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屡陷质疑风波，地方统计数据造假更是久受诟病。最近一次媒体披露的统计造假事件，是湖南省衡山县和长沙市天心区在统计和“三经普”中虚报数据。2015年2月14日，“新华调查”以“虚涨百倍，造假触目惊心——湖南基层统计造假透视”为题对这一统计造假事件进行了报道。这次造假事件最终导致事发地10多名责任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
作为一个曾经的统计人，国家统计局高调处理湖南基层“三经普”造假事件，让笔者想起了十年前写的一篇拙文：《亲历经济普查——一个县经济普查办公室主任的自述》。2004年，我国开展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笔者有幸成为这次县级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主任。作为“一经普”办公室的主任，笔者直接参与者、策划者和指挥了这次经济普查。在“一经普”整个过程中，很多事让笔者——一个有着几十年党龄和工龄的老党员、老公务员的心灵倍受煎熬。于是，在2005年5月，当“一经普”接近收尾的时候，笔者决定把自己在“一经普”工作过程中所做的事客观地记录下来，整理后就形成了《亲历所经历的经济普查——一个县经济普查办公室主任的自述》。
那是2003年岁末，国务院决定在来年开展“一经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开展的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据悉，开展这次经济普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务院想侧重发展我国的第三产业，因此需要首先搞清楚第三产业的现状，当然，经济普查的作用远不止此。这次经济普的范围是在我国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普查的标准时点是2004年12月31日，普查时期资料为2004年度。2004年1月经济普查进入准备阶段，2004年10月进入实质性工作阶段。
经过单位清查、普查登记、个体经营户抽查等工作，我局将数据上报市局。
因为市里上报的普查数据在省局过不了关，挨了批，主要问题是工业规模以下、商业限额以下单位个数和产值、利润等数字偏小，小于工商部门的数字等，4月30日，市统计局长亲自给各县（区）统计局长打电话，要求各县（区）必须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立即采取措施补救。
如果经济普查数据不能和年报衔接，那就意味着我们已公布的上年GDP存在问题，即虚报，如此势必否定过去一年全省经济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省里的GDP不实，推导下去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也难圆其说，因此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其重要性大于天。当然，经济普查相关数据偏小也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无奈，各级统计部门的领导和统计专家对此缺乏应有的政治敏感性，甚至可以说麻木不仁。早在去年10月单位清查后，统计部门的领导和统计专家们本应意识到，按既定的普查方案进行普查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目的，但是在单位清查后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竟然没有人重视这个问题，进而调整普查方案，防止在正式普查时再出现单位清查时出现的问题。大家浑浑噩噩过日子，上头不发话下面就不做事，等到数字报上去了，到了党政主要领导那里发现问题，才醒悟过来，结果为时已晚。于是临时抱佛脚、慌不择路，只有采取行政手段强迫下面修改数字。
对于市局局长的指示，我们不敢有丝毫怠慢，接电话后局里立即开会研究如何把数据调上去，最后决定全面修改规模以下工业企业普查登记表和个体经营户摸底表上的相关数据，对市里要求上调指标全部按一至两倍的比例放大（具体操作是在数据前加上一个阿拉佰数字）。为此，局里决定“五一”期间局里四位搞专业的同志照常上班，在单位修改数字。经过修改并重新录入、汇总，市里认为数据偏小的指标大幅上升，其中工业规模以下工业企业产值由8426.3万元上调至10213.2 万元，个体工业产值由1877.6万元上调至4514.4万元；贸易业由10390.6万元上调至28143.9万元；全县个体经营户总产值（营业收入）由15163.1万元上调至36205.8万元。修改后的数据于5月3日上报市局。
