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期刊发恰亚诺夫《农民合作理论》第二章《农民经济的合作社与差异化最优理论》，是对其纵向集中“差异化最优”理论的更详细论证，并讨论合作社在实现“差异化最优”方面的优势。所谓“差异化最优”，就是强调农业生产和经营的垂直链条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最优规模”，不是越大越好，不同的生产和经营环节有不同的“最优规模”。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要“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这与恰亚诺夫的理论有诸多相通之处，因此详细了解恰亚诺夫的理论对深刻理解我国的双层经营体制以及合作社、集体经济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经营体制，也是与之前的探索与实践密不可分的。例如，杜润生回忆录曾提到邓子辉、杜润生向毛主席写信一事。毛主席认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制基础，也是可行的。”邓子恢和杜润生当时提出的思考：“在现时条件下，农田播种、除草、收割、除害虫、施肥、灌水，似乎很难分工，硬分开，反而多费劳力，提高成本费用。农林渔牧副各项产业分工，促进技术进步，但须在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下，增加投入，形成规模经营”。邓、杜专门向毛主席写信表达此意见，并事先征求陈伯达意见，但陈听不下去，说“手工工场分工形成新的生产力，是马克思的见解，是辩证法的唯物史观。这个观点既管工业，也管农业。”因此，陈伯达没有把邓子恢杜润生信转给毛主席。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邓子恢和杜润生以及当前中共农业政策95%是恰亚诺夫，只是自觉性还不够，仍需吸收中外前沿理论成果，进一步解放思想与制度创新。
最近去世的张劲夫同志，1979年12月任安徽省省长，1980年3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其生前最后文集《嘤鸣-友声》中有关于安徽省在全国率先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回忆。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张劲夫提到“包产到户后，我最担心的是集体财产的保护问题。虽然一再打招呼，要求各地注意保护和发挥集体资产的作用，但是损失还是不小”。从今日视角来看，张劲夫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关键时期，继万里之后执掌安徽，在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注重保护集体资产和发挥集体合作经济的优越性，是十分正确的。（参见上期公号《崔之元：读张劲夫晚年文集<嘤鸣-友声>》）结合恰亚诺夫的“差异化最优”，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三农”政策领域的实践探索与制度创新，并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做出进一步积极深入的探索。
顺便一提，恰亚诺夫才华横溢，他不仅是农业经济学大师，还创作了5部小说，其中关于“1984年”的寓言（恰亚诺夫的科幻小说中提到中国在1984年从空气中提炼石油）影响了奥威尔1949年出版的名著“1984”。鉴于恰亚诺夫理论的极端重要性， 本公号后期仍将择期推送恰亚诺夫相关理论及研究文章。
在没有熟悉农户本身之前，我们在上一章所描述的广阔的国民经济前景，以及农业合作社发展的前景，不可能被完全理解和具体表述出，因为农户是组成合作社的基础，而且以它当前的形态，也是用来组织我们农业的所有方式中的原材料。
尽管在过去五十年间出现了大量关于农户方面的论著和观点，尤其是在俄国，但恰当地说，直到最近我们才开始从芜杂的观点和争论的洪流中，分辨出现某些普遍接受的命题。这些命题都是通过经验研究方法得到的，并且经过了反复检验和证实，随着不断积累，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农户的一个客观理论。
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处在一个境地，即建立一系列命题，这些命题至少足以使我们具体详细的表达合作社理论，并确立其社会导向。
农户家庭，整体上作为一种社会阶层，代表一种在其构成上极端异质化的复杂现象。到上世纪末，得益于Shlikevich——Zemstvo[地方政府]统计员——的努力，处理农场普查统计材料时，已开始使用根据土地使用规模、土地耕作面积和牛的数量来划分农户类型的方法。
从这套分类体系中发现，农户规模差异很大，有些家庭农场规模比其他家庭的要大五至六倍。
