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火热的三农问题本身的就危机四伏，这个议题的火热是对农村官民激烈的矛盾冲突的关注，而不是着眼于农村的长足发展。
2002年，杜润生先生90岁。
这一年9月份的时候，几百个大学生挤在北京职工大厦的会议室里，翘首以待台上的专家宣布关于农村调研报告的最终评选结果。在刚刚结束的暑假里，全国数百名大学生走入不同的乡村，按照主题进行调研并撰写报告。
一些陪同学生社团参加活动的高校团委领导，也没想到一个区区的农村类活动，居然有如此多的政府领导和专家学者关注。活动的主办方，是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是温铁军，曾经在杜润生领导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过。此时，温铁军再现了杜润生当年强调了解问题需要调研的精神。
1982年，国家农委副主任的杜润生直接把当时北京两大民间智库――陈一咨领衔的“农村发展研究组”和蔡晓鹏领衔的“农村市场与流通研究组”纳入中央农村决策调研体系。随后，几百名结束了上山下乡生涯的年轻人，被吸引在旗下，带着对改变中国的激情投入工作。他们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研室名义下，前往全国各地调研和试验，然后将最为鲜活的一线经验变成农村改革的政策建议。杜润生不拘一格地使用这些学历不高的青年，开放地听取他们的意见。最终，带着泥土味道的建议，通过杜润生的政治智慧，转化为5个“一号文件”的传奇。
历史的动荡中，为中国农村改革提出了多项重要政策建议的这个团队，也无可奈何地于1990年解散。而早在1987年开始，聚焦农村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悄然淡出视线。在随后的改革历程之中，城市改革优先于农村改革。缺乏制度刺激的农民很难体会到发展的喜悦，农村居民收入增幅超过城市居民的奇迹不复出现，联产承包责任制短时期释放的红利井喷不在，乡镇企业开始进入强弩之末，农民收入增加幅度越来越小，本已经逐渐缩小的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1997年至2003年，农民收入连续7年增长不到4%，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五分之一。
1994年以后分税制的出现，让农民面临的困境雪上加霜。在工业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期间，农业税是绝大多数县乡基层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乡村的公共事务开支也需要农民负担。随后，地方政府更多的税费负担开始引起农民反抗。而为了保证税费征收，基层政府队伍开始扩充人员保证征税，随即又导致需要征收更多的税费来维持日益庞大的系统。最终，旧的问题不断地制造新的问题，一些地区甚至出现税费额度已经超过务农的收入，农民需要外出打工才能交齐税费。虽然中央政府也不断地出台法规和文件为农民减轻税负，然而乡镇政府对于财政的需求是更强的刚需，一切减轻负担的决策都在官僚体制中被层层消融。
问题在滚雪球的过程中愈演愈烈，农民的抗税和政府的暴力征税不断升级。到了2000年，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良心的刺激下捅破了窗户纸，上书时任总理的朱镕基，总结出“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等七个方面的问题，大声疾呼“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终于，“三农问题”的呼声加之市场化媒体的兴起，沉寂多年的农村问题热潮再度复苏。然而，当一个议题火热之后，各种专家也在不断地冒出，而每个人也都在三农热中不断地抛出各种解决方案。尤其壮观的是，在一个才刚刚开始城市化的国家里，绝大部分人都可以声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最了解农村的问题，最具有发言权。
在新一轮农村问题的洪流中，陈锡文、赵树凯、温铁军等等曾经在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过的一批官员和学者，依旧是最不可忽视的一批声音。
在杜润生成立农村发展研究中心20年后，温铁军所在的《中国改革》创办了农村版，不仅引得正在税费负担中激烈抗争的农民踏破了门槛，也吸引了知识界的高度关注，同时还延续了坚持一线调研采集资料的方法。
农村版新招聘的编辑和记者，一半是散落在各地的农村问题领域行动的年轻人，上书总理的李昌平，在天津带领大学生下乡的刘老石，晏阳初精神的追随者邱建生，一群热血青年都进入到这个新兴的团队之中。在激烈的农村问题面前，这些已经浮出水面的行动者还不够。
按照温铁军的说法，杜润生老先生的一个心愿是：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派大批的青年人到农村去调查，农村的问题就有望解决了。如今，这个愿望开始实践。
