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农村发展不充分和城乡发展不均衡的必由之路。当前乡村振兴战略要解决产业发展滞后、环境污染严重、乡风文明衰落、乡村治理无序以及城乡发展不均衡等问题, 而乡村社会资本则可以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以及生活富裕的实现提供支持,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依赖丰富的社会资本。因此, 应从建立社会信任、健全社会规范以及建设社会网络三个维度来培育社会资本, 以提升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
一、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当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这种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为城乡发展的不平衡, 这种发展的不充分则主要体现为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不充分[1]。在此情况下,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7年12月29日,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具体是指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共同富裕之路、质量兴农之路、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乡村善治之路以及中国特色减贫之路, 并指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18年2月4日, 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发布, 这是一号文件自2004年以来连续15年指向“三农”问题。文件确定了乡村振兴战略的三个阶段性目标, 即2020年取得重要进展、2035年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及2050年全面实现, 最终达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目标。
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要求反映了党和政府对“三农”工作的美好愿景, 它们既各有重点, 又相辅相成。“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 目标是建成农村现代化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 即要引导更多资本、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流向农村,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延伸农业产业链, 促进农村的“三产”融合。“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 目标是保护和建成农村美好的生态环境, 推动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即要改善农村公路、水力、电力、燃气等基础设施条件, 加强农村环境保护与促进资源综合利用, 对山水林田湖草进行统筹保护、修复、恢复与治理, 改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保障, 目标是建设积极向上的乡村社会文明体系。乡风文明的建设关键在于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与综合素质, 要弘扬中国优良文化传统, 要将文明建设扎根于中国优秀的伦理道德和农耕文明中, 推动农村社会移风易俗与文明进步, 形成文明、科学、和睦的道德环境。“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 目标是建立健全法治、自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要让法律知识在农村治理体系中得以普及, 让基层党组织带动民主和法治建设, 让村民自治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让农村社会得到安定、和谐、有序地治理。“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最终落脚点, 要通过振兴战略的实施, 创造就业机会, 鼓励农民创业, 并为农民就业创业提供知识培训和财政支持, 增强农民的持续创收能力, 实现生活富裕。
二、乡村振兴战略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 产业发展滞后
农业一直是产业体系中的弱势产业。从农业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来看, 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使得我国耕地确实守住了18亿亩“红线”, 但目前农村以散户及小规模农户为主体的经营方式限制了农业科技的应用, 制约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且, 还出现了放弃农业生产的土地撂荒现象。从农业劳动力来看, 受不断增加的非农就业机会的影响, 我国农业就业人数从1978年的2.83亿下降到2016年的2.15亿, 农业从业人员占比从70.5%下降到27.7%。从金融资本投向来看, 由于农业经营者无法使用土地抵押获得贷款, 使得农业经营者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很小。从支撑农业发展的科技体系来看, 当前我国农业科技面临研发投入不足、科技服务人员偏少等难题, 再加上我国自然资源差异性导致的农业机械普及率不高等现象, 农业产业竞争力进一步削弱。从“三产”融合的效果来看, 农业与农产品加工业、旅游餐饮业等产业融合仅在很少的领域和区域取得成效, 需要进一步拓展产业融合的范围与融合质量, 开发更多的产业形态。