由于他们并不精通于研究农户的组织基础，许多Zemstvo统计员没有充分注意到，在土地占有权的公社体制下，土地面积是由人口数、工人和需要养活的人数决定的。[i]他们也没有充分注意到，早在十八世纪的普查中对于农民家庭的分类，就已经揭示出了这种阶层分化。于是他们急于确证农民群体的阶层分化——那时候仅仅以静态方式建立——作为俄国农业中横向集中的动态过程。从这个观点来看，土地耕作面积的分类体系，揭示出农户中的社会分化。它也认为大规模耕作的农民家庭已经包含了乡村资本主义萌芽，而耕作规模很小的农民则成为农村中原始的无产阶级力量。
这一观点，从对农村的表面观察来看，极其合情合理，也在经济学文献中坚固的持续了很长时间，并把经济学思考带入一个无结果的研究路径中。直到近年来，才在N.Chernenkov, G.Baskin,B.Kushchenko和其他统计学家的著作中证明，根据耕地面积的划分体系，本身并不能揭示农村中的社会分化；它很大程度上是反映了家庭的人口增长过程，通过公社土地的再分配或租赁方式获得相应的土地增加。
基于土地耕作面积的划分体系并不适合研究农村的社会结构，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其中，我们在Ya.Yakovlev的著作中发现了最尖锐的批评，这本著作关注谷物和草料的平衡，由苏维埃中央统计总局出版（TsSU）。
甚至在更早期，人们逐渐相信，农村的社会结构和资本主义在其中的发展进程，不能通过基于土地耕作面积的间接分类体系来研究，而要直接研究乡村资本主义关系。
第一个踏上这条研究路径的是V.Groman，当他在处理Penza省的普查资料时，根据雇工数来对农户家庭分类。N.Makarov在计算与土地占有制相关的工作定额时也使用了类似的分类方法。最后，在1925年夏季，为了调查当前农村中这些关系的属性，我们农业经济研究所进行了大量田野研究。这些田野研究中搜集的资料，使我们能够确定农户家庭的六种基本社会形态。
典型的kulak型农户家庭，有时可能不雇佣工人从事农业劳动，但他们大量收入来源于商业，高利贷，特别是以类似奴役性的条件向贫困农民出租牲畜或其他生产工具。这里，资本主义性质的收入来源包括商业利润、超额利润或者是从为他人企业提供资本流通获得的收入。
这种农户家庭的发展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都有所区别。一般来说，这类农户家庭数量很少；但就影响力而言，他们是农村中的主要力量。
没有参与高利贷和贸易的农户家庭，但因为他们的农业劳动或农业外劳动是大规模雇佣工人完成的，通常除自有劳动力外，从雇佣中获得企业家收入，因此需要划分为半资本主义性质。
在那些土地数量很多，并且专业化生产出口商品（如烟草，小麦，园林花卉等等）的地区，这一类型的农户家庭发展特别快。在这些地区，这种农户数量远超过第一种类型，但他们的社会影响力总是有限，并且成为kulak农户剥削的受害者。
既没有雇佣工人，也没有参与其他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农户。他们通过其庞大家庭中的劳动力来经营农场，他们拥有充足的生产工具，因此可以扩张他们经济活动的体量。有时他们并不逊于第二种类型农户，尤其是在他们使用复杂机械和拖拉机的时候。
这种类型的农户普遍见于在公社体制下那些古老的、复杂的、未分家的、家长制的、几代聚居的家庭中。这类农户中很大比例的家庭耕作规模相对较大。在农忙季节，或收割草料，或运送肥料时，这些家庭有时也雇佣计日工。这些家庭会蒙受资本主义剥削，仅仅是由于市场关系，或者当某些成员从事农场外劳动时。
没有雇佣劳动力，也不受雇于其他农户，但由于家庭规模较小，或者缺乏劳动力，或缺乏生产资料或土地，不能够进入第三种类型的较强大的家庭农场行列。这种类型的家庭农场，是我国农村地区最常见的自雇佣类型的家庭农场[trudovye khozyaistva]。除了常见的市场剥削外，他们还受第一种类型的农户剥削，后者借给他们牲畜或牛用于生产，或者以商业利率给他们贷款。
由于缺少土地，或者缺少生产资料，或其他原因，向第二种农户或其他雇主出让部分劳动力的农户。除了转让部分劳动力外，这些农户继续运营一个有着发达商品板块的农业实体。
这种农户，如果排除有从农业外赚钱的成员的家庭，与第二种家庭农场的发展模式相同，同时也经常成为上面列举的所有剥削方式的受害者。
无产者家庭，其主要收入来源于出卖劳动力，即他们的工资收入。然而这些家庭仍然有自己的农业活动，但通常规模很小并且几乎总是用于自我消费。
应注意，当我们列出上述分类时，没有考虑到在其村子和农场内外工作的影响。原因在于在这些经济活动发展的那些地区，这种家庭中的个体成员的雇佣形式，与我们的六种农户类型同样普遍。
很遗憾，不论是目前的还是战前的统计资料，以及西方的统计资料，都没有提供足够的数据，让我们能够定量分析，上述六种类型的农户家庭在农村中的重要性。唯一可用的数据是关于家庭农场雇佣工人的百分比。这方面，表1给提供了很有启发意义的数字。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关于用于生产性目的的牲畜或牛借贷的大规模数据，也没有高利贷方面的大规模数据。但是，根据1925年Volokolamsk田野调查中的观察，恰恰是这些形式的资本主义剥削，在北方地区变为最广泛扩展。例如，在这次田野调查中的家庭中，27.3%的生产性牲畜属于其他农户。