5月11日，市经普办主任再次给各县（区）统计局局长打电话，还是说各县（区）经济普查一些重要指标仍然偏低。我县的主要问题是工业方面数据上调后仍然偏低。他明确要求经济普查各项数据必须按2004年年报GDP进行折算，如工业总产值必须达到GDP的14%。他说省里对这个问题极为重视，已经召开了由各市分管副市长、市统计局领导参加的紧急会议，很快市里也要召开相应的会议。他在电话中还具体点拨下面把数字做上去的技巧，如把一个加米厂分成几个小厂等。由此可以看出，省、市在普查数据上报的最后关头着急了，已不惜采取强大的行政手段直接干预经济普查的最终结果，以确保普查数据和年报GDP相互衔接。
那么这次该如何调数字呢？对此，大家感到非常难办，因为调动一个数字要同时调动好几个数字才能互相衔接，但为了和上级保持一致再困难也得调。经过大家讨论，最后决定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是继续修改部分规模以下工业企业普查表和个体户摸底表中的数据；二是派人到工商找出四五十户生猪屠宰户的名单（因为有同志发现普查表中很少看到生猪屠宰户，遂决定在这方面做点文章）。这天下午，大家分头行动，一部分人在单位修改普查表中的数字，另一部分人到工商局找来46户生猪屠宰户名单。经过闭门造车，编造出46户生猪屠宰户营业收入1882.38万元，雇员报酬42.58万元，缴税费45.07万元，固定资产原价29.07万元。经过这样一番努力，规模以下工业企业总产值由第二次上报的10213.2 万元上调至16386.4万元。个体工业企业产值由第二次上报的4514.4万元调到10300.6万元。全县个体经营户产值（营业收入）由第二次上报的36205.8万元上调至41891.3万元。其他数据亦作了一些调整。修改后的数据于5月12日上报市局。
5月16日，市政府召开由分管副县长、县统计局长参加的经济普查工作会议，仍是要各县（区）调高一些低于年报数的普查数据，尤其一些敏感指标，如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等指标。会上，分管副市长讲话强调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经济普查数据上报工作，各县（区）不得有漏报、瞒报现象。市经普办主任在会上通报了各县（区）上报的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并特别指出了这些数字和年报数差距，对于各县（区）普查数据与年报存在较大差距的指标点名质疑。我县被点名的是建筑业营业收入太少，只占年报数的3%，而有的县占了年报的80%。
很明显，市里已经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那就是强行照套GDP，不能和2004年GDP相衔接就过不了关，而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市普查办主任明确指出，规模以下工业企业、限额以下商业企业和个体经营户总产值（营业收入）必须占到2004年GDP的70%。
会上，某县分管副县长提出，经济普查工业数据硬套GDP不合理，因为前些年工业数字由乡镇企业局上报，由于目标考核等原因数字报太高。对此，与会领导不置可否，也没有再给时间讨论，两个小时便匆匆结束了会议。
听说还要加数字，局里的同志都惊呼起来，感到再加太困难了。为了不再反复，力争一次达到市局的要求，我们列出了一张经济普查主要指标与年报的对照表，然后逐一对照，哪项衔接有问题就调哪项。不过有的和市里要求差得太大又找不到解决办法也只好作罢。针对市局点名批评的建筑业数字太小问题（主要原因是经济普查和年报口径不同），我们决定叫每个乡镇上报十户木匠、泥匠、漆匠的名单和他们的地址、从业时间等资料，然后由局里根据这些资料编造相关数据。采取这种办法，建筑业个数增加了170个，营业收入增加了887.6万元，雇员报酬增加了42.64万元等。其他一些数据亦作了调整。经过这次修改，全县个体经营户总产值（营业收入）由第三次上报的41891.3万元上调到42882.8万元。修改后的数据于5月23日上报市局。
5月31日，在规定的第二批数据上报国务院一经普领导小组办公室最后一天下午，市局又打来电话，说规模以下工业企业普查数据中工业增加值仍然偏小，不能与GDP相衔接。并提出了具体要求，那就是将工业增加值占总产值的比例由目前的23.4%提高到30%。为此，必须再次修改普查登记表，主要办法是加大普查表中报酬、税金等数据，同时降低生产开支。接电话后我局负责工业统计的同志立即开始操作此事。
纵观这次经济普查，给人的感觉不像是一次全国性的大型普查，整个过程从普查方案、组织领导到试点培训、质量监控等各个环节都非常粗糙和马虎，看不出是在做一项科学、严谨的重要工作，甚至有点像孩童玩过家家游戏感觉——自始至终、从上到下看不到有哪个机构、哪个人是在真正对经济普查质量负责，大家都是敷衍了事。