(二) 环境污染严重
以石油等要素高投入为代表的现代农业发展引发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农业已成为我国第一大污染源。并且, 随着“污染天堂”效应的存在, 一些高污染工业企业逐步向环境规制水平更低的农村转移, 使得农村环境污染更加严重。当前我国农村的环境污染来源主要有:农业生产污染、农村工业污染与农村生活垃圾污染[2]。从农业生产污染来看, 以化肥施用为例, 2016年我国每公顷的化肥施用量为443.60千克, 是国际化肥标准施用量上限的1.97倍。化肥过度施用导致土壤质量变差和农作物产量下降, 也是农村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而农药过度施用、秸秆焚烧、地膜弃置、畜禽粪便任意排放等行为进一步加剧了环境污染程度。从农村工业污染来看, 20世纪末兴起的农村乡镇企业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但规模普遍偏小, 所属产业以电子、纺织等高污染排放行业为主, 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大量污染物且几乎未进行科学处理。此外, 由于大中城市的环境规制程度更高, 高污染企业也逐渐从城市向农村转移, 使农村遭受了更加严重的工业污染。从生活垃圾污染来看, 农村生活垃圾, 尤其是一些不可降解的生活垃圾逐年增加, 对村容村貌、村民生活环境造成严重损害。
(三) 乡风文明衰落
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 也带来金钱至上、功利主义等负面效应, 再加上封建迷信抬头的影响, 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等约束机制遭到侵蚀, 农村社会风气恶化, 乡风文明出现衰落现象。首先, 农村常住人口的减少与流动性人口的增加, 使得村民的集体参与意识薄弱, 相互交流互相帮助的活动变少, 农村人际关系逐渐变得冷漠生疏。其次, 由于农村精英的流失以及农村教育水平的相对低下, 乡风文明建设也缺少领军人物与宣传人员。最后, 由于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农民缺乏合适的文化娱乐活动, 导致部分农村存在不良习气。
(四) 乡村治理无序
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 我国的乡村治理以人民公社为主要载体, 国家权力通过人民公社对乡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产生决定性影响[3]。改革开放以后, 农村社会治理体系以“乡政村治”模式为主, 即乡镇是国家最基层政权所在地, 乡镇之下的行政村则实行村民自治, 而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的重要载体。但由于农村内生力量的不足, 加上国家权力在基层的削弱, 乡村治理出现诸多困境。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上, 农民普遍存在“搭便车”心理, 集体行动困境使得公共品有效供给不足。在村民利益诉求的表达上, 受农民本身知识水平不高、法律意识淡薄和基层组织服务质量低下等制约, 农民往往采取上访等非常规渠道来表达利益诉求。在村民自治的监督机制上, 村民自治并不能完全避免选举制度和选举程序上时常有不公平现象, 而在选举之后, 对于村委会的管理和监督也任重道远。因此, 一些“治理精英”利用对政府信息的垄断性和政策执行中的自由裁量权来重新解释国家政策[4], 使资源向自身或其所代表的群体倾斜, 或利用自身民意化身的角色, 来规避上级政府的监督与惩罚, 基层权力机构成为个人或特定群体谋取私利的工具。这不仅加剧了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寻租行为, 也会成为基层矛盾的导火索。
(五) 城乡发展不均衡
我国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8%增长至2016年的57%。与城市化快速发展对应的是, 乡村衰落问题也逐渐显现, 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日趋严重。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 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导致的青壮年人口外流, 造成了农村兼业化、老龄化与空心化等问题, 严重影响了农村产业经济的发展。从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来看, 2016年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72∶1, 而1978年这一比值为2.57, 可见城乡差距愈加明显。从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数额与占比来看, 城镇居民也远远优于农村。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3271.3元, 占可支配收入的9.73%, 远高于农村的272.1元和2.20%。这说明相对于农民, 城镇居民获得收入的来源与途径要更加广泛。从教育和医疗资源的可获得性来看, 城镇也优于农村, 农民在知识、健康等人力资本的储备上与城市存在较大差距。
三、社会资本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机理分析
