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民主体性和主动性的思考
富裕的东南，贫困的西北，六十万个乡村，八亿农民，大国之村如何突围，《治村》一书依据大量的第一手实地调研资料，介绍了东中西不同省份不同县市村庄治理的现状及困境，给了我们一个中国农村治理的缩影。
乡村政治、资源下乡、土地权利、经济发展、文化建设，乡村治理的内容包罗万象，谁当村干部？村庄政治与村民参与，资源下乡与农民参与，村治的制度探索，村治的社会基础：阶层、派性、宗族，村治的动力，每一个命题在中国都很宏大。无论是以作者贺雪峰为核心的“华中乡土派”学术团队，还是长期奋战在基层一线的乡土干部，要想将这些命题解读透彻，要想对当前村庄治理存在的多种悖论及困境提出有效对策，实属不易。
作者在书中提到，当前中国农村，乡村政治规范、基本社会秩序、土地利益分配、村社集体功能、乡村共同塑造、财政资源使用、自给自足经济与信息化下乡等方面都在遭受挑战，不得不承认，一年多来的下乡工作体验，我虽没有感受到“挑战”之压，但基层治理的困境、矛盾、悖论重重的现实，与书中所阐述的现状相互印证。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和农民以土地为主的财产权利的确立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可喜变化，温饱问题已稳定解决，小康水平总体基本实现，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纵观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土地革命战争后，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无论是社会主义建国初期，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历史的经验都表明，调动农民的主体性和主动性至关重要。改革开放后，“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工业空前扩张，农业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城市化进入了稳定、快速发展的通道，农民纷纷洗脚上岸、务工创业、进城安家。农村空心化和凋敝的同时，农民的主体性和主动性正严重弱化。综观历史经验，结合自身工作体验，笔者认为，要让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在广大农村得到生动实践，必须充分发挥农民在村治中的主体性和主动性，让农民做自己命运的主人，这一点是关建中的关键。
当前农民的主体性和主动性正严重弱化的主要表现在：一是对村级建设，如水利、道路等公益设施建设，筹资筹劳积极性不高，甚至在不参与的同时反对起阻碍作用；二是对学校建设、项目落地等征地拆迁过程中，正面支持的少，消极抵制的多；三是在村社区组织开展相关工作如涉及自身权益的换届选举、环保整治、健康体检等，消极应对，不予配合；四是对镇村干部存在偏见，有的甚至存在抵触情绪，认为镇村干部在工作中优亲厚友、徇私舞弊；五是对个人及家庭自主的事项如医疗保险征缴、养老保险征缴等工作被动消极；六是对安全环保方面的要求增加，关注度高，但在自身的生产生活中又全然不顾，违反镇村的相关规定及要求。当然，这些表现有的是少数，有的是多数，不同的地区，不同方面，程度有所不同，反应也会不同。
那么，农民主体意识和动性严重弱化的原因呢，我认为是多方面的：一是受城市化进程加快和农业比较效益的普遍偏低，农村空心化严重，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的生气不再，而是大门紧闭或挂锁出门，剩下的大多都是老残病弱的“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对村级事务的参与热情不高；二是自然村一再合并，行政村规模越来越大，地域范围越来越广，5到7人的支村两委班子人员熟悉都不容易，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互动交流相对合并前的自然村要少得多；三是多数村社区缺乏造血功能，大多是空壳，甚至负债累累，缺少回应农民需求的资金和话语权等，久而久之，农民丧失了对村干部的期望和信任，对村级事务则持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四是行政村与村民之间的自然村（村民小组）虚化，农民个体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及有限影响力与行政村班子之间的公共集体决策之间缺乏有效组织和良性互动；五是“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原则下的信访、维稳压力，防范各类小概率事件压力，以及百姓12345热线及公众媒体对安全、环保等方面的高度关注，还有各级相关工作延伸覆盖到基层村社区后的检查、督查压力，大大挤占了村级治理的人力、财力、物力，“对上负责”与“对村民负责”往往以前者为主，真正关心解决村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真正与村民打成一片的动员群众的工作反而越来越少开展；六是对贫困户、低保户、五保户等困难群体的保障和对富人、能人、名人的调和平衡占据了村级治理的大部分精力，这种杠铃式的群体管理模式在维护村级运转秩序的时候，也淡化了对村内大多数农民群体的管理；七是能人治村、富人治村、“名人”治村的必然趋势和自然选择让普通农民远离了基层政治，村民委员会自治在取消税费征收及计划生育等硬性指标任务以及单向自上而下的资源下乡和转移支付，进一步让村民丧失了决策参与和建议的话语权，筹资筹劳搞集体建设大都已经成为历史；八是宗族力量、自然村力量、小亲族力量在城市化和信息化的进程影响下失去了原有的影响力，代表绝大部分村民意愿的村民委员会自治多数已成为支村两委之间甚至是村书记的自治。
由于家庭成员的分散（外出务工、经商、就读等），农村家庭的生产生活自顾不暇，要让农民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特别是村治中充分发挥主体性和主动性，除目前的计划生育国策相对放宽松以缓冲老龄化、城市化进程过快而增进农村活力外，还需要从多方面努力。一是发挥自然村（村民小组）内地域相邻、姓氏相同、人缘相亲的固有优势，充分发挥自然村在行政村和村民之间桥梁纽带作用，选取一个或多个当地有威望、有能力、有热心的中老年个体发挥“片区管理员”的作用，分担行政村所承担的服务职责；二是本着节俭、简约、高效的原则，梳理简化和科学合并各部门各条线延伸至村级的阵地建设、形式挂牌、制度上墙、资料归档、现场检查等，为村级的办公室工作、文字工作、绣花工作减负减压；三是为村级防范小概率风险事件的“免责”工作与脱离地方实际的形式化创新创建任务减压，让村干部将更多的精力回归到农民的生产生活需求和农村社会基本秩序的维系上；四是将自外而内的资源与自下而上的村民自治（建议和决策）结合起来，让有限的资源按轻重缓急的需要发挥最大的作用；五是以落实到户的惠农政策为砝码，探索建立以自然村为单位的村规民约监督奖励约束机制，着力构建责权均衡的村治与农民关系；六是以行政村为单位，在各自然村之间建立投入与配套相匹配的项目和资金安排秩序，充分调动村级在外人脉资源和村内土地、要素等资源禀赋，多措并举增强行政村的造血功能，强化村治的经济基础。
（作者系湖南省浏阳市枨冲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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