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发展处于由量变到质变的模式升级转换期，处于悠关中国命运的“三期叠加”的关键历史时期。基层是我国改革与发展系统的终端节点，也是改革与发展实践的主场，本文从基层基础的视角，对关键期我国改革与发展问题进行“信号回馈”。
一、中国改革与发展特征化事实的基本认识
（一）改革的特征化事实。
中国改革的第一个阶段是由基层的大胆实验，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向更大范围扩散的。这一阶段改革的特征化事实是：以“放”为突出特点，通过“放”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纵观我们的改革开放历史，如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的经济特区试点等等，虽然这种改革起于底层、基层，但由于这种改革试验，是直接面向于对矛盾问题、突出问题的解决，且具有自发性、内生性、原创性，实践证明，其成功率更高、更具有方向性，甚至最后发展为战略性、全局性改革。
中国改革进入第二阶段，随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深化，我们也在改革与发展中积累了许多单凭“放”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有的是旧矛盾、旧问题的“搁置”，有的是新矛盾、新问题的“出生”，就是人们常说的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这一阶段的中国改革有四个特征性事实：一是所面临的矛盾与问题具有互联性、纠缠性、复杂性与体系性，二是带有明显的利益与成果的再平衡性，三是法治与改革有互相约束性与互励性，四是落后的旧发展模式的破坏与先进的新发展模式的创设有紧迫性与震动性。
（二）中国发展的特征化事实。
1，坚定地走工业化，建国初期，中国打下工业化基础，之后的中国改革开放继续沿着工业化道路继续发展。
2，社会主义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使得中国经济的战略性产业在追赶中得以壮大；低成本要素，城乡二元制结构、土地资源的国有化，为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低成本发展要素。
3，开发人口量能，中国的庞大人口数量、一定质量的教育水平、中国人的勤劳求富特质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最革命性动力和巨大发展空间；市场的力量与政府的作用客观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4，开启民智民力，创业发展，乡镇企业的在全国范围的成长、下海经商氛围下的民营经济大发展、“双创”的实施，都沿着开启民间动能这个路径一脉相承地推进。
5，贴近自身的实际情况，即贴近于中国本土的经济要素，发现中国本土经济要素间的逻辑联系，充分利用好本土己有的、有优势的要素，发展民族、国家产业经济。
6，包容整合内部与外部要素，即吸纳人类文明与各经济学派成果中的优秀部分，与中国体制性经济运行经验有机结合起来，植根于本土要素秉赋实际，发挥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和消费市场优势，在不断尝试与修正中，达到经济发展“小方向不平滑与大方向平滑”的可持续性。
7，融入世界产业价值链，在世界产业价值链中找到自已的位置，动态升级，多级并存，即融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中，以低级原始积累折价换取中高级结构升级，资源从低效率部门流向高效率部门，这种资本品流动会造成资本品损耗，但在不断发现中国经济的位置、结构中，让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需求与竞争的指导下，逐步完成由结构升级到体系升级的转型。
8，坚持创新与自身能力与禀赋相适配，适时升级创新模式，中国经济持续成长建立在不断升级的创新之上，经历了由学习模仿到集成创新，由集成创新到原始创新的初级发展过程，展现出由少数原始创新到全面系统创新的发展势头。
9，改革体制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一直在进行改革，土地制度的多次改革，农业经济改革，经济基本制度的多次改革，企业制度改革，财产制度改革，中国改革是在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着方向寻找与结构调整，直至发现适配于时代要求的体制机制。
10，在试验中有序发展，在一定范围内开办试点，一种方式是，容忍、许可、鼓励基层的闯荡性突破，另一种方式是，在有一定认识的情况下，进行有初级制度按排的试验，在闯与试中寻找方法，发现错误，在总结得失的基础上，加以完善，构建相对优化的体制机制；在更大范围加以推广，让资源流向不断优化的经济结构，形成规模效应，构建统一大市场。这样，既有发展效率，又保持发展秩序。
