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费孝通初访江村80周年，又是《江村经济》中文版问世30周年。假如《江村经济》可以修订或者续写，那么在一系列的社会变迁之后，书中描述的这个村庄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走进村子，与村民交谈，做一番调查。
1936年，夏秋之交。一艘意大利邮轮从上海起航，前往水都威尼斯。在两个多星期的旅途中，费孝通趁着新鲜的记忆，便整理起在开弦弓村收集的原始素材，并以此为基础完成了一篇著名的人类学博士论文。1939年，他的论文在英伦出版，书名是Peasant Life in china (《中国农民的生活》);1986年，家乡的江苏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这部英文著作，同时把名字确定为《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
“开弦弓村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因此，可以把这个村子作为在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变化是工厂代替了家庭手工业系统，并从而产生了社会问题。”费孝通在书中向读者解释之所以选中开弦弓村，是因为这里“曾经进行过蚕丝业改革的实验，社会改革活动对于中国的社会变迁是息息相关的;应该以客观的态度仔细分析各种社会变迁。通过这样的分析，有可能揭示或发现某些重要的但迄今未被注意到的问题”。
在人类学史上，《江村经济》的学术贡献在于，它让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异域”转向“本土”，从“原始文化”转向“经济生活”。正如费孝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所给予的评语:“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在他看来，《江村经济》中的原理和内容揭示了现代中国社会学派的方法论基础是多么结实可靠:“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
今年是费孝通初访江村80周年，又是《江村经济》中文版问世30周年。假如《江村经济》可以修订或者续写，那么在一系列的社会变迁之后，书中描述的这个村庄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就数字而言，现在的开弦弓村由开弦弓、荷花湾、西草田、天字圩、四方圩5个自然村组成。全村区域总面积4.5平方公里，有25个村民小组，752户，常住人口3020人，人均GDP在24000元至25000元之间。其中农业人口2845人，劳动力1368人;耕地2965亩，桑地45亩，稻田、桑地改鱼池2920亩，外荡水面1400亩。如果只是数字的解读，无法准确认识开弦弓村的现状，所以我们走进村子，与村民交谈，做一番调查。
教育
公立学校根据教育部的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学生就学的时间为6年，是单纯的文化教育。如果孩子在6岁开始上学，在12岁以后还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他的主要职业技能，蚕丝业或农业劳动：：文化训练并不能显示对社区生活有所帮助。家长是文盲，不认真看待学校教育,而没有家长的帮助，小学校的教育是不易成功的。学习里注册的学生有100多人，但有些学生告诉我，实际上听课的人数很少，除了督学前来视察的时间外，平时上学的人很少超过20人：：学生的文化知识，就作文的测验来看，是惊人的低下。(摘自《江村经济》)
目前开弦弓村只有幼儿园，没有小学。2008年9月，吴江市教育局撤销了开弦弓村小学，学生转到庙港实验小学就读。过去，走几分钟，就能从家里走到教室，而如今孩子们必须很早就起床，在村口等一班从震泽车站发出的282路公交，坐9站路，抵达4公里外的学校。开弦弓村的中小学入学率早就是100%，这一代的家长或多或少接受过一点文化教育，从各个层面感受到社会竞争的激烈和残酷，因此他们比较重视子女的基础教育，也有条件去创造良好的读书环境。
