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云南河口为例
摘要:边民互市是边界的衍生物，具有“连通”的天然属性，连接了两国的地理空间，使边民往来形成常态。随着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河口抓住区位优势，发展口岸型城镇。因此，河口既是一个口岸型城镇，同时也孕育着诸多边民互市。从实地调查基础上，解读边民互市与口岸型城镇、边民互市与边境、边民互市与边民互惠，并在建设口岸型城镇化背景下，全面呈现河口互市的功能与边民互惠情况。
关键词:口岸型城镇；边民互市；边民互惠；河口
一、问题的提出
中越两国关系在历史上跌宕不平，但互市从未退出边民的视野，反而成为边境地区不可或缺的情感和物质的载体。互市的开通在地理空间上把河口和老街连为一体，使中越边民之间相互往来变为现实，口岸两边市场要素得以正常流动，促进了两国边贸畅通、情感沟通、文化相通，从而带动了口岸型城镇的发展。
口岸和互市是边境地区边民的主要产品交换场所，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中国在边境地区设立的边民互市通道和口岸逐渐增多，“口岸型城镇”也随之兴起。以中越边境上的中国河口为例，目前已建成国家一类口岸1个，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边民互市市场1个（河口北山边民互市交易市场），省级通道3个（老卡、纸厂、坝洒），和2条民间通道（山腰、坝吉）。特别是2013年10月13日，中越共同签署了《关于建设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谅解备忘录》，河口与老街的区域合作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中越边境地区的贸易、政治、边民、民族文化等往来更加频繁和密切，边境上兴起了一批口岸型城镇。
中越两国边民虽然隶属于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共同生活在彼此连接的“河口—老街”时空下，谋生方式、日常习惯和民风民俗等有许多相似地方，你来我往成为平时生活的一部分。依托口岸和互市的交换场所，边民之间逐渐出现了传统意义上的半熟人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河口口岸型城镇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口岸的地理条件和地方经济发展方式密切相关，同时也与互市为纽带的当地的族群关系以及当地边民长期以来的商品交换习惯紧密相联。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推进口岸型城镇化过程中，如何最大限度发挥口岸和互市的功能，提升河口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提高边民的生活质量。这是本研究的目标，也是河口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
《国语·楚语上》：“夫边境者，国之尾也。”边境地区是一个国家较为特殊的区域，随着周边国际关系的变化，其战略地位更加重要，中国云南省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陆地边界线长约4060公里，其中滇越边境线长1353公里。针对边境地区问题，特别是互市、口岸和城镇化等方面，学术界已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大概可以归为三个方面：第一，边民互市的特殊政治功能。卢鹏、孙东坡在实地调查绿春县平和乡边民互市的基础进而提出了互市可提升边民国家意识的作用；李金发在金平县地西北互市点田野调查后认为互市的建设和管理能够促进族群互动，增强国家意识；胡美术在分析边民互助与互市萌芽和产生、发展原因之后，认为边民互市的发展对边境地区社会治理有着积极的作用。第二，发展互市特色产业与口岸型城镇化。邓玉函、曹晗等以广西靖西为例，提出以产业集聚人气，打造物流、加工、跨国旅游等服务业，走适合边境地区的城镇化道路；赵大山、曹荣林等以云南为例，在系统分析云南口岸城镇化的现状与特点，提出了城镇对口岸反哺、培育支撑产业，优化生态环境等边境地区口岸型城镇化发展路径。