11，适时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中国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形势，实施了五次工业化进程，第一次是六十年前苏联援建工业项目，第二次是七十年代末从法国等国引进轻工业项目，第三次是改革开放前期的来料加工项目，第四次是信息化工业化两化融合开启的制造业升级改造，第五次是以信息物理系统CPS为基础平台的智能化制造和制造的服务化。在这一系列进程中，都动态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12，以中华传统文化智慧推动经济升华，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理念和中国古代历史上国际交流繁荣的智慧注入经济发展中，提出“命运共同体”，在中国经济在体量与质量达到一定程度后，坚持双赢、多赢、共赢的理念，坚持中国化的经济全球化，在国际上积极创设与自己责任能力相匹配的经济发展议题，开办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区域经济自由化，提出并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凝聚更多经济伙伴，形成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命运共同体”，拓展中国经济增长空间，提升国际经济规则的创设权，为中国经济的升级发展创造新动能。
二、中国改革目标的确定及标准模型的构建
（一）确定“政治、经济、社会正确”的改革目标任务。
如何确定改革目标？有三个“中国化实事”应自先搞清楚：一是中国走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当前中国贫富分化确实存在，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一部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受到贫富分化的影响，积存一定的人民内部矛盾；三是中国正处在激烈、残酷而复杂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的发展权遭遇日益焦虑的守成大国集团的挤压，大国博弈日趋激烈。
弄清了这三点，我们就容易定位改革目标：一是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获得不断升级的幸福；二是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力、张力、生命力；三是增强中国在世界竞争中的综合实力。进一步明确地讲，改革的目的，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视角出发，要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这需要创造机制，让体制内外的力量都能够帮助我们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从而引领广大众民群众实现人民富裕幸福、国家强盛、有旺盛的创造力，成为人类文明的引领者。
目标定好了，我的大的改革架构和体系，就应致力于实现这三大目标：
1，企业用工、财税、社会保障、教育、人力资源、城乡产业规划等一系列制度的改革，应有利于消除严重的贫富分化。
2，市场、金融、保险、资本、外汇、企业、财税、产业规划、科技、人才、产权、专利、文化、军事等制度的改革，应有利于增强中国与欧美等西方国家集团的竞争综合实力。
3，国企、社会、政治、民主、司法、行政、新闻宣传、信访、网监等的制度的改革，应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们在推进各项制度的改革中，改革的大目标是互励的、一致的，但不排除在个别部门、领域发生摩擦和矛盾，这就要求我们把握改革的力度和协同性，力求取得综合效益最大化，根本上要保证人民利益最大化。
若改革，不是朝向这三大目标，而是朝向别的目标，那就不是社会主义改革了，走别的什么道路，那就背离了社会主义改革，而是“地动山摇”了。
（二）构建科学合理的改革标准体系和评估模型
什么是真正的改革？有了科学明晰的标准体系，就能判断一个对旧有事物的改变“行为”是否是改革。改革的标准，在不同领域适用性有所不同，不应停留在笼统的文字描述上，应继续量化，构建一个改革标准判断体系，也就是建立一个关于改革标准与价值观体系的模型。
改革标准很多，要对这些标准进行结构化、量化、简化处理，最终形成科学的标准体系，主要变量包括：1效率，是否更快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2，公平正义，是否使更多群众受益，是否更好地保障人们的权益；3，体制优化，经济治理、社会组理、政治治理是否更文明进步；4，人民群众满意度，是否使得更多的群众满意度提高；5，问题矛盾化解，是否使得存在的突出矛盾、复杂问题得到显著解决、根本解决；6，胜利，在军事、竞技等领域，是否更有效战胜对手；7，成绩，是否可量化经济、社会数据得到提高或优化；8，资源，是否减少了投入、有效节约了各类资源；9，运营流畅，是否使系统运营更流畅、可靠性更强；10，系统优化，是否使得复杂系统的运行更加高效、生态、帕累托最优。
改革绩效评估模型，要构建“有子系统支撑的集成系统模型”，以利实现对改革发展绩效的评价和新改革的再优化。
三个子系统模型分别是：
第一个子系统是“除弊兴利模型”，在比较中，基于对弊端、落后的认识、感受和反思后，而采取的一种修正性除弊，将除弊、兴利相关的量化标准都纳入计算体系，加以量化评估。
第二个是“优化配置模型”，对改革的各要素、举措进行优化配置，实现综合收益，将各个单一要素、举措等量化后的标准纳入系统加以考核，对其负外部性、正外部性进行系统计算和评估。
