业来带动乡村发展。基于内外部双重视角厘清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必要性以及具体实施路径，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建构、统筹推进与落实具有重大意义。
2、内部视角下的乡村振兴战略
（一）从内部视角看乡村振兴战略的必要性
乡村发展的问题突出，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受到限制，乡村振兴任重而道远。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2030年前后我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70%，尽管如此，农村还是一个4.5亿人生活的地域，对此陈锡文强调中国的特殊国情和未来二三十年发展中的阶段性特征不允许农村衰败，而乡村振兴战略现实关照的就是乡村衰败现象。[3]韩俊则从城乡要素流动方面进行论述，他认为当前城乡之间的要素合理流动机制仍然存在缺陷。一直以来，乡村处于一种要素给予的状态，繁荣了城市，掏空了乡村，以“人、地、钱”为标志的要素还存在不平等交换，尤其是“人”的流失导致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等问题，“农村病”的解决催生了乡村振兴战略。[4]刘奉越认为当前农村的“空心化”正走向人口、产业、服务、区域的全面“空心化”，成为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而且很有可能引发社会风险。[5]叶敬忠等也认为城乡空间不平等以及资源非公正分配的体制机制造成农村发展日益窄化，从城乡变革维度说明乡村振兴的实施必要。[6]朱政则转从文化看乡村，他认为当下农民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贫困胜过物质条件的匮乏、人员的流动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7]的确，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文化正在慢慢消解，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缺乏，直接导致价值观混乱、信仰危机严重，邪教组织大肆招揽信徒，长时间接受邪教教义的灌输，小到影响家庭和谐，大到破坏社会稳定。乡村公共文化建设需要乡村文化振兴，也只有乡村文化振兴能够解除乡村文化危机。
我国要实现全面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是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6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讲话中就指出农业仍然是现代化建设的短腿，农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吴群认为我国“农业没有形成优质化、特色化和品牌化优势，没有形成地区品牌和地区优势产业”，而且农业规模化与现代化经营缓慢，传统的耕种方式、分散的经营主体导致资源空置化严重，农业效率和效益低下，农民的收入受到限制。[8]另一方面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流，打破了小农经济自下而上积累的内部平衡，使得传统小农家庭生产的内部劳动分工模式逐渐被重新构建，农村劳动力人口老龄化严重，[9]“老弱种地”、“农地用途改变”、“大面积抛荒”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要补齐农业发展的短板，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能够成为农业现代化的获益者。
对“三农”工作来讲，最艰巨的任务是促进农民增收，最能体现工作成绩的也是促进农民增收。党和国家一直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三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推动下，农村的基本状况得到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经济社会的蛋糕越做越大，但是农民尤其是小农户所享受的现代化水平仍然偏低，城乡还有一定的差距。[10]李铜山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为了贯彻共享发展理念，让乡村能够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享受到应有的福祉，让农民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富起来，而不是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渐被边缘化。[11]乡村振兴战略要以多渠道拓宽农民的收入为目标，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农民在乡村建设和发展中的主体作用。
综上所述，内部视角下的乡村振兴战略立足于农民的内在需求，在充分分析当前乡村发展态势的基础上，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必要性归结到农村发展、农业繁荣、富裕农民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来分析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初衷，满足农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坚守农民主体性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着重体现了我国长期以来“以农为本”的政策导向和发展理念。
（二）内部视角下乡村振兴的具体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强化人才支撑，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有助于优化农业从业者结构，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注入一股新的动力。马彦涛强调新型职业农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力军，加强对新型农民的培育，形成教育培训的长效机制，以此提升农民的素质和素养。[12]传统农民是新型职业农民的主要来源，也是农业职业教育培育的重点对象。胡焱认为构建科学的职业农民培育体系能够增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实效性，持续有效的农业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教育和培训，能够加强农民的自身能力建设，提高农民的科学知识和生产劳动技能，进而促进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发展。[13]杨璐璐指出“农民职业教育过程中要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着力提升职业教育的精准性”。[14]而实现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型还需要农民意识上的转变，通过课上课下的职业意识培育以及发挥典型的示范作用来引导农民树立职业发展意识，实现新型职业农民的真正转型。