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什么小岗村首先采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至今仍然十分贫困？
一、1978年以前农村贫困的原因
借着此题说下49后的农业一系列情况吧。
1978年以前农业生产较低农村生活严重困难的原因分别是：大集体生产、掠农补工和农业技术推广应用不足。
1.大集体生产，是违背了农业生产方式的科学规律。农业是最难效绩考核的一门行业，尤其在未能机械化的传统农业时代，恰当的考核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农业生产的结果影响因素众多，其中客观的气候影响有占了相当重要的比例，谁也无法将结果统计与气候状况的联系规律数字化，所以，也就无法根据生产结果来确定人在农业生产中付出的劳动到底多少。比如说，某一年减产了，你无法确定是耕作的不认真还是拔节时候少下了一点雨导致的结果，也就无法对生产者做出相应奖惩。正因为如此，无论中外，传统农业生产都是以家庭为单元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生产者能全力劳作，因为干活就是给自己干的，不认真坑的是自己。无论自耕农还是拥有雇工的地主甚至国外早期的农场主，都是基于家庭模式的生产单元。
而问题在于，中国自50年代开始，进入了人民公社阶段，也就是大集体生产模式。一个村子的人集体上地干活，集体收工回家。到了收获后，除了交公粮外，每个人根据工分分粮食。而这个工分则是根据出工人的状况(一般分为壮劳力和半劳力两类工分)和出勤率统计的。这就是农业上的“大锅饭”。这种情况下，由于只能统计人的出勤率，于是出工不出力现象就极为普遍。毕竟同样两个人，一个干的更勤奋一个干的偷懒，其结果是没有区别的。对于这种现象，当时并没有好的针对性措施(其实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有)，只能通过思想教育方式，让大家都愿意大公无私干活，但效果就不用说了，看看今日的国企照样能看出些许影子。
而联产承包责任制关键的改革就是改变了这种生产方式，回到了以家庭为单元的生产模式中来。从此，干得好坏和自身受益再次息息相关。越是拼命干活，产量越高，交了公粮外，其余都归自己了。于是，出工不出力现象不存在了，毕竟是给自己干活呢。于是，改变生产方式后的开始几年，粮食产量迅速提高，就是这种生产关系改变的原因。小岗村属于这一改革中的先行者。
2.掠农补工是农业国家在向工业化迈进过程中，几乎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后发国家尤其如此。因为工业生产需要原始资本，而这一资本只能从传统的行业中获得，农业自然首当其冲。中国在49年后，借着苏联的东风，短时间内大搞各项工业建设，所需要资本是巨大的，因此农业被国家抽的血也就更多。另一方面，由于那个时期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使得我国既无法从国际市场上获得资源，也不能从民间资本中得到支持，只能是政府自己创造资本，所以农业受到的侵害就更严重。
在1978年后，中国逐步开始改革开放，促使中国开放市场，在此后建设中引进外资，启动民资，摆脱了对农业的单一掠夺，所以农民的自留粮越来越多。进入新世纪后，进一步取消了农业税，真正进入了以工返农阶段。
3.农业技术的进步重点在于两点：对科研的重视和市场化的推广。在1978年以前，科研方面虽然国家也重视，但基于当时政治状况，所以存在很多政治化影响。更严重的是，市场化推广是完全没有的。由于科研与市场脱节，所以研究成果到底效果如何受到很多政治因素的影响(比如当年的深耕密植及后来的梯田都有很重的政治性推广色彩)，且研究人无法从研究成果中获得收益，客观上影响了很多很久成果的出现。此处可参看袁隆平先生的经历，70年代前的艰辛和如今的巨富，袁隆平志存高远，撑过了那个艰辛岁月，但不是每一位研究人员都能做的袁先生的境界的，更多人和成果也就堙没在那个时代了。
这点的改进分别在80年代初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90年代后知识产权重视并将各级农业科研院所与市场推广相结合的过程中得到解决。
二、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和未解决的问题
在以小岗村为代表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严格的说并非什么先进制度，不过是回归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时代而已，甚至因为土地所有权归集体，许多农村村干部具备调整分地的权力，所以这项制度实行中有很大的权力因素，还不如帝国时代许多清平稳定的时期对于农户的权益保障更到位。但是，这种回归至少是对制度建设科学度上的遵从，至少不是拍脑袋想理想政策乱执行。政策立足于人性的基本情况，而不是想当然的靠思想改造来解决问题。所以，政策的科学度保证了前期粮食生产相对于过去的大幅提高。
