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范例不少。
改革开放以来，“特色产业”（或称“特色经济”）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尤其被各方看重。在市场拉动和政府推动下，全国各地包括一些相对偏僻的乡村，都形成了规模不等的特色产业群，某些县（市）的产业发展规模和产业化程度已经达到很高水准，成为富民强县的支柱。
山东省寿光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大力发展蔬菜产业，九十年代初形成规模。到2012年，蔬菜种植面积80多万亩，高标准蔬菜园区120多处，蔬菜年产量40亿公斤，年产值40亿元，有322种产品获得国家优质农产品认证；占地3000多亩、年交易额600多亿元的中国最大的农产品物流园为中心，成为“买全国、卖全国”的蔬菜集散中心、信息交流中心和价格形成中心。
江苏省盱眙县，20年来坚持不懈地发展小龙虾产业，使“盱眙龙虾”成为驰名中外的标志品牌。龙虾产业年直接收入超过7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收入50亿元；全县有10万农民通过从事龙虾养殖、贩运、烹饪等相继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黑龙江省兰西县在全国亚麻行业衰败的情势下，扶持民营企业开发新产品，打开销售市场，逐步实现产业复苏。本世纪初，全县亚麻企业只有十来户，到2010年，大大小小的亚麻加工企业400多家，拉动就业10.3万人；亚麻产品由过去的亚麻纤维和纱、布三大类扩展到亚麻高中档汽车坐垫、亚麻工艺品、床上用品、服装、袜子等7大类170多个花色品种；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3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2均来自亚麻坐垫。
短命项目更多。
30多年来，全国各地特色产业的成果，用辉煌灿烂和异彩纷呈来形容，并不过分。但如果深入考察，则同样不难发现，半途而废甚至劳民伤财的短命项目，远远超过健康发展的项目。
据本人调查，北方某山区县，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力推进肉鸡、新品桃、烤烟、亚麻、万寿菊、中草药等六大特色产业。到现在，只有中草药仍然在起伏中有所发展，其它产业都相继退出历史舞台。
中部某县采取县乡办公司，村户建养殖场的办法，发展獭兔产业。在层层高压之下，养起了3万只兔。但因缺乏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市场开发乏力，产品销售受阻，不到两年便黄了摊儿。依托县外贸公司建起的“龙头企业”近3000万元投资打了水漂；250多个村少则损失万元，多则损失几十万。
中部某县投资3600万元建起肥牛公司，企图发展肥牛养殖、屠宰产业。但是，受牛源供应、产品销售、流动资金、管理水平等多方面条件的限制，企业惨淡经营5年，被迫停产。期间，生产形势最好的年份屠宰量不足设计能力的十分之一；带动当地劳动力就业和“让农民骑着黄牛奔小康”的美好愿景没有实现。
据多家媒体披露，中部某县在本世纪初公然提出了“官逼民富”的口号，靠层层下达指标施压和给予贷款扶持等办法大搞“香菇百里长廊”。结果，百分之八十的菇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县农行和信用社的贷款资金死滞呆账损失达1.2亿元。
据《半月谈》报道，西部某地，为帮助群众脱贫，政府整合各类资金扶持养兔。高峰期兔子存栏接近40万只，但市场行情急剧变化，短短5年时间，产业规模已萎缩到不足7万只。不少养殖户血本无归，多年缓不过劲来。
主要教训是过分依赖行政推进。
通常情况下，政府在特色产业发展过程中，要花很大气力抓这样几件事：一是确定目标，制定规划。二是层层动员，引导民众参与。三是制定政策，予以扶持；四是培育龙头企业。五是搭建平台，提供品牌创立、印证、产品销售、防伪打假等方面的服务；六是搞好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民众创业和吸引投资的条件。七是运用考核、评比等组织手段，向基层传导压力。
我认为，这些措施，如果运用适度，固然是必要的。但作用并没有各类总结和经验材料、媒体报道所渲染的那么大。就多数地方而言，特色产业能否持续发展，主要取决于资源禀赋、地理位置、经济基础和人文条件（包括民众的眼界、素质和生产经营习惯等），还受制于外部市场的影响和牵动。