在费孝通江村纪念馆，楼上的一个房间张榜公布了村里的大学生名单。在知识改变命运的年代，这群优秀的孩子是村里人的骄傲。1983年，开弦弓村有了第一个大专生饶贵龙，考上的是苏州丝绸工学院。根据上一年度的统计数据，开弦弓村至今培养了233个大学生，9个硕士研究生，3个博士研究生。除了个别大学生村官，绝大多数人在毕业后不会考虑回来工作(事实上，村里也没有合适的就业机会)，否则容易被视为是一种妥协或失败。尽管村里的大学生队伍逐年壮大，但是愿意用知识和才华来反哺家乡的人少之又少。
开弦弓村幼儿园就在村委会办公楼前面，因而我们可以近距离观察。幼儿园有一南一北两排平房，这是镇里出资建造的，中间是活动区域，东边的草坪上摆放了滑梯之类的娱乐设施。南边的平房是教室，北边的平房有图书室、保健室。为了丰富孩子们的游戏种类，有人搬来了一堆旧的汽车轮胎，但这种好意并非明智之举。一来，轮胎的重量容易导致受伤;二来，与轮胎直接接触的做法很不卫生。
从去年退休的幼儿园园长周菊珍处了解到，学校有小班两个(62人)、中班(41人)和大班(43人)各一个。在招生方面，优先本地孩子，如果是外来人口，则依据积分制度来判定是否具有入学资格。这个学期，小班收了大约10个外地学生，他们的家长在开弦弓村的工厂、家庭作坊打工，也有人做一点小生意，基本是租住当地人的房子。
每个孩子每月要交一笔管理费，小班、中班是280元，大班少一点，另外还有牛奶费和伙食费。教学内容涵盖了语言、社会、科学、数学、健康、体育等。包括周菊珍在内，幼儿园有5位老师、2位阿姨、2位食堂师傅。最年轻的一位老师是幼师毕业，被镇上的中心幼儿园派过来轮岗，一年一换。幼儿园老师的收入很低。在涨过几次工资后，退休前的周菊珍每月到手2100元至2200元，这还是园长的待遇，其他人可想而知(不包括那个镇上派来的老师)。最开始，幼儿园是村办性质，老师的工资、福利与丝厂的工人完全一样，后来被镇上的教育局接管后，老师与工人之间的差距就拉大了。周菊珍在开弦弓村幼儿园工作了30多年，她一直盼着能像小学老师一样转正，但直到退休，也未能如愿。
婚姻
在这个村子里，儿女的婚姻大事完全由父母安排并且服从父母的安排。谈论自己的婚姻，被认为是不适当的和羞耻的。因此，这里不存在求婚的这个说法。婚配的双方互不相识,在订婚后，还要互相避免见面：：挑选时主要考虑到两点:一是身体健康，能生育后代,二是养蚕缫丝的技术：：举行婚礼的开支，在200元至400元之间。(摘自《江村经济》)
进村的头一天，正好赶上一场喜事，新郎叫谈春春，新娘叫时燕青，是一个外来媳妇。通往新郎家的路口竖起了充气的彩虹门，男方家人早早准备好鞭炮，迎接新人的到来。过去是“接亲船”，现在是婚车，如果经济条件允许，接亲车队里都是豪华品牌。婚宴的场地也是因人而异，有人在家里摆酒席招待亲戚朋友，也有人舍近求远跑去庙港镇上的饭店，订个几十桌，而后者显然更加体面。婚礼开销的多少取决于男女双方的经济条件，有些人家光彩礼就有几十万，甚至还在城里购置了价格不菲的新房。
传统的规矩是:待迎亲队伍回来后，燃放鞭炮，新郎、新娘绕焚烧的“三墩火”三圈。厅堂门前放平木梯(意指节节高)和蚊帐(意指长子)，由新郎的女性长辈牵着新娘的手，踏着木梯和蚊帐进厅堂。随后，新郎、新娘上主桌，坐北朝南，点燃花烛，举行结亲仪式。受到城里人的影响，也有人打破常规，选择西式婚礼。
现代的男女婚姻主张自由恋爱，但媒人依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门当户对的观念根深蒂固。在开弦弓村，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嫁”和“娶”，越来越多的“两头婚”被村民所采用。所谓“两头婚”，即“两头挂花幡”，常见于吴江西南地区。简单来说，就是女方不出嫁，男方不入赘——婚前，双方家庭共同商量结婚事宜，操办婚礼;婚后，两边婚房轮流住，两个家庭同时兼顾。对于这种婚姻形式，费孝通其实有过专门表述。但值得注意的是，1936年的开弦弓村只有12例“两头婚”，而现在至少有150例。
