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别农村地区的“村霸”现象严重扰乱了农村社会秩序，危害农村基层的稳定。正确认识、把握和处理农村稳定问题，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该问题。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积极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意见》强调，各级检察机关要坚决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刑事犯罪，突出打击为“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然而，“村霸”并不是严格意义的法律概念，刑法中也无对应的罪名。准确界定“村霸”概念、动机及行为危害对于各地司法机关准确打击“村霸”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为此，笔者从政治、经济等角度分析“村霸”形成的原因，并探讨相应的解决之道。
“村霸”概念界定及形成原因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实行，农民从集体耕种转向家庭生产。土地激励制度的建立让农民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更加积极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一些农民因为辛勤劳动而走上发家致富的道路。然而，部分村民心理失衡，不惜使用非法的手段达到迅速致富的目的。这是“村霸”形成的经济原因。按照相关学者的定义，村霸是指：在农村特定地区，横行霸道，仗势欺人，操纵闹事，制造事端，引起公愤，严重危害农村治安秩序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违法分子或者犯罪集团。
按照实力大小和行事风格，“村霸”分为流氓型“村霸”和黑社会型“村霸”。流氓型“村霸”主要以暴力和威胁方式为主，其犯罪程度较低，犯罪行为具有较强的随意性和盲目性；相反，黑社会型“村霸”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犯罪活动目的性较强，一般以控制村镇企业和相关产业的方式来谋求经济利益。可见，黑社会“村霸”类似于企业组织，分工明确，层级分明，还有着深刻的经济动机。
“村霸”行为的重要危害
随着村民自治实践的发展，村民自治的内涵逐渐定义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及村务和政务公开”，即“四个民主、两个公开”。该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有效地保证广大农民群众直接参加农村基层事务的管理。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村民民主选举却可能被部分“村霸”分子利用。在选举前，他们通过贿选、宗族势力来排挤打压竞选对手，进行非法竞选；选举成功之后，这些“村霸”或独揽大权，肆意掠夺集体资源和财富，或通过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村干部，影响村干部的日常决策，利用非法手段谋取集团经济上的利益。由此可见，“村霸”已由简单的欺压百姓慢慢演变为扰乱公共秩序、破坏基层民主的一股恶势力。
“村霸”问题的解决之道
“村霸”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仅要从法律层面加强对其的打击，更要完善农村基层的选举制度，规范村官的选拔、任用和监管制度，打击“村霸”的保护伞，从根源上消除“村霸”存在的基础。
第一，加强农村法制建设。首先，对于“村霸”的具体危害，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国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条例，对“村霸”具体的违法行为进行界定，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但由于《刑法》中并无专门针对“村霸”的罪名，而且“村霸”犯罪行为具有长期性、隐蔽性和复杂性，因而针对性的立法工作也是解决该问题的关键要素。其次，在处理“村霸”时，取证困难也是一个现实问题。由于多数村民本着能忍则忍的观念，在面对“村霸”骚扰时，不愿主动报案；在报案之后，“村霸”也可能会对报案村民实施打击报复，因此，举报人及相关证人不敢提供相应的证据。所以，基层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处理“村霸”案件时，应考虑“村霸”案件的特殊情况，加大对举报者、鉴定者及被害者的保护力度。
第二，规范农村基层的选举制度，杜绝非法选举行为。首先，《刑法》有关破坏选举罪的条文规定：“在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时，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等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然而，该法适用对象是各级人大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并不适用于村官等基层干部。因此，应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禁止“村霸”势力向农村政治领域的渗透。其次，继续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吸引更多的高素质人才深入基层工作。比如，可在村委会选举办法中加大对高学历人才的引入，打破村里固有的利益格局，改善基层政治生态，避免基层腐败行为的发生。最后，加大问题村官的事后问责与处理力度。对于情节较轻的行为，需要问责村委会主要的干部和相关人员；对于严重的腐败问题，纪委介入处理后，构成严重犯罪行为的人员，应移交相应司法机关处理。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农民日报》（2017年02月24日 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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