[15]重视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工作，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一方面能够保障农民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也能够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乡村内部资源的原始状态是离散的、无序的，有效整合乡村内部资源，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内生资源的效用，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赵光勇通过借鉴“米提斯”认识论概念，提出要激活乡村社会内生资源，鼓励在把握地方特色的基础上自主探索和大胆创新，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地位，杜绝简单粗暴的一刀切，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16]张丙宣等也强调了乡村可持续发展，他认为外生性发展只能是短期的，乡村长期靠依赖外部“输血”是不现实的，乡村振兴的关键是要加强乡村内生能力建设，真正实现由内而外的自给和繁荣。[17]除此之外，新乡贤也是乡村社会的一笔丰厚资源，包括其自身的知识、经验、技术、人脉以及财富等。作为连接乡村和城市的纽带，新乡贤在推动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方面发挥着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李金哲认为要通过营造新乡贤文化，重建乡村传统文化和复兴熟人社会；另一方面可以建立新乡贤自治组合，为外出的乡贤提供参与乡村治理的平台，为乡村振兴培育新乡贤群体。[18]
随着生产社会化、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加之大量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传统上分散的、小规模经营已经不能满足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要求。2017 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强调要壮大集体经济，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机制，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提高农民收益，有效带动小农户发展。[19]简新华等在对贵州省塘约村开展实地调研后，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出路还是要像邓小平所说的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第二个飞跃”，塘约村采用的股份合作形式的新型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营方式，实际上就是“第二次飞跃”的有益尝试而且成效显著，并且他强调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形成有效的激励监督约束机制，使得塘约村的共同富裕道路成为一条可复制可持续的道路。[20]郑有贵针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展开讨论，他认为这些地区应以国家实施扶贫政策为契机，借鉴固原市“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共享发展模式，构建符合地方发展规律的合作社治理结构和合作机制，保障农民共享发展红利，从而推动乡村实现由脱贫向振兴转变。[21]张杨建议在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要注意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制、集体经济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吸收经验教训的同时也要正视小农经营的弊端，沿着“越公平越有效率”的路径逐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22]我国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还比较薄弱，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多种形式的合作社对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具有重大意义，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
3、这是一个动态的数字标题
外部视角下的乡村振兴主要是从城市的需求出发，深入挖掘乡村价值，借助工商资本下乡的契机发展多功能农业，满足城市居民不同层次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刘励敏等认为“多功能农业是功能属性的产业化，它要解决的是农业产业领域的拓展，农业生产力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开发，农业除了提供公共产品的经济功能外，还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农村田园景观保全、农村就业、粮食安全保障、生物多样性、食品安全、农村传统文化传承以及动物福利等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23]
（一）从外部视角看乡村振兴战略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城市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水平越来越高，日常不再局限于物质层面的消费，而是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享受。张强认为实施乡村振兴的根本原因在于为城市提供多功能农业产品供给、绿色生态空间的支撑，为城市居民留住“乡愁”、守住“绿水青山”，满足城市发展的内在之需。[24]乡村的发展状况与城市多样需求的关联越来越密切，外部需求的增长迫切需要乡村扭转日益衰败的现状，实现乡村振兴。
从文化层面上看，乡土文化正面临一个机遇与挑战共存的历史时空，正确认识并利用乡土文化的多元价值能够促进城乡融合，扭转日渐衰落的乡村；反之则可能破坏传统乡土文化的根基。朱启臻认为传统的乡村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越来越凸显，和谐的人际关系、健康的生活方式、丰富的民俗和地方文化诸如此类，不仅可以为当地的特色农产品赋予文化内涵，还可成为针对城市居民休闲娱乐、旅游度假、体验乡村传统文化风俗与传统文化的目标吸引物。[25]谈到乡村旅游，刘朝文认为乡村旅游依靠其独特的乡土文化特质成为连接城市和乡村的一个重要纽带，能够促进乡村社会资源和文明成果在城乡之间的共享以及要素双向流动的实现，还能够逐步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和城乡差别，优化乡村产业结构。[26]对乡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与第三产业的深度融合，为新业态的培育创造空间，这都需要乡村振兴战略的规划与支持。
一直以来，农业的经济功能被无限放大，其他功能逐渐被忽视，然而随着城市化带来的弊端不断显现，农业的生态环境功能不断凸显。周立将生态环境功能作为农业的八大功能之一，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实现自给自足，但所有的农村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的系统，农业本身可以自我消化所有的废弃物，形成自我循环系统，在此基础上还能够帮助城市净化空气、污水、垃圾等废弃物，向其提供新鲜空气、清洁水源。[27]正如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广大农村地区为其双核心城市提供了体量超过 10 倍的生态空间支撑一样，张强指出我国各个城市也需要周边的农村地区乃至全国的农村为他们的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绿色空间和生态支持，还能为向往乡村生活的城市居民留住绿水青山，这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长远之道，是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因此乡村振兴战略势在必行。[24]