自Hanifan[5]最早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以来, 社会资本理论逐渐被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并且出现了诸多定义。Bourdieu[6]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与群体成员相联系的资源, 它可以为群体成员提供共有资本支持。Coleman[7]指出社会资本是一种信息渠道和责任规范的集合, 它可以对某些行为起到限制或鼓励的作用。Fukuyama[8]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个非正式价值规范与观念, 它能够促进参与成员之间的合作效率, 进而得到更有效率的行动结果。而目前被经济学界普遍认同的是由Putnam等[9]给出的定义, 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信任、规范与网络, 它能够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经济效率。无论采取何种定义, 其内涵及其对行为结果效率提升的原理大致相同。由于社会资本能利用信任、声誉与道德约束以及一些非正式的行为规范, 并在某种程度上以此对正式法规制度进行替代与补充, 且非正式行为规范实施起来的成本要比正式制度的执行成本要低得多, 因而有助于交易成本的降低, 最终提升行动效率。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 要实现农业强大、农村美丽、农民富裕的最终目标, 就要充分调动政府、涉农企业、服务与中介机构以及农民的积极性。而在参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 各参与主体既有合作愿望, 又有利益冲突。解决乡村振兴战略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利用最小成本来调和各个参与主体之间的矛盾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急需解决的问题。社会资本既然可以利用网络、信任和规范机制来降低交易成本, 那么它是否可以成为调和乡村振兴战略中各参与主体矛盾的途径?虽然学术界尚未有利用社会资本构建来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文献, 但考察社会资本与新农村建设关系的相关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思路。牛喜霞和谢树芳[10]指出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与农村社会资本重建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 两者相辅相成, 互相推进。吴光芸[11]则从我国乡村社会资本存在的问题入手, 认为乡村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制约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障碍, 探讨了从社会资本提升角度来促进新农村建设的路径。基于此, 本文从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要求入手, 采用Putnam对于社会资本的定义中信任、规范和网络三个维度, 来分析社会资本构建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支持作用。
(一) 社会资本与产业兴旺
产业兴旺的目标是建立现代化产业、生产与经营体系, “三产”融合不深、生产要素不足以及经营主体不强是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化面临的最大问题。农村社会资本则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问题。首先, 从农业产业结构的融合来看, “三产”融合程度较低往往源于信息流通不便。例如, 有些地方的水果由于销路不好且存储成本过高而大量滞销。与此同时, 另外一些地方的饮料加工企业却埋怨鲜果成本过高。可见, 信息不畅是导致产业融合程度较低的重要原因。如若农村社会的网络较强, 交流更加频繁, 则可很大程度上解决这种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供需结构性失调矛盾, 促进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就近结合, 从而实现“双赢”。其次, 从农业生产体系的构建来看, 农业投入高、收益慢的特征导致了大量生产要素从农业逃离。以金融资本为例, 由于土地使用权不能抵押, 农民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 从而影响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农村资本中的信任机制的健全则可打消信贷机构的顾虑, 具有较强社会资本的农民合作组织或农民, 更易获得金融机构的信任与贷款, 从而激活金融市场。最后, 从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来看, 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潜在投资收益是吸引新型经营主体进入农村产业的前提。如果农村拥有较强的社会信任资本, 且有较为规范的利益分享机制, 则会让他们更有信心也更加放心地投资农业。
(二) 社会资本与生态宜居
生态宜居的目标是创造美丽宜居的生活环境, 首要任务是加强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农村环境治理需要政府、农村企业和农民的共同努力, 而社会资本恰好可以平衡这些参与主体的矛盾, 从而促进农村环境的改善。第一, 社会信任的本质是让各参与主体对未来有明确的一致性预期, 这种预期会让其相信对方不会做出有损己方利益的行为。这种一致性预期越强, 则社会信任程度越高。与流动性更强、交流更少的城市社会相比, 农村社会资本以“熟人社会”为主, 社会信任程度更强, 村民相信“熟人”会和自己的利益诉求一致, 从而提升农村整体环境治理的水平。第二, 社会规范是村民参与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 通过参与主体之间的互惠和诚实守信来形成互惠性或约束性机制, 从而降低环境治理的成本与难度, 提升治理效率。例如, 如果农户经常相互换工帮忙, 则可以解决环境处理中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如果大多数村民都把生活垃圾送到垃圾处理点, 这将会促使本来不愿意为之的村民也会这样做, 因为其不想因为自己乱倒垃圾而遭到邻居的抵制与孤立。第三, 村民社会网络也会对环境治理产生重要影响。社会网络宽泛, 则获得环境处理技术、信息和补贴的渠道更多。村民如果加入合作社或接受企业的订单生产, 这些来自外部主体的环保压力, 也会督促其积极主动治理环境。