但是，由于制度本身仅仅是回归小农经济，所以其潜力是有限的。当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后，无力再提供更多的发展支持。一家一户困在几亩地上，大型机械作业无法实施，多种经济作物由于成本过高而无法种植。这些都使得农民在初步增产后难有大的作为。在1978年到80年代中期，农民的增收主要还是制度改革的功劳;进入80年代中后期，农民更多是因为国家队农业征收的减少及各种副业的鼓励而获得增收;进入90年代中期后，除了已经形成规模化副业的个别人外，大部分农民基于土地的增收只剩下农业科技进步带来的产量增加及新世纪以来的各项补助了。也就是说，过去束缚农民增收的原因都已解决，但是在缺乏新的突破情况下，农民的收益已经难有显著增长。
三、农业收益的深层次问题
以上问题还不是最严重的。更严重问题在于，农业本身的收益率实在太低了。以现阶段的情况来讲，如果一年种植两季粮食(夏粮和秋粮)的话，按照每亩地小麦产量一千斤(已经算中原地区中上等田地)标准，一季小麦一季秋粮，下来后加上国家补助减去人力成本外的各种成本，净收益也就一千元左右。也就是说，一个人种一亩地粮食，一年净获益仅仅一千元左右。遇到气候不好时候，还会进一步降低;就算一切特别顺利，增加几百块顶天了。这种情况下，农业是不可能致富的。一个很有代表的例子就是每年只要出现春旱，往往抗旱时候都是农民不急政府急。其实就是经济账问题：一个农民为了抗旱浇水，从打工地返回老家，算上路程忙乎三四天，浇一遍水，一亩地最多增产百余斤，毛利润不过一百元，不算来回路费和人力成本，仅减去浇地用的电费或柴油费，净增利润已不足百元;而如果在城市打工的话，一天再差也得一二百收入了。如此简单的经济账下，农民必然没有兴趣再回家抗旱。
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改革开放以来，富裕乡村的共性了：往往都是在80年代最迟90年代初就在工商业方面取得成绩，抢占市场，并在此后乡镇企业改造中有能力完成产业升级;极少部分是有发展经济作物或养殖业的传统且有较好的交通条件。只有这些条件的乡村才可能富裕。至于单靠种植业尤其是粮食种植业的乡村，几乎一个富裕的都没有！
而就世界范围来说，对于这个问题，主要是两种解决思路：一是放任不管，由市场解决。这种情况的国家往往粮食产量不足，靠进口满足。一般适应于不需要太多战略储备的小国，大国一般不敢冒这种风险。二是通过高效农业生产和国家大幅补贴来增加粮食产量。即一方面通过市场形成适合国家国情的最高效农业生产，代表就是美国式的大规模种植以降低单位面积种植成本和日本式的集约式种植以提高单位面积种植效益;另一方面，将巨额的国家补贴，通过各种渠道来支援农业研发、营销和种植者手中，以降低农业产品的成本。
四、中国的问题和解决道路
中国在1949年以前，农业基本还是传统模式，根本没跟上世界范围的近现代改造脚步，本身落后一大截。1949年以后，走上了一条苏联式的道路，这种道路最大优势在于掠农补工的程序中更便利，顺带一个便利是由于政治命令集中了大规模人力资源，利用最廉价人力成本搞了不少农业基础建设。但是，这条路终究是违背农业发展科学的道路，给农业发展本身带来了沉重灾难，大饥荒是那个时期最惨烈的教训，农村长期挣扎在温饱线上是那个时期农业最严峻的问题。而且，最大的问题在于，与其他经历了掠农补工阶段的国家（包括苏联）相比，中国并没有在这个工业化的阶段中，有效降低农业人口。由于中国当时的情况，工业可容纳人口依旧有限，广大的农业人口被绑在有限土地上，缺乏有效利用。因此，当1978年后重启农业改革，去掉苏式的乌托邦模式后，只能又回到最初的小农经济模式。这就使得中国的农业改革陷入困难境地：既不能像小国那样放任农业依靠粮食进口;农业人口与土地的高比重使得不能像美国家庭农场那样大面积经营，农业技术含量又无法走日本的集约发展道路;而且，很长时间内，中国也缺乏足够的资金来补贴农业，对其有效扶持。
这个困难直到本世纪后，才逐渐有了解决之道。解决的契机在于：一是依靠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单独留在土地上的人越来越少。尤其是随着机械化的推广及工农收益差异的加大，再加上新一代农民对土地感情的淡化，使得很多农民工即便种粮收粮时候都不愿再回家，纯粹由在家的老弱病残雇佣机械完成农业生产。因此，降低农业人口与土地的比重客观上有了实施条件。二是随着国家财富积累的增加，对农业生产、科技研发和市场推广都能有所补助，农业生产成本逐年降低。
