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清除专制因素，才是建立一个不需要控制和维稳的（乡村）社会的前提。
《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以下简称《中国乡村》）是萧公权先生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执教时所撰写的一部英文著作（1955年脱稿，1960年出版发行）。此著作在萧氏的学术成就中，在篇幅、立意和研究方法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概而言之，该书以传统素材和方法，对中国政治问题进行了现代政治学科意义上的分析，既回应了当时政治学研究的变革趋势，又坚定地把中国问题安置在政治学的研究范畴中。
萧先生的弟子汪荣祖曾言：“公权先生曾不止一次半开玩笑地向我说，他学的是政治哲学，平生所做的都是历史工作”。[1]所谓的“历史工作”恰好是萧先生对现代中国政治研究的探索和贡献所在。在这一前提下，萧公权对中国现代政治学的贡献，体现为对西方政治理论的引介（《政治多元论》）、传统政治思想的整理（《中国政治思想史》和《自由的理论与实际》）、政治制度的剖析（《中国乡村》和《宪政与民主》）等[2]。因此对《中国乡村》一书，不能单纯地就文本进行分析，而应该将其与萧氏其他著作一起放在中国现代政治学研究的视角下进行解读。
1、统治技艺：传统基层政治运作的勾画
从该书研究对象的时间维度来看，19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王朝逐步衰落和走向近代化的政治转型，帝制的循环将迎来突破性的终结，民主共和政体是政治转型的趋势。民主共和的阻力和动力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居民（包括士绅）有何关联性？也就是说乡村居民的生活、态度、情感、认知的转变，与帝制的终结有多大程度的关联，是否以一种全新社会关系的变革促成新政体的建立，还是仅仅只有政体名称上的变化？同时，新政体是否消除了以往统治者与民众利益背道而驰、互不相容的状况？这种研究，萧公权直言：“除了可以揭示一些导致帝国体制衰败的力量和因素，或许还能够为后续历史发展提供有益的线索。”[3]在空间维度看，“尽管有关帝国一般行政系统的论述很多，但不论中文西语的著作，对于这种最底层行政体系——或者说是基层的行政体系——的结构和功能，论述都是相当少。这样帝国体系的一个重要面向就被忽略了。”[4]因此，萧公权的目的还在于研究帝制的基层行政体系是如何运作的，效果如何，即这一基层制度面对历史和自然环境的变化，怎么处理出现的问题和危机。
《中国乡村》的框架构成和简要内容是：“首先探察十九世纪中国乡村的形态和情况，介绍乡村社会的区位状况。包括两个方面：村庄、集市、乡镇的状况以及作为行政机构的‘保甲’与‘里甲’内容；然后考证清政府管制乡村的制度和措施，即维持治安的‘保甲’体系、赋税征收的‘里甲’体系、救助的社仓等灾荒控制体系以及教化的‘乡约’等意识形态控制体系；最末检讨政府管制对于乡村的影响和村民对于政府管制的反应，述及乡村控制的作用、宗族与乡村控制、乡村对控制体系的反作用等。”[5]
19世纪的基层行政体系，源自对传统的因袭。清朝政府的统治沿袭了明朝的统治方式，史学家黄仁宇曾形象描述过这种统治方式，“它（指明朝）看起来好像一座大村庄而不像一个国家，中央集权能够达到如此程度，乃因全部组织与结构都已简化”。[6] 清朝以简化的组织结构，在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下，统治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其中央集权的行政控制只能到县一级，想把行政控制和军队控制扩展到每一个村庄或小镇，自然是不可能的，可以说“皇权不下县”。因此，清帝国的统治者必须尽可能强制性地控制社会，以保证帝国政治的稳定，维持帝国的长治久安。在这样的情况下，清朝历代皇帝采取一系列抑制性措施，运用各种有助于官府控制的地方组织作为基层行政机构，把帝国控制延伸至农村层面。
从表面看，这些基层机构及其职能的设计，的确体现了“帝国统治的技艺”，以较少的成本，实现了最大规模的控制。现代国家的构成要素——官僚机构、常备军、税收、成文法及初步统一市场[7]，基本上都能得到基层行政体系的支持和巩固。
