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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16日 星期五

孔娜:如何增强农民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认同

[ 作者:孔娜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点击数:418 更新时间:2016-10-24 录入:王惠敏 ]

 原标题:增强农民认同巩固农村基层党组织

摘要: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的基本单元,关乎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新时期,我国农民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政治参与意识增强但素质较低、农村党员老龄化严重后备力量不足、基层组织松散缺乏凝聚力,因此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要积极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下,增强农民对基层党组织的认同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巩固就显得尤为重要。甘肃省陇南市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国家“精准扶贫”的指示,响应“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号召,经过艰辛探索、努力尝试,开辟出农村基层党建的新途径,以“利益”凝聚民心、以“民主”稳定民意,赢得农民对基层党组织的认同,取得丰硕的成果。

关键词:农村基层党建;经济认同;政治认同

十八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已经成为全党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进工作的科学指南。我们要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国情、党情、民情,不断推进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实践。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在“四个全面”中,全面从严治党是其他三个全面的保证,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党的基层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党的基层建设如何创新关乎党的生命力和活力。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中最基本的单元,是党在农村领导和执政的组织基础,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变迁,农村基层党的建设要因时、因地采取相应的制度改革和创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突飞猛进,政治民主化越来越高,农村政治经济生活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一方面农民的利益日益得到重视和保护,另一方面农民自身的政治参与意识越来越浓,农民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和当家做主的意识不断增强。面对新的现实,基层党组织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甘肃省陇南市在基层党建方面努力探索、大胆创新,开辟出基层党建的新模式,不仅给当地带来新的发展,而且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村党组织建设,甚至共产党执政规律都带来新的启迪和思考。

一、带领农民发家致富,增强农民对基层党组织的经济认同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属于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承认中国目前人均GDP尚低,特别是偏远地区仍旧有一部分老百姓尚未脱贫。“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推动党的建设科学化”,这些都是党现阶段的发展目标,这些空洞的理论目标需要与实践相结合,具体说来是首先与经济发展相结合。这是基层党建首要的任务,也是决定党组织是否具有吸引力、威慑力的关键因素。经济利益是农民对党的认同的核心要素。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其最关心的是自己的经济利益。提高农民收入、完善农民的社会保障则是基层党组织执政的首要任务。农民脱贫致富了、社会经济地位提高了,对基层党组织的认同就会随之增强,通过基层党建凝聚基层老百姓、稳固基层组织、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才是目的。

陇南市基层党组织结合当地地理条件、人文条件,在帮助老百姓脱贫致富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实现了开拓式创新。截止到今年,全市共有基层党组织6600个:其中党委279个,党总支部217个,党支部6104个;党员134613名,其中农牧民党员74600名。近年来,陇南市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求,在基层党建方面进行有益探索和大胆创新,开辟了“3+5工作法”、“村干部绩效月考核制度”、“村干部报酬月发放”等村干部规范化管理制度,有效提升了基层党建工作水平。其中“党支部+合作社+电商+贫困户”这一模式,实现了党建和经济建设的有机结合,把基层党的建设与国家“精准扶贫”政策融合在一起,探索建立以村级组织活动场所为窗口、以乡村干部为主体、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的服务群众新模式,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

(一)陇南市“党支部+合作社+电商+贫困户”模式运行模式

陇南市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地处秦巴山区,东面连接陕西,南面直通四川,处于陕甘川三省交界处,一直被称为“秦陇锁钥,巴蜀咽喉”。这里群山环绕,交通闭塞,虽然有些地区已通高速,但是仍旧有个别地区经济落后、生活贫困。为了加快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步伐,增加贫困户收入,早日实现小康,在陇南市宕昌县何家堡乡草坪子村探索建立了“党支部+合作社+电商+贫困户”的脱贫模式,即单位帮建、支部筹建、农民入股的形式。