综上所述，外部视角下的乡村振兴战略立足于满足城市居民的发展需要，深入挖掘乡村的价值，使传统上单一的农业功能演变为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功能，从一定程度上看来，发展多功能农业也是深化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的关键点，从而为城市提供多功能的农业产品，满足城市居民休闲娱乐、养老、养生、旅游度假等需求。
（二）外部视角下乡村振兴的具体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打造乡村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日本和韩国将自身通过乡村产业融合而培育出来的新业态，称为第六产业。周立通过分析两国发展第六产业带动农村发展的经验，归纳出加法效应和乘法效应，并认为我国应该在以农业多功能性价值增值的核心目标指引下，将侧重于产业连接过程中创造新供给的加法效应和侧重通过产业融合来培育新业态的乘法效应相结合，满足新需求和新供给，实现农业多功能性的价值增值，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能够满足城市居民多样性的需求，助力乡村振兴。[28]刘朝文就发展乡村旅游来说，要加大旅游产业的关联度，拉长产业链，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和辐射其他产业，培育和壮大乡村旅游产业群。[26]申端锋强调在培育新产业新业态的过程中，既要反对像过于重视资本投入和乡村经济功能这种过度积极的乡村振兴战略，也不赞同过于消极的观点，即过度夸大乡村衰败，认定乡村终将消失，而是应该要发展一种适度积极的乡村振兴战略，杜绝产业发展资本化和去小农化。[29]培养新产业新业态固然重要，但这只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种手段，不能将其作为评价乡村振兴的唯一标准。
民宿作为乡村旅游产业的延伸，在工商资本的支撑下不断发展起来，成为乡村振兴的一股重要推动力量。但是在民宿的发展过程中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逐渐消除农地经营权或土地使用权城乡流动的限制。农民的城市化带来了大量的农地抛荒、房屋闲置，导致乡村资源浪费，而民宿的发展迫切需要空间的供给，李增刚建议放宽对农村土地产权流转的限制，促进城乡之间土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的流转，通过市场化机制提高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的价格，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既为农民迁移到城市创造条件，又能够成为资本下乡带动多功能性农业发展的重要平台。[30]二是推动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改善城市居民的消费体验，这包括周立提出的完善和升级水电路网的等公共设施，以及卫生、教育等基本服务，提高乡村的交通和信息的可通达性，在此基础上才能够保证客源的可持续性。[28]
基层政府不仅拥有乡村建设发展的政策制定权利，还占据着绝大多数发展资源，强化基层政府的责任意识，引领乡村发展。张新文等认为基层政府需要在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上，通过升级农业产业结构来提高农业产品的综合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以此来提升招商引资的支持力度，吸引更多的资本企业投资农业及相关产业。[31]另一方面，基层政府为工商资本下乡和乡村社会产生关系架起了一座桥梁，曾博强调基层政府不仅要切实保障好农民的合法权益，还要构建相关主体有效利益联结机制，合理安排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兼顾逐利资本和弱势农户，在工商资本投资企业和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推动工商资本和乡土资源的深度融合，实现“双赢”。[32]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意识，切实履行好基层政府的公共性职能，维系乡村社会内外部环境的稳定，为乡村振兴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4、结论与讨论
乡村振兴战略是以往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不再局限于如何建设农村的问题，而是思考如何把农村发展地更好，让乡村的发展地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设计在不断的完善，统筹推进与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是现阶段的工作重点。本文基于内外部双重视角对当前学界既有的关于乡村振兴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外部视角的研究还是占大多数的，他们大多认为资本下乡带来的产业兴旺是实现农村发展、农业繁荣、农民富裕的最有效途径，具体而言也就是依托外部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外援性发展。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而且乡村振兴并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应该积极借助外来力量发展乡村，因此强调由资本下乡助力乡村振兴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学者并没有完全忽视农民的主体性，他们在强调通过资本下乡发展多功能农业的同时也提出要坚持农民的主体性，要求保障农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平等受益的权利。另外一部分坚持内部视角的学者则从“三农”本身出发，主张优先整合乡村内部资源，提高内生能力建设，实现内源性发展、可持续性发展。总之，学界对于乡村振兴的研究都能够结合我国的国情、社情、农情，把“三农”问题统筹到国家改革发展的全局中去统筹推进，做到“跳出农村看农村”。但是从各方面考量，农民都是处于弱势群体的那一方，对于协调好强势工商资本和弱势农民群体权利、利益关系方面仍然需要加强。
笔者认为，农民是乡村的主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其他任何主体都只能是协作者，因此无论是内部视角还是外部视角下的乡村振兴都要贯彻中央一号文件中强调的“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着重处理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各主体的利益关系，确保各参与主体能够协调共进。其次，在城乡融合的背景下，我们要坚持从内部视角看待乡村振兴战略，协同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让农民能够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警惕资本下乡堆砌的多功能产业给农村带来虚假繁荣的同时损害农民合法权益，加快形成合理的利益共享格局，更好地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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