“两头婚”之所以如此流行，是因为80后、90后的新郎新娘大都是独生子女，为了继承家业和赡养老人，“既嫁又娶”是一个折衷的方法。除了婚姻的形式，“两头婚”还改变家庭的关系和称呼，“外公”、“外婆”、“舅舅”、“姨妈”的叫法听不到了，两边都是“爷爷”、“奶奶”、“伯伯”、“姑妈”。最容易制造矛盾的是孩子的姓氏，因此双方会在婚前约定 (或者是书面协议)，将可能的风险降到最低。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这样天然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和。
住房
一所住房，一般有三间房间。堂屋最大，用来作劳作的场所，例如养蚕、缫丝、打谷等等。天冷或下雨时，人们在这里休息、吃饭，也在这里接待客人或存放农具和农产品。它还是供置祖先牌位的地方… …堂屋后面是厨房，大小仅为堂屋的四分之一……再往后是卧室，家中如有两个家庭单位时，就把卧室用木板隔成两间……修建一所普通的房屋，总开支至少500元……每隔三年必须把房屋的木结构部分重新油漆一遍，部分瓦片要重新铺盖，诸如此类的修缮费用每年平均为10元。(摘自《江村经济》)
《江村经济》中提到的“三间房”是中等收入家庭的“样板房”，当时也有人家住上了宽敞气派的“五间房”。走在今日的开弦弓村，你能发现不同年代、不同样式的民居，最早的建于清代，犹如一部鲜活的中国近代农村住宅史。由于农民家庭财富的积累(村里有“一年挣一辆轿车，五年挣一套别墅”的说法)，近些年，村里新盖了不少楼房和别墅，以至于随处都能听到机器的轰鸣。施工队一般交给包工头负责，如果是本地的小工，工资为150元/天，而外地小工只能拿到120元/天。包括砖瓦、水泥、钢筋等在内的建筑材料，采购价格在20万元至30万元之间，人工成本往往要高于材料费用。家里的装修稍微考究一点，一栋新房的全部造价就超过了100万元。城市的房价不断攀升，而农村建房成本的涨幅也让我们倍感吃惊——之前拜访过一户村民，他家的两栋楼房分别建于1984年和2009年，一栋是4万元，另一栋是9万元。
住房是贫富差距一个直观的体现。1999年，村里一位姓周的民营企业主在自家别墅前建了一个300多平方米的小花园，里面种植了广玉兰、金桂、红枫等;2004年，一位姓谈的建筑业老板对自家的楼房(4楼4底) 进行装修，改造成别墅，建成了村里第一个有凉亭、紫藤棚的室外小花园。2013年至2015年3年间，村民又掀起建造别墅的新高潮，申请建房的80多户中基本都是建别墅，周期2年左右。
在村民姚阿婆的家里，我们参观了一楼的客厅，摆设与城里的房子基本一样:真皮沙发、玻璃茶几、60英寸的电视机。因为孙女新婚不久，楼房从里到外装修得很精致，各种家具与生活电器也是一应俱全。尽管住房条件越来越好，但村里依然有人住在第一代的房子里，木质的窗、斑驳的墙，住户以老人居多。
在走访中，有村民提到了监管不严的现象。依照规定，人数比较多的家庭(大户)在建房时不得超过144平方米 (建筑面积)，前些年大家都很守规矩，现在则是形同虚设——超过200平方米，甚至300平方米的豪宅可以毫无阻力地拔地而起。
运输(交通工具)
人们广泛使用木船进行长途和载重运输，但村庄自己并不造船而是从外面购买。每条船平均价格约80元 100元。除那些不从事农业、渔业劳动的人家以外，几乎每户都有一条或几条船。男人、妇女都会划船。人们在小时候就学会了划船。(摘自《江村经济》)
过去没有公路，因为四周有河流和湖荡的阻隔，船只是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家家户户都在河边修筑了桥口，用于停船、卸货、取水、洗菜。1983年，震庙公路通车后，开弦弓村渐渐摆脱了对水运的依赖，当年村里的自行车数量就达到了85辆。1996年，村民谈育忠购买了一部桑塔纳，这是开弦弓村第一辆私家轿车。自那以后，各种品牌的小汽车逐渐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从廉价的国产车、中档的合资车，到进口的宝马、英菲尼迪、保时捷。车子多了，停车问题随之而来，村里专门斥资在公共场地上修建了生态停车位。按照我们的理解，这种停车位属于公共资源，但有的地方擅自安装了地锁，将其占为己有。村里不赞成这种做法，但也拿不出有效的管理办法。
