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30年，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民工潮”的出现，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迁移与职业转换，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非常深远。无疑，中国农民的职业转换是很成功的，在此期间，中国约有2亿农民成功地转换成为其他产业的从业人员，现在流动着的农民还有1亿左右，他们的职业、身份以及生活方式尚在改变之中。在大量农民工“返乡”的背景下，研究总结“民工潮”形成的经验，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其中，一个值得探讨的论题是，导致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农民职业转换的约束条件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流动为什么采取了“群团”的形式？
一、农户决策的约束条件转变与中国的“民工潮”
在30年来的改革历程中，对中国农村影响深远的主要有家庭承包制、“民工潮”以及免征农业税。这一系列的改革，客观上导致了农民决策的约束条件发生了改变，从而不但导致了农村产业结构的演变，而且引起了资源的重新配置。承包制与免征农业税的实质是修改与重构农民、农村集体与国家的农地产权合约。农村家庭承包制，“以它最简单而又最完善的形式来说，是等于用租地的办法将土地界定为私产”（张五常，1986），这项制度安排使农民获得了支配自身的劳动力和支配自己的私人财产的权力，界定了农户的私有财产权与农民自身的人力资本产权的边界，从而为民营企业的产生和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奠定了制度基础。但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合约安排，只规定了农民对国家与集体的义务，而没有表达出国家与集体对农户的责任，农户从政府手中获得土地耕种权是以不损害政府和集体的既有利益为前提的，政府当时与农户缔结合约时，除了将农地的耕种权赋予农户以外，其他权利基本上保留了下来，从而使国家、集体与农户三者之间的权、责、利很不对称。这种权、责、利不对称的结果就是农民负担加重、乡村负债高筑、农村公共产品严重短缺，再加上农业的小农户经营规模、兼业化生产方式以及传统的农产品定价方式，使农业成为中国产业中最无利可图的一种产业。由此得出一个自然的推断，如果政府不补偿农户的农业生产，那么，农户都会成为第二、第三产业的后备军，按照个人综合能力的高低，依次向第二、第三产业进行边际转移。
家庭承包制界定了农民的人力资本产权，使农民可以在既有的约束条件下进行理性选择成为可能，因此，农村劳动力的配置就成为农民基于成本与收益的理性计算过程。在现代社会，不同产业因为其分工程度与生产规模不同，导致不同产业中相同要素的边际生产能力不同，从而决定了相同生产要素的价格偏离，在套利机制的作用下，要素从低价位的产业向较高产业流动，最终形成一个均衡的市场价格，这是一价定律。由于现代生产与服务业是建立在高度分工与专业化基础之上的，因此，生产要素在市场的作用下，将从传统的农业部门向生产效率较高的现代生产与服务部门流动。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在分工程度高的现代生产与服务部门的边际生产效率要高于传统农业部门，因此，传统农业中的劳动力有向现代产业转移的趋势，在劳动力所有者可以自由支配其劳动力的前提下，只要农民的非农活动所带来的收益高于农业生产的收益与流动成本，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就可能变为现实。随着农民搜寻工作的成本下降，从事非农生产的比较利益将进一步突出，于是劳动力转移将变得更加频繁。
农民非农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农民跨出农村第一步。与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所构建的理论不同，中国农民向非农领域转移所形成的劳动力流动是农户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农民的理性使得他们必须在流动成本与收益中进行权衡。在非农转移过程中，农民所遇到的成本主要包括处置原有职业的费用，如转包耕地、委托耕种、撂荒等，选择新职业的信息费用、迁移费用、技术与知识的重新积累费用等。由于未来收益存在不确定性，农民在迁移决策时必须将成本降低到最低水平。那么，作为风险规避者的农民，怎样才能将外出打工的风险降低到最低呢?一个重要的非正规安排就是中国农民外出的时候总是以群团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外出的群团现象伴随着整个农民的非农过程，甚至在农民获得了相应的知识，掌握了相关技术以后，进入创业阶段，流动中的群团组织仍然是他们获取生产要素的主要依托，因为基于社区信用的群团组织，不但降低了农民之间的交易费用，而且有利于非农知识的传播、技术的学习。在转型中的中国，这种故事每天都在演绎。
