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资本下乡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运用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方法，研究资本下乡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与农户可持续生计模式构建。研究表明：资本下乡对农户生计环境和生计资本既有优化效应又有冲击效应；农户生计受资本规模、资本嵌入性、地域特征、政策环境、基层政府角色定位等多种因素影响。构建农户可持续生计模式有赖于通过增强资本的社会结构嵌入性、实现资本规模结构优化与良性互动、增强利益联结模式与地域条件匹配度、优化政策环境、明晰基层政府角色定位等方面来实现结构与制度转变。
关键词：资本下乡；城乡一体化；农户生计；可持续生计；生计模式
序
我国正处于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关键阶段，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农村发展领域将成为长期趋势。学界将近年来工商资本涌入农村经营农业的现象称为资本下乡。受资本下乡影响，资本、土地与劳动力之间的配置失衡状态得到改善，农户的谋生方式、利益格局、发展观念发生深刻变化，农户通过生计资本积累与重组来保障生计安全，转变生计模式以提升生活水平，生计策略选择呈现多元化趋势。然而，资本下乡为农户带来就业、增收机会的同时，也使其生产生活方式遭受冲击。农户可持续生计问题需要关注。可持续生计是指农户能不断维持甚至提高自己生活状况的资产和能力，它能保障农户在资本下乡中持续享受应有权益。资本下乡是城乡融合发展中市场驱动的必然结果，能够激发乡村发展的内在活力。然而，资本下乡还受到政策利益、“土地诱惑”等多种因素影响，资本进入农业领域有多重动机，这会给农户生计环境和生计资本带来哪些影响？如何引导农户在资本下乡中获得可持续生计？这些都是在资本下乡实践和理论研究中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
学界关于资本下乡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资本改造小农。现代化的农业开发项目可以带动区域经济繁荣[1]，资本可以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与就业[2];资本利用资源优势对传统农业加以改造，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集约化，提高了农户的组织化程度[3];资本下乡通过提供就业机会等途径引致农户劳动效率提升，优化农村弱质劳动力[4];资本下乡有利于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实现土地从保障功能向财产功能转型；资本下乡也能催生“新型职业农民”阶层的现代化转型[5]，以及推动村治主体的多元化[6]。另一种观点认为资本消灭小农[7]。资本下乡对小农具有挤出效应，会威胁农民生计与社会稳定[8];土地流转是被动员、被操纵的结果[9]，这带来农民就业、社保等一系列问题，增加了转出土地农民的货币性支出[10]，导致农民生活质量相对下降；流转土地后资本经营存在雇工难、管理难的问题，在市场规律下容易造成亏损[11]，增加了农户生计风险；基层政府出于政策考虑，亦倾向于将资源分配给有一定规模的大户，形成农业发展的“去小农化”[12]。
已有研究偏重于资本下乡对农户生计影响的静态阐述，少有动态分析。生计资本有限性和生计策略单一性是农户贫困的主要因素，外在环境是农户生计转型的重要驱动力[13]。在面对社会发展的不可抗拒因素时，生计的脆弱性决定了农户应对外来风险冲击的手段十分有限。本文将结合在湖北省E市的实地调研，运用理论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深层剖析资本下乡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及关键因素，审慎地提出构建农户可持续生计模式的建议。
一、资本下乡对农户生计的影响
1.对农户生计环境的影响
