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世纪80年代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破土而出的时候，名为“极左”的风雨仍在中华大地上肆虐。在怀疑与信念之间，在失望与希望之际，这颗改革的幼苗，扎在农村实践的土壤里，靠着农民智慧的养分，得以存活、成熟、播撒和延续。在王郁昭先生逝世两周年之际，通过回顾他在当时提出的这一鲜明观点，我们能够体会改革道路之曲折不易，感念如王郁昭先生一样尊重实践权威、敢于顺应民意的一批改革实干家。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命题。经过党的十一届全会以来的农村改革实践，我们对这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倍感亲切。滁县地区的农村改革，实际上就是在全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推动下进行的。我们深切地体会到，要推进农村改革，必须尊重实践权威，肃清极左流毒。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当前我区农村正处于沸腾的变革之中。这场变革是从1977年初全区农村大调查和落实农村经济政策过程中开始酝酿起步的，1978年底正式拉开了序幕。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拨乱反正还刚刚开始。在既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又没有尚方宝剑的情况下，我们所以敢于面对现实，冲破“左”的禁区，在实行农业联产责任制上迈开勇敢的第一步，从根本上来说，靠的就是省委的正确领导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精神武器。实践打开了眼界，使我们的思想从僵化、半僵化状态中逐步解放出来；也正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开辟了一条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实践打开了眼界
实践永远是生动的、常青的。“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实践不仅具有普遍性的优点，并且有直接的现实性的优点。”[1]理论上争论不清、争论不休的问题，实践却能启迪人、说服人，并从实践所提供的新情况中，引出新的认识，作出新的结论。
1978年，滁县地区遭到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旱灾，为了布置生产自救和秋种任务，地委于九月初召开了四级干部会。在全国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精神的鼓舞下，会上有些公社党委书记提出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我国的农业长期上不去，原因究竟在哪里？我们一个公社上不去，两个公社上不去，全区240多个公社都上不去；全省、全国上去的也不多，难道我们这些公社书记都是笨蛋吗？讲外国农业好，难道我们中国人没有外国人聪明吗？在讨论中，有的同志介绍了一些经验。来安县烟陈公社魏郢生产队搞了包产到组，以产记工；来安县广大公社搞了奖励基层干部的办法；天长县新街公社实行了棉花田间管理责任到人、超产奖励的责任制，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他们强烈要求上级：放手让下面干，干对了，不求表扬；干错了，自动下台。他们的意见发人深思。包产到组、搞物质奖励之类的问题，过去我们也接触过，思考过，但我们往往持回避的态度。因为这类做法，过去挨过批判，弄得不好，对上对下不好交待。来自实践第一线的公社书记们的强烈要求，促使我们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重新认真思考。我们认识到，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措施，都来源于实践，农业政策的调整也同样如此。如果我们怕担风险，不敢实践，那么，上面的正确政策又从何而来呢？对过去批判过的东西，也要作具体分析，不能把它当作不可触动的禁区。因为过去这些批判，还是一种主观认识，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客观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地委四干会议以后，我们一方面及时把情况和看法向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志做了汇报；一方面组织调查组，到来安县烟陈公社魏郢生产队、天长县新街公社、来安县广大公社作了调查。通过调查，我们看到：这三处群众创造的办法，共同之点在于把劳动生产成果和劳动者个人物质利益密切联系起来，把对劳动数量负责和对劳动质量负责统一起来，使干部工作的好坏、社员的劳动收入在分配上直接体现出来，较好地克服了平均主义，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原则，因而调动了干部和群众的织极性。魏郢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以产记工的办法以后，社员的心栓到了产量上，人人为生产出力、操心，变争工为争产量，变大手大脚为精打细算，干部变跑跑溜溜为带头实干。在大旱之年，全队粮食总产量由1977年8.8万斤增长到1978年的12万多斤，增产30%以上。新街公社原来皮棉每亩单产只有29斤，实行了责任到人、超产奖励的责任制后，皮棉单产上升到55斤。一些过去不上工的辅助劳力都下田了，干巧活的出劲了，懒汉子变勤快了，所承包的棉田获得了高产。新街大队有两位女社员，一个叫陆玲，一个叫周勤，过去人们说，“讲不过陆玲，懒不过周勤”。她们承包了棉花田以后，陆玲只干不讲了，周勤由懒变勤了，连她在县“五•七”大学工作的丈夫，回来后也被拉下田干活。