在完成对农户不同社会类型的描述后，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个重要的事实，以上我们列出的类型中，没有任何一种常现于完全纯粹形式。更常见的是，雇佣劳动力的家庭，他们自己的劳动力也会受雇于外部；接受高利贷的农户，也会出租自己的播种机或木制耕犁。
表1 雇佣长工的农户比例
（根据1924年中央统计局（TsSU）的数据）
情况是如此错综复杂，因此在整理Volokolamsk1925年田野调查的资料时，其带头人（Ya.Anisimov,I.Varemenichev和K.Naumov）从L.Kritsman的观点出发，建议采用下面的方法——尽管很初步，但仍然得出了有趣的结果——以定量分析每个农户家庭的社会属性。
他们挑选出两类特征，描述农户家庭的社会特征：雇佣数和借贷资本数。他们基于农场中雇佣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百分比，以及基于以货币形式或出借生产资料（牲畜等等）形式的外借资本数量百分比，来衡量农场结构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将这些百分比加总，得到家庭农场资本化程度的系数。
为了衡量农户无产化程度，进行了相反的计算。得出的一系列系数表明了，在亚麻种植区的一些家庭农场中，资本主义剥削因素发展的强烈程度。[i]
通过确认上述六种类型的农户家庭，刻画出农村地区的社会构成，我们现在可以转向一个基本问题，对于每一种类型的农户家庭而言，农业合作社的重要性，以及每一种类型在从事合作社工作中未来的作用。
很显然，第一种农户不仅不会融入合作社中，而且会非常反对合作社。合作社在信贷、销售、操作机械中的整体目标，就在于使得这种农户丧失其基本作用。难怪，德国信用合作社的发展壮大，直接原因是他们遭遇到高利贷。换言之，第一类农户，将继续，并且一定会继续，留在合作社运动之外。
同样，第六种类型，最为贫穷的农户，也会在合作社运动之外。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合作社，而是因为这类农户没有参与合作社所必备的财产。他们的小农场——而且产出仅够自用——不能给销售合作社提供任何东西；而且耕作土地面积狭小，使得机械化耕作没有必要；他们购买或借贷的数额很小，使得在合作社中持股也没有必要。因此，只有当他们从第六种类型农户上升到第五种类型时，他们才会成为合作社的积极参与者，当合作社给他们贷款时，这是有可能的。
其他类型的农户，在农村地区占绝大多数，有足够的财产参与合作社运动，尽管财产差别很大。
的确，在使用复杂机械，以及某种程度上在农资购买，甚至农产品原材料的初加工等方面，第二、三种农户由于其规模较大，比第四、五种农户更能脱离合作社经营。另一方面应记住，参与合作社活动，不管是在认购股份，还是在合作社工作，都要求有某些最低水平的物质条件以及一定的经济稳定性，而这会延缓第四、五种农户中最弱的一部分加入合作社。出于这些原因，我们必须预计这几种农户相同的参与合作社的程度。
若读者仍然记得第二种农户杰出的企业家才能，某种程度上，也包括第三种农户，那么从动态观点来看，甚至可以预计他们会比小农家庭更早地加入合作社。这在一定程度上被当代农村社会结构调查的经验研究所证明。例如，在最近出版的I.Gritsenko,A.Minin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按照家庭规模划分的农民群体，参与合作社运动的如下百分比。
表2中可以看出，耕种土地面积最大和拥有平均耕牛数量的农民参与合作社。注意，耕牛数是比耕地面积更好的衡量生活水平的指标，这些数据将证实我们的预设。
但是，由于耕地面积很大的家庭农场数量很少，而中间阶层数量占据绝对优势，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合作社中，以及在普遍的农户群体中，的确是中间阶层占优。
当然，我们所使用的定量分类，尤其是耕地面积指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远不足以刻画参与合作社农户的社会经济状况。然而，我们仍然可以假设，即使在农村社会中中间阶层占绝对优势，其他阶层仍然参加合作社。
农业合作社的社会基础建立在两大类型的家庭农场基础上：
基于雇佣关系的家庭农场，或多或少地雇佣劳动力，以从剥削劳动力中获取企业家利润。在其纯粹形式——即完全依靠雇佣劳动力——今后我们把他们归类为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农场[Kapitalisticheskiye tovarnye khozyaistva]（类型2）。
大部分收入来源于家庭自有劳动力而不是为经营目的而雇佣劳动力的家庭农场；或者说，在纯粹形式上，家庭农场根本不雇佣劳动力，也不向外界提供劳动力。今后我们称之为市场导向的家庭[semyeinye-tovarnye khozyaistva]，或者简单地称之为市场导向的农户[tovarnye krest’yanskiye khozyaistva]（类型3，4，5）。
在二者之间存在许多中间类型：在纯粹形式上，目前俄国农村条件下，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农场极少。但是，二者都代表着农民家庭经济组织发展的主要趋势。