截至2014年，全村700多户家庭拥有517辆小汽车，户均拥有率达到70%左右，最近两年又增加了不少。村民买车的用途其实相当有限，年轻人偶尔开车去镇上或吴江看电影购物，要么就是父母带着孩子去周边城市过周末。小汽车数量的剧增，前提条件是农民的手头宽裕了，而根本的原因是村里盛行的攀比之风，如同盖楼、造别墅———“你有的，我也要有。”姚富坤给我们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有个小伙子在厂里做工，每月收入在七八千元，所以就买了一辆车。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从家里到厂里的直线距离不到300米，走一会儿路就到了，他非要开车上下班。在老一辈的观念中，这种行为等同于浪费，是没有必要的，因此在背后不乏议论之声。小汽车开始普及，船反而变得稀奇。一艘普通的水泥船价格在1000元左右，主要是那些从事水产养殖的村民在使用，而更多的旧船被拖到外面处理掉。
文化娱乐
农业劳动和蚕丝业劳动有周期性的间歇，人们连续忙了一个星期或10天之后，可以停下来稍事休息。娱乐时间就插入在工作表中。在间歇的时候，大家煮丰盛的饭菜，还要走亲访友。男人们利用这段时间在茶馆里消遣。茶馆在镇里。它聚集了从各村来的人。妇女们在休息时期一般是走亲戚，特别是要回娘家看望自己的父母和兄弟。(摘自《江村经济》)
过去，开弦弓村的文化娱乐活动一般与民间信仰和传统习俗密切相关，在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放映露天电影的做法一直延续到今天。镇上的文化活动中心每个月会派人来播放影片，地点在农贸市场前的空地上。与城里一样，中老年妇女也迷上了广场舞，因为要做家务，她们通常是在吃过晚饭后集结。在村委会办公楼的西侧，设有两个专门的老年活动室，里面放了几张棋牌桌，还有一台数字电视机。村里开办了老年学校，这是一个多功能活动室，把人口学校、健康学校、社区学校、假日学校、法制学校等等全部整合在一起。2014年，假日学校就举办过一期书法班。为了宣传安全知识，推广环保理念，村里安装了广播，不过在我们进村的这几日，村广播一次也没有响过。
费孝通在一次访问江村时发现了一种现象——村民的楼房盖得又高又大，但房间里都没有书，这让他非常遗憾。随着互联网与智能手机的应用发展，曾经只能从电视上知晓天下事的村民又多了一个便利的途径，至于读书的氛围，村里自始至终没有形成。2007年，开弦弓村创建了农家书屋，取名为“江村孝通书屋”，后来搬到了村委会办公楼，面积有70平方米。截至2015年，图书室的图书数量达到了9500多册，主要是由上海、江苏两地的高校，以及吴江的科技局、图书馆捐赠。硬件方面有了提升，但实际效果不佳———平时没有多少人去借阅，图书管理员是兼职的，常常找不到人。村里还开辟了一个社区科学工作室，是由吴江区科学技术协会挂牌的。透过玻璃，我们看到有一些崭新的操作台，房间角落里堆着好多布满灰尘的建筑积木和电路模型。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利用社会力量筹集的文化资源在开弦弓村暂时处于一种闲置状态。就连姚富坤也承认，文化活动是开弦弓村的一个短板。如何物尽其用，让这批图书和科普材料成为村民文化生活中的精神食粮，进而通过知识来助推开弦弓村的更快发展，是所有研究“江村经济”的学者值得思考的一个话题。
农业(桑蚕业)
这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户主要从事农业。一年中有8个月用来种地。农民的食物完全依赖自己田地的产品……蚕丝业是这个村里的居民的第二主要收入来源，这是太湖一带农民的特点。农民从事家庭蚕丝业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蚕种的消毒、稚蚕公育、教员的定期指导使成本有所降低，蚕茧增产。这一部分改革使得农民的收入大约比以前增加了一倍。(摘自《江村经济》)
除了小面积种植，村里人基本都不靠田里的收成来满足食物需求，他们已经习惯于去农贸市场买菜，去商店和超市购米。至于桑蚕业，它的发展过程是一条反复波动的曲线。1936年，开弦弓村有80%的农户养蚕，在农业合作化时期，桑蚕业让位于粮食生产。自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村里推行后，以粮为纲、轻视副业、单一发展粮食生产的局面就结束了。“文革”期间，村里曾顶着巨大压力在粮田里种桑树;改革开放后，丝绸出口形势转好，蚕茧价格上涨，加之公社出台的补贴政策，村里逐年扩大桑地面积。然而，到了90年代，市场环境变得恶劣，桑地流转，开挖鱼塘，桑蚕业迅速萎缩。