第三，互市、口岸与城镇化的关联性。秦红增在分析东兴市、凭祥市、河口等口岸的功能和特色的基础上，提出了口岸是边境地区发展城镇化的动力之源；王新哲、陈田在分析中国西部及沿边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典型模式与经验的基础上，认为西南沿边民族地区应发挥互市、口岸等区位优势，积极发展小城镇。总之，学者在互市、口岸和边境城镇化方面成果比较丰富。但是，从建设口岸型城镇化背景下探讨口岸、互市、边民互惠相关性研究相对少见。基于此，笔者从2016年7月至2017年2月，先后前往河口县进行了5次实地调查，了解边民互市与口岸型城镇、边民互市与边境、边民互市与边民互惠之间的关系。
二、边民互市与口岸型城镇：河口城市化历程
中国河口和越南老街山水相连，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越陆路边界的沿革有异于其他地区边界的形成和演变，边界从模糊到全部划定具有双重影响，一是勾画出了比较清晰的边界的变迁史，二是促进了边界上市镇的兴起。当边界与互市在某一个口岸点上产生交叉，即“断裂”与“连接”在两国口岸空间上同时出现时，口岸就衍生出了中介或接触平台的功能，在一定的国际环境或双边历史条件下“口岸型城镇”是互市与边界交叉形成的结果。
据河口县志记载，河口于1895年开辟成为商埠，两年后即1897年正式开埠通商，接着1910年，滇越铁路建成通车，河口店铺林立，商贾云集，热闹非凡，成为云南进出口货物的咽喉要道之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河口边民互市按照中越两国边境管理的相关规定逐渐集中和规范，基本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河口互市赶集模式：按照属相，一个星期（7天）为一轮，天亮赶市，中午12：00散市。20世纪90年代初，河口城镇化发展迎来新的发展机遇。1992年6月9日，河口被国务院列为国家一类口岸和沿边开放城市，1992年9月26日，国务院批准河口设立国家级河口边境经济合作区。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和河口口岸发展的需要，中越两国为河口—老街的发展签订或颁布了一系列重要文件，2005年9月，红河州政府与老街省政府签订了《中国河口—越南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方案》，2008年3月，越南政府《关于颁布老街省老街口岸经济区管理制度的决定》，提出了把老街口岸经济区建成海防—河内—老街经济走廊沿线城市、工业、贸易、服务建设和发展的动力经济区。2010年云南省口岸办出台了《关于印发云南省边民互市贸易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和《关于印发云南省边民互市贸易场所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两个文件，为完善河口边民互市贸易点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政策保障。2013年10月13日，中越共同签署了《关于建设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谅解备忘录》。2013年10月15日，云南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印发支持红河州河口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若干政策的通知》，通知制定了8个方面22项具体支持政策。从2011年至2016年，河口北山边民互市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共完成投资8950万元，安排300万元资金投入纸厂、老卡等边民互市点，通过加大投入，积极推进互市点建设，完善河口边民互市点基础设施。
案例1：河口北山边民互市办理交易证的基本条件是：河口县区域内18~70岁的本地非公职居民均可申请办理边民互市交易证。持互市交易证的居民通过边民互市贸易进口的生活用品（列入边民互市进口商品不予免税清单的除外），每人每日在价值人民币8000元以下的，可以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边民互市贸易只允许持有互市交易证的人员参与，每人一天只允许交易一次，任何企业、单位不得参与或变相参与互市贸易。（调查时间：2017年2月23日，访谈对象：北山边民互市办工作人员）。
