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啸林:为何说农村衰落不可避免中国的未来在于建设县城

    原题:人大硕士反思返乡手记， 为何说农村“衰落”不可避免中国的未来在于建设县城

而这三年的返乡手记总体来说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北大博士体返乡手记体，一种是某某级官员返乡手记体，一种是大学教授返乡手记体。在各类凤凰男群体中很少能看到商人返乡手记，一者可能商人不爱舞文弄墨；二者按照马斯洛理论，相对于文化权力、政治权力离乡村如此之远，经济上的实惠可能更符合乡村社会的价值需求。

这些文章大体都不脱离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结和“牢骚太盛防肠断”的腔调，整体上表现的是返乡群体面临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表现的知识无力感，甚至权力的无力感（对级别的强调往往都是与文化相关的非实权部门）。以笔者有限的地方性经验观察，返乡手记最盛行的2015年、2016年恰恰是年关之时乡村水泥路上小轿车最多的时候，很多人即使开不起车，过年的时候都要买一个车回乡过年。也就是在2015年，笔者父亲母亲离开生产生活四十多年的乡村，在广东与天津之间南北谋生；2016年村里首富资产过亿的刘伯厂子不景气，父亲好友邓叔叔办厂据说亏损几十万，隔壁张伯油田下岗；2017年村里盛传首富刘伯因为一起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县委书记倒台房子卖不出去陷入困境，笔者走访几位乡亲，大家普遍反映，随着乡村支柱产业香菇和木材的不景气，前几年村里每户的平均年收入能有五万左右，多的十几万，今年则达到三万都很困难，元宵过后村里三队（本村只有三个队）据说只有三四户人在家。

笔者所在的乡村位于中国最中心的地带，隶属于湖北经济第一县（县域经济第八名），东侧靠近荆门市的中国农谷、前国营五三农场和长江中游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屈家岭，西侧靠近楚国早期陪都、明代三大府之一承天府所在地的钟祥市。属于大别山余脉大洪山地带，通常以京钟随并称，和黄麻地区并为近代湖北革命的两个中心，黄麻地区出了林彪、陈昌浩和将军县，京钟随地区出了毛主席的双儿女亲家张文秋，李先念的新四军五师作为当时共产党在南方最大的武装力量长期驻扎在本地。因此本地出身的人物多和毛家、李家有着千丝百结的关系，最典型的莫过于泰康人寿的董事长陈东升，其父陈万林正是在李先念、张文秋的领导下进行革命的，他在武汉大学之时与李先念的女儿、女婿李小林、刘亚洲过从甚密，（据未可证实传闻）共同创办中国大陆最大拍卖行嘉德拍卖行，陈后来迎娶毛主席外孙女孔冬梅。还有李先念五师麾下团长彭友德之侄彭克儒亦官至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副会长，与李小林同级同品。这个小乡村成立了京北地区第一个党支部，被李先念誉为“大洪山上一面红旗”，向共和国输送了数位厅级干部，连笔者家中烈士就有三位。鼎盛之时，村里共有人丁800余口，南船北马茶帮从屋后走过，戏班茶馆弦歌不绝，因此以其作为考察样本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这种典型意义又可以在对比中体现出来。