二、农民“群团”流动的真实案例：桂林酸菜与惠州的制鞋厂商
桂林人喜欢吃酸菜，特别是酸笋子、酸豆角、酸辣椒、酸芥菜、酸榨菜等，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些诱人的酸菜是怎么来的，其餐桌后面的故事是怎样的呢？在前桂林陆军学院的斜对面，有一个不起眼的住宅小区，名叫“同心园”，自从1993年，湖南武冈市的第一批做酸菜的农民开始租赁这里的住房以后，业主们就渐渐地搬出了这个小区，而这个小区就成为桂林酸菜的主要加工基地。这里曾经聚集了30多家酸菜制作加工销售商，这些人全部来自湖南武冈市的头堂乡，他们在老家的距离相互之间相隔不过
这个酸菜加工销售团体的开拓者是武冈头堂乡农民毛政立，因为其老兄在桂林陆军学院任职，在桂林有点人脉，在经济上也有点基础。1989年，毛政立从武冈来到桂林，想某一份工作，但是辗转再三，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岗位，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桂林的农产品市场中有人在卖酸菜，决定试一试。武冈农村泡酸菜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技术比较成熟。他首先泡酸豆角，因为这种酸菜加工的时间比较短，而且对于技术的要求不高。在第一批酸菜上市的时候，他发现卖酸的利润非常可观，一年下来，赚了差不多2万元，是当时在武冈务农收入的5倍。毛政立成功的消息90年春节期间在亲戚中传来传去，90年他的大妹夫、表姐夫、还有一位堂弟随他一起到桂林卖酸，这几个人在桂林很自然地与毛政立住在一块，交流泡酸菜的技术、分析酸菜市场的行情。就这样他们在桂林的酸菜市场站住了脚。曾祥光与徐桂云夫妇现在在桂林酸菜市场有点名气，2007年他们已经加工并卖出5万斤酸笋子、3万斤酸辣椒、4万斤酸豆角、4000斤酸姜、4万斤酸芥菜，同时还倒卖了4万斤酸榨菜。这对夫妻是91年到桂林的，当时曾祥光23岁，初中毕业；徐桂云20岁，小学毕业文化。因为曾祥光是毛政立的妹夫，在曾祥光的母亲即毛政立的岳母干预下，91年春节刚过，这对在武冈穷得实在没有办法的新婚夫妇随着他们的姐夫来到了这个以前都没听说过的城市，开始了他们的城市生活。
卖酸菜最重要的是质量，这需要泡酸菜的技术做保障，同时市场开拓也很重要。他们对于技术、生产、销售、市场的相关知识是如何获得的呢？在这些武冈卖酸的农民中，现在做得最好的并不是最先来桂林的毛政立，而是曾祥光夫妇。以家庭为单位的泡酸、卖酸在家庭内部是有分工的，一般来说，丈夫买回原材料，晚上一起加工；妻子每天清早就要赶到市场摆摊设点，等候宾馆、食堂的采购人员来买酸菜。原材料的选择、酸菜的制作以及客户的管理等知识，他们是在实践中一步步积累起来的。例如，在水的选择上，刚到桂林时，泡酸用的是来自漓江的自来水，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地下水泡的酸菜质量要好很多，而市场份额与质量有很大的关系，于是，边实践，边改进，他们的技术基本上能满足桂林人的口感与偏好。所以，“干中学”是这些农民进入城市获取知识的主要手段，而且这些技术在这个圈子中是公开的，从而降低了信息的传递成本，提高了知识的溢出效应。
广东惠州吉隆制鞋厂商的演变则是农民非农转移中群团现象的一个典型案例。上个世纪80年代中晚期，受沿海开放的影响，湖南省武冈市石羊乡一群受过初中级教育的青年人，聚集到了惠州吉隆等地的制鞋厂，开始从事鞋子制作。在生产过程中，他们通过“干中学”的方式，逐步掌握了鞋子生产流程中的各道工艺，而陈立煌、曾和平则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受过高中教育并掌握了一些美术基础，通过工作中的知识积累，他们掌握了从“打模”到“模具设计”等主要技术，成为了制鞋厂的技术骨干。
陈立煌是曾和平的妹夫，又同是武冈第一职业中专87届兽医班的同学。1989年在家乡做兽医没有门道的他们迫于生计压力，便结伴而行，随着风起云涌的“民工潮”来到了惠州制鞋厂。据不完全统计，1989年仅在惠州吉隆一地便汇集了约1500人的武冈老乡，其中石羊乡的民工大概就有200余人，他们分散在了惠州制鞋厂制鞋工艺中的每一道工序之中。掌握了制鞋的各种核心技术之后，1997年陈立煌便与曾和平联合办厂，生产凉鞋。10年过去了，陈立煌与曾和平都已独立门户，事业兴旺。到2007年陈立煌的年纯收入已达500多万元，曾和平也获得了100万左右的收入。而现在聚集在惠州吉隆的武冈制鞋厂商约有20多家，在惠州从事鞋子制作的武冈从业人员约有3000多人，由于老乡之间在技术、信息、资金之间的合作成本较低，武冈人开设的制鞋厂的竞争力逐步提高。受金融风暴的影响，2008年广东有许多企业倒闭的恶劣情况下，惠州武冈的制鞋厂商还在生产，关门的企业很少。
三、农民“群团”流动的经济解释