(1)资本下乡优化了农户生计环境。一是逐渐淡化传统农民的身份特征，推动了农业专业化分工，增加了农民的发展机会。资本下乡加速了土地集聚，使得土地经营模式从分散化向规模化转型。农户自主经营农业逐步转向农民受雇于资本从事农业生产。完全流转土地的农民会进城就业，部分流转土地的农户则实现了务农和务工的兼业配置。二是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形成，推动农户资本联合。龙头企业作为资本下乡的主要载体，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不仅解决了农户就业问题，更辐射带动了当地农业发展[14]。龙头企业对生产原材料的大量需求带动了生产大户和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兴起。为了减少分散农户与龙头企业的交易成本，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得到快速发展[15]。三是促进乡村精英再造，推动能人治村。乡村精英是率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包括退休村干部、返乡创业青年、种养能手或私营老板等。资本下乡为农村提供了职业发展机会，随着乡村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和发展空间持续拓展，精英群体逐渐向农村回流。乡村精英在与资本打交道时拥有更好的资源基础和社会网络，这不仅弥补了契约的缺失性，降低了交易成本，还为乡村精英提供了再造的可行路径[16]。大批精英在村庄治理中逐渐参与并不断成长，在村民选举中脱颖而出，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村庄治理的新兴政治力量。
(2)资本下乡对农户生计环境的冲击。一是大量农地被流转，农户生计难以保证。城市工商资本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具有土地“资本化”取向，对耕地进行非农化使用，造成农户土地流转收益的不稳定[17]。农业资本也会以其规模优势挤出成长中的家庭农场[18]。农户在资本下乡的现代化农业经营中面临着以土地换不稳定发展的风险，农户面临收入与“最后保障”缺失的风险。二是利益空间被分割，小农面临挤压。资本下乡中，工商资本易与基层干部结盟，而农业大户利用资源优势也很容易参与到利益联盟中，农村发展利益被分利集团瓜分。小农户在交易中面临着基层政府、工商资本和农业大户的挤压[19]，极易陷入“不平等交易”中，甚至面临被吞噬的风险。三是制度保障缺失，农户利益受损。对于未参与土地流转的乡村留守小农户而言，资本对他们具有“挤出效应”[20]。资本占据了市场交易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原本发展好的家庭农场不得不与企业签订协议使自己成为“代管户”虽然仍能参与利益分红，但实际上已与契约化的劳动力无甚区别。参与土地流转农户的切身利益更容易受到影响。资本下乡的政策安排大多是基于基层政府绩效和企业项目合作，而对于流转失地农户的存量资源和生计安排却涉及甚少，制度缺失增加了农户生计难题。
2.对农户生计资本形成与积累的影响
(1)加速人力资本积累，优化劳动力质量。人力资本代表着农民知识水平和技术获取能力，其内在价值直接决定了农户掌握其他资本的范围和程度。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比城市薄弱很多。农民整体受教育水平低下，且农户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壮年又大多选择外出务工，留在家中的几乎都是文化水平较低的中老年劳动力。随着资本下乡的推进，资源、政策要素向农村倾斜，城市中创业成功的农民群体开始返乡，这部分具有“乡土情结”的投资者将资本、技能投往农村，对农户人力资本积累起到关键作用。资本下乡促进企业家知识与精神的外溢，这有利于提升农业生产者素质。此外，“外来”资本对劳动力形成大量需求，农民借机进入企业，在取得工作机会的同时还能接触到先进知识和技术，企业举办的培训活动亦能促进农民技能水平提升。总的来说，资本下乡使农户原本较为薄弱的人力资本积累得到提升。笔者在调研时一位返乡创业农民提到：
“我年轻时候进城做工，做小生意，后来生意做大了，也攒了点钱，就回村开了个养殖场，人嘛，总不能只想自己富，我有钱了也得带着村里人一起富啊。我这个场基本都是招本村人做工，我还教他们养鱼养虾。最近几年村子里企业多了，会开些培训会啥的，大家都能掌握先进养殖方法了。”（2016NH01)
