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县城到家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每次坐上这趟车才真正算是踏上回乡的路，这不仅是一条连接县城和山村的路，更是连接两个不同文明的纽带。大山连绵起伏，山路蜿蜒曲折。不同于县城里的繁华热闹，山里更多的是自然的宁静与和谐。每次回家坐的都是同样的车，走的也是同样的路，但心境和感受总是有所不同。这次也不例外，从镇上到家的那条路上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八角亭村的乡村公路进行了硬化修建，以前坎坎坷坷的大马路现在焕然变成了近十米宽的宽敞大道，旁边还修建了路灯和花坛。附近还建起一些特色建筑和景点标志，后来听父亲说才知道是龙凤集团在这边搞了一个旅游项目，利用当地的土地种植优势发展特色果蔬种植园，可以进行农家乐，从而作为附近龙凤山风景区的附带产业，据说前段时间还特意举办了一个果博会，以扩大宣传。的确，近些年，山里的气息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像以前那么纯粹，随着新事物的不断引入，乡村的面貌有点儿让人说不清道不明。
我们村有几十户人家，村庄是按房头计的大宗族（即“纪氏家族”）。大约十年前，村民的生计模式基本上是青壮年外出务工，妇女、老人和儿童则留守家中。以我家为例，从我记事起，父亲就一直在外务工，由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在家；待我和弟弟稍大一点儿（六七岁的时候），母亲也出去了，总是直到过年才回来。二伯家也是如此。九十年代的家乡似乎兴起了一股打工的浪潮，那时候村里流行的说法是“出去闯才叫本事”。因此，过年也就多了一份期盼，不仅有小孩“大获丰收”的期待，更是一家人真正团聚的渴望。2008年，劲牌公司在我们村附近的罗家湾建起一座酒厂，那些外出务工的青壮年纷纷回乡就业，从此村庄的命运开始发生变化。与此同时，村里又兴起了一阵“建房潮”，由于外出务工几年有了一定的积蓄，同时回家就业更是为此提供了时间上的可能，建房和工作两不误，因此，很多农户都建起了两三层的高楼房。“房子”不仅成为一个家庭生活好坏的象征，更是在这个村庄立足的地位的象征，正如人们常言道“建个房子才有本事”。在这股浪潮的压力下，有些经济条件不好的农户甚至因为建房而欠了一大笔债务，但这些都无关紧要。如今，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住上了高大宽敞的大楼房，传统的土坯和砖瓦早已被那些色彩艳丽的瓷砖所取代。
现在，村里的生活节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人们担忧的是如何生存，而今人们追求的是如何享受生活，如何过得更好更舒服。在我还读小学初中的时候，村里不断有老人去世的白喜事，到现在村里的高龄老人已经比较少，因此，村民的年龄结构主要集中在30~65岁之间。子女成家了的农户由于已经完成“人生任务”，肩上的担子也没有那么重了，他们的生活就是男人上班，女人带孙子，再顺便种点田地以保障基本生活，算是提前过上了较为悠闲的老年生活；由于年轻人更容易受到城市现代生活观念的影响，所以作为村里主流人群之一的年轻夫妇也更追求生活的舒适，而不再像他们的父母辈那样拼命干活，只有那些子女任务还未完成的农民还在辛苦中煎熬，而这样的家庭也只是少数。“如果不是由于你们两个还在读书，咱们家也早就过上好日子了……”回家不时听母亲无意说起这些话，听起来内心总会略感沉重，这不是责备和抱怨，而是一种内心的不甘和面对现实的无奈。记得母亲说过，大约十年前，在那个大家都还在为生计发愁的年代，父亲会木工，母亲会缝纫，家里偶尔会有点小收入，在村里怎么说也算是过得还不错；而今人们后来者居上，“我们不知落后了多少”。现在哪家骑上摩托车都不算稀奇，不少农户都买了小汽车；有些村民直接到县城买房，土地抛荒的现象也越来越多。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村庄文化和村民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一些变化。作为一个大宗族，村里发生红白喜事时都是根据“房头关系”来确定村民的参与程度，若与办事的村民属同一房头，则全家都要出动，送礼自然也要重些；而若不是同一房头，一般只是派个代表去送礼吃宴席而已。这作为村庄传统文化的惯例基本上不曾变动。然而，村里的人际关系却并没有表现出中国传统农村的那种邻里守望的和谐与融洽的情感，记忆中不知出现过多少邻里、兄弟甚至父母与儿子之间的争吵和猜疑，村民之间似乎缺乏一种“安全”的信任。我不知道这种“信任危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还是说这个村庄的文化特点就是如此。这与我外婆那个湾子表现截然相反（父母外出务工时我在外婆家生活），后者的村民之间就很相互关照，他们的相处会流露出一种深沉的情感，那种情感只属于这群在这片土地上共同劳作的人。例如，外公外婆去田地里忙农活时，堂屋的大门从来不关，小时候我在堂屋玩耍，总会有一些上山打柴的路人来屋里倒茶喝，说话都显得很亲切；而在我们村，如果家里没人，那家一定会大门紧闭，甚至院子都关着。也不知是出于多年的情感积淀还是其村庄文化的吸引，我一直对外婆家的村子有种莫名的情感上的偏爱。当然，这些争斗和吵闹更多只是在家庭内部，一旦遭遇外村人的欺压，或者村里有集体活动，如修建宗族正堂时，村民们仍然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和一致。
