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期间，一则微信转发了某刊关于东北农村的一个见闻性报道。报道所述情节之惊悚，令人难以置信。连我这样从小在农村生活，自以为对农村生存竞争之残酷深有体验的人，看了都觉得是小说，而非真实见闻。
但一位学界前辈却深信不疑。他提醒我，农村情况非常复杂，即使是两个相邻的村，有时差异之大，也有如晋楚之别。这倒让我想起当年老家农村的一段往事。这个差异不是发生在两个村之间，而是进一步发生在同一个生产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的生产队（相当于现在的组）之间，并且是由政治与专业之间的紧张造成的。
“又红又专”这个术语本身就表明，在中国，政治与专业的紧张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事实。但要说农民的生活中也存在政治与专业的紧张，估计许多人会笑掉犬齿。在他们眼中，农民是个一心只求生存的阶层，生活中居然也有政治与专业的纠结？不过，这是事实。且听我娓娓道来。
话说我家所在的荷花大队（化名）一共有十个生产队。俺家在五队。说起来五队来，当地都有一个共同的评价，就是这个队的人特别把农事当回事，对农事之外的任何事都没什么兴趣。表现在政治上，就是俺队除了队长是党员，此外没有一个党员。反观只隔一条小河的三队，则是另外一番景象：政治上特积极，党员特别多。其他生产队的党员也不少。
家母在世时提起这段往事，每每以嘲笑的口吻说：“那时候开个党员大会，三队、六队的人啊，都是一路一路的。”在五队的人看来，这些队纯属不务正业，因为干农活才是农民的正业。即使在政治运动那么频繁，而且当党员有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开会不出工，但仍然记工分）的情况下，俺队的人仍把农业当正业，这个专业意识不可谓不强吧？
这个专业意识，让俺队的人在人民公社时期吃了不少亏。其中一个大亏，就是其他生产队为了少干活，就想方设法把土地甩给俺队。俺队没什么党员，政治势力小，队长虽然是个党员，但大字不识一个，又是老实人，结果俺队的农民只好把别队扔过来的土地都种上，不但多种地，而且多纳粮。
不成想，后来土地下放，俺队因此而占了个大便宜。因为当地包产到户时，是以生产队为单位平分土地的。俺队在人民公社时期被强塞的土地等于增加了土地总量，人均土地当然就多了。不期然占了一个便宜，这下子，俺队的农民干得更起劲了。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由于人均土地相对较多，加上干活勤快，在原荷花大队的十个生产队中，俺队的生活水平算是最好的。这进一步强化了俺队农民的专业意识。后来兴起外出打工，俺队开始都不为所动，坚持务农，后来虽然扛不住，也弃农打工去了，但总体而言，在整个村里算是出去得最晚的。
再看那些在人民公社时期热衷于政治的生产队，土地下放后，没有什么政治可搞，但因为专业意识不强，所以又开始想别的“不务正业”的营生，不知是什么机缘，早早地就出去打工，发财反而走到前面了。
我们村最早出去打工，是两个年轻人结伴去贵州挖煤炭，时在1983年左右。这两个年轻人就来自不那么务正业的六队和九队，在当地眼中人属于好逸恶劳的二杆子。他们原来还穷得“衣无领、裤无裆”，去了一年回来居然都穿上了呢子大衣，老婆孩子也都穿得光鲜，真是亮瞎了村民的眼，在当地引起一阵轰动。我们生产队的人也忍不住艳羡，毕竟物质力量的诱惑是巨大的。
不过，他们后来都惨遭煤矿事故。一个当场就死了，白布裹尸还乡，场面好心酸。另一个则被压断了腰，被运回家后瘫痪在床，天天呻吟。我曾从他家屋后经过，听见过他的声声惨叫，至今想起，仍如在耳侧，心悸不已。这又为我们生产队教育孩子要“务正业”提供了一个长期而不可辩驳的口实。我们也都觉得大人说得有道理，暗下决心不能重蹈覆辙，今后一定要务正业。
我之所以对这件事印象这么深刻，是因为这件事前后转折太戏剧性了，当时在当地无疑属于极大轰动事件。而对时间记得比较准确，则是因为该事件居然与我的小学生活有了牵连：当时我还在村小上学，教我们的只有一个老师，而这个老师在教书之外兼看风水、做阴阳——现在大家看来好奇怪，我们当时倒不觉得有什么违和感。他是个民办教师，本职是农民，教书、看风水均属兼业经营。而对农民来说，兼业经营是常态，并且是有本事的表现，很受尊敬。
言归正传。话说那个遭遇煤矿事故后瘫痪在床的人，他家无钱医治倒也罢了，但居然想到请我的老师去做法事，冀望这样能好起来。一旦接到生意，我的老师就会让我们在教室里自习，他去做“业务”，前后有好几次，引起村里大人小孩都议论，故此记得。据此推算，时间当在1983年左右。
我一直在想，地缘那么近，两个生产队的差别咋就那么大呢？说是民风造成的吧，也才隔一条小河而已，日常生产和生活的交往也很多。说是种族、宗族的原因吧，好几个生产队其实都是一个祖上，甚至都没有出五服，血缘还很近。这个事一直在心里，但一直没有去研究，姑且先写下来吧。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微信号 政眼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