第三个是“创造创新模型”，对未来形势进行超前研判，提前布局，寻求新的价值，以达到发展态势持续处于优势。将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流程创新、突破创新、创新风险、创新溢出都纳入量化标准计算体系，形成创新式改革的前瞻性指导模型。
集成系统模型是：在不断优选的基础上确定适配的数学模型，设计智能化的软件处理系统，对各个子系统的计算结果进行结构化处理，确定精当的权重值，再运用现代的大型计算工具加以运算，获得改革的综合收益值，应用于对复杂问题、矛盾问题、对冲问题的改革效能评估。
对模型计算效果的实证：有了改革的标准体系和对改革的目标分类，是否是真改革，改革是否有成效，还要在实践中进行评估和检验，就象中央改革领导小组指出的那样：“改革成效要靠实践检验，既要看单项改革的成效，也要看改革的综合成效。各有关方面要对已经出台的改革方案经常“回头看”，既要看相关联的改革方案配套出台和落实情况，又要评估改革总体成效，对拖了后腿的要用力拽上去，对偏离目标的要赶紧拉回来。”
三、中国改革战略与路径的优化设计
我国的更大范围的改革设计究竟如何进行？是走顶层设计路径，还是走基层设计路径？亦或是混合路径？这是战略问题，要做科学决策。
顶层设计的改革路径：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而进行的体系化、结构化设计，而不是狭义地理解为站在“顶层人士”进行的措施下压。其优势在于，站得高、看得远，全局性与系统性强、协同性好、平均成本低、效率高、执行力度大，避勉重复性建设，能节约社会资源。“顶层设计，一定要接地气，这个接地气，就是常说的群众路线，这个群众路线中的群众，不仅是与改革直接相关的群众，还有那些间接相关者的群众，以直接相关者来说群众路线肯定是片面的，以活在当下的群众来说群众也缺乏前瞻性，还要考虑未来的中国人的利益，只有这样的改革，才是可以接受的，才是顶层和底层打通的改革。”
基层设计的改革路径：是处在局部和战术的层面，植根于坚实的社会基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进行局部的模块化设计，不是简单理解为“底层人士”的摸石头式的试验。其优势在于，观察细致、贴近实际，亲和性强、针对性强、实效性好，对顶层设计有启发价值和案例借鉴意义，成功了易于扩散，失败了社会影响可及时收敛，避免造成因失败而形成对社会的巨大创伤和破坏。
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应基于我们的改革进入第二阶段且改革具有极端复杂性，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中国当前及今后改革，必须站在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兼顾公平正义与效率，运用体系化思路，将顶层系统性设计与基层模块化设计有机结合起来，既注重框架体系的构建，又注重实体内容的改革，既从战略层面改革，又从战术层面改革，优化配置全要素，畅通信息，上通下达，在弹性空间内有力、有序改革，凝聚更广范的人投入改革，让更广泛的人享受改革成果。
我们的改革，在亮明我们的改革目标后，接下来就是坚定我们的改革意志，有序、有力、有效、统筹、科学推进改革，不断将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的高度，让人民生活的幸福，有尊严、有品位，成为人类文明的标杆，让国家发展的更强盛，有力量、有威望，成为世界的向导，为世界治理现代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四、中国战略性国企的改革与发展
（一）对国企效率、价值和作用的清醒认知
关于国企的效率与价值的问题，要做出其效率、价值高低的准确判断，应以历史唯物主义、辨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做纵向横向比较研究，用社会主义性、市场性、国际产业竞争性、战略性、国家经济安全稳定性等的多价值观加以衡量，才能得出准确评估。中国解放后，国企担负起了中国工业化的重任，在近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成为当今世界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在许多工业领域追赶甚至超越了许多以私企为主的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以国企为主的航空航天、军工、高铁、核电、船舶、导航、超高压输电设备、重型机械等领域形成了一定竞争优势。依此看，中国国企与欧美私企在综合效率上，是具有竞争优势的，其综合效率还是高的，这应值得我们在对国企的改革中，认真思考，扬长避短，以做到精准改革，增强战略性国企的社会主义柱石的支撑作用。
（二）对本轮战略性国企改革路线图的综合分析
习近平同志指出：“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有机融合起来”，这一轮国企改革就是“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有机融合起来”的一次伟大实践，这次伟大实践必将在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为人民群众谋福祉、构建人民利益共同体上，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下面就中央进行的战略性央企改革，在学习的基础上做一些分析。
1、确定国有企业改革的价值观。