列宁说：“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2]群众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所带来的物质成果，对我们原来的认识是一次检验，对我们过去所固守的条条、框框是一个突破，使我们眼界大开。因为在这以前，为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我们曾经花了很大力气推行“一组四定”（划分作业组，定任务、定工分、定时间、定质量），实行定额管理，以克服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可是群众并不满足，他们总想把劳动计酬与最终劳动成果一一产量直接联系起来，搞联系产量责任制。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群众的要求是完全正确的。
当我们把上述三个调查材料报到省委以后，万里同志充分肯定了滁县地区广大群众勇于实践、大胆探索的精神，支持我们带领群众继续进行试验。
尔后，我们以地委文件的形式将三个典型调查转发全区，并要求各县先搞一个大队或一个公社的试点，待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开。文件下达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全区搞试验的生产队就发展到5611个，占生产队总数的24.8%。连一些原来不是试点的社、队，也都纷纷自发地干起来了。社员群众高兴地说：“过去有权的人不种田，种田的人没有权。现在有权的人同我们想在一起了，有盼头，有干头了。”群众实践中激起的波澜，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更加坚定了我们推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信心。
成功的经验不是框子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是实事求是。我们在对待联系产量责任制的问题上，按照实践第一的观点，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解放了思想，总结了经验，进行了试点，这仅仅是正确认识的开端。要把正确的经验用于指导工作，付诸实践，在实践中检验、发展、完善，同样要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决不能把成功的经验变成框子照搬照套，搞一刀切。否则，即使是生动活泼的东西，也会变成僵死的教条。
1979年，是滁县地区联产责任制由酝酿到起步的一年，也是我们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面临考验的一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两个文件”[3]的下达，定工到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的责任制形式，在中央文件上得到了正式肯定，这对广大干部、群众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联系产量责任制犹如滚滚春潮，呈现出一种不可阻挡的迅猛发展之势。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的领导由于心情急切，很希望地委能把联产责任制作为一个成功的模式，加以推广，来个一刀切。地委没有这样做，而是通过各种会议和文件一再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对于那些生产水平比较高、生产发展比较快、群众又没有要求实现联产承包的社、队，不要急于改变原来的劳动管理办法；即使对于那些生产水平比较低、领导力量比较弱，集体经济薄弱，但群众暂时还不愿干的，也不要由领导代替群众下决心，勉强推行。不论哪种责任制形式，党委都要积极引导，一视同仁，使之在竞争中不断完善。为了稳定干部、群众的思想，不误农时地把生产搞好，地委明确宣布，无论哪种责任制形式，都必须在春耕大忙以前定下来，不能朝令夕改，犹豫不决。
实践是具体的，真理也是具体的。成功的经验具有真理性，但同时也具有相对性，它以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为转移。推广成功的经验也要视当时当地具体情况和条件而定。如果对此不作具体分析，把它看作“模式”、“框框”，机械搬用，强求一律，那么，真理也会变成谬误，成功也会变成失败。我们在指导农业生产上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实在太多了。长期以来，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在农村工作上一味追求生产关系的变革，认为只有“一大二公”才是唯一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而这些主观的东西，又几乎都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方式强行推广的。