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简介：宣朝庆教授，山东海阳人，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助理、中国社会学会理事、中国社会思想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社会建设与管理专业委员会理事、政治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社会思想史、历史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等，近年来致力于中国社会建设与治理思想研究。
问：宣教授，您好！正值一年一度的返乡大潮，您作为长期致力于历史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的学者，您的乡愁如何安放？
宣教授：关于乡愁的安放，我曾经引过一句诗，“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一个人只有离开家乡，才能感觉到乡愁，它是关于家乡的记忆和情感皈依。但是，在城市化时代，一个人一旦离开了家乡，可能就回不去了，就好像一个人离开原生家庭就再难以回去是一个道理。因此，当前的时代乡愁与古代的乡愁有着重大的差别。
现在乡愁使人回不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乡村的公共品供给不足，特别是医疗、公共卫生、教育、娱乐等方面，让人难以适应乡间生活。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过若干年，这个问题会解决。特别是现在城市养老问题突出，养老资源不足，乡村经过适当的社区适老化改造，可能会成为养老的好地方。所以，到时候乡愁说不定也会变成“城愁”。
问：其实现在已经出现“城愁”，天空一旦飘雪,网上就一片“北京变成了北平，南京变成了金陵”之感慨，其实是人们怀念过往那些充满文化和情怀的城市,也有人称之为广义的乡愁。
宣教授：是的，很多人都呼唤老北京，不喜欢水泥森林。人到老年，可能更希望三五好友，安安静静，找个安适的地方，去休养。适老化的农村就是好去处。钓钓鱼，下下棋，享受一下斜阳夕照、小路柴扉，好个去处。
问：您曾经研究过民国知识分子参与乡村建设运动的那段历史，其中的主要发现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与今天的小部分社会精英回到乡村有什么异同？
宣教授：我这些年延续博士期间的问题意识，探讨中国社会建设的独立品格，着力去发现民间社会发展的自主性，所以在2010年左右转向民国乡村建设的研究。由于我做乡村建设研究，习惯于使用长时段比较的方法，所以发现的东西、看到的问题可能跟一般的农村研究者、中国社会学史研究者不太一样。
首先我认为，中国社会自主性是乡村建设持续存在，从宋代以后到民国时期一直是发展的重要动力。这种自主性集中体现在社区自组织的持续发展中。从历史上看，社区自组织往往表现为平民家族建设、社区乡约建设、义庄、义田等制度探索，但是它的核心是知识分子的组织能力问题。所以，我研究过宋代以张载为核心的知识分子，主要看家族、社区、义庄等制度的近世起源；研究过王艮的泰州学派，考察商业社会发展后，儒学平民化的过程及这个过程对于社会自组织的影响。
然后就是考察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这个时期知识分子整体换代，过去的乡绅基本不起作用了，城市知识分子承担起乡村建设的任务，这是中国现代乡村建设的萌芽时期。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有过渡性，他们在知识上、方法上是新的，但是灵魂上是旧的，还有乡愁，还要回到农村。你看晏阳初这些基督徒们晚上在一起不是研究圣经，而是研究王阳明的《传习录》，他们强调以良知去支配行动，改造乡村。他们把乡村的群众当做自己的兄弟姐妹，认为人都是平等的，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也强调要从群众中去发现他们能动的力量，让他们参与其中、乐在其中、发展在其中，而不是让他们当观众；认为对群众进行教育，应该简单、简化、切合实际需要。这些都是阳明心学的思想。
2006年开始，我研究了韩国的新村运动，有个看法:晏阳初、梁漱溟他们的这种实践，应该给1970年代韩国的新村运动很大的启发。新村运动的核心是乡村建设者工作伦理培训，以他们的工作伦理带动农村的道德改善、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套东西是在朴正熙的指导下做的，1930年代朴正熙是日军华北驻屯军的下级军官，应该对华北情况不陌生。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资料显示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希望有兴趣的同学去研究。
当前知识分子中间正在兴起走向乡村的大潮，我接触了几个方面，如乡村文化保护者、乡村儒学的实践者、社区支持农业的促动者，他们都是很有热情的人，也创立了不少社会组织。我也跟他们其中的部分人士有过一点交流。目前，是工业化中期阶段，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的时期，这个时期的能量很大，社会平稳发展，他们应该能做出比民国乡村建设更大的事业。
不过，在这中间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如何去除百年来形成的贱农意识，这是贵院张玉林教授的说法，我觉得很有道理，贱农意识应该从根子上去除，民国乡村建没有这个问题。所谓贱农意识，按照我的印象，张玉林教授1认为，百年来，中国逐渐形成了以工业、城市、工人为上等，以农业、农民、农村为下等的观念，他有长篇大论。二是要注重农村自身的人力资源开发和组织建设，农村没有自己的乡村领导者，这是很危险的。农村的干部资源非常短缺，有能力的人都进城了，所以此时政府应该作为公共品供给的主体，通过党群组织、合作组织的普及教育，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逐步培养，并给予他们经济上、政治上的出路。
这两个问题的背景是，城市化、工业化从农村抽取人力资源，农村要发展就必须有培本固元，在思想上、组织上去完善。我认为这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做好内与外的结合，城市中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再去发挥作用，功效会大一些，单纯依靠城市型的社会工作，在农村吃不开。
问：城市化驱动下，乡村的空心化正不断演化，如何阻止？它是否会形成新的乡村危机？
宣教授：我觉得关于乡村空心化的问题还是要辩证来看。首先，乡村空心化是建立在一个农村人口特别庞大，农村、农业承载力已经难以应付的地步这样一个客观实际上。在这个层面，现代化国家要大力发展城市，发展工业，甚至要向边疆移民，来解决原来农村人口超出承载能力的问题。现在我们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在加速，这本身是一个好事。空心化恰好说明减轻了农村承载量。空心化当然也存在问题，最严重的就是城市化过程不完善，受到户口限制、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城市承载量的制约、城市自身保护意识的制约，农村剩下老弱病残人口，导致农村失去了生机。
因此，我建议大力完善城市化、市民化措施，以人为本，保护家庭的完整性，给予移民适当的优惠政策，鼓励完整家庭进入城市。但是这个过程城市也很痛苦，这要看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城市规模、城市治理思维的开放性。现在这种设想近乎有点空想，可以说城市化发展越快，农村的空心化发展越快，因为优质劳动力资源在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劣质劳动力资源才被弃之于农村。
所谓乡村危机的问题，不能说由于空心化就会加重，乡村危机的根源其实在于乡村自主性的丧失。在中央集权不断加强，乡村成为基层，资源不断服从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的需要，被抽离，乡村危机是必然发生的。这种情况的扭转需要体制解决，真正做好以工补农，城市反哺农村。最近中央出台一号文件，有很多新的提法值得注意。
问：在乡村自主性丧失之下，乡村治理的重点在哪里？是否有可借鉴的模板？
宣教授：目前乡村治理有很多好的典范，比如温岭的民主协商模式，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的村契约化管理，一些城中村的企业化管理模式、广东某些村落的乡贤委员会等，都可以借鉴。其实，还是要培养农民学会开会，增强民主意识，加强民主议事。
注释：
1张玉林教授在其专著《流动与瓦解：中国农村的演变及其动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版）中提到“贱农主义”，指以农为贱的观念、意识、言说、价值取向和政策取向。它表现为压制农民的权利、贬损农村和农业的价值，从文化和价值层面否定、从物理和实践层面上消灭农业、农村和农民。它不只是停留在对农民的制度歧视，而是包括了对农业和农村的轻贱，也即以整个“三农”为贱。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紫金传媒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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