混淆这两种农场类型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每种农场都有其组织特性，并且通常他们经济行为不同。
希望进一步了解这两种类型农场的不同组织特点的读者，可以从一些专门研究中得到所需的信息。本书中，我们仅仅限定在后面章节所需的不同点的比较上。
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农场经济的主要因素是：1.毛收入；2.以实物、货币或扣除摊销形式支付的的生产资料成本；3.实际付给工人的工资；4.毛收入减去生产资料成本减去工资，这些以预付资本承担，产生出5.利润，这是农场的唯一企业家目标。利润与经营者家庭的劳动活动无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它仅仅依赖于农场预付资本。
结果，从理论上讲，通过雇佣更多的劳动力，资本主义农场的规模可以无限制地扩大，而多大程度上采用集约的经济方式、农作物的选择以及包括组织计划和整合方式的专业化板块的选择，完全由其对于利润所产生的影响所决定（或者更准确地说，对于租金的影响，即净收入减去资本一般利率的影响）。
市场导向的家庭农场组织方式不同，其主要因素为：1.与上面相同的毛收入
2.相同的生产资料成本，但这里的劳动力是由其家庭以实物形式提供而不是实际支付工资。
因此，在家庭农场中，我们不可能确认任何真实明显的或者物理上可感知的净收入。唯一真实存在的就是毛收入。如果从毛收入中减去来年生产需要的按实值计算的资本总支出，仍会剩下一部分可供家庭消费或者用于资本积累。Laur教授将这部分定义为农民家庭农场的劳动力报酬（Arbeitverdienst）。的确家庭农场经营的目的就在于赚得这部分收入，同时还有保持每年资本再生产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政治经济学的习惯说法，农民作为企业家的利益与作为工人的利益，二者混为一体，不可分割。
市场导向的家庭农场中，经营由农户家庭自己来完成，假定生产资料得到充分供应，则消耗的劳动力总数进而经济活动的总量，取决于（至少要受限制于）家庭规模，即家庭中可以劳动的成员总数。然而可以猜想到，这种情况下的问题涉及到农户想要达到的最大可能的经济活动量。由于资本短缺和生产资料缺乏，这在我们的农户中是很普遍的，农户经济活动的实际规模通常会小于最大可能规模。[i]
那么，这些就是两类经营实体的组织形式。当土地相对充裕，家庭农场或多或少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劳动力，那么这两类农场的经济活动大体相同，因为此时单位劳动力报酬很高，同时净收入也很高。[ii]
当我们目光投向农业人口过剩地区的时候，即历史条件下的农业人口规模要远远超过在最大化净收入的农业集约化水平下耕种土地所需要的劳动力时，情况就会发生改变。
在这种条件下，一个资本主义农场会直接解雇多余的工人。但是不能将其劳动力充分利用在其小块土地上的家庭却处在不同的境地；由于农民不能从自己家庭中解雇自己，他们将发现自己被迫处于半失业状态。若由于外部环境原因，不能通过打工，手工业或租种土地，没有其他方式来摆脱这种形势，那么情况就加倍恶化：劳动力被迫闲置，而家庭消费大幅削减。这促使农户寻求某种方式以脱离出现的这种形势。
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农场与资本主义农场的差异就显现出来：对最大化的利益，以及获得最大化劳动力年收入的利益，超过了对于单位劳动力收入最大化的利益。无法满足的需求，连同无法获得新受雇方式的剩余劳动力，开始压倒农户，迫使它持续寻求在这块同样规模的土地上利用劳动力的新方式，代价就是单位劳动力报酬剧减。
因此，通常情况下，在资本主义农场看来无利可图的劳动，在市场导向的家庭农场看来却是有利的，反之亦然。举例来说，让我们试着解释为什么，战前二十年内，在Tver和Smolensk地区的农户非常愿意并且积极的扩大亚麻种植面积，尽管资本主义地主几乎完全避免种植亚麻。
表3给出了种植亚麻时每一desyatina（2.7英亩）土地上的收入成本，同样也给出了对种植栎树的土地的计算。
表3 种植亚麻和栎树时每公顷土地大约的生产成本和收入（自有土地上种植）
对于不仅依靠家庭自有劳动力，而且依靠雇用劳动的农户而言，种植栎树无疑要比种植亚麻有利，单位土地种植栎树的利润是亚麻的两倍。如果我们用企业资本费用的百分比（支出的百分比）来表示的话，种植栎树的优势更为明显。种栎树净利润占周转资本费用总额的比例为28.％，而种植亚麻这个数字不超过5.3％。
很容易理解资本主义农场会规避种植亚麻；根据1916年农业普查数据，全部亚麻种植面积中只有3.1％来自于大土地所有者。
但对于人口过剩的小农经济而言，亚麻种植将变得比栎树更有利可图。因为亚麻种植可提供更充分利用家庭劳动力的机会，并且同样desyatina[2.7英亩]，种植亚麻可以获得85卢布的总收入，而栎树只有35卢布收入。
的确如此，通过在一desyatina土地上投入80个工作日，种植亚麻时每个劳动日农民获得的最终产品价值是1.06卢布，而种植栎树时每个劳动日的价值是1.5卢布。