国企改革一定要与宪法一致，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致，要增强社会主义生命力，而不是消弱社会主义生命力。国企改革是中央实施做强做大国有企业方针的重大战略步骤，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的那样“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2、明确国企改革的战略性目标任务。
要明确国企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其次才是围绕目标，实施与目标不背离的改革行为。没有正确的目标坚决不行，改革措施与目标反向更不行。要保持国企这个战略力量，为国家经济逆周期调控提供抓手，在复杂局面下提供产业支撑，提供国际军事斗争的威慑力量，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底线经济基础，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竞争力。国企的进一步深化改革，旨在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世界市场需求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形成国企、民企、外企公平自由竞争的法治化市场环境。
3、建立国企的新范式。
在政府行政权与企业发展权边界清晰、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边界清晰、三权权责分明的基础上，以公司法和企业章程为权责激励约束原始契约性蓝本，构建有利于资本运营管理团队和企业商品经营管理团队充分发挥作用的“共价”体制机制，赋予经营团队与市场化竞争相适配的经营权，充分运用资本权行使、第三方审计等手段强化对经营权的综合合规性和经营行为对资本权的悖离性的监督，优化和强化对国企资本运营和企业经营的考核，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世界市场的强有力竞争主体、公益服务产品的合格提供主体。
4、科学划分国有企业的功能类别。
“根据国有企业业务范围和所发挥的职能作用，进行科学分类，便于对国有企业的发展方向进行引导和考核。
商业类国有企业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主要目标，按照市场化要求实行商业化运作，依法独立自主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实现优胜劣汰、有序进退。其中，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要以保障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运行为目标，重点发展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安全效益的有机统一。
公益类国有企业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必要的产品或服务价格可以由政府调控；要积极引入市场机制，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能力。”
5、使用国企引入战略投资的新方法。
本轮央企改革，主要是企业治理结构的再优化，不能简单理解为股权结构的变化“混改”，水道渠成则混，条件不成熟则不混，不搞强拉硬拽，不搞表面文章，不搞国有资产人为消弱，应当既吸引民资，又不能人为低估值出让国有股份。
央企混改，引入民资战略投资者，应通过公开的市场化平台（产权交易所），以公开竞价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简单少数人的窄幅通道。其实，央企不必专门强调混改，整体入市也是一种路径，在长期股市竞买中，自然形成民营战略投资者，按照公司法进入股东会，以投资人身份与国有出资人一道参与企业决策。
6、坚持国企改革与市场准入的有机结合。
要把本轮国企改革与国内市场对民企的准入结合起来，让各个行业都允许民企进入，为国企、民企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让民企在竞争中增强核心竞争力，可以把国企多年来积累的核心技术扩散给民企，而不是急着把国企的资产转送给民企，从而培养与国有企业展开竞争的量级合格的民营大型跨国企业，消除所有制鸿沟，让金融公平的对待民营企业，从增量上入手，而不是从存量上下手，让民企在竞争中增强核心竞争力，从而培养民营大型跨国企业，从而形成合格的民企、国企在市场上公平竞争的局面，同时，注重民营小企业在产业价值链中的培养，从金融、技术转让等多渠道有效支持小企业的生存发展，以增强市场主体的动力，来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型、场景和大生态。
7、建立与国企发展适配的人力资源制度。
国企改革要去行政化，国企改革中市场化的问题要用市场的方式解决，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市场经营人员与国家公务员要科学区分，由于二者的行业特性和职业发展规律有所不同，这就要求企业在选用高级职业经理人员时，要注重在契约和规则的约束下，积极到企业职业经理人才市场去公开竞聘，为企业的市场化经营提供人才上的有效保障，使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引领国有企业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壮大成长，完成企业经营战略目标任务。