从最成功的案例来看，确实行政推进的作用比较大。但第一，这是全国屈指可数的特例，有些做法，一时一地可行，换个环境很难行得通。比如山东寿光，原县委书记王伯祥是全国闻名的典型，在廉洁自律，巧思苦干方面均有常人难以企及的表现，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寿光才建成了中国蔬菜第一大县。另外，他组织16万民工的筑路大会战、20万民工的盐碱地改造大会战以及近万名干部职工搭建蔬菜交易大棚，都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如果在新世纪，这样大规模的会战，很难组织起来。第二，这些地方的行政推进，主要功夫下在搭建平台、提供服务上，没有或很少高压紧逼。如，江苏盱眙县连续办了十多届龙虾文化节，在扩大影响及营造良好投资环境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即使在这些特色产业发展比较成功的地方，政府过度介入微观经济活动，也难免带来一些弊端。比如，政府抓特色产业，一般要依托公共资源，扶持龙头企业，促进其做大做强，从而带动整个产业。但这势必一定程度地破坏公平竞争环境，影响其他企业发展。另外，也使被扶持的企业形成一定的惰性，难以提高域外竞争力。从财政投入的角度分析，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过度向支柱产业倾斜，势必影响其他领域的公共福利。还有，政府为了支持支柱产业，往往要将部分公共资源低价出售给生产经营者，随着产业的发展，生产经营者必然高价出售产品；本地居民将难以享受到自然资源带给他们的廉价消费品。如有研究者考察，盱眙县在2000年前，40克大的龙虾，每公斤2.4元，2010年，涨到45元。如何补偿非龙虾产业居民，如何防止在公共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权力寻租，都是不容易破解的难题。
至于多数地方的行政推进，更是不同程度地存在力度过大、对经济规律和民众意愿尊重不够的倾向。提出的要求往往追求整齐划一，“一村一品、一县一业”或消灭“空白村”之类的口号俯拾即是；制定的规划缺乏弹性，且常常超越政府应有的权限，层层下达偏高的硬指标；对骨干企业和专业大户的资金和政策扶持力度偏大，往往形成显失公平的“垒大户”现象；热衷于大轰大嗡的运动式工作方式，只求当期立竿见影，不顾下任“洪水滔天”；习惯以“抓落实”为名，搞现场督战、检查评比，有的甚至把年度目标签订到村级自治组织的责任状之中加以考核和奖惩；沿袭计划经济年代的老办法，让几大班子领导分包重点产业项目，充当什么“鸡司令”、“牛司令”、“麻司令”。这种抓法，可能在短期内或局部地区收到一定效果，但往往付出巨大的代价，留下劳民伤财的后遗症。
让市场在特色产业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让政府在促进公平、保护资源和环境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
中共十八大和三中全会，都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特色产业的发展，虽然离不开政府的引导、调控和必要的扶持，但主要应该通过市场机制来逐步实现。从一定意义上说，即使像寿光、盱眙这样特色产业发展非常成功的地方，普通民众获取的利益也未必能够比得上少数企业家、专业大户和政府。换个角度考量，只要政府放开对市场经济主体的种种不必要的限制，营造公平竞争和保护依法经营的良好环境，即使不搞层层施压的特色产业发展运动，各地也会在市场作用下而形成各具特色的主导产业。就局部地区而言，可能因推进力度不足做得不够大不够强；但就全局而言，产品总量、档次在和生产经营者的收益则可能照样增长或提升。比如蔬菜，如果寿光的产能和市场交易量减少，其它地方可能增加；再如小龙虾，盱眙的市场占有率降低了，其它地方可能升高。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主张政府毫无作为，而是主张当为必为，避免乱为。在特色产业发展上，政府对本地优势和某些产业发展的前景应该通过深入调查有个预判，并制定宏观发展规划，引导生产经营者顺势而为。也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予以必要的扶持，但不能背离公平原则随意动员公共资源“垒大户”。应该在宣传推介本地优势和品牌、制定竞争规则、改善公共设施、保护自主创新、规范市场秩序、打击伪劣假冒等方面，搞好服务和调控。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作者的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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