毫无疑问，如果能够将种植面积扩大5倍，并可以充分利用所有劳动力来种植栎树，则农民不会坚持种植亚麻。然而，处于人口过剩的小农家庭仅仅种植栎树，那么在一年中的大多数月份中，他们将被迫事业。观察过俄国人口过剩农业地区农户家庭的人都会清楚的发现，在目前的三圃田农耕制度下，即便在丰收年份，农户的小块土地不仅不能养活其家庭，也不能利用起即使一半的劳动力。
大量统计研究已证明一项规律，农户可以——在自有土地上和三圃制下——利用1/5至1/4的可用劳动时间；当然，这远远不能从土地上获得足够的收入满足家庭生计的基本支出需要。因此，当小农家庭有剩余劳动力，并且没有足够的生计资源时，自然会竭尽全力为剩余劳动力寻求出路，千方百计增加年收入。
为劳动力寻求出路时，这样的农户通会接受极低的工资，甚至准备从事这样的经济活动——根据普通工资率条件的家庭劳动计算——不仅毫无利润甚至毫无疑问要亏损。7[i]
然而，农户仍然会从事这样的工作：他们支付亏本的地租，他们从事无利润的家庭手工业，他们在自己土地上种植要求大量劳动作物，得到单位土地较高的毛收入，但单个劳动日的收入却很低。不言自明的是，只有在劳动力没有其他较易获得的更有利可图的出路时，这种情况才会出现。
没有人会对此感到兴奋。农业人口过剩及其伴生现象是我国国民经济中最难缠的问题之一。与其的斗争，同在这些地区用各种方法抵御三圃制的衰退一样，也是目前我国经济政策的紧急任务。
然而，必须看到不幸的是，农业人口过剩的事实及其伴生现象——无论如何小农经济调整自身适应灾难的能力。小农经济的灵活性，以及他们调整自身适应艰苦生存状况的能力，应视为这种经济组织的大优点。
这种抵抗力不仅在农业人口过剩的情况下挽救小农经济，也使小农能在摧毁按资本主义原则组织的企业的剧烈市场波动中生存下来。假设资本主义农场主开始时租赁5公顷（12.4英亩）土地种植燕麦，希望确认这种经营是否有利可图。
该农场主的经济核算大体如表4所示。净利润为40卢布，占资本费用（320卢布）的12%，因此经营有利可图，农场主将从事这项经营活动，但由于资本投资源于付息债券或银行存款，最终达到的利润率则大为降低（5%-7%）。
表4
但是，如果燕麦价格不是375的话，情况就大为不同。不妨假设为每夸脱312.5戈比。如此一来，计算结果如下：
种植收入 305卢布
支 出 320卢布
损 失 15卢布
毫无悬念的损失让种植对企业家而言无利可图。因为无法不亏损经营，他只能放弃种植。
农户——基本目的不是获取相对小额资本的利息率，而在获取一年劳动的报酬——使得其核算基于完全不同的基础。
1.农户将投入100个劳动日到土地耕作。
2.另外，将花费200卢布用于租金、种子、马匹及其他支出。
3.如果燕麦的价格是每夸脱375戈比，将赚得360卢布收入。
4.从收入中抽取实物成本后，作为劳务所得，农户挣得160卢布。
5.这160卢布代表着农户家庭投在燕麦种植100个劳动日的报酬，投在这项活动的每个劳动日报酬为1卢布60戈比。
这是农民藉以与其他经营活动可能的报酬率进行比较的劳动日报酬率。一旦相信没有其他经营活动可让其劳动获得1卢布60戈比的报酬率，他将把种植燕麦视为有利可图。
对农民而言，这且仅此是探知其他活动盈利性的标尺。我们假设，如果其他农业农户支付其80戈比，而手工劳动为1卢布，那么他就“无暇”参与这项农业。当比较自己家庭庄稼的盈利性时，农民使用同样的标尺。
很难说这种探知盈利性的方法会带来与资本主义企业家针锋相对的结论。因此，例如，我们已经证明如果每公担燕麦的价格是50戈比，在租用土地种植燕麦的企业家一定一无所获。但让我们看看一户农民是否能够种植。为此，我们重复下引用过的计算。
1.农户家庭投入100个劳动日；
2.额外花费200卢布用于租金、种子等；
3.如果燕麦的价格是每公担3.125卢布，将得到305卢布；
4.从收入中抽取实物成本后，农户家庭将挣得105卢布；
5.这105卢布代表着100个劳动日的报酬；结果投在燕麦种植的每个劳动日报酬为1.05卢布。
但是，一个农民劳动者来说可能接受1.05卢布/劳动日的报酬率么？如果有其他高报酬率收入的话，他肯定不会接受。但是，如果没有其他更高收入机会的话，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原则组织的企业中，这会出现侵蚀农场实物资本的亏损，在农户家庭里，我们看到消费水平的下滑，有时的确如此，几乎到了饥馑的水平。
当然，没有人乐见农民挨饿；但是不得不承认，为生存极端惨烈的经济挣扎中，懂得如何挨饿的人是最适应的人。重要的在于制定经济战略的人应使后一种方法没有必要。无论如何，农户家庭的抵抗能力，如我们已指出的，没必要以极端形式如挨饿来证明，有助于解释农民生命的韧性，以及在各种存亡攸关的关键历史时期令人震惊的复苏能力。
这是市场导向家庭农场的能力之一。我们可以自信地设想农业技术的进步，小农经济资本投入的增加，其工业化与商品化，农村人口的合理组织地再安置，最后合作社的发展将及时传递能力过剩的表现。但是，不应忽视的事实是，在合作社仍面对的无数次经济危机中，小农家庭的超常抵抗力将不止一次地使经济打击从合作社机构转移到农民身上成为可能——因此拯救合作社于我们第一章描述的新国民经济体系中不可避免的破坏及付出的生产成本。
这些是农业合作社筑基其上的一种类型小农家庭的优点。另一种类型，或多或少基于雇佣劳动的利用，在严峻危机的年份中，不得不依赖于储蓄资本与资金。另一方面，由于其生产是大规模的，正常年景中，它就有机会利用大规模耕作的优势，以低成本生产大量同质产品。