五、中国金融的改革与发展
（一）处理好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节奏性与协同性问题
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就是走了一条渐进式改革开放的路径，这是中国的战略问题，实践证明这种战略和路径是成功的。中国金融的改革与开放，是中国经济改革与开放的一部分，中国金融改革必然与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开放，在总体节奏上保持一致，这是符合追赶型新兴国家新结构性发展规律的，是贴近中国实际的，也是必然要保持的节奏。
认为中国金融的渐进式改革与开放，产生了累积性改革风险，主要是结构性套利与价格扭曲，这其实只触及了问题的部分原因，并未抓住问题的全部，问题的另一个根本性原因是：中国金融改革与开放中，财税、银行、保险、股市、债券、信托等各个金融子系统在改革与开放中步调不一致，缺乏协同性，在监管体系上存在的体制机制缺陷，也存在监管行为的不协调性、不协同性，这两个因素叠加，就导致了所谓的改革非协调性累积风险。
中国金融改革，要注重在纵横两个维度上统筹展开。纵向上，改革开放仍要坚持渐进式改革，在整体蓝图下，审时度势地推进改革开放，有按排、有序、有节奏实施改革开放。横向上，必须加入协同性、协调性的新考量，致利于建立中国金融统一大市场，使金融的子系统、各结构、各板块在改革开放的推进中保持协调性、协同性，各个改革开放要拉起手来，要彼此考虑本子系统改革开放的外部性，减少甚至避免各子系统改革开放的摩擦性、对冲性，同时，打通各子系统、内外两个池子的“阀门”，去掉隔膜，消除壁垒，建立大金融统一市场，激活金融市场价格发现体系，形成金融系统性改革开放的大格局，营造大金融市场生态。
这样，中国的金融改革开放就会真正消除改革风险，去除改革累积矛盾，从而使中国的金融改革走稳、走好、走出自信，取得实效，争取中国金融在世界金融的有利竞争地位，为中国经济发展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强有力的融通、组织、发现、引领作用。
（二）处理好金融发展中的几个重大关系问题
金融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巨大的融通作用，它将经济各要素有效组织和驱动起来，形成了经济发展体系。金融在国际商品、服务贸易中起着导向和发现作用，有效地构建起全球产业价值链体系。处理好金融发展中的几个重大关系，将使金融的作用得到乘数性倍增。
1，金融与主权、主导权。
在金融领域，要独立自主，不能丧失主权。我们的金融资本市场改革创新，一定以中国国家利益为考量，我们的金融市场不是配合别国金融操作的工具和场所。此前，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积极稳妥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合理安排开放顺序，加快建立完善有利于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有利于增强金融有序竞争、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的机制”。这是有智慧和定力的判断和做法。与此同时，还要注意把握开放的时机和力度，研判博弃对手的真正意图，竞争对手极力主张的、推荐的、施压的，恰恰是中国应该谨慎应对的，要谋定战略，扬长避短，积聚力量，创新工具，创造抓手，协调联动，始终把金融发展主导权掌握在手中，充满智慧地开展国际金融多边、双边合作，使金融市场自由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互为支撑，推动人民币由外围国际货币向核心国际货币转身的这一重大历史进程。
2，金融与发展阶段、迭代升级。
中国在体制特点、所处发展阶段上，与金融强国的差距较大，存在许多不同之处，金融强国现行做法可能与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体制机场并不适配，客观上存在代差。如果金融是按照代际规律向前推进的，那么，低级别的金融体与处于高级别的金融体在博弈中，要努力发挥自己的要素禀赋，采取发展经济学的递进加强发展思路，发挥后发优势，集聚自身优势稳步发展，有自己的节奏和路子，先形成局部优势，再累积扩散为全面优势。中国搞金融科技、数字货币、移动支付就是在发挥后发优势，利用新业态、新模式积聚的力量，实现换道超车。
3，金融与历史经验、教训。
我们要深入分析国际金融史上重大金融危机的成因、机理，系统研究金融强国的资本金融市场发展历史中的一些成功做法和反方面教训，用研究成果为给我们现在的金融工作提供借鉴和指导，博采众长，结合实际，正本清源，构建起金融市场主体与监管主体相适配的金融体制，防范类金融危机的各种不利因素激化共震为实质性系统风险，确保金融始终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4、金融与政治、军事。
超级金融强国在金融上的领先，除了其金融体系的完备、市场的发达外，还突出表现在其善于发挥金融与政治、军事的协同性上。在大国博弈上，它们将政治、军事与金融做为组合手段联动使用，用政治、军事手段配合金融操作目标的实现，维护金融霸权，用金融手段为政治、军事行动提供经济支撑，以达到实现其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战略目标。鉴于此，中国应拓展金融视野，既要从局部上看、战术上学，又要从全局看、战略上看，既要从书本上学，还要实际金融操作行上学，总之，要树立政治、军事金融学理念，从更高的层面、更宽的视角，放大金融的战略作用，成为善于协调运用金融与政治、军事综合手段的战略级博弈者。