尽管这种帝国的统治技艺，设计非常精妙，但是以维稳和控制为目的的制度设计，是一种应变性很弱的运作机制。萧公权认为，乡村的控制系统可以在两种情形中获得成功：一是存在一个完全有效的官僚系统，用以引导和监督系统本身的运行；二是有一个相当稳定的农村大环境，大多数居民能保有宁静的心态并能过着富足的生活。[8]在清帝国统治的前期，这些条件都基本具备，农村控制系统为帝国的稳定确实做出了重要贡献。面对自然灾害等突变状况时，由于中国农民忍耐和顺从，帝国能渡过危机。但在19世纪帝国开始走下坡路，自然灾害频繁，西方力量进入时，“清帝国的乡村统治是没有效果的。”[9]
为什么没有效果？如果以概括文本内容的方式来简答，就是专制制度的控制，造成“上下一日百战”、矛盾不可调和的格局。这种简单的结论归纳，实际上是对《中国乡村》独特研究模式的不经意忽略。研究方法是结论是否可信、研究是否规范的重要判别标准。所以，只有结合《中国乡村》的研究方法才能真正理解结论。
2、以史实补遗现代政治存在：
研究方法的别致
当时学界对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运作的勾画，刨去意识形态的研究，大体有两种代表性的模式：一种是带有社会（人类）学意味的研究，认为秦汉以来的中国基本上是一种农业社会构成，乡（农）村基本生活的描述是了解中国政治的关键，如明恩浦（Arthur Henderson Smith）、葛学溥（Daniel Kulp）、费孝通、杨懋春等；一种是宏观系统性的研究，把秦汉以来的传统中国政治视为专制政体，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马克斯?韦伯、卡尔?魏特夫、巴林顿?摩尔等学者。有趣的是两种模式内部各自都存在相互冲突的观点。明恩浦认为，传统的中国村庄就是一种“自治的”、“民主的”、“自主的”、“小型共同体的自治”[10]，马克思?韦伯则谨慎地认为“这种宗族势力实际上就是在中国经常讨论的那种‘民主’的体现……同‘现代’民主毫无共同之处”。[11]杨懋春则从村民对公共事务无知、服从和胆怯的态度，赞同伯吉斯（J. S. Burgess）关于中国乡村是小型寡头政体的判断。[12]萧公权在华盛顿大学的同事魏特夫（汉名魏复古）在1957年出版的著作《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中，明确地把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发展为“治水社会”，认为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需要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维持农业生产。这样的工程需要大规模的协作，这样的协作反过来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要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的组织网。控制这一组织网的人总是巧妙地行使最高政治权力，于是便产生了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主义”。而且，复辟“东方专制主义”是“治水”社会不可逃避的命运。[13]萧公权没有明确反驳魏特夫的观点，但是对魏特夫的学术思想是不认同的，认为其“研究方法和观点都大有问题”。[14]而对于有关中国乡村的研究，萧公权认为：“很少人对其观察到的现象下功夫分析，有些还存在着错误概念和错误的解释。这些著作中充斥的悬而未决的解释歧异，常常让读者迷惑不解。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有系统的处理。”[15]
萧公权对中国乡村的研究，用他的话说是“垦荒”。[16]这种垦荒首先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当时美国的中国研究处于“行为主义潮流在50年代蒸蒸日上…60年代接近统治地位”[17]的大环境下，出现了一些“随心假设，放手抓证的产品”。萧公权认为，这种方法往往是先设立“假定”然后收集资料来“证明”，他不敢也不能采用这种研究方法，而是“放眼看书”辅以“小心抉择”。这一步工作做得相当充分了，不必去大胆假设，假设自然会在胸中出现，不必去小心求证，证据事先已在眼前罗列，其实假设是证据逼出来的。[18]三年时间翻阅近千种中西文书刊，两年时间写作，一部二十四万字正文，一万六千字附录，二千一百八十多条注脚的著作，[19]把中国乡村统治的来龙去脉，种种变化引起的各种反应，完整、清晰地呈现出来。