那么对所述农户家庭而言，什么是合作社自身的组织重要性呢？
所述两类实体——资本主义市场导向的农场和市场导向的农户家庭——他们的经济计算方法和由此导致的作物结构与专业化板块及对集约经济方式的依赖程度均不同。但是关于生产本身的技术组织二者并无多大不同；因此他们可以一起来考察。
任何农业企业生产的组织都——除了在某些特殊类型实体中——几乎总是从决定规模开始，最终表现为建立一片有限面积的耕作土地。
大规模耕作者，土地面积本身就是起点。对资本主义农场而言，决定因素是预付资本数额。对农户家庭而言——如果还没有受限于一块地不可移的边界的话——决定因素是家庭和资本两方面。
只有决定面积后，才可能着手于企业组织。在此，第一步是决定其专攻的方向；即，就市场导向企业来说，决定它将生产的最有利可图的基本商品——给定市场和企业特征的当前状态。决定基本市场目标后，或者如通常所说的，商品篮子，企业就得在另两种平衡中考虑他们：原材料与消耗，或者更准确地说，企业不要以实物生产的要素。
由此勾勒出企业的大概组织模式（pattern），就可能着手在特定地块上的初步组织，即根据其经济目标划分地块：分为森林，公共牧场，草甸和耕地；并将后者划分为粮食、亚麻、饲料、中耕作物之地。
当勾勒好这个轮廓后，就可以开始组织耕地、固定种子量和作物组成，以及估计有关播种与收获事宜。当耕地要求确定后，牵引力需求就可以计算出：即，它决定了需要多少牲畜和车辆及所需的规模作业于土地上，并兼顾其他土地的正常护理。一旦其构成决定下来，牛就与所需的草料及企业可用的草料供应数相关联——有时需要购买草料来补充，或者为增加企业内部草料的总数，或者确保包含蛋白和碳水化合物的基本草料供应。固定草料的构成，我们就能继续组织养牛，可算出需要的肥料，如何分配和基本安排。之后，安排专业化板块就可能：市场园艺，果园及亚麻地。
这就完成了生产部门的安排，并且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其所需要劳动力的总支出，劳动力的时间分配和商品化程度。扣除必要的人力数量后，我们就得到关于农户家庭的指导性数目，当与家庭可用的人力数比较后，就使我们能够确定草拟的组织计划是否能达到。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存货安排和技术操作（主要是农产品的初加工：黄油制作，亚麻再处理，等等）以及建筑和农场管理的安排。这完成了物理项目表达的技术安排。可通过农户拥有营养物质总额的专门计算来核对，它显示出草拟计划是否包括对土地的掠夺性或耗竭性使用。
完成农场技术和物资的安排，并制定财务计划形式的经济算计后，农场组织者可开始通过估计家庭产出和预期年度平衡表来对家庭进行最终的经济核算。
在有意识地勾画组织计划的诸多情形中。但是如果——如大多数农户家庭中那样——这种计划是进化的，以动物王国物种的那种方式，通过选择最优者的长时期自然选择，那么我们所考察的这种关系就存在于经济中，不为任何人主观地意识到。尽管通常完全没有意识到，农民根据确切的组织计划来运营家庭，如莫里哀的乔戴恩以散文发言了四十年，却从不认为他在这么做。
这些关于农户家庭存在的经济与自然条件的论证之结果，引起一种相关性——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群体中殊异——家庭的专业化板块与其整体的计划安排之间。
图1中可见这种复杂的计划安排之一例，给出了关于哈尔科夫省（Kharkov）旧别利斯克（Starobelsk）地区农户家庭的经济营收额的图示。
图1提供了别利斯克地区平均规模农户家庭可用资源年度总额的十分形象的展示。从左手边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生产的全部初级要素（支出，牲畜和劳动力费用，货币与实物形式的原料费用，对农户家庭这些都是常见的）以竖条分组。支出的每种类型都暂时以阴影标出；货币交易记录也以有票据来保存。每个竖条的高度与农户家庭在该部分的花费总额成比例；图右边给出了支出的价值转化成数字的量度。然后所有这些花费根据农户生产的不同板块划分开，与毛收入数据一起，形成条柱分组，每组对应着农户家庭生产的一个板块。大部分组之间某种程度上是彼此关联的。图表整体结构的基础是田间作物分类。初级要素是由不同的支出项目组成，金额为306.27卢布。上面提到的可用资源总数，经过生产过程后，在图中以两条竖线来表示，生产出585.63卢布的耕作产品，这也以恰当的条柱来描绘。
因此，收获的部分产品被出售（如黑色部分所示），部分用于农户家庭支配，还有另一部分再次用于生产，如点线部分所示，进入家禽养殖和养牛分组中，在农田耕作条柱组的正下方，有很多条柱对应着草场可用资源循环。
在产出的价值32.70卢布的干草中，一小部分被出售；所有剩下的，如点线所示，用于养牛。养牛，从耕作和草场获得饲料存货，它自身包括养活牧人的实物支出，也包括照看牛的劳动成本，是总支出的一部分；还有养牛的总货币支出。这一条柱代表着消耗在养牛上的全部可用资源。经过生产流程，得到价值为284.35卢布的总产出，这意味着养牛是亏本的。
关于家禽养殖的条柱组按同样的方式来构建。关于林地和市场园艺的条柱组与其他分组没有关联。最右边的条柱显示了全部生产流程带来的可用资源总额。由于所有竖条按同样比例来做，该图不仅使得分析家庭每个板块的组织安排成为可能，更使得比较这些板块的相对重要性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可能。