(三) 社会资本与乡风文明
乡风文明在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农村建设中的提法一致, 目标是建立积极向上的乡村风气。社会资本构建可以助力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第一, 从社会资本的规范维度来看, 它存在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与个人层面, 政府政策制度、道德文明规范、村规民约以及村民自身的价值观等与社会规范的形成紧密相关。这些基于道德规范或行为习惯的社会规范, 能促进村民践行文明行为, 最终形成全局型文明态势。第二, 从社会资本的网络维度来看, 基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机构、艺术团体和互助性组织越多, 则居民参加科教培训和文娱活动的渠道越多, 优良文化和传统美德会得以传承, 从而提高乡风文明建设水平。第三, 从社会资本的信任维度来看, 村民之间的信任程度越高, 则其自觉遵守一些口头协定和乡规民约的可能性越大, 从而提高社会整体文明水平。
(四) 社会资本与治理有效
治理有效是指要建立健全法治、自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这依赖于村民民主权利的实现, 社会资本则为此提供了基础。第一, 社会网络的健全可以扩大乡村治理的范围。在村民参与自治的过程中, 各类网络和群团组织的出现, 会逐渐拓宽社会网络, 使得乡村治理的参与面更广, 信息传递更加便捷迅速, 从而最大范围地体现民主原则, 提高治理效率。第二, 社会规范的健全可以提升乡村治理的效率。在参与自治的过程中, 会逐渐形成互惠性和规范性准则。前者是从他人角度考虑问题的一种妥协, 旨在解决公共品供给的外部性问题;后者则是从道德角度形成的一种约束机制, 旨在解决选择行为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两者共同为农村社会集体行动困境提供解决方案, 从而提高治理效率。第三, 社会信任的健全可以缓和乡村治理中的矛盾。当前充当乡村治理主体的村民委员会, 由于信息传递、处理方式等原因, 有时与村民在事务处理的标准上存在分歧。而随着参与面的扩大和规范标准的形成, 村委会与村民之间的信任机制逐步建立, 最终会将一些个人和国家均无法解决的事务, 通过社会团体和自治组织得以解决。
(五) 社会资本与生活富裕
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终极目标, 其核心是提高农民收入, 缩小城乡差距, 社会资本亦可为此提供机会。从社会网络来看, 社会资本越强, 则农村劳动力参与就业的网络更宽, 就业机会更多, 农民增收能力越强。营销网络越强, 则信息流通越畅, 则销售渠道更宽, 更有利于农产品的市场价值实现。从社会规范来看, 农民与下游企业之间的购销契约等规范越稳定, 则交易成本越低, 农民的经济效益越能得到保障。从社会信任来看, 如果农户参加合作社等组织机构, 则可以用业缘代替传统的血缘和地缘信任关系, 从而获得更多的收益。同时, 信任机制的强大, 能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入农业产业, 从而带动农村共同富裕。
四、乡村振兴战略中社会资本的培育
社会资本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机理分析表明, 丰富的农村社会资本有助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 培育壮大农村社会资本可以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突破口。
(一) 建立社会信任
社会信任的功能在于消除乡村振兴战略中各参与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不信任, 用目标一致性来对个人行为进行引导, 从而提高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率。首先, 从治理有效的目标来看, 克服农民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不信任, 需要增强村民参与自治的能力, 在选举、调解、监督等环节上将普通村民吸收进来, 做到信息公开以消除村民的心理芥蒂。同时, 积极吸纳优秀青年农民加入党组织, 吸纳新乡贤力量参与到农村基层管理事务中去, 培育壮大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 提升治理效率。其次, 从产业兴旺的目标来看, 要克服外来或返乡投资者与基层政府之间的不信任, 需要为新型经营主体进入本地投资创造土地使用、财政税收、劳动力供给与培训等优惠条件, 让他们敢于、乐于投资农村和农业, 从而促进“三产”融合与各种新业态的发展。要克服农民与政府之间的不信任, 则需要树立典型, 发挥新型经营主体的示范带头作用, 让农民对农业设施投资、农业技术采纳和农业生产经营更有信心, 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最后, 从生态宜居的角度来看, 克服农村企业与本地村民之间的不信任, 要吸收本地劳动力进入企业, 让农民成为乡村工业的切实受益者, 并且让企业生产污染和环境处理行为更加透明, 从而让企业自发成为环境治理的主体。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为防止过度开发与公共品供给不足, 则需要克服村民之间以及村村之间的不信任, 这需要政府加大宣传并建立公平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 统筹规划, 防止不同村落之间的恶性竞争与矛盾扩大。