(2)物质资本分化，基础设施供给滞后。农户物质资本主要包括住房、农资及道路、路灯等基础设施。农户自有物质资本（家用电器、农用物资工具）基本能自给自足。农户还享有农机物资购置优惠和政府给予的物资补贴，只要不遭遇天灾人祸，其物质资本就能满足生产生活需求。农户大都拥有住房，但房屋基础条件和舒适度与城区相比较为低下。资本下乡后，农户物质资本状况形成两极分化：大中农户通过与企业打交道迅速获利，进而对房屋建造和农资购置加大投入；在资本存量有限的情况下，小农户拥有的物质资本被削弱，生存受到威胁。此外，部分农户由于土地整理搬入新区，也就是所谓的“农民上楼”[21]，农户借助拆旧补偿很容易住入新区，但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却使得他们颇有微词。调研时一位农民说：
“之前X厂跟我们签合同，收了土地才让我们搬到新房子里，我们可都是交了钱的，但是现在还是个毛坯房，他们说要修房子修路，现在一点也没动，最可气的就是说要每人交340元才建路灯，我们觉得生气但又不能不交，现在钱都交了吧，路灯还是没建，你说晚上出去，路都看不见怎么行啊...”（2016NH02)
由此可见，资本下乡并没有满足大部分农户的原有期望，甚至使得农户在物质资本方面的满意度降低。
(3)优化收入结构，但加剧了资金供需矛盾。金融资本主要指农户能够自由支配的资金，经营性收入、存款利息及政府补贴构成金融资本的主要部分[22]。资本下乡以前，农户资金收入普遍较少且构成单一，主要为农业种养盈利。由于种植利润稀薄，加上小农户的分散性与小规模特点，农户很难从农业生产中获利。资本下乡带来对土地和劳动力的适用性需求，资本通过引进先进生产要素使得农业效益大幅提高，依附于农地的农户收入状况大为改观。此外，部分农户选择脱离土地，进入下乡企业务工，这部分非农或兼业农户收入比之前显著提高。笔者在调研时发现，资本下乡后大部分农户放弃了单纯务农，转而务工或兼业，一位农户说到：
“我们以前都是种粮食的，但是粮食能卖几个钱？大家都不愿意只靠种粮食过活，现在来了这么多企业，好多小伙子就把地给人家了，自己出去打工，一个月也能挣几个钱。像我这种年纪大了的，让我去打工我是干不动了，但是企业有时候也需要人，我就偶尔去帮工，农忙时候一个月也能挣个一两千块，比以前好多了。”（2016NH03)
资本下乡优化农户收入结构的同时却加剧了资金供需矛盾。资本投资农业后，农户投资需求骤升，必须以贷款来满足增长的本金需要。然而，贷款难限制了资金供给。笔者调研发现，农户银行贷款门槛太高，且要求有一定的抵押担保物，从而限制了农户资金的获取渠道。
(4)土地经营多样化且产出效益提高，但经营风险加剧。自然资本是农户拥有的直接用于生产的资本存量，在农村自然环境下，主要是土地。自然资本与农户生存环境联系密切，是影响农户生计的资源基础。农户自然资本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土地数量和土地产出效率，前者反映可利用的土地资源规模，后者反映从土地中取得的收益。资本下乡深刻影响农户自然资本变化。一方面，资本下乡带来土地经营的多样化：农户选择将部分土地流转出去，或采取“土地托管”“土地银行”等模式，虽然经营土地数量减少，但获得的收益更高。另一方面，资本下乡实现土地的规模集约经营，提升了土地的附属经济价值，提高了土地的产出效益。X镇的调研证明了这些：
H公司成立之初就以666元/亩的价格将土地经营权从农户手中流转过来，并对土地进行大规模连片整治，再将整治后的土地标准单元以原价格向农户发包，农户成为统一经营模式下的二级生产经营主体，该公司还实行“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经营体制，H公司负责土地整治和基地建设，合作社负责统一生产服务。该村农户收入大大提高。(2016NH04)
需要注意的是，部分企业流转土地是为套取惠农资金。这些企业他们流转土地后并没有依据承诺进行土地整治，而是转向非农用途或将土地闲置，一旦经营出现风险，就选择退出，将损失转嫁给农户。
(5)促进社会网络重构，形成分利团体。社会资本是农户参与组织或自组织形成的社会网，包括一系列社会准则、社会信任与社会文化，具有非规制性。资本下乡会对农村既有社会关系网形成冲击，进而影响农户的社会资本及其生计策略选择。农户间交往方式具有关系取向的特点，人际关系的维持在人情交换的不完全平衡中运作，人情成为农户间交往和构建关系网络的首要工具。以往农村里，农户从事相同的交易和生产，相互联系紧密。资本下乡为农村注入新的社会资源，也对社会网络重构带来深刻影响。乡村社会差序格局决定了社会成员在资源获取上的不同地位，小农户和大户相比，与下乡资本建立情感性关系的可能性更小。下乡资本带着利益交换的意图进入乡村社会“家族加村籍”网络中，更容易与“家族”关系强大者交织在一起，形成分利集团来压榨小农户利益。资本下乡强化了这种关系性的利益分配格局，利益分配权掌握在拥有资本优势的农业大户和企业家手中，形成资本分利团体。这在Y村的调研中可以得到印证：