农民群团流动是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其主要的经济含义是什么呢？农民流动过程中的群团现象不但节约交易费用，而且有利于农民之间的知识交流与风险分担。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在“离土不离乡”的转移阶段，其关键是技术与企业管理性知识的获取。这种技术性知识是如何获取的呢？我国农业生产的技术是在比较封闭的社区中一代一代遗传下来的，知识的传播与扩散都很慢，而且在长期的经验积累与试验中，其知识形态基本上处在一种均衡状态，从而导致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十分缓慢。但是，农村工业化对于世代务农的农民来说，除了资本的积累以外，关键的是技术。在商品短缺时代，那些有经商传统的地区，凭借历代累积商业知识，对某种商品市场的存在具有很强的敏感性，问题的关键是生产。产品如何生产呢？最便宜的方法就是模仿，当时遍布全国的“假冒”“三无”产品是我国局部地区农村工业化初期的产物，农民从城市中聘请退休的老工人、工程师来指导，生产市场中紧缺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积累了工业技术、工业管理及其工艺流程方面的知识，再加上农民的经商传统，于是农民企业家与农村工人这种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了。由此所构成的乡镇企业成为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中期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在这个过程中起作用的是技术人员从城市到农村的流动，尽管这种流动的数量不大，但对于改变我国农民的知识结构与提高农民的素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事后的效果来看，一个乡镇企业，就是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干中学”成为我国农民成为现代产业工人的主要途经。那么，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这种“干中学”的内在机理与实质是什么呢？
具有不同知识的人在共同的生产过程中会形成一种相互学习机制，并因此产生“知识溢出”效应，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知识就是哈耶克所说的“免费的礼物”，它表明技术与知识具有人类共同财富的特征。Simunic在1984年研究审计定价与风险收费时首次使用了“知识溢出效应”这一术语，他认为提供非审计服务所获得的知识，可能向审计产品“溢出”，从而降低审计成本，提高审计产品的效率，使社会总成本得以降低。沿着这种分析范式，人们模型化了共同学习过程中的“知识溢出效应”。知识溢出效果是一个人的行为对另一个人利益所产生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并不耗费知识获取者的人力、物力、财力，即不计入行为人的学习成本，事实上，具有不同知识结构的人在共同劳动中所获得的知识是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由于这种“副产品”的存在，导致了中国经济高速的增长。从某种程度上说，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相互学习所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是我国近30年来经济增长的源泉。我国农村流动人口在进入城市的时候，由于他们所受的正规教育程度不高，又没有相关的非农工作经验，他们在进城前的人力资本积累总体上是不丰富的，不但存在如何将原来的人力资本转移到新环境下的可用的人力资本的问题，而且还存在一个在非农过程中学习新技术的过程。由此可见，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人力资本转移与积累由以下四个阶段组成：农村社区累积的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在新环境下的外部延伸——“干中学”所累积的人力资本增量——人力资本存量与增量的融合。