与很多其它地方的农村一样，打牌也是村里历久的文化活动之一，它似乎是随着村庄一起发展起来，即便是在那个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的年代，打牌的风气也很盛行。那时候，父亲也经常出去赌博，但运气不太好似乎总是输，回家母亲就会与他争吵，因此，我也曾一度痛恨这种不良的村庄风气。像这种因为赌博而引发家庭不和的例子在村里也不少，有的家庭甚至父母双方都赌上了，孩子的生活和学习都没人管，饿了就吃方便面；大人出去大赌，小孩在家小赌。现在，这种牌场文化依旧盛行，随着经济能力的提高和家庭任务的逐渐完成，人们有了更多的资本和精力投入到这场娱乐活动中；而且这种文化还成功地传递给了年轻的一代，打牌也不再只是传统的打麻将，纸牌、炸金花、摸眼等各种形式不断涌现，这些新元素的加入无疑又为这种传统的村庄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物质生活水平提升的条件下，村庄不仅保留了传统的文化活动，还引入了新的活动形式，当下流行的大妈广场舞也在村里受到欢迎。暑假回家时经常听母亲说起村里的阿姨婶婶跳广场舞的事，看到母亲脸上流露出的欣喜表情，我就问她为什么不一起去跳，她总是说“这么大年纪都跳不动了，而且家里还有事……”。其实，母亲并不是不想去，而是不敢去。中国农村女性的传统形象基本上是足不出户，特别是婚后的女子，她们的一生就奉献给了这个家庭，操持家务、照顾好一大家子人成了她们的人生任务，几乎没有什么个人的追求可言，不知道也不懂得还有什么追求。在这种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下生活了这么多年，突然让她们在公共场合扭扭唱唱自然是很难接受的。因此，把新时代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传播到农村是必要的，但是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而且要方法得当。
在村里，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淡漠；而今又随着土地抛荒现象的增多，以地养老的思想似乎也在受到威胁。那些即将进入老年的农民知道，现在时代不同了，不能把未来养老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子女身上，还得“靠自己”。其实，这还得归功于劲牌公司，那些在劲牌酒厂工作的农民都办了养老保险，将来会有退休工资，这就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因此，对于当地农民来说，生活的追求就只剩生活本身了。
十几二十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在这个村庄共同体，有人出去也有人进来。村子的变化曾让我为之惊叹，无论是物质方面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还是精神方面各种文化活动形式的涌现，那些变化都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变化并没有停止，随着市场资源的流入，这场变化的风暴只会愈加猛烈，甚至无法预知未来的农村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不知道农民怎样看待这种变化，或许他们并不会思考现代市场经济对传统乡村文化的冲击这样深刻的问题，农民都想过好日子，能让他们的生活过得更好的事物更容易被接受，也许这就是他们评判事物的标准，如此纯粹而真实。但是对于一个置身于村庄之外的观察者而言，又该如何看待这两种文化的碰撞？如何在新形势下更准确地认识和评判一个农村的面貌？所谓的“资源下乡”带给农民的是真正的实惠还是眼前的小利？我们经常怀念农村那些美好的传统文化，但未来的农村不可能回到过去，那么我们该如何在当前资源下乡的大潮中保留那些美好的东西，或让新的优势资源更好地为之服务？不管怎样，所有的问题都要考虑农村的现实状况，从实际出发，农村要发展要进步，同时出现的这些新问题也要解决。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生）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新乡土 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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