全国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也被农村问题所感召，加入大学生支农调研的活动中来。杜润生发起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时候，这些大学生还不存在，或者刚刚蹒跚学步。新一批的青年大学生不一定了解，曾经有一群同样的青年人被撒向全国各地，也不一定知道农村问题上教父级的人物杜润生是谁。新一批的青年大学生，相比于经历过上山下乡磨砺的前辈，大部分只有在象牙塔中生活体验的学子还要稚嫩许多，去农村调研也缺乏了政治光环的保驾护航。但近似的是，他们都踏踏实实地走入农村，向农民了解收入和税负，记录农民反抗征税的经历，和农民一起复查村里的账目。
相隔20年后的青年人，也没有机会和当年的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一样，动辄召来几个部委的干部一起开会讨论。但来自于一线的资料是最真实的，大量的案例清晰地记录着每一家农户的收入、各种税费的清单和与政府打交道的故事，详细地记载着乡村沉重的税负以及发展的困境。调研之余，也和20年前一样，更多帮助乡村发展的试验也在推进。在河北定县的试验点里，北京知识界无论左中右都欣然前往身体力行，虽然在试验点之外又会争论得一塌糊涂。
时光不再，热度空前的三农问题，高度团结的知识界，也无法再现昨日五个“一号文件”的辉煌。一线的数据，实地的试验，加上学者的推敲，和政治家的智慧，最终变成一项推及全国的政策，只能成为一个良好的向往。
而火热的三农问题本身的就危机四伏，这个议题的火热是对农村官民激烈的矛盾冲突的关注，而不是着眼于农村的长足发展。很快，随着中央政府完全免除农业税赋，暴力征税带来的社会冲突不复存在，虽然农村问题依然很多，但三农问题的热度一落千丈，很难再被摆上桌面。
不管农村问题是否是舆论的宠儿，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人们就在探索的农村问题解决之路，一直艰难得难以破冰。
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仅仅相对于吃大锅饭的合作社制度是一项进步，并不能支持农村的长远发展。早在1981年的时候，有识之士已经明确地看到，农村问题不仅仅是个农业问题，而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农村全面发展的问题也进入了试验。根据布置，北京顺义、广东南海、山东平度、江苏无锡作为试点地区分别试验不同的方法。
这些试验都试图超越家庭承包责任制，打破土地不可流转的限制，允许土地有条件的流转，从而为土地集中并进一步规模化经营打下基础，解放劳动力，创造更多的价值。另一方面，在试验中的农村合作基金，为农村活跃金融提供基础。
早在1988年，杜润生听取了平度试验的汇报后就指出，将田地分为基本的口粮田保护农民基本生活，而责任田竞争招标可以体现效率原则。遗憾的是，这一试点经验不仅未能得到全国推广，甚至在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实施以后，在已经成功试点的地区也取消这一制度安排，继续回归农民死守土地的原状。
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命运也不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被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定位非法，在1998年以后开始全面取缔。
进一步解放农民的两大试点，都在历史中烟消云散。随之而来的，是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大规模工业化，无助的农民再一次被抛弃在议题以外，快速的发展反而进一步地摧毁了农村的根基。在大规模的城市开放建设中，农民无法自由流转的土地，被国家低价征用而开发。失去了活力的农村金融，农民也大规模进入城市，青年一代宁可抛荒土地，也不再愿意回归农村。失去了青年人的农村，逐步走向凋敝，成为老人妇女和儿童的留守地。
看到农村所面临的危机，杜润生晚年更加强调要给农民自由，让农民获得完全的国民待遇，从而得到独立发展的机会。可惜的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黄金时期以后，农村问题的渐进式改革就陷入了停滞。仅有的变革，也往往是应付已有的危机，而不是解放农民从而得到更好的发展。
杜润生先生如今已经仙逝，他当年的门生如今已经遍布官产学媒，正在掌握中国发展的重要命脉。杜润生先生坚持实践调研做中国研究的思想还在继续，薪火相传，他的弟子培育的更年轻的弟子还在脚踏实地地成长。
另一方面，杜润生作为最德高望重的开明派改革先锋，一直试图推进农村问题的解决，但农村问题却一直没有真正的突破。这个结果，正如同他本人所说的一样，没有自由不行。在杜老仙逝以后再看农村发展的历史，只能是一次次地唏嘘，虽然解决问题的方案常常就被摆在眼前，然而没有自由的农民，就是得不到那个即成的改革方案。历史授予了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之称，但历史也将成绩限定在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几年。从此以后，农村改革再无喜讯传来。农村改革，就如同媒体毫无兴趣的农村问题一样，几同鸡肋。
2015年10月9日，杜润生先生走了，他留下了实地调研研究中国问题的精神，带走了没有自由的农村改革。
（作者系大家专栏作者，法律学者。）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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