我国农民在迁移过程中表现出很明显的经济理性，基于对未来的预期，不同的农村劳动力在作出迁移决策时，将学习能力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除了技术的学习、生产性知识的积累以外，农民在农村社区所积累的社会资本在新的区域得以拓展也非常重要，可以节省农民工在流入地的大量交易费用。我国农村社区组织是以家庭为中心所构建的人情圈子。从1978年到现在，乡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改变了原有社区生活的组织结构，农户家庭的生产性功能重新处于决定性地位。在农村社会这个圈子中，家庭作为第一圈，担负起农民的生产、培育后代等全面复杂的功能，而农民社区生活的第二圈，则由亲属间、邻里间、乡村间的联系所取代。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事实上确认了农民对于其财产的所有权与支配权，从根本上否定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导致了家族系统、家族文化与家族信用的复归，这些内容构成了农民赖以生存的社会资本的存量，也成为农民走进市场的重要资源。一方面，由于封闭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经济生存状态在经济发展中逐步被打破，乡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提高，农户通过协作获取自身短缺生产要素所能力，成为决定其经济地位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社会联系广度、经济能力强弱等资源条件在农民家庭间的分布不平衡，在乡村社会中形成了富裕程度有明显差别的阶层。在社会资本稀缺、社会信用缺失、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普通农户要在经济活动中取得成功，特别是要在传统的种植业之外寻求新的发展机会，就需要从具有资源优势的家族成员方面获得支持。亲属关系和家族渊源等社会资本在我国转型期中成为了弥合阶层差别、分享发展机会和利益的重要渠道。乡村经济发展的这种客观要求，成为促使农民有意识增进亲属间、家族成员间联系的内在动力。
在传统的农村社区积累的社会资本是如何延伸到陌生的城市的呢？与托达罗模型中农户在迁移过程中的盲目性不同，中国转型期中的农户的迁移是非盲目性的，因为农民的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他们的社会关系来实现的，在他们作出进城打工的决策的时候，他们一般是有比较真实的信息作为其决策基础的。所以，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流动的组织问题与其社会资本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组织特征”课题组把劳动力外出中“外地亲友帮助联系”、“本地外出民工介绍”和“跟随他人一道外出”三种情形定义为外出民工的自组织形式，依靠这种自组织形式成功流动的占总流动人数的75％（蔡昉，2005）。由于这种自组织形式占据了迁移方式的主导地位，所以一个村子里外出的劳动力常常有着相同的目的地，甚至是同一就业单位或相同的行业；相应的，民工第一次外出的规模，大多数倾向于几人同行，在共同的迁移过程中，相互交流的学习过程增加了迁移者的情感，累积了新的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我国劳动力迁移过程中的群团现象，事实上是我国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由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匮乏，单个的迁移者所面临的风险很大，群体组织可以规避知识匮乏的风险，可以弥补资金的不足。例如，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这些结伴外出的乡里乡亲往往共同租住民房，分摊房租，形成小型聚居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地缘为核心的聚居区。这样传统社区的社会资本就延伸到了新的居住区。
在劳动力市场上，就业机会是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函数。这里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主要包括获取和理解信息的能力、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较强的承担风险能力，以及对于各种职业的适应能力。而对于从农村社会走出来的农民来说，其社会资本存量是由他所生存的社区决定的。一旦迁移者在异地获得了第一个工作岗位并因此停留下来，他就会结交一些打工的朋友，还会认识一些城里人，他的社会关系网络就随之扩大了。这种以社会资本存量为核心的社会圈子，在中国的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即使在新的工作岗位有了很长的工作时间，一个外地人要融入他所在城市或者社区也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圈子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其组织与运作是需要成本的。
刘祚祥：长沙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