基于这一契机，我国近年来逐渐开始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希望能走出美国式的大面积种植发展道路。但是，契机是契机，从开始做到做好任重道远。我国的改革问题在于，一是科技和制度积累不足，所以农业成本比起发达国家依旧显得极高。比如小麦，美国进口过来加上运输和关税费用，每斤依然比中国的托市收购价低一毛钱左右。这种巨大的差异是我国粮食种植的一大难题。二是由于大规模城镇化建设在掠农补工之后，所以在农业人口极多的情况下，土地价值首先体现，这严重加大了土地流转的成本。毕竟对于农民来说，土地出租出去和自己随便种，收入差异并不大，比起打工收益近乎忽略不计;而一旦土地被政府征用，补偿巨大，如果流转了经营权，担心一旦有变化自己得不到足够补偿。所以在流转土地时候，往往价格过高，加大的流转的难度。三是由于现阶段未能很好解决粮食成本和收益问题，且国家未能找到足够好的粮食补贴方法，因此流转得到大面积土地的企业或个人在资金充裕的情况下，更倾向于种植经济作物而非粮食，国家对此只能强制监管。四是我国的意识形态导致改革存在禁区，且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契约精神的缺乏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影响很深。改革禁区就在于土地本身必须是公有，使得发展的尝试模式只能减少;人们的意识问题就在于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们未必能恰当的遵守协约，使得土地流转获得者安全感不足，且失地农民一旦生活出现问题时候又被认为全是政府的责任。
以上四点是农业改革中的大问题，如何解决好需要的是改革魄力和摸索毅力。近来全国大范围推广的土地确权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可以看做一个相对各方面兼顾的较为现实的改革方案。当然，世界在加速度发展，国内的粮食问题隐患和国外的粮食进口压力越来越重，留给中国农业的时间真的不多了。而粮食问题却真的是国家根本问题。若不能尽快解决或至少减缓问题，或许我们这一代人真的会被子孙们当做千古罪人的。
五、结语
回到题主最初的问题：为什么小岗村首先采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至今仍然十分贫困?上面已经说得很清楚，因为这一制度仅仅是将农业生产从非科学道路上拉回正常的发展道路而已，它本身并不先进，本质上依旧是小农经济模式，所以能解决的仅仅是人们的温饱问题而非致富问题。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推行后，农村普遍从饥饿的生死线上缓了过来，后来随着掠农补工政策的逐步革除，农民的温饱没了问题。但是对于众多缺乏工商业发展的乡村来说，解决的也仅仅是温饱，离致富实在实在太远了。
而小岗村就是这些乡村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员。小岗村是一个标准的中国传统农村：身处内地、没有工商业思维、很难得到多少外界信息、土地也不算肥沃、农民常年就在土里勉强维持生活。当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是因为本来恶劣的自然条件加上大集体的生产模式，导致村民随时有饿死的危险，所以大家被迫从历史中找经验，在土地集体所有的情况下进行变通，捡起了古代小农经济的模式。这一改革其实是从古人那里学的经验，所以在管饱肚子后，实在缺乏下一步前进的动力。而由于小岗村本身特点导致思维意识无法随之超前，所以没能利用好自身品牌开拓市场;国家在政治上对其的赞誉也反而成为枷锁，阻碍了它进一步的改革创新。于是，小岗村就和中国内地的广大农村一样，在解决温饱之后，归于平寂。
回顾农业，中国有太多摸索，也有太多的经验教训。相比之前的教训，小岗村的这一改革至少算是成功的——终究在这一摸索中，没有以无数人命做铺垫;终究在这一摸索后，中国农业回归了科学的态度。我们不能以今天小岗村的状况否定它当年的伟大，但正因为其当年的伟大，才更需要反省并思索未来的农业道路，明白中国农业改革任重道远，当年不过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而已，今后任何一步走不好，都会随时掉队甚至永远追赶不上。以史为鉴，我们要洞悉的是未来世界的兴替，并真正把握好这一趋势。
真心希望中国农业改革发展顺利，也祝愿小岗村这个曾经的旗帜能尽快投入到新的改革浪潮中并做到优秀，从而不仅被铭记于过去，还能收获于未来。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知乎 2017-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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