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

自18世纪工业革命后，世界各国纷纷走向现代化进程以来，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争论从没有停止过。早期人们大多以批判和否定为主，将传统视为现代化的对立面，认为家族文化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应该全部摧毁。马克思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提出儒家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而儒教伦理中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其家族文化，每个中国人都处于家国之中而并非单独个体。也有人很早就看到家族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认为可以利用家族文化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如孙中山主张“以宗族为基础结成的全国一体能够抵御外来侵略”，^[2]梁漱溟和晏阳初等人则强调“文化改良”，尤其梁漱溟极力推崇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只能遵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道路，而不可走其他道路。^[3]当现代化进程走到今天, 在新的发展性危机日益逼近时, 人们应该重新探讨现代性和单线式的人类进步观, 重新考察已被踢开的传统文明的一切有价值的遗产,^[4]因此在唯物史观视角下重新审视家族及其带来的文化影响，是极其有必要的。

本文将首先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出发，分析其中体现的唯物史观，尤其着重阅读书中关于家庭问题的论述，了解家庭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以此为基础对比阅读《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王沪宁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结合实证调查和理论分析,从根本上把握住了村落家族文化的鲜明特征及其在当代的消解过程。最后将眼光放在当下，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要如何对待以家族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课题，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其现代性价值。

一、从唯物史观出发，阐释家庭的起源与发展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全面考察了家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原始社会中，家庭演进的每一种形式都与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而且每一种形式产生的深层原因与根本动力都是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从原始杂乱性交到血缘家庭（第一种家庭形式）过渡的动因是生产力发展，随后恩格斯依次考察了血缘家庭、普纳路亚家庭、对偶制家庭、专偶制家庭，毫无例外都是由一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导致的结果。

恩格斯借鉴了摩尔根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从动物状态过渡到人类的史前时期、蒙昧时期、野蛮时期以及文明时期。家庭首先产生于人类物种繁衍的需要。“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成年雄者的相互宽容，没有忌妒，则是形成较大的持久的集团的首要条件，只有在这种集团中才能实现由动物向人的转变。”^[5]在“实现动物向人的转变”即脱离动物后的第一个家庭形态就是群婚制，这是最古老、原始的家庭形式。“整群的男子与整群的女子互为所有，很少有忌妒余地的婚姻形式。”^[6]群婚制，按先后顺序分血缘家庭和普纳路亚家庭两种形态，前者排除了祖孙间、亲子间的性关系，而后者进一步排除姊妹和兄弟间的关系。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到野蛮时代的对偶制家庭, 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妻，而他对于这个女子来说是她的许多丈夫中的最主要的丈夫。^[7]从群婚制到对偶制的过渡是长期的，也是自然选择进化的结果，恩格斯引用摩尔根的话：“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之间的婚姻，生育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种。”

正如血缘家庭之与蒙昧时代、对偶制家庭之与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相对应的是专偶制家庭。专偶制家庭和对偶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婚姻关系要牢固得多，这种关系现在已不能由双方任意解除了。^[8]值得注意的是，专偶制从一开始就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专偶制。^[9]从蒙昧时代一直到野蛮时代，都是典型的母系社会、共产制家庭，因为在原始社会不能确认生身父亲，只承认生身母亲，所以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10]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开发出前所未有的财富的来源，并创造了全新的社会关系。”^[11]财富的增加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成为家畜和奴隶的所有者，但母权制使得子女不能继承父亲的财产，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场废除母权制的革命。恩格斯说：“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Familia这个词在罗马人那里，它起初只是指属于一个人的全体奴隶，罗马的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并且对他们握有生杀之权。^[12]为了保证子女出生自一定的父亲，妻子便落在丈夫的绝对权力之下了。^[13]可以说文明时代天然地建立在男性对女性统治与压迫的基础上，这种情况在我国古代也有充分的体现。所以在恩格斯看来，专偶制的起源决不是所谓个人意志或爱情的结果，“专偶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 “它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14]

从群婚制到对偶制，从对偶制再到专偶制，人类家庭的每一步发展似乎都是一个个伟大的历史进步，但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因为在这种进步中，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15]专偶制内在的矛盾性也决定了它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必将被新的家庭关系所取代。“根据以往的全部经验来判断，与其说会促进妇女的多夫制，倒不如说会在无比大的程度上促进男子的真正的专偶制。”^[16]随着夫妻不对等地位的终结，人类将迎来建立在两性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的真正一夫一妻制，那才是人类家庭的未来。

通过梳理家庭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看到家庭的形式、性质、职能、发展趋势以及以此相联系的伦理观念，都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因此恩格斯在1884年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提出“两种生产”理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生产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衣食住行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17]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自身的生产在较大程度上支配着社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是恩格斯所说“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18]因此，物质生产始终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原始社会，血族关系之所以对社会制度起支配作用，归根结底还是由于物质生产不发达的状况造成的。