Y村村长是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大学毕业的他在Y村可以说是知识与地位共存。村长自己经营一百多亩地，这些地主要是别人不种了他流转来的，主要种植柑橘等经济作物。村长透露，自己与下乡企业每年有固定的收购订单，作物根本不愁销路。他请来了自己的数十名亲戚帮忙打理，年底一起分红。村长靠种地收入一年可有几十万，另外还开有一家干洗店，年收入也在十万左右，这对普通村民来说简直是数十倍的收入。（2016NH05)
二、资本下乡中农户生计的影响因素分析
1.资本规模
从一般认知角度讲，资本规模越大，整合资源能力越强，资源配置效率越高，对农村发展和农户增收的带动效应会更加显著，资本规模小会产生产业质量低、布局混乱、竞争力弱、可持续性差、经营不规范等问题进而影响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实现。然而，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小资本主要进入农业领域，与农户利益关系更加紧密。大资本则以农业为依托，谋求二、三产业发展，例如农业+地产+旅游等。大资本一般也不愿意直接与农民打交道，而是希望通过基层政府和村集体来协调流转土地，小农户与大资本联结较为松散。从风险角度讲，小资本容易受市场变化、资金链断裂等外部环境冲击。在调研中发现，由于投资者个人资金链断裂而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案例不在少数，很多投资者甚至选择“跑路”，农户不仅无法获取应得的土地流转金，土地复垦面临着巨大的成本甚至存在着不可逆的风险。大资本虽然也可能存在经营风险，但投资者撤资的沉淀成本很高，企业经营管理比较规范，一旦发生经营失败等情形，农户亦可以通过法律、调解等方式获得应有赔偿。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大资本进入会加剧小资本的市场风险，在政策资源竞争中压缩小资本的发展空间，对诸多小资本产生挤出效应，进而对农户生计产生连带影响。
2.资本嵌入性
资本下乡呈现为工商资本与乡土社会长期互动和形塑的过程[23]。资本的社会嵌入性会深刻影响农户可持续生计。返乡创业的投资者相比较外来投资者更加具有乡土社会的嵌入性。社会嵌入性不仅影响了投资项目落地的交易成本和运行效率，还影响到了社会信任与利益认知。具有乡土社会嵌入性的投资者更加愿意去兼顾社会责任而不是一味追求赢利目标，他们更加了解农户的利益认知与诉求，从而更可能去谋求利益共容的紧密利益联结，从而有利于实现资本下乡中的农户可持续生计。农户亦更加愿意信任具有强社会嵌入性的投资者，在交易中更加具有长期的时间理性，愿意与资本建立更长周期内的持续合作关系。调研中的两个典型案例印证了这一点。
Z公司是外来资本，希望在当地开发民宿休闲旅游，在与农户沟通中陷入了巨大困境。Z公司自认为已经为农户开出了优厚条件，可很多农户就是不同意搬迁。问题的症结在于农户遵循的是短期理性，对其不信任，不愿意与其签订一份长周期合同。Y公司老板是当地人，返乡创业，想在本村发展乡村旅游项目，在实施中就比较顺利，据他个人讲，他十分了解农户的心理和诉求，在设计开发方案和利益联结机制时充分考虑这些因素。他还可以利用亲缘关系网络去做农户的工作，因此农户也大都比较积极和配合，这与其乡土嵌入性是分不开的。
3.地域特征
资本下乡的地域经济机会、资源稟赋等条件是影响农户生计模式的重要因素。在经济较为发达、资源稟赋条件较好的内生利益密集型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资本下乡往往是市场驱动的结果，资本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亦是常态，农户往往深度参与到资本的产业链条中，利益联结和分配都具有较为成熟和规范的模式，农户生计的可持续保障程度较高。而在城乡结合部以及距离城市很近的外生利益密集型地区，资本下乡受“土地诱惑”和政策利益拉动的成分更大，农户与资本之间往往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利益冲突，农户可持续生计保障受到很大影响。而在利益松散型地区，资本下乡是多重动机共同作用的结果。资本下乡中受冲击最大的群体是中老年农民。年轻农民可以通过劳动力、资金、土地等方式响应资本下乡的机会从而提升生计水平。中老年农民则是资本下乡中被彻底边缘化的群体，他们没有资金、技术、能力、知识等资源要素，赖以生存的土地也受到资本下乡的冲击，他们被排除在土地发展收益分配之外，对未来的利益承诺不敏感，对未来的风险和损失却极为敏感，对基层干部不信任，对未来缺乏稳定预期。