这样不仅窒息了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精神，使他们吃尽了苦头，而且在心灵深处对党的政策产生了一种逆向反应。你上面越是用行政命令大声呼唤推行的东西，他就越是持怀疑态度。如前所述，联产责任制的诞生，虽然首先不是来自上面的号召，而是农民群众冒着很大的风险，顶着很大的压力搞起来的，但这种责任制究竟好不好，还需要实践证明。当时有一句颇为流行的话，叫“责任制好不好，秋后见分晓”。一年的实践证明，这种责任制不仅好，而且其威力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以最早实行“大包干”的凤阳县为例，这个“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穷地方，联产责任制实行一年，贫困面貌就开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79年全县粮食总产4.4亿多斤，比1978年增产49%，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77年增产19.9%；油料总产1400万斤，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77年增产近3倍。到12月15日，全县完成粮食统、超购任务8341万斤，超过征、超购任务54.4%，一年完成两年的征购任务；交售油脂229.7万斤，超过统购任务3.28倍。这个县26年来只上调粮食3561万斤，1979年一年就可上调4000多万斤，一年上调的粮食比26年上调的总和还要多。集体的积累也多了。全县实行“大包干”的社、队，1979年提留公积金126.9万元，比1978年增长68.7%；公益金37.04万元，比1978年增长33%；储备粮197.7万斤，比1978年增加8倍多。社员收入增加，生活改善。分配水平最高年份的1977年，每人平均收入74元，口粮510多斤，1979年集体分配纯收入每人平均可达100元左右，每人平均口粮600多斤。后进社、队变化更加显著。这个县有个年年吃回销粮、人口有外流的江山公社，过去派工作队进驻，选调干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搞不上去。自1972年以来，就换过四任公社书记。第一任书记刚刚到任，看到土地多、潜力大，满怀信心地吟诵：“江山如此多娇。”干了一年，感到没办法搞好，要求调走了。第二任书记吸取教训，埋头苦干，还是上不去。社员说：“公社书记累断了腰，江山还是穷面貌。”第三任书记勉强受命上任，公开声明“来到江山试试瞧”。去年冬，县委又派去第四任书记，他看到灾情严重，曾忧心忡忡地说：“看江山一片荒凉，来江山恼闷愁肠，明年还吃救挤粮，我这书记干不长。”可是，1979年春上推行了“大包干”责任制，社员群众的积极性一下起来了，全公社粮食总产达到770万斤，比1978年增产48.5%；花生、芝麻总产70多万斤，比1978年增产8倍多。过去26年每年平均吃回销粮79.5万斤，1979年破天荒地向国家交售粮食80万斤、油料44.5万斤。每人平均口粮600多斤，口油5斤，每人平均收入85元以上。广大群众兴高采烈地说：“四任书记战江山，远远不如大包干。”农业丰收了，社员收入增加了，村村队队都在忙着盖新屋。考城公社雷罗大队小姚生产队社员姚登祥，新盖了四间石墙瓦屋。门前石墙刻上“鸟枪换炮”四个立体大字。社员姚有章儿子结婚，用大红纸写了门对，左联是“政策落实结硕果”；右联是“四化建设开新花”；横幅是“黄金时代，幸福之最”，以表示他们在实行联产责任制后的喜悦心情。
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发展的，只有在发展中才能优胜劣汰。有比较，才有鉴别；人们只有通过比较，才能鉴别优劣，决定取舍。搞社会主义建设最怕在突破一个框框以后，自己又制造出一个新的框框，并对它顶礼膜拜。广大社员群众对责任制的选择，不是因为他们通晓责任制的性质，而是看那种责任制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经济上的实惠。由于我们坚持不设框框，不搞一刀切，把创造责任制和选择责任制的权利都交给群众，从而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创造性。其结果：
一是实行联产责任制的生产队在数量上日益壮大，在全区农村取得了绝对优势。据有关部门统计，在全区20008个生产队中，1979年元月，实行联产责任制的只有2648个，占13.29%；到1979年12月这次会议前夕，已发展到16685个，占全区生产队总数的73.6%。从发展趋势上看，已成为一般不可遏止的潮流。
二是各种责任制形式破土而出，百花争艳。到1979年12月为止，全区除了约占26.4%左右的生产队仍然采取定额记工和按时记工加评议的办法外，其余大部分生产队分别实行了包产到组、大包干到组、小宗作物责任到人，包产到户等多种责任制形式。这些生产责任制形式，虽然具体做法各有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纠正了所有制形式上盲目求高级的“穷过渡”，生产规模上盲目求大的“大呼隆”，劳动计酬上盲目求“公”的“大概工”。这就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落实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这种农村经营管理上多种责任制形式并存的喜人局面，正是我们多年来所盼望的那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三是联产责任制在自身得到了不断完善和优化。