2017年1月，《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把河口列入边境口岸型城镇。河口正式进入“县城既口岸、口岸即县城”及“两国一城”的现代化口岸型城镇行列。由此可见，随着互市的不断发展，以及中越国家关系合作深化，河口口岸的区位优势越来越明显，对于口岸两侧区域所具有的辐射作用也日渐显现，河口成为国际通道的节点，开放的口岸型城镇。
三、边民互市与边境：河口边民互市的功能
民族国家出现之前，中央权力的强弱决定了一国领土的范围，国与国之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界之分。19世纪中叶后，中国和越南的陆地边界框架逐渐形成。这一阶段中越间的边界划分具体清晰化，并出现了条约边界，得到了邻国和法律的认可。两国间有篱笆，边境上的互市并有了国家属性，升级为法律赋予主权国家不可侵犯的领土。边民互市便有了兴城通道、稳民通道和富民通道的功能，被赋予重要意义的口岸型城镇在互市发展中逐步兴起。
（一）要素集聚——兴城通道
从要素结构上看，中国河口—越南老街两侧由于经济发展滞后、产业增长匮乏、人口过度分散、生态环境脆弱等因素，经济活动长期以来呈离散型分布。由于没有形成相对集中的空间，资源、产品、技术、经验等要素流动不通畅，运输成本过高。各种市场要素处于低水平的运行状态。同时，产品和其他市场要素无法实现共享，市场活动的空间成本巨大，经验、技术、信息交流的空间阻隔，边境地区人口少而居住分散的空间布局，很难实现分工和专业化生产，自然也就无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因此，要素集中化路径是中越边境地区经济空间结构调整的必然选择。河口通过互市和口岸截留越南过境口岸的货物，形成各种要素聚集，并在各个互市点和口岸进行简单的加工，产生延长加工的产业链，并发展和完善第三产业，逐步形成金融、物流、信息、保险等统一的大数据系列服务。同时，城镇市场发育不充分，服务业就缺少发展平台，因此，互市、口岸与城镇化是相互促进的有机体。市场各要素通过互市通道和口岸向城镇集聚，减弱边界的屏蔽效应，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口岸腹地范围，经过城镇市场的自由组织，产生相对外围地区较强的辐射能力。依托互市和口岸的发展，实现产业聚集、城镇建设和人口集中。
可见，互市是深化边境两侧城镇分工的有效途径，也是口岸型城镇发展的出路。互市联通了口岸两侧的河口—老街空间，把越南丰富的各种资源引进中国，并通过互市通道拦截和过滤入境的口岸资源，筛选出中国稀缺的产品或资源。然后在互市点和口岸进行分工处理，形成人口和资源的聚集，把中国河口和越南老街两个边境线上的城市融为一个自由开放的市场，提升边境城镇的综合实力，扩大竞争力和影响力，打造各种产业的集群，促进了河口口岸型城镇的迅速发展。
（二）情感贯通——稳民通道
民族国家出现之前，传统的封建国家对边境地区的管控主要是象征性的文化归属，具有条约形式边界产生后，民族国家对边境地区的辖治更多表现为具体的“爱国”整合功能上。从出现之日起，互市的功能集中体现在“边缘”和“中心”的连通，使具有文化相似性的族群形成持续的往来和互动。中越两国山水相连，自古以来，双方边民交往频繁。公元43年（东汉建武十九年），伏波将军马援上书：“从！冷”（今越南永富省一带）水道出进桑（今河口）至益州。当时交趾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与今天的广东、广西、云南相接，汉太守锡光、任廷及汉族移民把当时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带到越南，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东汉元和年间（84~87年）开通了石峡槽，从贲古（今蒙自一带）下汤泉（今屏边县零开）通往古涌步（今河口田房村），沿红河水道入交趾，保持民间往来，进行物与物的产品交换。南诏时期，在今天河口田房村开贾涌步（水陆通商口岸），加强了与越南边境边民的往来。1743年（乾隆八年），清政府在开化府的马白（今马关）设税所，同时在河口设汛，特准边民商贩往来。越南商贩沿红河上保胜，经河口镇沿汤泉（今屏边）至蒙自，达拓东（今昆明）。