4.政策环境
政策环境是理解资本下乡中农户生计问题的重要理论维度。政策环境可以从政策契机、政策属性、政策定位三个方面来理解。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特色小镇、农村产业融合、田园综合体、乡村旅游等政策都为资本下乡提供了契机，亦为农户生计模式转型提供了机遇、创造了条件。但同时，政出多门也导致了政策效应的复杂性、冲突性和不确定性，这也为资本下乡中农户生计转型埋下了隐患。政策模糊性往往是上级政府赋予基层政府更多自主权的体现，能够激发基层积极性和创造性。然而，政策模糊也为基层政府与相关利益主体策略性解读与使用政策提供了空间。政策模糊性下，基层政府与下乡资本等更容易形成同盟，订立利益不均等的强制性分配方案，使农户可持续生计遭遇困境。与资本下乡有关政策具有激励与规制双重目标定位，两者之间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冲突。激励与规制目标相容的政策定位在实践中是非常难以实现的，两者的边界难以清晰界定。这会对农户可持续生计保障带来很强的不确定性。激励过强、规制过弱会导致资本侵蚀小农现象的发生，而规制过强、激励过弱会导致资本失去投资的动力进而从根本上影响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基础条件。
5.基层政府角色定位
资本下乡中基层政府角色定位是影响农户生计的重要因素。资本下乡中，基层政府是资本下乡成功落地的必要条件，又是人为导致社会稳定风险的根源，这就是政府角色悖论。基层政府如果不干预，放之任之，村庄内部集体行动将难以实现，资本下乡项目无法落地。政府介入和政策保障是资本下乡的动力来源，能够使投资者形成稳定预期，为农户生计水平提升创造机遇和条件。基层政府深度干预和介入，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降低交易成本，整合政策资源配套投资项目建设，稳定了企业的投资预期。但是，基层政府干预产生了新的问题，利益冲突频发使得基层政府陷入“兜底”陷阱而无法自拔。此外，基层政府与资本的合谋联盟往往面临着效率与公平的深刻矛盾，面临着做大蛋糕和分蛋糕的两难选择，农户可持续生计保障的资源基础和公平分配亦难以两全。
三、农户可持续生计模式的分析框架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A)搭建出一个研究农户生计的理论模型，将农户与生计背景联系起来，以生计资本的策略性组合来达到农户的生计目标，有助于寻找出如何利用农户生计资本及其权变性策略去追求可持续生计的路径。本研究试图基于SLA理论模型，对资本下乡中农户可持续生计模式框架进行分析。
1.目标：提升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
资本下乡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了活力，同时也对农户传统生计模式形成了冲击，为农户生计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选择。受市场、政策、权力、产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户生计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农户生计的脆弱性和风险在持续增加。本研究的目标在于搭建一个实现农户可持续生计的框架，阐述农户在面对风险性因素时如何在结构与制度优化中利用生计资本提升可持续生计水平。由于农户生计模式尚有很多不明确的要素，框架具有一定的弹性。分析框架虽不能全面反映出各构成要素间的联动关系，但在脆弱性环境下，最终目标是保障农户财产和权益不受侵犯并获得生计水平提升。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提升体现在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升、福利改善、环境改善等多个维度。农户生计主要体现为农户的生存保障和发展保障。生存保障是底线生计，资本下乡不能影响甚至冲击农户的基本生计。发展保障是可持续生计，资本下乡的发展成果应能为农户提供持续收益，资本与农户利益联结应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2.驱动机制：背景的演化