我们对联产责任制的认识，开始只是总结推广了包产到组，以产计工的办法。但是，各地在实践中，又不断地涌现出许多新的形式和办法。例如，凤阳县委在宣传贯彻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推行包产到组、以产计工的办法时，不少社队干部根据群众意见，要求实行“大包干”的办法。当时，县委也认为，这个办法简便易行，适应当前干部管理水平，能够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但是，又考虑到这个办法对包产到组、以产计工是个突破，涉及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问题，感到拿不准，不敢表态。我们就同凤阳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一道，深入社队，作调查研究，倾听群众的呼声。许多事实，特别是到城南公社解剖了岳林大队岳北生产队这个典型，对我们启示很大。这个生产队共30户，分5个作业组，他们把全年粮、油、棉、烟、猪、禽、蛋等交售、派购任务和集体积累、公共提留，都包干到组，并签定合同。当时正值二月，备耕工作轰轰烈烈，社员喜笑颜开。在干部、社员座谈会上，大家一致称赞“大包干”好；“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收多收少都是我们自己的。这样该拿的拿在明处，该得的心中有数，一刀一个血口子，干部省心，社员放心，这样干，我们越干越有劲。”这样做会不会架空生产队，动摇队为基础？会不会影响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的正确处理？群众都一一作了回答，打消了我们的顾虑。以后，我们又到殷涧公社，听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适逢公社党委正在召开有500多人参加的作业组长以上的干部大会，层层签订“大包干”合同，场面非常热烈。通过调查研究，我们清楚地看到“大包干”的办法，是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它同包产到组、以产计酬的办法相比，可以避免包产、计工、奖赔等方面许多烦琐程序，方法简便易行，群众一听就懂，一学就会，是联产责任制的一大完善。为此，地委立即组织人员和凤阳县委一起，对大包干进行了全面总结，并在全区进行推广。广大群众对这种责任制形式十分喜爱，赋诗赞颂：“大包干，真正好，干部社员都想搞，只要干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大包干，是个宝，干部社员都会搞，个人集体都能富，国家赶快盖仓库。”令人注目的是，在“双包”到组的基础上，广大群众愈益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创造出双包到户（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样一种以家庭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责任制形式。到1979年年底，全区实行这种责任制形式的生产队已由年初的5个，发展到2179个。从比例上看，虽然只占全区生产队总数的9.6%，但其影响和吸引力，都令人难以估量。
让社会实践来做结论
在推行联系产量责任制问题上，认识的提高，办法的完善，成果的发展，经历着一个十分复杂的斗争过程，阻力很大。为了克服这些阻力，我区各级党委在实际工作中，十分注意狠批极左，排除干扰，以理服人，让社会实践来做结论。
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对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破坏很大，使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极大损害，这是造成我区农业长期上不去的祸根。推行联产责任制的过程，也就是农村经济政策上的拨乱反正，是对“左”的坚冰的最有力的一击。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受极左路线毒害较深的同志，一时难以跳出“左”的框框，弯子转不过来，因而疑虑重重，责难种种。对这一问题，我们认为也要靠实践来解决，用实践这个权威，争得人心，统一认识，切忌林彪、“四人帮”搞的那一套整人哲学，避免用极左的方法解决极左的问题。我们在推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过程中，没有批判任何人，更没有斗任何人，让事实来说话。我们在这方面的做法是：
一是不搞“坐而论道”。开始，我们在试行联系产量生产责任制的时候，有的同志认为这样做是“右”了、“倒退”了，担心走偏方向，重犯“三自一包”的错误。即使是拥护这一办法的同志，也是心有余悸，忌讳一个“包”字，认为只能讲定产，不能讲包产，只能讲定田块，不能讲分田到组，等等。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不是关起门来查本本，找依据，坐而论道，而是到群众中去作社会调查。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对问题作具体分析。