二、从现实出发，理解中国家族文化的特殊发展路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从宏观上揭示了氏族社会向政治社会转变的根本原因；但“中国的村落家族很少单独地演进成政治社会，大多数长期游离于已经形成的政治体制之外。”^[19]联系中国社会实际，村落家族文化在传统社会中始终存在，且居于强势主导地位，但西方的家族文化似乎趋于消亡。“中世纪的西方，宗族的作用就已烟消云散了。可是在中国，宗族的作用却完完全全地保存了下来。”^[20]“家族本位是中国社会特色之一，中国人除了家庭，没有社会”。^[21]为什么西方的家族文化早已不复存在，而中国经久不衰？

王沪宁在《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一书中多次引用恩格斯关于氏族制度的观点，他认为“家族文化与原始的氏族制度有密切的联系，”“儒家文化基本上也是从原始的氏族人伦关系中发凡出来。”^[22]在我阅读这两本书时，也不断地感觉到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与原始氏族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恩格斯描述的氏族公社主要靠血缘纽带维系，且“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无论对其他部落的人来说或者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是如此：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23]而王沪宁归纳出村落家族文化的八大基质，即血缘性、聚居性、等级性、礼俗性、农耕性、自给性、封闭性和稳定性——作为一种“原始遗存”的村落家族文化特征表露无疑。费孝通曾描述乡土社会中的家“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24]这符合以父权为核心的专偶制家庭特点。当然，中国后来的村落家族结构与原始人群相比肯定不是完全一样的，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只是说这种变化没有切断原始人群的基质遗传给社会。”^[25]中华民族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之一，其文化绵延了上千年，其与氏族社会当时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为什么中国依旧保留生产力水平极低的原始氏族部落中血缘家族的社会组织形态呢？回答这一问题或许可以从中国的社会文明发展具有的特殊路径说起。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告诉我们，“由于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26]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原始社会是人类的共同出发点。但当人类告别原始社会步入文明社会时，世界不同地区的发展速度与方式都不同步，并非是单一直线发展的，因为多样的环境条件造就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及发展路径。有的地区社会发展轨迹可以概括为“典型模式”，即氏族-部落到酋邦社会、国家的渐进式演变；有的地区主要为小规模的、简单的氏族-部落组织，社会发展长期滞后于其他核心文化区，其后才短期爆发式地进入到高度复杂的酋邦甚至国家社会，可称为“非典型发展模式”。还有的地区并未经历上述完整的发展过程，最终都没有形成雏形国家，甚至有些至今仍然停留在氏族-部落阶段^[27]，比如泸沽湖的摩梭人至今还保留着母系氏族公社的走婚制习俗，这些都展现了在不同生态环境里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在中国，由于农业生产等历史条件，在产生了以地域和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国家政权之后，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不仅没有被炸毁，反而以新的形式保留和延续下来，由此使得中国的国家成长具有与西方不同的路径。^[28]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把一切都变成了商品，从而消灭了过去留传下来的一切古老的关系，它用买卖、“自由”契约代替了世代相因的习俗，历史的法，^[29]因此西方国家完全冲破了家族血缘关系的束缚，国家取代了家族的作用；而中国由于物质生产力没有积累起足够的能力，没有发生质变性的变革，以冲垮村落家族文化这一古老而又牢固的社会生活体制，我们的村落家族文化存在上千年的历史，^[30]中国始终处在家族血缘关系的束缚之中。于是有学者将中国这一“家族与国家处于相结合的状态”称为“家户制”，“家”是指作为社会基本单元被血缘关系所支配，、“户”指作为国家基本单元为地域关系所支配。”家和户合为一体，是传统中国制度的重要特征，反映了血缘关系与地域关系的双重叠加。^[31]

当然，随着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加快推进现代化进程，这给传统家族文化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王沪宁在书中用大量笔墨着重介绍了从土地革命、合作化运动、公社时期到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变革过程。他特别强调，“虽然村落家族文化表面上受到暴风骤雨般的震撼，但这种震撼是相当表面性的……因为真正能够动摇村落家族文化基础的应该是物质生产力的高度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其他变革。”^[32]尤其“文革”时期通常采取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等手段，诸如赶走族长、打倒菩萨、烧毁家谱等行为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村落家族文化，^[33]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变革导致生产力快速增长，才是促使家族文化的内部机制不断消解的根本原因。

三、从未来出发，展望乡村全面振兴中的文化基点

王沪宁在《村落家族文化》一书中精辟分析了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在当代的历史总趋势是消解，虽然有时会出现短暂的回复现象，但这只是特定现象。^[34]一方面，因为中国幅员范围甚广，家族文化在中国已经扎根太深、太久，长期的消解过程不会讯速地完成，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因此需要通过社会体制的调控使促其消解的力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村落家族文化仍然有其正面的因素，总趋势的消解并不意味着家族文化要彻底消失，只要家庭还存在，就可以“继续发挥家庭体制甚或家族体制的潜能。”^[35]王沪宁的观点也与我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一贯态度是一致的，对于一些不利于现代化进程的，迷信的、落后的、愚昧的消极成分应当果断摒弃，但一些适合于中国社会的文化特性应当予以保留甚至升华，比如必要的人伦秩序是需要的，关键是如何发展出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人伦秩序。^[36]