“保甲”、“里甲”、“赋”、“役”“常平仓”、“义仓”、“社仓”、“乡绅”、“乡约”、“说喻”、“祭祀”、“老民”、“老农”、“乡祭酒”、“书院”、“社学”、“义学”、“宗族”等，本来是履行公共职能的机构和自治组织，但在专制统治的控制逻辑作用下，公共职能变异为维稳与压制，不能根本解决社会问题和矛盾，反而使矛盾累积。当19世纪自然灾害、西风东进等突变情况发生后，帝国控制下的乡村出现了“莠民”、“劣绅”、“争斗、暴动、盗匪、造反”、“排外暴动”，最终拖垮了帝国。农民成为19世纪几次特有的大动乱的工具。那么中国的乡村居民是否能通过现代性革命，建立一个自治性质的政府，摆脱千百年来被控制、被牺牲的命运呢？从萧公权最后强调士绅阶层和农民在社会变革中的各自作用来看，答案不是很乐观：“那些从帝国体系幸存下来，没有因1911年革命而改变其根本特点的农民，事实上将是下一场革命的丰富遗产。”[20]
3、研究启示：中国现代政治的诉求
《中国乡村》出版后，在美国学界获得很高的声誉，“有人谓此书代表史学界罕见的成熟，亦有人认为乃韦伯(Max Weber)出版论述中国社会宗教之书后的最重要作品，更有人建议应列为政治、社会组织、人类学，以及亚洲研究等课程之必读书。著名的美国人类学家史金纳(G．William Skinner)申言人类学家有此一册在手，始可信而有征地分析中国，并进而作各种‘跨越文化的尝试’(cross-cultural tests)。史氏名作《中国乡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显然自萧著中吸取大量的灵感与养分。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即于同年以第三届人文学术奖(奖金1万美元)赠萧公权先生，誉为‘融合中西两个伟大学术传统的精华’。”[21]
从史金纳的评论来看，“融合中西两个伟大学术传统的精华”，是美国学界对此书的肯定。萧公权也曾自谦：“（杨联陞）指出中国学者长于收集史料，美国学者长于论断史实。两者应相辅相成。使前者不至于见树而不知林，后者不至于“把天际浮云误认为地平线上的丛树”……我平素所做带着‘野狐禅’意味的工作不能代表中国学者的正宗法门，但也想对少数美国学者所走的方便法门有所匡救。”[22]当时美国政治学的研究特点，是以“行为主义”著称的科学主义，[23]对于中国的研究侧重传统-现代、冲击-回应等研究模式，都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这些研究的特点是事实和价值分离，认为中国政治只具有社会学、人类学上的研究意义。这些研究对理论上合理的政治体系的展望和期待，能否与历史实际一致？萧氏自谦的“有所匡救”，实际上符合“融合中西两个伟大学术传统的精华”，不仅仅是中国和西方的融合，也是价值判断和事实依据的融合。事实来自典籍（除了官方典籍还包括方志、宗谱、家谱这些研究者不太注意的资料）的诠释，这种以史带论的倾向并未完全把价值问题抽离。当问题的事实、发展脉络清晰地呈现后，必然带出应然性思考。
《中国乡村》通过历史脉络的阐释和隐含的价值关怀，启迪了人们思考现代政治问题的关键点：专制制度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矛盾，是控制的治国逻辑无法克服的。力图维稳的人身控制、经济控制、思想控制、组织控制、道德控制，只会使村民在“dying in ditches and water channel”和“walking the dangerous path”[24]中选择。同样，对于长期受思想控制的士绅，因为是以将来要拥有特权和处于特殊地位的预期来教导的，这样，扭曲了他们展示道德的动机和削弱了学习知识的热情，转而顺从个人成就和私利的人生哲学。追求思想安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清王朝统治的道德基础最终被削弱。[25]
萧公权的历史叙说，揭示着中国现代政治的诉求：清除专制因素，才是建立一个不需要控制和维稳的（乡村）社会的前提。
注：注释从略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战略与管理》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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