5，金融与科技、先进管理
金融本身的威力，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金融与科技、产业、管理能力的深度融合与绑定，才能使金融具备超级能力，才能形成资本聚合能力。中国金融引导下的资本，走出去己成为发展必然的大趋势，但中国金融引导下的资本进入美国、欧洲、拉美，大部分流向了国债、非高新技术、非优势产业部门，大多进入了院线、足球、旅游、房地产、资源等行业，进入科技性实力企业部门的较少，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的资金没有技术、先进管理做为其支撑，资本回报率较低，而金融强国进入中国的是“资本综合体”，其在中国投资有巨额利润回报的，就是源于国外跨国企业、金融机构有着很强的技术、产业、管理整合能力。面对差距，中国金融引导下的资本，应在国家力量的辅导下，打造跨行业平台，在实战中增强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的优化配置能力，组成集资本、产业、服务于一体的复合体，参与到国际产业价值链的市场竞争中。
6，金融与人才培养、引进。
中国是发展中的金融体，从金融理念、规则制定、体制构建上，都深受美欧影响，特别是在金融人才培养上，中国的金融教育、人才培养美欧化倾向很深，虽然我们学得了先进金融理念、知识、技术，但也深埋了金融发展的隐忧，如美英等金融资本主义发达经济体，依靠向新兴经济体输出理念、价值观、理论和标准，来影响新兴经济体资本市场的体制，使其体制更使金融发达经济体熟悉和易于操控和进出，获得类似软件的“后门”，使我们的金融体制存在设计性安全漏洞。因此，我们必须找到安全的、先进的、以中国金融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人才培养体系，不能全盘美英化，也不固步自封，应紧密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本土实际，自主、自信的主办中国化现化化的金融教育体系，在汲取世界先进金融文明成果基础上，为中国所用，服务中国经济发展。
金融的影响力不是单一部门，而是全体部门，金融业发展己进入“大金融”时代。我们要有“大金融”时代的大智慧，协同好金融发展的各个关系，使中国金融在完成服务本土经济强大的历史使命中，创造性选择中国金融的发展路径，由后发到齐头并进，由齐头并进到超越，实现对世界经济的方向性引领。
五、中国农业的改革与发展
（一）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的基本认识和战略选择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业的体制机制改革率先展开，全面推动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为中国其他领域的改革探索了方法论，农业改革的成功，也为中国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积蓄了生产力。
随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深化，以分包到家庭为标志的“旧农业改革”在发展中也残存了体制机制问题，再加上时代的变化对农业生产样式也提出的新要求，进入新世纪，农业发展大势呼唤以“集成至产业化”为特征的“新农业改革”，在新农民、新集体与新外部力量的共同合意下，推动着一场“新农业改革”的伟大实践。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农业合作社，或农业产业化项目，都有一个所谓理想化的认识：小众化、新奇特品种，在市场上是稀缺的，因而可以取得较高价格，以期挣得“大钱”。这种以“简单化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农业发展理念，在后商品短缺时期，或者说在市场化没有深度发展的时期，由于我国的资本、技术、人才积累还没有达到较高水平，投资门槛相对较高，小众化的稀缺农业生产力还不是很高，这种以新农业种养殖品种引入、更新为特点的创新，还可以在局部获得较丰厚的利润。
但在中国经过近四十年的持续改革与发展，形成了资本充裕、技术传导快、产能过剩的全新格向，在这一大背景下，任何“品种创新”都会被迅速规模化，造成产能过剩，价格很快降下来，也就不再挣钱了。同时，随着中国农产品的市场开放程度的加大，无论在大宗农产品、小品种农产品、蓄牲产品、干鲜水果等大部分品系的农产品上，都受到国外产品强烈竞争，面临巨大冲击。这是当前中国农业产业化面临的巨大难题，找到一条“持续有生命力、持续适应市场、持续有效益地农业生产经营”的道路的确很难。
鉴于，中国农业的要素禀赋和竞争力水平不高实际情况，以及中国农业的极端复杂性：土地权属固有特点、土地权益处于创新变革期、地域广、就业人口巨大、自然环境差异别大等综合因素，我们想象利用一种模式、一种方法、一种路径的单一创新和“简单化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己很难解决中国农业的复杂问题和利益诉求，因此，这要求我们，既要将外国的先进经验做法、体制机制引进来，又要将全国各地本土化原始创新激发起来，既要注重培养农业的内生动力，又要注意鼓励外部力量对农业的助力，然后结合我国农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以市场配置为主导，以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规划做适度配合，遵循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推进体系化创新，就成为推动中国农业发展的优选之路。