大二暑假笔者做关于三农的调研，曾经跑了三千多公里，到过所谓的“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彼时的华西村随着吴仁宝的去世，早已走过其巅峰时刻，它给人印象最深就是其斥资30亿与北京第一高楼保持同一高度328米的龙希大酒店，还有其精神文明开发公司。整体上讲华西早期居民因为有分红收入颇高，而后期居民则差距较大；亦去过陕西杨凌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该区隶属关系复杂，属大学＋企业＋农户模式，虽然农业产业经济得到发展，但很多农民还是得外出打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占了镇上绝大多数人口；曾到过西王母故里、北魏胡太后故里、陕西和甘肃交界的平凉市某小学支教，村里有一个砖厂和苹果厂，小学老师月收入4000多，30多万人口的县城房价居然也达到四五千。村里最好的学生在武汉理工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小升初最好成绩是有四位学生进入初中学习，小学二年级的的女孩就打耳洞，支教前一天半我们被关在学校里，而校长始终没有出现，村里豪强认为我们是上面下来调查砖厂的对我们加以威胁，好的是当地小学已经普及读《三字经》《千字文》之类的经典，村里每隔一段时间有庙会文化生活丰富；曾跟随师兄的“济南市长清区考古小分队”几乎跑遍长清区的农村，也到过滨州地区的农村，当地农村收入怎样虽不好说，但商业繁荣，商店、饭馆、旅社一应俱全，寿光的三元朱村据说已经成为华西村之后的后起之秀；曾到过华南中山市的大浦洞市场城中村，村里村民的典型生活是坐拥数套房产，每年房租几百万，经常在国外旅游，在笔者乡村已经绝迹的江湖艺人在这里也能看过，宗族、祠堂、宗教信仰氛围浓厚；还曾创办三人行志愿者协会，协会有甘肃、贵州、广西三个支教点。据到贵州支教的同学讲当地实际上并不落后，支教中真正落后的是交通不便的四川省大凉山地区，他们支教的那个村村长的女儿在中山大学读书，村民热情好客，但是全村都种植鸦片，收入也不是很低。所以综合各地经验看来，至少在发达程度上，笔者所在的乡村应该处于一个适中的位置，其作为革命老区从繁荣到衰落，可能更能展现中国乡村社会的衰亡史。

2017年的春节有些冷清，这种冷清共存于大城市和小乡村间，朋友圈好友晒的自拍，长安街没有车水马龙；16年12月25-27日在广州听大伯讲这里的很多农民工冬月份（指农历十一月）就基本回乡了，除夕的广州如同鬼城；回乡途中北京到武汉的特快列车并不拥挤，武昌到汉口的的士没有碰到堵车，汉口到县城的巴士听不到喧嚣。有些人压根没有回家过年，更多的人初一初二就再离家乡，村里、镇上很多户人家家门紧闭，唯有在县城才能依稀看见摩肩接踵，喇叭鸣笛，烟火生气。

2017年的春节有很多的深刻感受，就交通来说，中学之前总是听大伯、父亲们讲在列车上智斗歹徒、小偷、骗子的经历，混乱不堪，只知道列车的尽头充满机遇；上了大学之后，普快列车拥挤逼仄，总有人在纵论天下大事吹牛逼，偶尔笔者也加入进去，但从没见过小偷，只有当列车经过河南的时候，看见那些背着小孩背井离乡大包小包的农村妇女，你以为回到了90年代；研究生之后，习惯于高铁飞机，周围都是西装革履、俊男靓女，安静的读书看报，即使闲聊也是窃窃私语，环境更好了，但总觉得缺少些什么。铁轨之上有好几个世界。

2017年的春节聚会不多，但到家第一天就碰见好多同学的婚礼，春节前后至少有六七个同学结婚，都是初中同学，这是同学中的第一波结婚潮，有的请了我们，更多的没有请。去年虽然也有一个小高潮，但基本上是镇上同学互相之间内部消化，今年情况略有不同。大抵女同学都嫁的比较好，嫁的人家差不多都是家资几百万，都是男方出钱，有的在县城有的在武汉开起了小店子。住在笔者对面的亲戚兼女同学不知有多少人惦记，逢年过节打破门槛成了香饽饽。而同村与笔者堂兄同岁长我三岁的几位男同学，除了一个当兵出去略好外，其余的都在家里帮忙或县城打工，一个月工资两三千，至今尚未婚配，笔者的几位表兄弟也是如此。男大愁婚，女大好嫁。