从另外两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到完全不同的图景。这两个案例代表了在沃洛克拉姆斯克地区（Volokolamsk）专种亚麻的家庭农场和在沃格格达省（Vologda）市场导向的奶牛农场中不同板块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一个案例中，农户家庭的商品篮子完全基于田间作物；而后一种情形中，几乎完全依靠养牛。关于消费和饲料的结构也非常不同。
把两个案例中的要素分解成它们的技术组成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农业生产由许多不同性质的技术流程组成，这可以分为下述几类：
1、由于土地的空间延伸这一事实而产生的机械流程（翻土，播种，运输，收获，赶牛，等等）
2、作物种植和养牛的生物流程（作物培育、奶牛育奶、牲畜育肥，等等）
3、收获原材料的初级再加工的机械流程（打谷，乳脂与牛奶分离，黄油加工，打麻[即通过敲打取出纤维]，等等）
4、连接农户家庭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运作（购买与销售，信贷关系，等等）
在技术观念上，无论在大规模农场还是在小规模农场，每项操作一定有一致的目的。然而，其中某些更适合打规模农场，某些更适合小规模农场。
图1：哈尔科夫省旧别利斯克地区一个平均规模的农户家庭的经济营收额（1910）
（数字指的是卢布）
不论实体规模大小，第一类的绝大多数流程均可以执行得同样好。应用复杂机械方面，大规模企业具有明显优势；内部运输方面小规模企业具有优势。
第二类流程更适合小规模农场，因为它们要求更多的关照和个体料理。更适合大规模农场的唯一事情是牲畜饲养流程，因为雇佣饲养员超出小农户家庭主的能力。
第三与第四类的全部流程显著地更适合应用于大多数大规模农场中。
对我们注意到的在农户家庭不同技术板块规模的增加或缩减的不同趋势的详尽分析，可引导我们得出对合作理论至关重要的结论。
农业实体最紧要的事情不是它应很大或很小，而是应介乎其中的，最优的规模，这一规模可将大规模和小规模经济体的优劣势彼此平衡。这一点现在可以认为是证明了的——通过农业经济研究所所做的旨在确定农业实体最有规模的工作，某些发现我们在第一章总结过。我们证明耕作的每一种农场体制下都有其最优的实体规模。
我们对农业实体作为整体性的相关计算。然而，进一步分析显示如果把家庭组织计划分解为不同板块，那么确定不同板块自己特有的最优规模是有可能的。草场养护、作物种植可能各有一个最优规模，此外，谷物作物、中耕作物、种子生产可能各有一个最优规模，并且不同再加工方式也有一个最优规模——每种情况下都不同，并且作为一个规律，差异很大，等等。
换言之，作为整体的实体的最优规模不可能是不同板块的最优规模；为从应用最优概念于农业经济组织得到最好结果，我们需要忘掉农业实体作为一个整体，而把农业实体的计划安排分解成计划的基本组成部分。然后，我们需要单独自主地安排每个组成部分在适合它的最优规模上。
这一理论，我们几年前提出并描述为“差异化最优”（differential optima）理论，乍一看来是悖论的且无力实施的。然而，如果调研一下合作社的结构化实践，不难发现恰恰在此找到我们理论的完全实现。甚至可以说差异化最优理论是农业合作背后的基本组织理念；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将理论付诸实践。
由于把组织计划分解为单独部分技术上可行的事实，农户家庭就能把那些技术最优规模超过农户家庭的所有那些机械和经济经营从其他经营中分离出来。并且还可以同其他类似的农户一起，以合作社的形式，在更大规模且是最优规模上组织这些经营。
但是，那些最优规模没有超过农户家庭的经营仍全部持在农户家庭手中。
因此，在第一类技术流程中，机械和机车的使用应划给专门的机械协会，而第二类中，选牛和饲养标准监管分离出来，第三类中将牛奶加工成黄油也分离出来。这些都组织成适当的合作社。第四类中几乎所有的经济流程要完全按照合作社原则组织成购买和消费协会、销售协会和信用合作社的形式。同时应指出，按合作社原则组织时，没有任何一个流程失去与母体经济的联系。并且他们把其经济组织的独特特征给予了合作社，同样还有我们在农民经济中发现的超凡生存能力。
与农户家庭一样，合作社内的资本起相同的辅助作用。合作社实体的规模的决定因素——如农户家庭情形中——不是可用资本数量而是联合起来的农户家庭的需要。
消费与购买合作社不能有超出成员购买能力的营业额。黄油生产厂的规模取决于成员可提供的牛奶量。信贷协会的信贷营业额对应于成员的信用额，以此类推。
合作社的特定结构、盈利性或它做的其他方面同样不取决于投资于实体中资本的利润最大化要求，也不是合作社机构自身的利益，而是取决于成员通过合作社获取的劳动收入，还有农户家庭的利益。
因此，合作社将非常有用，即使作为企业它完全不产生净利润，但却增加其成员的收入。相反地，举例而言，如果产生了10000卢布的利润，由于拙劣的管理，农民的劳动收入却承受了40000卢布损失的话，合作社就是有害的。合作社的成功由其成员收入的增加来衡量，而不是合作社自身的利润。除成员收入外，别无其他。