对于熟悉我国统计工作情况的人士来说，这次经济普查出现目前这种状况并不奇怪。因为，我国大型周期性普查数据质量低下（甚至用“失败”来形容也为过）不是现在才有的状况，只是圈内人不说圈外人不知或不关心，用农民的俗话说就是“马桶盖起臭”。例如第一次农业普查和第五人口普查等，普查出来的原始数据都是一塌糊涂，最后都是经过反复修改、强行衔接而蒙混过关的。大型普查尚且如此，常规统计报表的数据质量就更可想而知了。从某种程度来说，现在的统计工作已经远离统计本应有的科学含义，社会上人们也早把“统计加估计”当成统计工作的代名词，一些地方统计局甚至堕落成为地方领导虚报政绩的御用工具。现在基层统计员报表没有一点谱，随意估计一个数字，有的甚至懒到根本不和往年的数据衔接（当然，如果是列入考核的指标则又是另外一种情况）。现在许多地方统计局的年报数据已不是自下而上逐级汇总，而是自上而下逐级分解。一些重要的指标，如GDP、农民人均纯收入、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单产、固定资产投资等，都是先由上级统计局和同级党政领导定好调子甚至是给出具体数字，然后统计局按领导意图敲定全县总数，最后再把敲定好的“目标数”分解到乡、村。现在年终村会计到乡里开年报会只需带一个公章就行，开会时在乡统计员做好的表格上盖上印就一切OK。
需要指出的是，统计工作并非一贯如此。熟悉统计部门工作的人都知道，过去的统计工作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改革开放初期统计人员的工作是十分认真的。那时县统计局工作人员经常下到一线做调查，如到农田里亲自测产等。那时的乡村统计员的报表也比较真实。还有那时像人口普查这样的大型普查，社会动员工作做得很好，社会各方面都能积极配合普查工作，被抽调的人员热情很高，都有一种政治荣誉感，普查出来的数据质量也比较真实可靠。后来社会经济发展了，统计工作条件改善了，统计人员待遇提高了，统计数据的质量反而下降了，这个问题值得人们深思。
还有一个问题也需明确，那就是仅仅批评统计部门工作不踏实、不能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统计产品和服务，对统计部门也是不公平的。换句话说，统计部门存在的问题是整个政府履职问题的一个缩影。问题的根源还是处在于社会转型期的政府工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说政府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并因此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失范和失序。在政府失范失序加社会失范失序的情况下，政府已无力完成像大型普查这样需要社会高度配合的、精细准确的工作。这是近一二十年来，我国一些大型周期性普查质量不高甚至几近失败的最重要原因。
统计部门要挽回声誉，要发挥统计职能作用，要向科学定位回归，就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如日常报表以抽样调查取代全面报表制度；大型周期性普查方式以专业队伍普查取代“群众运动”式普查；统计局实现取能转变，由做统计向管统计转变，并加大统计执法力度等等。
如今，“一经普”结束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间我国进行了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两次全国经济普查等。那么笔者在拙文所反映的问题是否在后来的大型普查中得到解决？或者说我国日常统计和大型普查是否吸取“一经普”的经验教训，数据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呢？尽管笔者后来没有再担任大型普查办公室主任，并且在若干年离开了统计部门，但从笔者了解和掌握的情况看，主要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对于普查很多重要的数据，笔者虽然不敢使用“造假”“编造”这样可怕的词汇，但“拼凑”“复制年报”这样的词汇还是不能不用的。。笔者期待这种现象能够引起高层决策者和社会有识之士的关注，并采取切实措施推进统计改革，使之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作者系江西省宜黄县政协委员，文史委主任）
（此为原稿，与书刊有出入）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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