衡量一种生产方式是什么性质，主要看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方式所决定的分配形式以及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基本理论来分析，许多同志认识到，实行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无论是包产到组，或者是“大包干”到户，都不能说是单干或变相单干。因为：第一，土地、耕畜、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都还是生产队集体所有。第二，生产计划以生产队为单位统一下达，产品实行按劳分配。第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在生产队统一组织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没有取消集体经营这一层，更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从事的每项生产活动都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为了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人多力量大是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这是就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整体来讲的。至于具体的劳动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如果不根据生产力的水平和农活的具体要求，因地制宜，合理形成，特别是不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把集体生产成果与社员物质利益直接结合起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就发挥不出来，社员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其结果只能阻碍生产的发展。第四，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的制度，符合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没有什么错误。因此，那种把联系产量责任制看成是“右”了，“倒退”了，“走偏了方向”，是由于受极左路线影响从表面形式上看问题，是不对的。经过调查分析，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理论、政策是非，得到了澄清，认识逐步得到统一。
正确的实践是认识的强有力的支撑点。由于我们深入实践，完成了认识上的一次飞跃，因而也就能经得起反复和颠簸。今年三月间，有一家很有影响的报纸发表了一篇读者来信，认为联系产量责任制要“纠偏”，弄得人心惶惶。一些原来持不同看法的同志，俨然以正确者自居，指责我们搞错了，是“倒退”。一些原来就有余悸的同志动摇了。这时，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志来到我区检查工作，每到一处，都找干部和社员进行座谈调查。
他反复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不管搞哪一种形式责任制，都一律不动，到秋后看实践效果。只要能增产，对国家能够多贡献，集体经济能壮大，社员生活能改善就是好办法。反之，就不是好办法。万里同志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这样，我们在省委的支持下，依靠群众的力量，顶住了这一次的冲击，抵制了错误思潮，使联产责任制继续健康发展。1979年夏收前后，针对机关一些同志因为对农村的实际情况不够了解而产生的一些模糊认识，地直机关和各县，组织大批干部到农村，一方面参加夏收，一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夏收以后，我们又请各县县委书记在地直科局长会上作农村形势的汇报。这样既使大家看到联产责任制确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促进生产发展的强大威力，又顺其自然地澄清了一些是非问题。因为事实和实践本身足以使人心悦诚服。
二是坚持再实践，再认识。原来，有些同志认为搞包产到组，“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发挥不出来了，是生产关系的“倒退”。我们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思想武器，通过总结合作化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对农业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滁县地区的集体经济是什么状况呢？是壮大了，还是削弱了呢？嘉山县算了这样几笔帐：第一，从合作化到1978年底，全县三级所有的固定资产总值2503万元，但社队欠国家贷款1613万元（已免掉的203万元不计在内）。两项相抵，实际家底只有890万元，如果扣除1969年以来国家无偿支援款850万元和1957年以来发放的各种救济款990万元，集体经济实际上是个一无所有的空壳。第二，从1953年统购统销开始，到1978年，26年中全县交售给国家粮食14.2亿斤，农村回销、城镇供应共达15.4亿斤，纯调进1.2亿斤。我们在农村，一接触干部和群众，他们都对合作化初期赞不绝口，非常向往。对这个问题，万里同志曾要我们专门调查几个生产队。