农户生计模式构建的背景至关重要。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的变迁以及相互协调程度，是农户生计模式变迁的重要驱动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户生计资本的留存水平。资本下乡根植于政治、经济、社会背景的结构性变化。
(1)政治：从城乡二元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大体制转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城市和农村有着各自的行政系统，城乡边界被严格划分。农户持有的土地等要素受到严格管制，无法进行市场交易。要素流动性差使农户可获取利益极为有限，农户只能选择单一且收益低的生计模式。随着城乡融合发展的推进，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构建、乡村振兴战略相继提出，城乡间壁垒逐渐被打破，城乡行政边界、制度边界、组织边界日益松动。资本下乡借此契机将城市要素引入农业，提升了农业产值与农户资金收入，优化了投资结构，引致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发生显著变化。
(2)经济：人资源单向流动向城乡要素双向对接的模式转换。我国农村长期处于资本净流出状态，要素分配扭曲制约了农业生产和农户生活水平提高。资本下乡以要素交换为纽带，将原本分散的农户集中起来从事生产，为农户从农业向高收益行业转移提供契机，工商资本成为农户生计模式转换的重要驱动力。资本下乡给农村带来了经济水平的提升，促进农业领域释放出大量的劳动力、资金需求，农户可以从中寻求利益最大化的生计模式。
(3)社会：从封闭固化向开放多元的社会结构转型。随着资本下乡推进，农村人口流动加快，土地和产权边界急剧变动，村庄边界日益模糊化。原本封闭的农村集体日渐瓦解，农户的生活空间也超越了小农的限制，生产、生活日益社会化。资本下乡促进了乡村社会网络重构和社会阶层分化。乡村社会变迁与社会群体流动和分化都对农户生计产生重大影响。
3.作用机制：结构和制度转变
资本下乡中农户生计保障缺失源于利益分配空间中结构和制度导致的资源错配与行为扭曲。结构和制度转变是农户生计水平提高的关键，农户可持续生计模式的建构有赖于加速结构和制度的转变以促进规则的有效调适。根据前面关于资本下乡中农户生计影响因素分析，结构和制度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增强资本的乡土社会嵌入性。资本下乡不仅是一个资本要素进入农村产业的经济过程，还是—个资本经营者嵌入乡土网络的社会过程。资本社会通过社会网络互嵌增强资本经营者、新型经营主体与小农户的关联强度，通过重构乡村社会网络来实现信任、互惠、利他等认知性社会资本的形成。资本嵌入乡土社会网络可以通过社会结构的优化调整推进小农与工商资本的有机衔接。农户可以通过积累镶嵌在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来优化生计环境和拓展生计选择空间。增强资本乡土社会嵌入性需要资本经营者、农户、基层组织共同努力。资本经营者应转变单一盈利思维，应树立合作经营、互利共赢的战略思维，实现资本经营的可持续发展。农户应当摒弃对资本经营者的固有偏见，主动接纳工商资本，积极响应经济机会，通过谋求合作共赢来实现与资本经营者的有序对接。基层乡村组织应在资本下乡中扮演协调者、引导者等角色，通过发挥社会关联网络的纽带作用，顺利推动资本下乡的落地实施与可持续运营。
(2)实现资本规模结构优化与良性互动。资本下乡不仅是一个资源要素高效对接、产业结构优化重组的经济绩效显著提升过程，还是一个风险累积、集聚的复杂演化过程。资本下乡虽然主要受市场机制调节，但是市场机制本身的盲目性、滞后性仍需要政府在其中起到关键性引导作用。对于一窝蜂涌向单一领域的非理性投资行为，政府应加以有效引导，避免由于资本下乡的投资失败潮对农户生计造成不可逆的冲击。基层政府应当对农村投资经营项目进行战略规划和合理引导，优化投资领域、投资规模、投资模式的布局与匹配模式。不同规模资本在适宜领域、经营模式、经营风险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异，因此，政府应对不同规模资本进行分类激励与规制，以有效控制资本下乡的投资风险。在产业布局和投资经营方面，不同规模资本之间应能通过优势互补、互惠合作、有序竞争等方式实现良性互动，为农户提供良好的生计环境和机会空间。