合作社作为家庭农户整体组成的性质，从相对资本主义企业生存能力的比较分析中就特别清晰。举例来看，我们设想一家鸡蛋合作社。
参与鸡蛋贸易的私人交易商购买鸡蛋是为了以更高价格出售。购买鸡蛋后，如果市场上鸡蛋价格显著下跌，私人商贩就被迫以低于购买价出售而蒙受损失。但合作社的情势却不同。它并不参与任何贸易，并不购买商品；对它而言，购买与销售之间的差价无足轻重。合作社代表着农户劳动产品的联合出售；如果鸡蛋价格下降，意味着通过合作社销售产品的农户的劳动报酬降低；由于家庭农户的特性，不论合作社机构还是农户家庭都无需受折磨。
这就是促使我们认可这一点的原因，即村庄中的合作社并无独立自足的存在性，而是农户生产的一个集体性组织延伸，与其源组织同命运（living the same life）。
丘普洛夫教授（Chuprov）在其一篇文章中曾指出，对农业，合作社理念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绝大多数重要的技术发明。我们的确可宣称这样的自发进化方法，组织计划分解成个体的流程分组，并根据它们的最优经济和技术参数来组织每个流程，为农业提供了最卓越的经济组织。
上述旨在概要地解释合作社对农户经济的重要性；但它也指出了研究这种经济现象并使之系统化的方法。
本质上，没有分类系统能宣称是绝对事实和绝对正确。它只能是服务于目的的最简洁的或最便利的方法。因此我们准备接受服务于作者目的的任何分类的有效性。
当考察合作社运动的勃兴趋势时，首先我们必须尝试将观察的多样事物分成同质类别，以更容易地理解所研究现象类型与形式的多样性。
根据我们关于合作的概念，自然地，数据的初步系统化要通过参考以合作社原则组织起来的那些经济流程来进行。一旦我们承认合作社仅仅是组织农户家庭生产安排个人部分的一种集体化方法，随之而来的当我们建立分类系统时，无可避免地必须考察合作社体系的每种特定类型在生产计划安排中的角色。
在我们的思想视野中，如果我们正视农户家庭的计划安排，并将其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考虑哪些部分最适合大规模组织，这将使我们能够决定所构思的所有合作社类型。
显而易见，生产物资和日用品的大规模购买比小规模零售采购更有优势——这提供了购买合作社的基础。同样明显的是，大规模实体较之小规模家庭农户更容易也更便宜地获取信贷，并且大规模组织比小农户销售产品更有优势。这就是信贷和销售合作社的基础。牛奶再加工成黄油，亚麻和蔬菜水果的干燥在工厂条件下操作更廉价有效。因此，这就是组织合作社工厂的基石。应用复杂机械和牲畜培育方面，大规模单位更有优势。因此需要一个可能更深维度的合作社，诸如此类。
因此，通过分析家庭农户的组织计划，并确认那些更适合合作的部分，我们就容易列出可能合作形式的一长串名单。然而，将这样的名单与现实生活比较，我们会注意到分析确认的许多合作形式现实中还不存在。实际中它们还未被发现，就如同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表外的许多化学元素还未被发现一样。毫无疑问，随着发展、壮大、生根，合作社运动会将越来越多的我们提出的合作社类型带入生活。
当将合作社的特殊形式分类成更一般的类别时，我们可以挑出如下标题：
1、经济流程：源于耕作土地空间的机械流程
（a）机械使用者协会
（b）联合耕地协会，等等。
（c）用水和土地改良协会
2、生物流程
（d）公牛育种协会
（e）系统化饲养协会
（f）有关质量检查的协会
（g）选种协会
3、初级加工的机械流程
（h）打谷协会
（i）黄油加工协会
（j）马铃薯切块，蔬菜干燥和类似协会
4、连接农户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运作
（k）购买合作社
（l）销售合作社
（m）信贷协会
（n）保险协会
从农民经济组织计划衍伸来的这种分类，在现代合作社思考中多少有点另类。如此表述旨在有助于厘清家庭农户中特殊合作方式的重要性。但是今后我们的继续研究，不应按上述系统的次序，而是以更常见和更符合合作实际发展形势的历史序列，以及合作社运动的重要性来进行。
从组织和历史视角来看，至今在我国最重要的地位应属于信用合作社体系；我们应从它开始分析。此外，最古老且最牢固组建的合作形式是与购买相关的合作社。次之由销售合作社居之，再次之，由再加工和销售一起的合作社居之。
分析完合作社运动这些高度发展且重要的分支后，这些分支大部分是与农户家庭外部联系相关联，我们应继续厘清合作社运动在农户家庭生物和机械流程组织上的作用和形式——关于机械，检查，养殖和其他类似形式的协会。因此，我们应对当代最新的且研究最少的农民合作形式予以特殊关照。
根据研究计划，我们首先应尝试确定各种情形中合作诸现象的经济性质。通过分析其性质，我们就能确定研究的每一种情形中合作社组织者面临的组织难题，以及现实生活为解决这些难题而采取的组织形式。
王东宾（译）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实验主义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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