如果以开弦弓自然村 (将后期并入的村庄剔除) 为调查对象的话，全村只剩下两户养蚕的人家。我们找到了其中的一家，即前文提到的姚阿婆。据她介绍，以前最多的时候是要养三张蚕 (一张蚕有3.4万颗蚕卵，重13克，一般可以生产80斤蚕茧)，但去年只养了0.75张(一张蚕种的价格是62元)，忙活了一个月，在震泽卖了1200多块钱。今年姚阿婆还打算养半张蚕，尽管家里人并不支持，但因为有一小块桑地，为养蚕提供了现成的条件。“等年纪再大一点，就不养了。”姚阿婆说道。在交谈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内心的难以割舍，毕竟这种熟悉的生产方式陪伴了她大半辈子。
渔业(水产养殖业)
那时，农活告一段落，他们便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围鱼”作业。几只船合作组成捕鱼队，在又粗又长的绳子上密挂小鱼钩，然后再加上一些重量，捕鱼队队员围成一个圈，把鱼钩沉入湖底……这样的“围鱼”作业有时持续数周，收获量颇大……平时，渔民撒大网捕鱼，一日数次。这种捕鱼方式只有那些住在湖边的居民才能采用。(摘自《江村经济》)
“沧海桑田”的故事在开弦弓村有着最真实的演绎，因为挤压桑蚕业生存空间的正是水产养殖业。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工培育蟹苗成功，池塘养殖业逐步发展起来。一开始有少数村民掌握了池塘养蟹技术，以及虾蟹混养、鱼蟹套养的经验，从中尝到了甜头。见到有利可图，村民纷纷效仿。至2008年，全村已有2400亩农田开挖成鱼塘，8个生产队与稻田说再见。姚富坤说，开鱼池收益高，一次开挖，每年都有一笔可观的收入。相比而言，种粮食收益低，劳作强度又大。他曾在2005年对村里的养殖大户(20亩至30亩)进行过调查，亩均净利润达到2500元，是水稻种植的7倍左右，户均年收入在5万元至7万元之间。
我们坐着村民周爱荣的水泥船，一起去鱼塘喂螃蟹，从他的家里划船过去，需要10分钟左右。正常情况下，他每天要往返三趟。周爱荣养了10多亩螃蟹(鱼塘里还有虾和鱼)，一年的所得有两三万元，“像我这么大的年纪，能有这样的收入已经很不错了。”现在的生活让他很知足，除了搞水产养殖，每年能从土地流转中拿到2000多元的租金。关于水产品的市场行情，我们也询问了周爱荣。虾每斤的收购价格从20元到30元不等，3.5两至4两的螃蟹可以卖到100多块，但螃蟹的价格受制于市场需求，波动幅度很大。
目前全村有74户村民专门从事水产养殖。这里介绍一下土地承包的做法:最早是水产养殖户看好了地块，逐一向土地使用者提出承包意向和有关承诺，待对方同意后，由村民小组长代表与其签订承包协议书。为了做到公平公正，追求效益最大化，从1996年开始，由村民小组长召开村民会议协商具体事项，与承包人签订协议书。租金每3年或5年调整一次，承包人在年初交纳当年租金，村民小组长按照土地面积将租金分发到户。承包期结束前，由村民小组长牵头重新确定租金标准。发标的承包鱼塘，同时对外招标，同等条件下，组内成员优先，除非组外的标的更高。
工业
由于农民缺乏受教育的机会，文盲率高，这使改革者在实施训练计划中发生很大困难，这些需要受训练的农民才是工厂的真正的主人……村里没有多余的资金来资助工厂。开办工厂所需的经费总共为49848元……蒸汽机和机器(旧式)是从蚕业学校借来的，估计价值4000元……为建造厂房和其它开支，工厂向省农民银行借了15000元的一笔长期贷款。(摘自《江村经济》)
在生丝合作社被日军破坏后，开弦弓村所在的红卫大队联合周边的生产大队，于1967年以股份制形式创办了联合缫丝厂，后来又经历了庙港公社缫丝厂、江苏金蜂集团有限公司两个阶段。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弦弓村村办的集体工业彻底破产，在随后几年，全村走出阴影，形成了以家庭羊毛衫编织、化纤织造为主体的家庭工业和民营的股份制企业。开弦弓村最早的个体私营企业是村民周玉官在1983年创办的庙港电子元件厂，也就是现在的永泰电子有限公司。目前，在开弦弓村开办的民营企业共有14家，是全村制造业(2015年的产值达到3亿元)的主力军。我们访问了其中的一家企业负责人周永林，他在1997年承包了原开弦弓丝织厂的16台大卷装机，做丝织前道和加捻。第二年，他把加工好的半成品发给个体织户进行特丽纶的加工，按照不同规格和质量，支付1元至1.5元的加工费，然后将成品运出去销售。1998年，周永林租用村里的老厂房，购买了20台铁木织机，成立了吴江江村丝绸有限公司。