一样米养百样人，虽然经过奋斗我们可以坐在一个教室里享受相同的教育资源，呼吸同样的雾霾，从安河桥北到天宫院，但年过的却迥然不同。春节前夕，笔者的三个舍友，有的去了摩洛哥见女友，有的去了泰国度蜜月，有的在教育部经费管理中心实习兼中粮集团面试官，朋友圈也是欧洲、日本、美国各种跨年。笔者虽然整天都窝在小乡村爬格子，但也在等着护照下来今年暑假去伦敦帝国学院参加会议。与朋友小聚，说起同学近况唏嘘不已。小学校花结婚生子自不必说，同学中混的好的已经名校毕业美国定居泡着亚洲美眉成为IT男，也有获得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金奖拿着天价融资，也有的在深圳的网吧、东莞的工厂没有回家过年，有的在县城里面倒也搞的有声有色。本科毕业的基本上都还在奋斗初期，初中出来的也有少数完成艰难一跃，比如年前结婚的那位上大学之时提前到学校报到深感三本不满意，毅然决然投身北大青鸟学IT，如今也常年驻扎菲律宾收入不菲；还有初中校园“大哥大”也找了个老实媳妇儿，如今在广州有车有房。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博士是六个世界。

只是谈起一年比一年淡的年味儿，谈起越来越少的人，父亲为中学领导的同学给我们列了一个数据，笔者上高中的2008年，全县有10000多名新入学的高一学生，如今这个数字早已缩水到3000-4000人，以前笔者上初中的时候镇上的中学还有大几百人，现在恐怕只能维持在百人上下。有能耐的人大多在外定居，随着老人的离去，回来过年的人也越来越少，再加上上个世纪严格的计划生育，人口的急剧减少为乡村的衰落更抹上一缕灰色的色调。年前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的老师叫笔者组一个过年祭祖习俗的稿子，老师自己找了个福建泉州的同学，笔者找了几个山东烟台、广东梅州、新疆伊犁、辽宁鞍山的朋友，结果同样是祭祖以上几个地区还保留着古代“牺牲”等习俗，只有辽宁的朋友因为已经搬到城里，笔者这里因为习俗太简陋，文章没有作成。人情薄，风俗恶，即使空有乡愁，也无处寄托。大年初五村里某村官家接客，连上笔者总共借来三个客人，其中两个是夫妻，不是大家不给面子，而是确实大年初一初二人就走光了，有的不回来，有的在外面过年，有的早早出去谋生。以往拜年初一初二都是两边的亲戚热热闹闹聚在一起，打打麻将，说说家长里短，子女情况，新年打算。今年则各拜各年，因之各行业普遍不景气，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精英流失和人口锐减之后，大家兴味寡然，春节这一个“场域”既缺少了观众更缺少了表演者。

大抵正如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陈锋所认为的，以华北为主的北方村庄，以华南为主的南方村庄，和以湖北湖南为主的中部村庄，社会结构有很大差别。南方村庄的传统和宗族结构等保留的相对更好，也比较团结，原子化进程也不会那么明显。但是东北等地的村庄，村落历史短，结构相对松散，社会关联度低，公共道德约束非常弱，一旦受到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很容易出现极端情况，比如赚钱不问手段、乡村治理变难、社会伦理失范、土地集中、阶层分化、农村留守老人无人照顾引发农民自杀、农村留守儿童缺乏正确引导成为青年混混、留守妇女身心缺乏慰藉而出现越轨，这是农民工也增加收入而付出的最大代价。2017年1月30日腾讯新闻头条报道《深圳大万村祭祖 祭品摆满祠堂场面壮观》，这表明即使是历史短暂的当年的小渔村深圳，在经济积累到一定阶段之后，也会开始重视文化和传统，中部农村人才流失、人口锐减、经济条件恶化，在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出现种种“衰败”之相也在情理之中。