(二) 健全社会规范
社会规范的功效在于利用互惠性规范和约束性规范来引导个人行为, 从而提高集体行动效率。首先, 要加强对村民的道德规范教育。既要通过学校对青少年进行德育教育, 又要利用基层党组织和农民讲习所对广大农民群众进行教育, 培养全体村民的集体精神和互惠意识,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贯彻到农村德育教育体系中。其次, 要加大对传统社会美德的宣传。要依托文化下乡政策, 创造既蕴含传统美德又体现时代发展的“三农”题材作品, 将中国传统文化通过电影、戏剧、话剧等演出形式向农村推广, 在丰富村民文化娱乐生活的同时抵制封建迷信和低俗文化。要组织开展各类弘扬社会正能量的活动, 宣传道德模范的典型事迹, 引导农民学习身边好人、好事, 促进乡风文明提升。再次, 要健全农村社会乡规民约建设。尤其是在宜居乡村建设中, 要确定合理的奖惩标准, 共建生态宜居的生活生产环境。在生活环境治理中, 建立农户环境治理“门前三包”制度, 让村民养成清洁卫生的生活习惯, 让农村环境更加整洁宜居。在生产环节, 要培养农民的集体互助精神, 同心协力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 通过引导对畜禽粪便和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让农户享受清洁技术采纳带来的收益。同时, 要对粪污直排秸秆焚烧等行为加强监管惩罚, 最终建成农业清洁生产体系。在农村工业污染治理中, 政府要加强对农村企业环境管制的力度, 对其实行多次全面全程检查监督, 建立规范, 防止工业污染向农村转移。最后, 要培育发展一批组织载体。例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既能通过合作社设施共用、信息共通、技术共享、成本共担的互惠性规范让社员享受成本节约收益增加等好处, 促进农民生活富裕;又能通过合作社规则等约束性规范对社员的产品质量、农药化肥施用、粪便污水处理等进行强制性要求, 促进产业发展和环境治理。
(三) 建设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的作用在于利用更加广泛的参与率, 构建更加清晰的链接机制, 畅通信息传递渠道, 消除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各类障碍。首先, 要加强农村公路和信息化建设, 缩短农民与外界的距离。要把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 解决农产品运输和农旅融合中的交通问题, 降低农户经营成本。要加大对农村地区广播电视、通讯以及互联网“三网”建设的投入, 让农民能更加便捷地与社会交流。此举既可以让农民接触到更多的创业信息与机会, 又可以为农产品寻求市场, 从而为产业兴旺发展提供条件。其次, 要加强农民内部交流与联系, 增进农民之间的信任。应积极组织农民集体活动, 让村民在参与集体活动的过程中加强联系、增加交流和增进感情, 从而促使社会信任和规范的建立, 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成功实施创造基础。最后, 要加强农民与外部主体的联系, 为农村产业增品种、提品质和创品牌的战略提供支持。从产前环节来看, 应努力为农民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农业技术供给部门对接创造条件, 因地制宜地为农民选择和开发优良品种, 并切实了解农民急需解决的难题, 为农户技术使用提供建议;从产中环节来看, 政府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部门要与农民加强联系, 对农户进行精准指导, 并将农户在技术采纳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时反馈;从产后环节来看, 要积极为农产品寻找市场, 通过信息化建设拓宽销售渠道, 探索农超对接、农村电商等新型销售业态, 并为农户争取环保项目投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等创造条件, 以提升农副产品的综合利用效率, 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内在的非正式制度,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它可以通过对正式制度的替代与补充来提升集体行动的效率。因此, 构建并合理利用农村社会资本是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要挖掘传统社会资本的积极方面, 依托我国优良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规范, 在乡村内部形成非正式互惠和约束机制, 降低交易成本, 以解决农村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信任不够、规范缺失等问题, 从而促进乡风文明、生态宜居和治理有效局面的达成。另外, 要打破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分散、封闭型社会资本, 重构参与性更强的公共、开放型现代社会资本, 防止各参与主体之间难以认同、互相排斥等现象的出现, 以解决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信息不畅、资本短缺、人才不足、市场狭窄等问题, 从而为农村产业的发展兴旺提供条件, 最终达成农民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经济问题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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