往来的中越两国边民原本同属一个族群，民族国家出现后，边界线把他们划为两个不同国家的公民。这些公民大都属于少数民族，河口几个互市点以少数民族世居为主，老卡互市点边民以苗族居多，纸厂互市点以布依族、瑶族为主，坝洒互市点是壮族为主体，坝吉互市点以瑶族为主。因此，每年三月三的苗族采花山，每年10月16日的瑶族盘王节，壮族七月半等传统节日期间，中越两国边民都会在互市赶集时邀请对方亲朋好友参加。遇到老人去世、小孩结婚、乔迁新房等事情也通知对方亲友来参加。边民频繁的走亲访友增进了两国人民的良性互动与和谐相处，有利于实现边境的长治久安。另外，在互市点实现了商品交换的同时，促进了各族人民的情感交流。由此可知，边界具有“断开”和“隔离”的政治属性，把山水相连的河口和老街的相隔开来，相反，互市具有“中介”和“连接”的自然属性，互市的出现联接了境外国家。依托互市这种自然属性，以及中越之间不断扩大开放，河口—老街边民的民族情感、社会文化、节日习俗等交往越来越紧密，形成了边境线上少数民族命运共同体。
（三）资源转化——富民通道
河口与越南山水相连，东汉时就已有贸易往来。唐代的步头路，经河口与越南交往一直沿用到清末。1895年河口开埠通商，设立海关分卡，进出货物迅速增多。在地域偏僻、封闭式的边境环境里，边民习惯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生产生活模式。他们极为珍惜土地，将身边每一寸土地尽可能地加以利用，如居住河口坝区的壮族善于耕田、种植水稻，居住山上的苗族则善于种植玉米、麦子等杂粮。河口的边民普遍重农但并不抑商，平日种地，遇到圩日便积极赶集以满足日常所需与增加经济收入。边民即使每周只赶集一次，都需要提前若干天准备货物，如中草药的挖掘，边民的劳作周期被无形延伸。参与货物交换的越南边民90%以上均为家庭妇女，她们往往没有固定工作，互市贸易的收入尤显难能可贵。这些妇女当中多为少数民族。苗族妇女习惯携带越南的烟丝与银饰，而瑶族妇女携带玉米、棉花、野生菌，傣族则携带竹笋、土布等。在她们眼里，所售货物不仅是她们的劳动果实，还成为她们人生意义与生活价值的重要标杆。因此，互市成为河口—老街边民经济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边民在日常交换中也逐渐提升经济意识，如货比三家，寻求性价比高的货物。1989年3月，老卡边民互市正式恢复后，有经济意识、生活相对宽裕的边民在互市点上盖起了商铺，寻找越南边民商机。截至2016年12月，老卡互市点开设了4家饭店、5家旅馆、11家小卖铺、3家卡拉OK、2家汽车摩托车修理店、1家美容美发店、3家冷饮店和1个斗鸡场。
近年来，边民的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提高。老卡村寨的石棉瓦顶房变成了钢筋水泥的小洋楼，泥泞不堪的土路变成了硬化的水泥路，现代家电家具走进了民宅。村民以前靠人力、马力搬运货物，为了不耽误赶集，往往天没亮便开始出发；如今老卡村村民家庭普遍拥有摩托车或者面包车，目前，8辆客运面包车、4辆货运大卡车往返于老卡—花龙口岸—老卡之间从事客货运输，货物流通极为方便，甚至在互市周围时常出现堵车现象。笔者调研时发现，河口几个互市点对越南出口货物以日用百货、针纺、小家电为主，农产品以大米、水果（柑桔、苹果、梨等）、蔬菜（大蒜头、洋葱、马铃薯、萝卜、胡萝卜、蘑菇、蔬菜罐头以及其他加工蔬菜等）居多；日用百货以服装鞋帽、油盐、火机火柴、药品、电器居多；生产用品以农药、化肥、饲料居多。反之，从越南进口货物则以中药材、玉米、矿产品、橡胶、草果、木薯、食品、稻谷、水产品、野生蔬菜、家具、农具居多。由此可见，中越双方出口与进口货物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能在较大程度上满足边民的日常所需。而这种日常需求互补性，主要源于越南边民到河口境内互市点的距离比他们到本国集市的距离相对要近，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到河口境内互市点购买中小电器、家具及其他日常用品。部分边民，随着资本的积累，生意圈扩大，已不满足于传统原材料或简单加工的商品交换，他们逐渐将视角放在加工技术的学习，如制作有机绿茶，走“种植—采摘—加工—包装—销售”的链条服务。有些边民还积极利用网络销售的渠道，由“被动销售”转为“主动销售”，商品销量明显上升。据河口海关统计，2011年河口互市贸易额为2.89亿，贸易量101336吨，交易人数达36125人次。截至2017年6月，河口进出口互市贸易额达54.7亿，进出口货运量达279.9万吨，出境人员206.5万人次，互市贸易正成为河口边民致富的重要途径。