要说今年史学界什么是热点，“新清史”必在其列，再加上特朗普保守政策、伊斯兰国、蔡英文上台，种种社会现象指向的都是“认同”的问题，考究如此多的返乡手记，其核心实质也不例外。诚如厦大教授观察，返乡手记多出自文科博士之手，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博士，因为他们受乡亲期望最深，父母投资最大，又多饱学之士，习得务虚之学，本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之宏愿。回到乡村，迎接他们的不是鲜花与掌声，却是与土豪在互相不自信中的猜疑与嘲讽。古来文学名篇，多为圣贤逆境中发奋之所为作，返乡手记应运而生自然是再正常不过。按照正常经济积累规律，这些博士的中学同学经过十几年的经济积累，基本上都能有车有房（至少在县城买房），有妻有儿，能耐大些的发财的也不在少数；本科毕业的经过几年打拼，也基本能跻身白领阶层；理工科博士待遇本就优厚，掌握专门技能也是一招鲜吃遍天。再加上这些年来博士扩招和中国就业结构尚未完成转型，出现一时的反差也是在所难免。中国社会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和城乡不平衡性，导致了乡村社会对知识的认可远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第一、二、三产业的理论是我们在中学政治课本上早就耳熟能详的。三十年前大学生是天之骄子，三十年后供过于求；三十年前重男轻女，三十年后可恨生男不生女；三十年前工人老大农民老二，三十年后士商工农风水轮流转；三十年前工科治国，三十年后文科男逆袭；如今哈佛、耶鲁、清华、北大的学生大多进入金融、技术和管理行业，焉知不会产生溢出效应？文科博士心气不平，要么就是时候未到，要么就是学艺不精。人背不能怪社会，农村社会的衰亡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必然，也是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和经济新常态下的一种外部催化，我们没有必要为此伤春悲秋，更没有必要因为不公正的待遇而唱衰乡村。

林林总总的返乡手记只是中国社会撕裂中的一道伤疤，它适用于特定的条件和特定的人群。例如笔者曾在人大课堂上讨论过这个问题，杨念群老师对此并不知情，笔者并没有任何指责之意，杨念群老师是晚清名人李鸿章、梁启超、杨度之后，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生活环境不同决定了彼此认知不同，这很正常。去年赵薇删帖团中央微博事件细思极恐，向我们展示了顶层舆论生态的冰山一角；X博士霍启明《惭愧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则为我们展示了另外一个世界，文科博士可以利用自媒体和自己的知识宣泄情绪，而更多的底层社会的村民只能通过自残等方式来博得关注；广场舞大妈占领世界，有人唯恐天下不乱说是文革集体主义回潮，笔者却认为这只是一群孤独的老太太创造公共空间来寻找认同。返乡手记的背后包含着复杂的制度命题，国家创造了这么多的教育机会，却没有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传统上中国社会皇权不下县，有皇帝为代表的皇权，也有乡里宗族代表的绅权。科举制废除之后，读书人失去向上通道，军阀、商人、新职业者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城市化之后，乡村文化精英也失去了其回流通道，乡村成为回不去的故乡。轻松筹里的中国农村，创造了互联网时代的众筹奇迹，但也透漏出农村社会保障的严重不足，农村文化精英脆弱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三十年，政治精英和财富精英已经逐渐阶层固化，北京、武汉等大城市掌握优质的教育资源，家长花大价钱为子女补课、培优，寒门再难出贵子，我们为什么要对本就凤毛菱角、日渐艰难、牺牲宝贵赚钱时间来求学深造的文科博士求全责备呢？乡村社会和文科博士都需要彼此的理解与宽容。