从集体企业到私营企业，周永林最大的感触就是效率更高，所谓的利润其实就是节约下来的管理费用。在以前的集体企业，一层楼上起码有20个人坐在办公室里，什么设备科、生产科，部门太多，因此走向了末路。现在他的企业在做窗帘布和窗纱，厂里招了100多个工人，基本都是本地的村民。他表示这几年人工成本涨得非常快，10年前工人每月的工资是1000多元，现在达到了7000元至8000元，加上给工人买的社保，企业负担越来越重。
经营压力同时也来自市场。他们厂里的产品主要是瞄准出口，比例在70%至80%。由于印度、越南等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不少企业干脆把厂搬了过去。如此一来，在海外的采购商面前，中国产品原有的价格优势慢慢消失了。此外，同行之间的恶意竞争让他很是头疼:“我们这样的产品属于产大于销，不管研发出什么样式，很快就会有人模仿，还有人故意压价，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在周永林看来，这是典型的小农经济意识，他比较推崇浙江那边的商会模式，可以互相抱团，一起把整个地区的行业做大。
家庭工业也是开弦弓村的一大特色，如羊毛衫编织。历史上，这里的村民就有用竹针手工编织羊毛衫的传统，所用的羊毛产自于家里饲养的湖羊。1994年，村民徐文泉、徐明泉购买了6台旧的手拉横机，合作生产羊毛衫。当时织一件羊毛衫可以赚到8元，工人日均工资在50元至60元，而一台机器每天的利润在100元左右。2001年，电脑编织机进入村民家中，相比手拉横机，工作效率提高了近10倍。到了2005年，国内又出现了技术更先进的新一代电脑横机，每台售价要十几万元，超出了许多村民的承受能力。
现在的开弦弓村有20多户人家从事羊毛衫编织加工。我们来到其中的一个家庭工厂，为了节约成本，他们购买了27台二手的电脑横机，每台也要六七万元。女主人徐玲是外村嫁过来的，现在是淡季，只要开几台机器，她一个人就可以操作。旺季是每年的9月至11月，那段时间必须出去张贴招聘广告，否则忙不过来。不过工人的工资让她叫苦不迭———2009年，每个月只有1600元，现在是5000元至5500元，并且包吃包住。当然，工作强度也很大，上班是24小时制，平时没有休息日。去年，徐玲的家庭工厂净利润在30万元左右。她的形象表述是:淡季的时候，一台机器一分钟挣1毛钱，旺季的话可以挣到3毛。生产的羊毛衫销往哪里? 徐玲提到了濮院，这是位于浙江桐乡下面的一个羊毛衫专业市场。开弦弓村生产的羊毛衫用卡车运到那里，之后再销往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市场。
在《江村经济》 的最后一章，费孝通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开弦弓村是中国农村的一个局部，但同时又具有比较广泛的意义，在研究如何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上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样本———“未来的一代会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称赞我们，正视我们时代的问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80年后，李克强总理在面对中外记者时说道:“国家对农业的扶持力度不会减，对农民支持的力度也不会减。中国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在于农民问题从根本上解决，让他们能够富裕起来，过上现代文明的生活。”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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