四、边民互市与边民互惠：河口边民互市的特色
自始至终，互市是以便民、快速、直接、高效为指向，借助边民聚落的先天条件，积聚自身的优势和特点，体现出其作为通道区位优势。在滇越边境特定的环境下，互市贸易与边民互惠是一种复杂的、多样化的社会交换。互市一直深得边境老百姓的欢迎，原因在于互市提供的既是一种特色资源，又是一种互惠交换。由于边界“断开”和“隔离”的政治属性，边民有了不同的国家身份，具有不一样的价值体系，彼此往来时要遵循“双赢”互惠原则。冯必扬教授认为：人情社会与契约社会是社会交换的两种基本类型。笔者在调研时发现，河口边境的互市交易是介于人情社会与契约社会的混融，同时呈现人情社会与契约社会的特点，具体表现为物物交换与货币交换并存、情感交换与利益交换并存、道德交换与契约交换并存、民族交换与他者交换并存。
（一）物物交换与货币交换
所谓人情社会，通常以物与物交换为表现形式，是一种模糊、延时回报的交换。河口互市的物物交换，是指交换双方达成物品与物品的直接交换，中间无须交换媒介的交换形式，通常用于小物品交换。而契约社会，通过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方式，是一种精确、共同协商一致的交换。河口互市的货币交换，是指交换双方达成物品与货币的交换，货币充当交换媒介的交换形式，通常用于大物品交换。河口边民互市贸易同时存在物物交换与货币交换两种交换形式。由于河口对岸的越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低下，越南边民习惯以当地特产，即原材料作为主要交换物品，如中草药、家禽鲜肉、农副产品。而中国边民除当地特产外，还涉及日常用品、五金杂货、电子产品等加工产品。因此，两国边民的产品具有较大的市场需求和互补性。一般而言，河口老卡互市点的边民不习惯货币交换，一方面由于转换本国货币的流程繁琐，另一方面边民储存的货币并不充裕。换之物物交换，双方只要达成交换意向即可。2017年2月，笔者在老卡互市点调查时发现，越南边民用2只土鸡换中国边民1匹布料、中国边民用5公斤米换越南边民1袋中草药，整个交换过程极为简单，连称重、找补零钱环节均省略了。此外，物物交换随意性强，边民无须固定摊位，赶集时发现意向物品便可直接上前与对方搭讪、邀约交换。因此，互市赶集日往往呈现出一片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的景象。当涉及以货币为中介交换时，则以人民币为通用货币，双方边民在交换前就做到了购买力的估算，如30元的人民币能换约1.5公斤重的老母鸡或若干斤的辣椒、盐巴，以此类推。
由此可见，物物交换并不意味着原始与落后，货币交换也并不意味着现代与先进，两者是一种互补关系，均成为互市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交换形式也不应成为人情社会与契约社会的分水岭。相反，物物交换是收入偏低的河口边民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当地边民不必过分焦虑手中现金的不足，甚至遇到红白喜事，他们习惯通过实物赠送的方式以解决燃眉之急，如赠送2只鸡或几户人家合送1头猪即可。物物交换形式根植于边民的日常需求，已然成为边民的一种生活轨迹。
（二）情感交换与利益交换
人情社会的交换是熟人之间的交换，而契约社会的交换是陌生人社会的交换。河口纸厂互市点生活着苗族、壮族、瑶族、布依族、傣族等多个跨境少数民族，同一个民族分属于不同国籍，但他们的语言、风俗习惯、信仰等心理特征与行为模式均大同小异。究其根源，越南的许多少数民族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中国迁徙过去的，双方边民之间并无太多隔阂。遇到红白喜事、节假日或农忙阶段，他们的交往则更为频繁。从某种程度而言，边境村落属于传统的人情社会。在边民的日常生活，互市交换不仅是一种利益交换，更是一种情感交换。
案例2：熊兰，女，38岁，河口县桥头乡老卡村人，苗族。她父辈兄弟姐妹5人，全部生活在越南老街省猛康县。1967年8月，因特殊的中越关系，她父亲熊国华带着新婚不久的妈妈来到了河口桥头乡，而其他亲戚都留在了越南。因此，在互市赶集时遇上越南过来的堂弟、堂妹等亲戚时，彼此都会嘘寒问暖、闲聊、互相问候。比起越南的亲戚，熊兰家境相对殷实，临别时，熊兰都会蒋自己家养的鸡、鸭或买点日常用品赠送对方，越南来的堂弟、堂妹也留下些中草药给熊兰，以示回报。（访谈时间：2017年2月21日）