 文科博士借助自媒体平台发声，返乡手记通过网络走红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其背后还是前文所述的认同问题。以笔者为例，初中以前，不论成绩、家境、社会关系网络、自我认知都属于同龄人中的核心；高中以后核心分而为三：以市长、副县长、人事局长、财政局长、地税局长、某行业TOP1集团董事孙辈、子女辈为核心权贵圈子；以黑老大CHJ、X氏家族及其相关人员为核心的混混圈子；以清华、北大、武大、华科等名校胚子为核心的优生圈子，笔者虽为本镇中考状元，也曾拿过全县历史第一名、地理第一名、政治第二名，但理科太差，早已沦为二三流的角色；本科以后，作为农村人、外省人、南方人和以学术为志业者，被排斥在以特定地域人群为主体组成的某种具有官方赋权学生组织主流圈子之外而处于边缘地位；研究生之后，非211身份和经济社会网络支持基础的薄弱成为挥之不去之痛。好在虽无北大博士代苍生立言的天子门生之自信，但金本银硕烂博士，作为本县在人大在读学生中硕果仅存者，人大所带来的权力想象与暧昧气息，整体上也让笔者在与社会的互动中不至于被嘲讽，多了些温良恭俭让的从容不迫，少了些决一死战不安天命。只有在自媒体这一方空间，笔者这一社会中的“边缘人”居然能走向虚幻的中心，运营“青年史学家”微信公众平台所带来的品牌效力、人脉资源、学术视野和经济红利，才让笔者找到一丝丝认同。30年改革开放风云卷动，中国社会天地翻覆，不断撕裂整合，不断寻找向上空间的文科博士们身处其间，今夕何夕，高不成低不就，实在是不足为外人道。

返乡手记背后折射的是整个中国农村的沧桑巨变，华中师大中国农村研究院在教育部2016年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评分高居第一，近年来发动学生以口述历史的形式记录中国农村发展，成绩斐然。笔者非农业专业学生，只能就历史学中的几种乡村解释学简单做一下注脚。美国人类学会前主席罗伯特·睿德菲尔德以社会领域、市场和网络作为乡村社会的分析范型，依据该模式，乡村社会的衰落与其和外界的互动关系有关，即只出不进，处于出超状态，城市对农村优质资源造成虹吸效应，导致农村社会破产。杜赞奇以文化权力、盈利型经纪人、保护型经济人和内卷化等术语来描述乡村社会，虽然杜赞奇这里的分析样本是晚清以降华北农村，但从当前看来文化权力更适用于宗族和宗教盛行的华南农村。以乡绅为代表的保护型经纪人向以黑社会加宗族为代表的盈利性经纪人的转变虽然符合本村实际，但这与晚清政府高税负造成乡绅破产不同，这种让渡实际上是以农村类乡绅势力流入城市之后造成权力真空而决定的。费孝通提出了江村经济、差序格局和苏南模式，苏南集体经济和温州模式是中国模式的独有创举，在广东前店后厂外贸模式转型，促进内需的大格局下，农民工失去就业机会，在家乡就地就业，贫富差距较小的苏南模式值得试验性推广。梁漱溟、晏阳初改良主义路线，促进科学文教卫的发展，这种主张在当下也有体现，一些NGO组织也在从事一些再造乡村的试验，有的以农业合作社的形式，有的以书院的形式，整体上没有听到过特别知名的案例，不过政府联合民间力量，以社会资本回馈乡村也未尝不是破局的一种可能性。

温铁军提出“三农问题”，这是目前新农村建设的官学，整体上国家废除农业税、退耕还林、粮种补贴、农业机械化、促农转工、土地流转、精准扶贫都是沿着这一条路子，这条路子取得了一些成效，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贡献了巨大的力量，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积累，本村农户即使收入最低的都至少有20万存款，每户居民在县城买房都不是大的问题。据镇上农村商业银行的人透漏，隔壁三口堰村、花石岩村因为林地流转基本都到了农户手中，又有对节白蜡等树种资源从事盆景行业，户存款达到一两百万的都不在少数。2016年精准扶贫基本上实现了公路、电路、水路、广播路和网路五路通，村里的贫困人口基本上都在镇上做了新房。农村淘宝在本镇也开了三个网点，以蜂蜜、香菇、木耳、葛粉等土特产为代表的农村互联网经济已初见端倪，方兴未艾。但需要警惕的是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要防止一些别有用心者利用农民信息不对称骗取农民手中土地，目前安徽省进行土地流转试点，每亩耕地回收价格为3-5万，果能实行，对农民来说应该是一福利。之前本县林地流转，（据未可证实消息）结果百分之八十到了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团队或个人手中，本村16000多亩林地流转，近10000亩在公司和村干部手中，导致居民享受红利有限。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赵月枝是研究农民口述史的权威，从2015年7月开始，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和浙江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组成一个团队在千年古村落河阳村开始农民口述史的研究和书写工作。他们认为中国农民在极为广大和深刻的层面经历了波澜壮阔20世纪历史，但他们缺少使用象征符号表述的能力和资源，做“底层口述史”无疑是构建“革命中国”“乡土中国”和“农民中国”的较优路径，而这种叙述多以“诉苦”和“忆苦思甜”切入，包含着一种去阶级政治、去现代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及农民与国家的二元对立。赵月枝及他的团队所做的工作实际上与文科博士的方向手记构成中国乡村变迁史的两个层面，也为从“乡土中国”等文化角度理解乡村沧桑巨变找到一条新路。