何家堡乡草坪子村地处林缘区、耕地面积少、昼夜温差大,再加上当地人文化程度低、思想观念落后等,地区经济落后、贫困。地方领导经过多方考察、反复对比、精心规划,着眼于如何将劣势转化为优势,如何将资源转化为产品、将产品转化为产业、将产业转化为商品、将商品转化为经济效益,增加贫困户收入这一目标,由村党支部昌邑、党员干部及群众积极参与,最终形成了“党支部+合作社+电商+贫困户”这一模式,可谓来之不易。2015年,组建了羌凤帽帽鸡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过一年实验,取得可喜成绩,现已在全市进行推广,即将向全省推广运行。

除了“党支部+合作社+电商+贫困户”的经济发展模式之外,还有“支部控股+群众参股+贫困户持股”、“合作社+贫困户”以及“小康互助组”等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水平。经济利益是农民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善民生为首要共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归根结底体现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在不断增进人民福祉。民生的不断改善有助于缓和干群、党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从而进一步奠定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二)陇南市“党支部+合作社+电商+贫困户”模式运行效果

党的建设不仅服务于经济建设,而且有机融合到经济建设中去。“党支部+合作社+电商+贫困户”这一模式将党的优势与合作社的资金、市场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基层党建和精准扶贫的良性互动。陇南市通过“党支部+合作社+电商+贫困户”的精准扶贫增收产业发展模式,充分发挥了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发挥了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同时,通过党组织整合资源、劳动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将商品直接推向市场,减少了中间环节,提高了商品利润,提高了农业标准化、规模化、市场化程度,使一家一户的小农业生产得到整合,获取了规模效益,增加了农民收入。

2015年5月13日羌凤帽帽鸡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式成立,入股资金共47万,养殖场占地面积118亩,圈舍及各类用房共1050平方米。合作社2015年实现销售额278000元,纯利润120000元,其中82000元参与分红,35户贫困户每户分红2000元,实现了“企业发展、股民受益”的目的。预计2016年底每户贫困户股民可分红10000元。

在帽帽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影响下,台乡福康源土蜂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根据“党支部+合作社+电子商务+贫困户”的精准扶贫增收产业发展模式,组建“土蜂蜜”养殖合作社,与陇南领军电商有限公司、田野土特产公司联合发展壮大土蜂蜜养殖产业,成为陇南网上畅销产品”陇源“牌蜂蜜的又一供货基地,同时也是“党支部+合作社+电子商务+贫困户”发展模式的又一次推广。

宕昌县兴化乡柴家庄村,全村478户2087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就有260户1064人。该村在“党支部+合作社+电商+贫困户”模式下,成立了“兴化乡地道中药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中有87户贫困户土地300亩,这87户贫困户按每亩300元租金入股,农户在合作社务工,负责种植和田间管理以及作物收获。务工人员每人每天获得工资100元,农民不出家门即可打工,这既解决了土地耕种问题,又解决了留守村民的务工问题,增加了农民收入。到目前,该合作社投入资金达30万,运行良好,为贫困户脱贫致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建设“服务型政党”,增强农民对基层党组织的政治认同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思想和行动指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新时期的新国情把“人民拥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各项方针政策的标尺。而当今,作为“人民”绝大多数的农民显现出与以往时代不同的特点,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系统,要始终紧跟时代脉搏,面对新的形势下农民出现的新特点不断自我更新,并及时回应,这“对党内而言,是增强党的活力和内聚力的工作,对公众而言,则可看作是塑造政党形象的活动。可归根结底,政党的影响力取决于政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取决于公众对政党及其行为的认同。”[1]

(一)新时期农民的特点

葛兰西认为,一个政党要存在,必须具备群众的要素、主要的凝聚力量和中间要素等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群众要素。[2]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人民的大部分又是农民,因此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关乎到党的前途和命运。“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农村基层党建创新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农民具有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农村基层党建面临巨大的挑战。新时期我国农民呈现以下两个特点:

1,农民“政治参与”意识增强,但是“血缘”关系导致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

农村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聚集而居的群体,村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一起,导致所有的关系都打上了“人情”的烙印。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传统中国社会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形成了以“己”或家庭为坐标系的“差序格局”,产生了以“己”为标准的“维系着私人的道德”,这种社会结构缺少“团体格局”的公共道德,缺少现代公民意识。村民之间紧密的血缘关系导致农村“制度化”、“程序化”的政治参与缺失。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农村选举。“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但是在农村实际运作中,大多是亲戚选亲戚,他们缺乏针对性的利益表达机制,投票具有任意性。而这一方面会导致“任人唯亲”,另一方面甚至会导致严重的乡村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发生。或许农民根本不明白什么是“政治”,他们参与的只是为自己、为家族谋利,仅此而已。所以通过“选举”产生的村干部带有很强的利益倾向性,加剧农村冲突。很多农村基层党组织沦为宗族势力、流氓恶势力的工具,完全丧失党组织应有的作用。

2,农民党员整体素质不高、老龄化严重

农村现存党员老龄化严重,文化水平低,思想保守、落后,对新思想、新观念接受较慢,对新知识、新理论掌握不够,与当前信息化社会工作要求差距巨大。正是由于以上这些问题,导致农村党员威信受到挑战,领导能力下降,对如何组织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维护农村稳定都难以发挥作用。党组织工作难做,上级领导和农民不断施加压力,再加上工资待遇很低,所以很多党员自动退缩、离职不干。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导致很多年轻农民外出务工,以及青年人价值观念的转变,党在农村青年人中的吸引力不足,很多人入党不积极、甚至自动放弃入党机会,这些都加剧党在农村后备力量不足。

总而言之,新时期我国农民的理念与国家倡导的主流核心价值存在一定的离散趋势,农民作为弱势群体,被改革开放的浪潮甩向了边缘,由此造成我国基层官民矛盾、党群矛盾、团体矛盾、地方矛盾、文化矛盾、人际矛盾突出,社会成员的浮躁与暴力倾向尤为明显。这些新问题都向农村基层党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保证党的源头活水长流不涸,如何优化基层党组织,这些都是新时期农村基层党建急需解决的问题。陇南市的基层党建工作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开展的。

(二)陇南市基层服务型政党建设的实践

鉴于新时期农村出现的新特点,甘肃省陇南市在实地考察农村现状、认真分析民情党情的基础上,制定了“3+5”工作法、“村干部绩效月考核制度”等一系列创新性基层工作制度,从而进一步优化基层服务型政党的建设。

1,“3+5”服务群众工作法

“3+5”工作法的“3”指的是“民情直访、民意直通、民事直办”,“5”指的是事前公告、定事合议、事定承诺、事中监督、事后评议。目前陇南市已经在全市195个乡镇全面推行“民情直访、民意直通、民事直办”为民服务制度,通过采取每名乡镇干部包一个村联系8户普通群众、开通民情直通电话、发放民情联系卡、建立民情联席会议、设立便民为民服务大厅、推行“一站式”服务等措施,改进乡镇干部作风、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建立了乡镇干部联系服务群众的有效平台。此外,在全市3167个村全面推行“事前公告、定事合议、事定承诺、事中监督、事后评议”议事决策制度,引导群众有序参与村级事务的管理与决策,建立了科学规范的村级事务议事决策机制。为了确保该工作法的全面落实,为3167个村重新设计印制了专门的工作法记录本,并分级组织专题培训。为了使工作的开展更加明确,各县区根据自己的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详细的《“3+5”工作实施方案》,制定出村级运行清单,并在所有村全面推行。这项制度对陇南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于陇南的地理特征,县与县之间、村与县城之间距离较远。有些村民为了办件事得花上一天的功夫,而且有时候千里迢迢坐车到县城发现负责此事的县领导外出不在,导致白跑一趟,这给村民带来很大的损失。据调研,村民一天的误工费加上交通费大约在1一百元左右。这不仅损失了农民的经济财产,而且导致官民关系恶化。“3+5”工作法大大解决了村民办事难这一重大问题。有些事情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有些事情可以提前预约。有些老人腿脚不方便,县领导会定期下乡坐班,这些人的事情就可以在村里直接办理。该项制度自2014年实施以来为群众办理民生实事49920件,其中2016年以来已办理10415件。“3+5”工作法的实施不仅加强了乡村党组织的建设,而且化解了很多社会矛盾纠纷、密切了党群干部关系,对陇南市基层党组织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村干部绩效月考核、报酬月发放制度”