大家普遍认为，那时社队规模小，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政策对头，分配合理，又不搞什么运动，班子稳定；不搞瞎指挥，生产成本低，人口少，打的粮食多，日子过得好。有的社员说：“要照那样干到现在，真是过‘金桥’上‘天堂’了。”凤阳县梨园公社雁荡头生产队，由于极左路线的破坏，长期闹派性，把一个好端端的生产队搞分裂了，产量连年下降，1978年每人只生产小麦160多斤。1979年实行了“大包干”，一季小麦收5.6万斤，每人平均生产700斤，比1978年增产4倍以上，不仅不吃回销了，还完成了全年征购任务6000斤，又卖超购粮7000斤，一年完成两年的任务。仅小麦一项，社员口粮平均达400斤，最多的达700斤。群众高兴地说：“雁荡头，雁荡头，实行‘大包干’群众有奔头，人口不外流，吃饭不用愁。”像这类到处可以听到、见到的事实，深刻地告诉我们，这些年来农业上不去的根本原因，就是违背了农业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过去，我们无限地夸大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在生产力状况并没有多大变化的情况下，急于变革生产关系，搞绝对平均主义，结果事与愿违，使生产力受到了极大破坏。实践一再告诉我们，这些年来我们在农业上就是吃了极左的亏，主要就是由于不顾生产力水平、频繁地变革生产关系：不顾群众觉悟程度，一味地追求“一大二公”，加上历次政治运动者都是护“左”反右，结果越反越“左”，以致在人们头脑中“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思想，长期占着统治地位。因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武器，不仅为我们重新实践开拓了思路，也为我们正确总结历史教训，扫除了思想障碍。
三是运用物质成果辨别真伪。革命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理应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可是，林彪、“四人帮”以假社会主义冒充科学的社会主义，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制度搞乱了，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他们所采取的恶劣手法是，颠倒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鼓吹“精神万能论”，搞“普遍贫穷”。他们在思想上无限地夸大精神的作用，空谈“觉悟”，从精神到精神，不讲客观事实，不讲发展生产力，不讲物质成果。他们在学风上崇尚“本本”，大搞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以致积弊成习。因此，在开始试行包产到组时，有些同志就引“经”据“典”，说违背上面“精神”，想从理论上把它推倒。也有的同志在一旁看笑话，说什么你滁县地区的定、凤、嘉，本来就是安徽的老灾区。在正常年景，还会有人外流讨饭，现在又遇到特大旱灾，是“病急乱投医”。实践第一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石。联产责任制的管理办法是不是正确，要看它是不是符合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不是调动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不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有抵触情绪的也好，看笑话的也好，我们不是靠空喊口号，讲大道理，用所谓“精神”来压服人家，而是用物质的成果给予回答，使大家心悦诚服。1978年百年未遇的大旱，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严重困难。但在国家支持下，开展了生产自救，妥善安排了社员生活，出现了社会安定、人心稳定、大灾之年不见灾情的局面。特别是经过全面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推行联系产量责任制，充分调动了社员积极性，战胜了重重困难，适时搞好秋种。联产如联心，谁联谁操心。这年的秋种，不论在播种面积、质量和对小麦的田间管理上，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从而赢得了1979年夏季粮、油作物大丰收，出现了县县社社都增产，岗池、湖地都丰收的喜人局面。在秋季，尽管旱、涝、病、虫等多种自然灾害发生，但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优越性都在生产效果上显示出来。以滁县为例，这个县粮食、油料都获得增产。全县1671个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以产计工的1120个生产队，1979年比上年粮食平均增产16.5%，油料平均增产25%。实行“一组四定”的定额管理办法的536个生产队，1979年比上年粮食平均只增产4.3%，油料平均只增产18.6%。分包到户的15个生产队，队队增产，全面增产，平均粮食增产69.8%，棉花增产77.3%，油料增产5.3倍。实践证明，联产责任制不仅与“一大二公”相比，有着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就是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形式之间，差别也很显著。这些令人信服的事实，使人们消除了疑虑和偏见，长期争吵不休的问题，在“本本”上找不到答案，群众的实践作了结论。
