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一一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
中国社会是超大型社会，又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社会，为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不仅需要人们的决心、毅力和奉献，而且需要人们对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作各种理性的思考和探索。近期出版的王沪宁教授新作:《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认真分析了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的变革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把近年来有关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思考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当今中国社会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发展而来的。尽管四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政治发展，已使得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但就总体而言，中国社会并没有根本改变农业社会的格局。80%的人口至今仍居住在乡村的事实，足以说明问题。因此本书作者指出，“乡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的”。
中国乡村积淀了几千年中国历史，一定程度上是农业社会的活化石。历史文化传统在乡村具有很大的力量，其中又以作为中国乡村传统的组织特征和文化特征的家族文化最具影响力。
本书作者所界定的村落家族文化，是指以自然村或行政村为范围的家族关系以及由它产生的种种体制、行为，观念和心态。自然村或行政村是中国社会最基层的组织，因此，作者所要探讨的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来说，就不仅仅具有一般家族文化的意义，而且具有很强的社会政治意义。
近年来，经济体制改革有力地推进了中国乡村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消解了传统影响力;但是这种发展却是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下实现的，因而发展本身又无形中为家族文化的某种复苏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于是，在经济体制变革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乡村传统出现了消解与复苏并存的局面。
与此同时村落家族文化也呈现出双向运动:一方面，村落家族文化受历史运动总态势的推动，逐步走向消解;另一方面，七十年代末以来，为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农村发展)而采取的各种改革措施和各种社会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市场机制和大众传播引起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在产生强化村落家族文化的客观要求和主观愿望。这种变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结果，符合现代化潮流，但它所具有的负效应，毕竟给中国社会发展提出了新课题。本书作者在考察中发现:现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的这种双向运动，已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产生影响。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经济生活方式下，农户承担了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源的首要任务，基层组织的资源积累和提供功能已被大大削弱。在这样情况下，家族结构就随着自身在经济生活中重要性的提高而重新抬头，从而使家族功能越出家族系统范围，具有社会意义。与此相应，乡村基层组织的社会管理与调控功能严重削弱。作者敏锐地指出:这种发展可能产生两个后果多一是利益区域化解体，利益家族化强化多二是社会政治体制从村落家族退出，广大农民游离于社会宏观控制。为此，社会体制必须适应变化了的乡村社会，并变革自身。作者明确指出，如果不及时创新体制，让这种状况发展下去，将会影响乡村的政治发展，影响整个社会的调控水平和调控质量。
本书作者认为，村落家族文化长期趋势的消解与短期表现的回复的矛盾;社会体制的宏观加强与微观弱化的矛盾，已成为中国村落家族文化总体发展的两个基本矛盾。这两个基本矛盾正在引起或将引起乡村社会机制的许多方面的逻辑与理论上的矛盾。如社会有限资源与超大规模的需求的矛盾，调控形式与发展规模之间的矛盾，社会体制的秩序原则与家族文化秩序原则之间的矛盾，松散的行政体制与消解村落家族文化之间的矛盾，经济活动的发散性与组织体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发展的社会性与村落家族的血缘性之间的矛盾，发展了的生产力与庞大人口之间的矛盾，集体事业的资源不足与家庭积累方式之间的矛盾。为了着手化解或解决这些矛盾，保证中国社会长期顺利发展。作者提出了推进中国乡村发展的总体思路:一是体制创新，二是革故鼎新村落家族文化。如果说前者是近期方案的话，后者则是远期的构想。
作者认为体制创新的依据并不在于村落家族文化变化本身，而是在这种变化背后的经济关系和物质关系的深层性转换:(1)财产转换，即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以及财产主体相应由集体组织向家庭组织转移。(2)行为转换，主要指在经济关系和劳动组织变革后，乡民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行为模式的转换。(3)组织转换，即乡村组织机制的变化，包括人民公社体制消除与乡村体系的确立，集体公共组织的削弱，家族作用的上升。(4)身份转换，即农民由身份固定不自主向身份自主转换。(5)文化转换，即由原先的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较浓的文化氛围向家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较淡的文化氛围转换。这五方面转换的最基本动因自然是来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来自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体制的创新就应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针对面临的问题，进行选择和再造。