陇南市针对村干部日常管理不到位、服务意识不强等突出问题,为了落实从严治党、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推动精准扶贫,推行了“村干部绩效月考核、报酬月发放”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使得以往乡镇对村干部的虚化管理落到实处,有效激发了村干部履职尽责、服务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建立月考评激励机制。各县区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围绕各村自身建设的情况以及村干部工作情况,制定了《村干部绩效月考评报酬月发放实施细则》。在《细则》的指导下制定了详细的考评标准和任务清单,奠定了村干部的考评基础。“考评主体分为三部分,先是由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对村级班子自身建设情况进行评分;再由乡镇党委副书记、党建办、驻村干部对村干部出勤履职情况按照规定每月进行统计评分;最后由乡镇包村领导、分管业务工作的站所对乡村重点工作进行评分”。[3]这些考评成绩都将会存入村干部个人档案,作为上级机关对村干部进行奖惩的依据。

(2)实行报酬月发放制度。按照财政转移支付的村干部报酬总额,把村干部报酬分为基础报酬和绩效报酬两部分。村干部基础报酬每月全额发放,绩效报酬的发放与绩效考核结果相挂钩,根据月考评情况兑现绩效报酬。基础报酬和绩效报酬每月分别按报酬总额的50%比例落实,按百分制计算,每缺1分扣除绩效报酬5元,折合计算出村干部月绩效报酬实际发放额度,由村干部在报酬表上签字确认,经乡(镇)长签字后,由乡镇财政所于每月底将报酬统一打入村干部报酬卡。

(3)严格奖惩整改措施。每月的考评成绩都会反馈给村干部,使村干部明白每一分“为何扣、为何得”。然后,村党支部召开会议,明确村干部进行加强和改善的地方,并研究讨论改善办法。此外,还实行“末位淘汰制”来促使村干部及时改正错误。对于处于末位的村干部,乡镇党委书记会找其进行谈话;如果连续两个月都处于末位,就会被列为整改对象;连续三个月处于末位,则会被辞退。村干部每月的成绩还会在政府的公示栏进行公布,使村与村之间、村干部与村干部之间形成对比、产生竞争,从而形成“争先创优”的工作氛围。破除村干部的“铁饭碗”思想,形成了村干部动态管理、经常性整顿的有效机制,增强了村干部的“危机”意识。

这一系列制度的实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首先,有了制度的约束和奖惩制度的激励,村干部工作作风得到改善,村干部从“不作为”到“积极作为”,为村民干实事、谋福利。其次,每月的考评结果会反馈给村干部,每一份怎么扣的、每一份怎么得的都会一一解释给村干部;最重要的是这些结果会被公示到一块展览栏上,这样村与村之间、村干部与村干部之间就会有鲜明的对比,从而加强竞争意识,工作氛围日益浓厚。再次,为了更好地落实这些制度,各村都制定了具体的“流程图”及《村级惠农政策操作办法》,规避了村干部落实政策不当而导致的腐败风险,使村级工作运行更加规范。

三、增强农民认同——现代农村基层党建的出路

哈贝马斯:“在复杂的社会中,最稀缺的资源既不是市场经济的生产效率,也不是公共行政的导控能力。需要精心维护的首先是已经枯竭的自然资源和正在解体的社会团结。在今天,社会团结的力量只能以交往的自决实践的形式而得到再生产。”[4]经济上的富裕、政治上的民主都敌不过村民发自内心的认同,带领农民脱贫致富、建设服务型政党都是为了在广大农村取得农民对党组织的认同。罗尔斯说:“民主政治的目的正是在于达到理解共识,只要存在可能,就应当为该目标而不懈努力。”[5]增强农民的认同不仅解决了官民矛盾、缓解了干群关系,也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吸引力,为培养基层党员后备力量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然而,目的和手段从来都是相依相存的。增强农民的认同是目的,经济上脱贫致富、政治上民主透明则是增强农民认同的重要手段。归根结底,是要维护农民的利益。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有一种心理学专门用琐碎的理由来解释伟大的事情。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6]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基层党建要以维护农民的利益为行动指南,维护基层稳定、壮大国家力量。

参考资料:略

作者简介:孔娜,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宣讲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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