展望未来，乡村振兴从何处着手？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如果循着乡村中“家”的味道前行，或许会发现新的文化基点。

传承家族文化传统，让教育活起来

有时候，一个家族就代表了一个地方的文化。重视教育，是一个家族长盛不衰的基础。通过教育，才能形成良好的家风学风，确保人才辈出，永远处于时代浪尖。比如有700多年历史、位于湖南省浏阳沙市镇的秧田村，是远近闻名的“博士村”，村里对文化教育的重视是一以贯之，他们自古以来就勤耕重读。村民一边耕田犁地，一边读书认字，形成了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从这里走出了大量秀才、举人、进士和大学士。到了现代，耕读传家的传统依旧保持着，便有了今天大学生、硕士、博士群体的涌现。博士村充分体现了家族中重视教育的文化传承，家族的文化熏陶对下一代的培养具有极强的推动作用，而这样一种家族传统的力量，不是简单一两天可以形成的，需要持续不断上百年历史的积累。

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37]家风并不是虚的，它实实在在地在一些家族的历史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家风应该是已经付诸实践的做法与事实，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宣传话语中的空中楼阁。现在基层常常会开展家风建设活动，初衷都是好的，但如何推动“知家风”变为“家风行”，知行合一方能真正将优秀家族文化传承下去。与此同时，我们也都应该反思，并不是所有的家族传统对教育都是正面的影响，传统的家长制极大程度地抹杀了孩子天真烂漫的创造性，一味强调对长辈的服从会导致学习的积极性大幅降低，如何探索一种结合传统文化的新型家庭教育理念来推动现代教育的发展也是值得深思的课题。

维系家族情感纽带，让乡村暖起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步伐加快，出现乡村传统文化断代、文明演化断流等问题，造成乡村“空心化”，致使传统乡村失去“家”的味道。“现代社会并非是一个不需要家庭情感的社会，而应该是一个把家庭情感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的社会。”^[38]

每一个家族都有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对老建筑、祠堂、家谱等家族文化物质载体的保护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家族传统活动如舞灯、赛龙舟、祭祖、唱族戏、婚丧嫁娶等软文化的传承需要进一步重视，努力将传统的家族文化载体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紧密融合，从而唤醒大家对于文化之根共同的记忆。理想中的乡村，是能让人心灵放松的地方，回到家乡就好像孩童回到母亲的怀抱。哪怕外出打工离家再远，通过家族情感纽带，也可以凝聚乡村共同体的力量，让广大乡村散发家的浓浓温情。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39]诚然，传统的家族文化在现代社会有带来不良偏向的可能，如用人唯亲、裙带主义等，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一边倒地否定其蕴含的丰富文化价值，家族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文明的过去与现在，也或将昭示未来。家本位的“文化基因”已经深深烙刻进每位中国人的血液中，直到今天依旧深深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国之本在民、民之本在家、家之本在孝”，如何将家文化与现代文明有机对接，在全球正面临现代化危机，寻求现代性价值重构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王容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2.

[2]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化[M]. 上海:上海⼈⺠出版社,1991:205.

[3]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化[M]. 上海:上海⼈⺠出版社,1991:206.

[4] 岳庆平.家族文化与现代化[J].社会科学战线,1994(06):107-117.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2.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2.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4.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1.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3.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7.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2.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7.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5.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6.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3.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

[19]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化[M]. 上海:上海⼈⺠出版社,1991:161.

[20]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王容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40.

[21]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22.

[22]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化[M]. 上海:上海⼈⺠出版社,1991:70.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0.

[24]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48.

[25]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化[M]. 上海:上海⼈⺠出版社,1991:32.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6.

[27] 戴向明.中国史前社会的阶段性变化及早期国家的形成[J].考古学报,2020(03):309-336.

[28] 徐勇.中国的国家成长“早熟论”辨析——以关系叠加为视角[J].政治学研究,2020(01).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0.

[30]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化[M]. 上海:上海⼈⺠出版社,1991:32.

[31] 徐勇,叶本乾.关系叠加视角下的家户制政治形态——以传统汉族地区家户社会为基点[J].云南社会科学,2020(04).

[32]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化[M]. 上海:上海⼈⺠出版社,1991:58.

[33]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化[M]. 上海:上海⼈⺠出版社,1991:149.

[34]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化[M]. 上海:上海⼈⺠出版社,1991:279.

[35]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化[M]. 上海:上海⼈⺠出版社,1991:286.

[36]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化[M]. 上海:上海⼈⺠出版社,1991:288.

[37] 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N]. 人民日报,2018-03-09(001).

[38]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化[M]. 上海:上海⼈⺠出版社,1991:287.

[3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26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