综观世界各国在农业发展，还是召示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农业人口是减少的趋势；现代科技在对农业的改造中，提升了农业的生产力；做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在与其他产业在深度融合中，各产业的界线在模糊，农业形态在不断升级变化。
我们在认识到这些规律后，应遵从规律指导的方向，合理施策，科学推进，有序落实，才能不走弯路，高效推动中国农业的发展。农业的战略性方向在于：不断向农业注入的科技化、生物化、信息化要素，提升农业的产业化、服务化水平，使农业升级为资本密集、技术密集、赋能较高的现代化新兴产业；不断转移现有农业就业人口，降低农业承载的就业人口，提高农业就业人口的专业素质，提高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提高农业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坚持集体化与单元化相结合，大市场与多样化相结合，规模化与精细化相结合，组织化与信息化相结构合，产业化与服务化相结合，大规模定制化与新零售相结合，实现农业经营与发展的互补式、迭代式创新升级。
（二）关于“三农”部门的体制机制改革与发展
“三农”问题一直以来，是我国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础。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一系列重大政策，推动“三农”部门的发展，各地一些创新与实践，也为“三农”发展拓展了道路。
1，股权问题
要把“确权”当做拉动“三农”发展的牛鼻子。“在农村发展股东经济，要对股东类型、确权登记、资产评估、资金整合、合同管理、操作运行、日常监管等方面进行全面规范。要结合新的实践进行不断探索和发展，建立健全一套科学的股权体系。否则，土地承包权，股权化后，能够流转了，很有可能出现股权的集中，结果又会出现资本集团，出现因家庭变顾而失权农民，造成较大社会问题。”
2，金融问题
要把金融当做激活“三农”的重要手段。
股权、收益权的出现，金融资本要延伸到“三农”部门，普惠金融应延伸并覆盖到“三农”。资产证券化，也要创新到农村产权、股权领域，适度推出“三农”支持债券等金融衍生品，扩大支持“三农”的资金池子。最终，通过金融运作，调集要素和资源，推动“三农”的发展。这样做的好处是：拓展了融资渠道，但也要注意防范风险：泡沫积聚、破裂，产生三农危机，冲击动摇社会稳定基础。
3，产业孵化问题
要把产业集群的壮大，当做重大支撑。
集体经济的承载力也很关键，有体制机制保障、有项目支撑、有赢利模式，可保障创投资本的可循环性。通过孵化、助推基金、资本对集体经济注入、支持后，也有退出机制、止损机制，让集体经济有欲望自己独立发展，以勉产生财政依赖或套利惯性。
4，模式与道路问题
要系统推动“三农”的“五化”，形成改革与发展的协同倍增效应。
组织化：选择能够把农民有效组织起来的产权、管理、运营、劳动生产的现代治理模式。
企业化：要把集体组织、合作社、复合体等三农主体，当一个可持续营利的机体来创办，以可持续地推动农民致富、农村发展、农业产业状大。
产业化：农业项目的小打小闹、价值链短小、技术含量低、上下游不衔接，不能适应我国市场深化的需要，更不适应国际市场的竞争，必须以产业化的方式提高竞争力，增强生存力；
共治化：对治理结构进行科学设计，成立代表机构，进行管理权激励，保障农民以创办人、合伙人的身份实施对机构的治理权。
共享化：对利益分配机制的科学设计，进行股权激励，保障农民以股权人、劳动者的双重身份对机构所取得利润的收益权。
通过，探索、改革与发展，整体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农民社会地位的普遍提高、农民文化魅力的普遍提升，从而全面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村区域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总之，中国改革与发展是系统工程，要深入研究中国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特征化事实，善于发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性，挖掘、优化、放大改革发展的全要素资源，动态、柔性运用市场、政府与科技性监管等多元化调控手段，以创新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体化平衡前进，以包容构建经济发展伙伴主体间的命运共同体，形成供给与需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动态平衡的改革与发展生态系统，从而完成推动改革与发展的伟大历史使命，实现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的战略目标任务。
（作者单位：河北省联宇集团公司）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