总结 完善 继续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完成。我们对待联产责任制的认识，同样要经历实践的反复检验，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完善提高，继续坚持下去，这是实行正确思想路线的正确途径。
1979年是滁县地区农业联产责任制蓬勃发展的一年，也是农业上战胜多种自然灾害夺得大丰收的一年。全区粮食总产达到28.43亿斤，比1978年增长23.3%；油料总产达到9532万斤，比1978年增产28.7%。粮食、油料产量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林、牧、副、渔也获得全面发展。对国家贡献增加，社员生活水平提高。截至12月15日，全区超额完成53393万斤的粮食征购任务，超过全年征购任务48.7%；交售油脂1827.4万斤，超过统、超购任务2.04倍；交售肥猪47.6万头，超额完成派购任务5.7%；交售家禽185万多只，超过收购任务15.8%；交售鲜蛋2180万斤，比1978年增长24.8%，创历史最高水平，全区平均每个农户出售鲜蛋36.5斤。社员人均集体纯收入从历史最高水平的73元增长到95元左右，联产责任制带来了丰收的喜悦，也带来一系列新的矛盾新的课题，增加了压力。为了解决前进中这些新课题，地、县委在总结完善责任制过程中，结合夏、秋两季收入分配着重抓了以下两件事：
一是政策兑现。今年是滁县地区实行联产责任制的第一年，不仅反对责任制的人，对政策是否兑现持怀疑态度，就是那些支持责任制的人，对政策能否兑现也没有把握。所以在分配中要坚持政策兑现，是取信于民，发展农村大好形势的十分关键的一步。为了真正做到政策兑现，地委明确宣布：该奖的奖，该赔的赔，凡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的经营所得，就是个大“金娃娃”，也要让社员抱回家。来安县玉明公社是抗日根据地之一，但解放以来，贫困落后的面貌长期没有改变，群众说：“我们现在的生活不如罗司令（炳辉）时代。”为了尽快改变面貌，公社党委根据“目标一致性和方法多样性”的原则，尊重群众的意见，在推行包产到组的同时，实行经、油等小宗作物包产到户，并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对社员在“十边地”种的粮油作物实行谁种谁收的政策，使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1979年全乡夏粮总产达到234万斤，比1978年增产74.6%。油菜籽总产达到19万多斤，比上年增长11倍多，一季完成了全年油脂统购任务。这个公社北涧大队官井生产队社员魏言友，是个放猪的，1978年冬，他根据省委规定精神，在水库滩地上开荒种油菜，收获菜籽6500斤，卖给国家6000斤，得款3000多元。在收获的时候，有人看了眼红，要收归集体，公社党委坚持政策兑现，取信于民，“金娃娃”让社员抱回去。嘉山县苏巷公社山流大队护林员戴夕贵，1978年秋种时，在河滩地上撒播了30多亩油菜，共收油菜籽3900多斤，有人吓唬他说：“你是资本主义的典型，迟早要把你当活靶子批判。”他一见公路上来小汽车就东躲西藏，有一次，他听小汽车响，误以为是公安局来逮他的，吓得躲了起来。后来才知道，是县委书记贾长志同志带县广播站的同志一起去访问他，准备请他作录音讲话。这件事被作为落实政策的佳话，在当地广为流传。由于我们狠抓了政策兑现，取信于民，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更高了，今年的秋种较之往年，不仅速度快，安种及时，而且基肥足，精耕细作，播种质量高。
二是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抓责任制的总结、完善、提高。在今年七月间，当夏收夏种结束后，地委组织76名熟悉农村工作的干部，分赴12个公社62个大队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地委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形成了《总结、完善、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意见》，以地委文件下发全区。为了引导群众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解决实行联产责任制后农村基层干部的责任问题，地委总结推广了嘉山县横山公社实行经济合同制的经验和来安县广大公社通过明确奖惩，对干部实行岗位责任制的经验。有了经济合同制和干部岗位责任制这个纽带和保证，联产责任制就不再是“金鸡独立”，而将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合同制和干部岗位责任制“三位一体”的新体制。
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由实践开拓的农业联产责任制，也必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得到完善、提高。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农村改革纪略 微信公众号(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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