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之所以被称为邪教，是其反人类、反社会的本质所决定的。古今中外，国家政权和正统教派与邪教的斗争从未停止。在中国曾经出现了“太平道”、“五斗米教”等抱有强烈政治需求，企图蛊惑百姓夺取国家政权的邪教；在国外同样出现了“奥姆真理教”、“人民圣殿教”等危害世界的邪教。
在古代中国，邪教多是以“佛、道”教义为基础，结合自身利益需求进行改造，进而达到既能蛊惑大众，又能实现个人私欲的目的。例如引发黄巾起义的“太平道”，杀戮无数的“李家道”。清末以来，国门大开，基督教开始传入中国，以“基督教”教义改造而来的各类邪教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从清末的“太平天国”到如今的“呼喊派”、“全能神”、“门徒会”无一不是借助基督教的外衣，从事误国误民的“邪事”。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类“伪基督”邪教能够在中国的农村迅速传播，又能够造成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惨案呢？
笔者在某市农村走访调研4个月，与传播邪教者和曾经误信邪教的人交谈了多次，逐渐拨开迷雾，抽丝剥茧出各邪教在我国农村蔓延发展的成因。
一、 精神文明发展出现空窗期
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完成消灭了封建剥削和封建迷信的任务，但是，由于广大农村群众知识水平低，认知能力窄这一客观因素，我党并没有在解放后完成对农村群众科学思维改造这一任务。邓小平同志说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腾飞，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可是文化发展却显得有些滞后。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农村旧的封建思想被打破，新的法制思维、科学思维没有被培养起来以前，就出现了一个精神文明的空窗期，为邪教在农村蔓延滋生提供了一个客观环境。特别是披着“基督教”外衣的邪教，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在农村招摇撞骗，根据笔者的调查，许多受骗上当的信众，正是出处于不相信以往的封建迷信，却又相信邪教的歪理邪说这样一种矛盾的状态中。在遇到人生困境或者自己的解释不了的事时，他们往往把原因归结到“上帝”或者是某个神祗的惩罚。在“全能神”的教义中，不相信“女基督”在一年内就会遭到“女基督”的惩罚。河南一位已经脱离了“全能神”的信众，在丈夫从船上摔下来以后，就认为是神降下了惩罚，由于害怕又重新加入邪教；贵州的一位老人，因为儿子、儿媳双亡，孙子又患病，邪教人员告诉她这是神对她不虔诚的惩罚，最后老人辛苦积攒的4000元被邪教人员骗走。
二、 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易被“伪基督”邪教蒙骗的人多为40岁以上农村妇女，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多为小学文化，很多连字都不识，“伪基督”邪教经常以基督教的形象出现，引导人们向善，对有困难予以生活物质上的帮助，将生活的幸福与否，归结到其信仰的“上帝”庇佑与否，在骗取信任以后，再撕去伪善的外表，暴露出邪教的本质，或强迫信众缴纳财物，或暴力对待想要脱离组织的信众。这些都是因为农村群众受教育偏低，没有辨别和判断邪教的能力，对被邪教改造了的教义一知半解，还认为自己信的是正统的基督教。贵州一位加入“三赎基督会”农村妇女，在笔者和她交谈的过程中，她仍坚定的认为她信仰的是耶稣基督，世界末日将会来临，每月秘密聚会和缴纳会费，都是为了献出自己渺小的力量来拯救整个世界。让笔者心酸的是，她本有着一颗善良的心，却因为受教育程度低，没有形成正确的科学思维和正确的世界观，被邪教分子所利用。
三、 基层党组织重视程度不够
许多基层党组织在政绩观出现偏差以后，一切向“GDP”看齐，只顾着发展经济，对于村里出现的“邪教”视而不见，就害怕得罪群众，今后的工作不好开展。更有甚者，在村集体事务中求助于邪教组织和“地下教会”，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又增长了邪教蔓延的嚣张气焰，最后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一些村干部认为，只要邪教信众不生事便是无事，只有在邪教宣传标语贴到村道路两旁、醒目墙壁上时，才出面制止；一些村干部盲目的荣洋媚外，认为凡是和西方有关的东西，例如知道一点有关“上帝”、“世界末日”等内容，就是一件“高大上”的事，不仅自己不加以判断，提倡科学阻止邪教，还带头加入，殊不知邪教一旦聚众生事，对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将带来多大的破坏！
应当注意的是，“伪基督”邪教能在中国农村蔓延滋生，除了精神文明建设空窗期，农村群众受教育程度不够，基层党组织不重视以外，还存在很多其他方面的原因，就需要我们齐心协力，共同探讨，因病下药，方能根除“邪病”。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反邪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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