秦晖提出“关中模式”农民学，对传统语境下农民研究进行反叛，苏文的西北农村研究、陈汉笙华南农村研究、费孝通华东研究研究、黄宗智华北农村研究，也都为我们认识中国农村提供了一些新的视野。以笔者返乡有限地方性经验及以上几种乡村解释学可发现，文科博士返乡手记也好、中国乡村众生相也好，都不能简单看待，要有“不虚美，不掩恶”的正确态度。笔者所在的乡村虽已渐趋衰亡，但从这个乡村依旧走出了共和国的副部级官员和厅级干部，依旧走出了资产过亿的老板，他们有的在广州办厂，有的在宁夏开店子，有的东北做生意，即使在中国的的经济中心上海，也有村里人办的翻译公司和参与建造的大轮船。诚如笔者在武汉到南京的列车上听到的“上海某块都是六安人的天下”，在那些钢铁森林与熙熙攘攘之中，那些跻身新贵阶层的农村伢子坐在高档咖啡厅里通过网络视频联系家乡的亲人，即使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但是在过去三十年它确实真实的存在过，局限于乡村看乡村实在是浅夫下士愚蠢的把戏。犹如历史学中的“非碎无以立通”，文科博士的返乡手记和农村不可避免的“衰落”实际上是中国这艘巨轮发展历程中一个必要的准备阶段，涅槃之前必然要经历阵痛。

在北京、广州、武汉、县城、乡村的过年竞赛中，县城大获全胜，“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穷山恶水，生存艰难。毛主席当年《湖南农民考察报告》和“寻乌调查”入木三分的剖析了中国农村的多色光谱，当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超过百分之五十，农民工人数逐渐超农民人数的时候，我们需要新的眼光。“夫宰相必发于州郡，猛将必起于卒伍”，中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单位，1600多个县，县域经济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内需新的增长点，为扶植县域经济，湖北省早在多年之前就启动省直管县（副地级市级别）行政区划改革，共设立天门、仙桃、潜江三个副地级市，作为恢复国家—省—县（市）正常三级行政区划的一个探索。在本村的婚俗习惯中，在县城买房成为婚娶的最低配置，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积累本村农户中即使收入最低者也至少有存款20万，在县城买房并不是难事。县城早已成为沟通大城市（北上广深汉）与乡村、节庆与日常、留守一代与打拼一代的枢纽，即使常年在外，身边的妻、县城的房、老家的父老总会让人安心。但县城也有其问题，城市社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催生了广场舞大妈的出现，公园等公共空间的出现对于已经熟悉了茶馆生活的县城新一代也提出了挑战，城乡两型社会如何实现深度融合和无缝对接，应该值得每一个人的深思。“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时代洪流滚滚向前，叹“无可奈何花落去”之外，正当时“看眼前风景正好”。

说明：本文皆为笔者所见所闻所思，可能有失实之处，仅限于学术交流。涉及敏感问题尽量都已经过模糊处理，思虑不周之处，除非对本人经济利益和社会名誉造成极其重大的损害，否则绝不因小害大，轻易删除，殷鉴不远，望对号入座者有优容学术讨论之雅量。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社会学吧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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