虽然作者没有具体展现新体制的结构与功能，但作者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总体设想，主要内容包括:增加资源，稳定核心，坚固基础，扩大手段，扶助乡政，理顺人事，完善规范，加强监督。所谓革故鼎新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的构想，并非主观的想象，而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基础，有其充分的理论依据。作者详细分析了前人有关村落家族文化变革的思想，其中主要有龚自珍与孙中山分别以鼎新组织和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文化适应观，梁漱溟的以“乡村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改造观以及“文革”前试图通过大规模群众运动迅速改变或消除村落家族文化的文化革命观。作者提出的革故鼎新的基本原则是:借助社会发展与转型的力量，在现代化过程中平衡村落家族文化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推进村落家族文化的变迁与转型。显然，该原则的基点在于:把村落家族文化的转变与社会的转型密切结合起来。这一设想是现实的，符合中国社会发展渐进性的内在要求。
社会转型意味着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对中国社会来说，以村落家族文化为主要表征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意味着群体性由血缘关系转向社团关系;居住方式由聚居性转向流动性，组织结构由等级性转向平等性，调节手段由礼俗性转向法制性，经济形式由农耕性转向工业性;资源渠道由自给性转向交易性，生活方式由封闭性转向开放性，历史走向由稳定性转向创新性。这些转变的根本动因在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资源总量的增加。近十几年改革所促成的农村生产发展，已经使村落家族文化在这些方面发生不同程度变化。作者十分重视这些方面的变化，认为这些变化为村落家族文化的全面革故鼎新提尽，供了现实基础。
尽管作者一再认为中国社会的现代需要村落家族文化的消解与转变，但他并不完全否定家庭与家族文化的内在意义和价值。作者以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的深切感受反观中国社会，觉得对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的消解应持现实主义的态度除保守的、落后的、不合时代的成份，同时升华有价值的。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剔，合乎人类群体生活的成份，发挥其潜能。在作者看来，社会是一种大秩序，家庭或家族是一种小秩序，在现代化进程中，这两种秩序原则不是没有协调的可能，关键在于变革传统的家族文化。作者认为村落文化的革故鼎新应该有双重任务:一是创造宏观社会条件促进村落家族文化的消解;二是调控其机制以充分利用其潜能。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表明:社会生活的一切关系形成，变化和发展，都根源于社会物质生活和经济生活。因此，对社会的分析和探索，不能仅以社会表象为主要分析对象，相反，应探索这表象背后起决定作用的现实的社会物质生活和经济生活，这是深层的决定因素。明乎此，作者没有将分析停留在对艰苦调查来的资料的分析总结上，而是探索这些实地调查资料所反映的问题同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揭示出这一变化与发展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影响。作者之所以能比较好地进行这两方面的研究与探索，是因为作者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形成了一个有价值的分析概念:“资源总量”。通过这一概念，作者不仅从根本上把握住了村落家族文化，而且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行了建设性的探索。作者认为，资源总量制约着社会选择组织形式，一个社会没有足够的资源总量，它就只能选择较为古老和简单的组织形式。村落家族文化在中国长期经久不息的原因，就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资源总量一直处于贫弱状态。社会资源总量的贫弱意味着社会不能从宏观上为其成员提供必须要的生存资源和发展资源，而要社会成员依靠自己的群体来获得必要的资源。在这种态势下，村落家族共同体便成为成员不从社会整体获琐资源的替代手段。这‘就无形中加强了村落家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和亲和力。因此，村落家族文化要消解，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社会资源总量的增加。作者指出，可以设想，一旦家族成员可以较为方便地从家族共同体外获得生存资源，村落家族文化就会消解。要增加社会资源总量，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
在作者看来，在中国目前社会发展水平下，社会体制要将九亿农民统合进自身体系所需的资源总量，是目前的生产力水平难以创造的。社会体制的资源总量不足，社会体制就不能有效地，平衡地渗入整个乡村基层，更难直接渗透到乡村基层中的每个家族共同体和乡民。这为中国社会客观现实所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基层组织所具有的调控能力，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正是由于充分认识到了这一关键点，作者才会对变革中乡村基层组织调控和组织社会生活能力的削弱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共疾呼:社会体制必须适应变化了的乡村社会，并变革自身。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但由于本书不是就文化谈文化，而是从中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来把握和分析村落家族文化，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是一本政治学著作。本书后半部十五篇有较高水准的调查报告，不仅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丰富材料，而且也为本书增色不少。作为同行，还从此书感受到:中国政治学已从纯理论研究走向实实在在的现实间题研究;中国政治学的生命力在于对中国社会的研究。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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