(3)增强利益联结模式与地域条件匹配度。农户与工商资本的利益联结模式对于实现农户可持续生计至关重要。利益联结模式根据紧密程度可以划分为利益松散型联结和利益紧密型联结两种，根据对接方式不同可以划分为市场化联结和组织化联结。利益松散型联结仅能保障农户基本生计且无法实现生计资本的持续增值。利益紧密型联结则可以实现农户生计资本持续增值，农户可以持续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但与此同时，农户也需被迫承担资本经营的巨大风险。市场化联结模式下工商资本与农户对接具有较大的外部交易成本，组织化联结则可以大大降低对接成本，但同时也增加了组织一体化的内部交易成本。因此，并不存在某种最优的利益联结模式，利益联结模式需要因时因地制宜地进行选择。利益联结模式选择应避免盲目学习其他先进经验和盲目创新试验，应基于资源稟赋、利益分布特征、产业形态、地理位置等地域条件进行有效的制度设计。
(4)多维度优化政策环境。政策环境是资本下乡中实现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制度基础和根本保障。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政策的顶层设计应当加强，需更加重视横向各部门和纵向各层级政策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在具体政策方面，产权改革、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监管与激励制度体系变革等方面应当统筹推进。政府应通过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改革和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地释放财产要素活力，增强农户生计资本的可持续增值效应，为农户与资本建立深度合作和利益联结奠定基础。农业公共投资股权化改革已经在很多地方开始试点推进，公共财政投资的基础设施等以政府股权投资基金或者以村集体名义入股到工商企业，不仅能够实现公共资产的经营性增值，还能实现政策性利益在资本、村集体和农户间的公平分配。政府应该构建激励与规制相容的制度体系，明晰交易规则，优化监管制度，完善下乡资本和农户交易的市场制度，形成市场边界明晰、契约双方守信的农村交易市场。政府还应建立和优化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保证农户在面临风险时能得到及时的保险补偿。
(5)明晰基层政府角色定位。基层政府在资本下乡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对于农户可持续生计也起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基层政府在与下乡企业的合作中不应一味地谋求狭隘的集团或私人利益，而要摆正自身定位，积极引导工商企业与农户合作共赢。政府应重点保护农户生计资本，以村企利益共嬴作为农村发展目标。基层政府应引导资本进入农村薄弱环节，带动农户生产，在适宜领域开展现代化经营。资本下乡流转土地时，政府应通过规则和第三方监督来保障农户长期利益，防止资本套取惠农利益。要充分鼓励农户发展各种经营模式，在尊重农户意愿的基础上引导农户与资本交易。在面对资本侵犯农户利益时，政府必须有所作为，保证农户有有效的诉求途径和充分的话语权，尽量减少农户损失。政府应当通过建立政策性担保公司化解新型经营主体的融资困境，还可通过提供农村小额信贷的方式为农户创造投资基础，并通过商业性小额信贷的改革完善扶贫资本投入。政府应借助惠农项目和政策，以公共投资为农户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让农户享受优质的公共服务。政府还要与工商企业合作，将农民教育培训融入资本下乡全过程。
作者：李云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吕明煜（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生）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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