熊兰现象在河口互市非常普遍，他们在整个互动过程，既将自我心意告知对方，又通过物品交换给家人有个交代。这种半买半卖的交换形式，难以道清哪方赚或哪方赔，或许这次姐姐赚而下次弟弟赚。因此，从长远来看，交换双方依然是平等的互惠关系。再如傣族小伙在集市上遇到远房亲戚，简单寒暄后也会实现足金足两的实物交换。而在相对陌生的边民之间，不需要热情交流甚至简单寒暄，直接进入讨价还价的主题。
综上，在血缘关系或地缘关系折射下，边民之间糅合感性色彩与理性色彩。对于熟知边民，互市的情感交换往往是一种显功能，利益交换往往是一种弱功能；对于陌生边民，互市的利益交换往往是一种显功能，情感交换往往是一种弱功能。在人情社会与契约社会混融的边境地区，互市实现着情感交换与利益交换并存的两极格局。
（三）道德交换与契约交换
人情社会的交换是依靠道德约束的交换，而契约社会的交换是依靠法规约束的交换。河口的边民互市是情感与利益的共同体，互市秩序依靠道德约束为主，法律约束为辅，主要体现在诚信交换和协商解决矛盾纠纷两方面。诚信交换，是指本着讲信用、不欺骗对方的原则进行交换。边民在交换过程中极少出现使用假币、缺斤短两等不法行为。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不能将诚信交换简单归功于边民守信，诚信交换还体现在非互市现场交换，即双方在上次赶集就直接约定下次的交换，交换时间、交换地方均具有较大的随机性。边民通常会预约在下一次互市赶集日的某时、在某村寨的山脚或山腰直接见面交换，如山上的越南哈尼族背着采摘的蔬菜、水果直接到坝区的傣族村进行物物交换，实行5个茄子换取半公斤稻米诸如此类的等价交换。这样的非现场互市交换广泛存在于跨境民族之间。随着非互市交换的次数增多，边民之间的信任感也逐渐增强，同时还容易满足双方的定向供需。协商解决矛盾纠纷，是指双方本着平等、互谅的原则处理交换过程中出现的不愉快。由于互市是自发性的民间交易场所，交换原则双方较熟知，因此发生纠纷的机率极低。偶遇纠纷时，语言相通的旁人往往会主动介入调和，双方各让一步，矛盾则不攻自破。一般发生交易纠纷的人群往往是外地商贩与当地村民之间，主要源于交换成本过高、语言不通。为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外地商贩选择委托当地边民收购货物，因此互市始终能保持相对和谐的秩序。
（四）同族交换与他者交换
在边境地区由于少数民族较多，支系繁杂，民族语言盛行，进行互市贸易时，边民更倾向于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无障碍的交流。因此，在交换性价比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边民往往优先考虑本民族，如壮族与壮族、瑶族与瑶族、苗族与苗族之间的交换。但这并不意味着边民怀揣排外心理，而是市场交易的一种“语言红利”。如果语言不通，交换双方需要邀请熟悉两种民族语言的旁人进行翻译，从开始砍价到最终成交，过程相对比较繁琐。由此可见，具有语言优势的边民，他们之间会进行无隔阂、无障碍地交流，成交率往往较高。边民民族意识还体现在服饰方面。在互市赶集场上一般可以通过服饰判断对方的民族身份和国籍，这主要源于各族人民的长期交往与特有的民族服饰风格。如瑶族妇女偏向于穿着宽松、长至遮掩臀部的上衣，突显内敛、掩饰的服饰风格；傣族、壮族等民族的妇女则喜欢穿着紧身、露脐的上衣，突显外向、暴露的服饰风格；苗族妇女则偏爱于银饰，服饰颜色较为单一且多为黑色，头发上插着雪亮的银簪，脖子上挂着银项圈等。而越南人也明显区别于中国人，如他们的皮肤偏黑、嘴唇偏厚、颧骨突显。从服饰而言，男子多穿褪色的绿色制服，女子则头戴白帽，身着花红上衣，下面穿一条宽松的黑裤。此外，越南人喜欢穿拖鞋，赶集时往往穿一双人字拖鞋等。另外，边民还可通过身材、说话风格、所卖货物等途径辨析对方的民族身份。但边民极少有“他是越南人，我是中国人”的国家意识，而有着“他是瑶族，我也是瑶族，我们是一家人”的民族意识。举例而言，在两个相隔不到千米的村落，村民均为壮族，均为同一姓氏，实际上为同一宗族，只是边界将他们划分到两个国家，有着不同的国籍身份。再如，基于路途遥远，越南人经常提前一晚赶至老卡互市点，投宿亲戚或好友家，甚至将没有兜售完的货物储存在老卡村，以备下一次赶集时继续出售等。由此，国籍并不能成为边民亲密关系的分水岭。当然，这并不代表边民缺乏国家意识。对比中国边民，越南边民的生活水平相对低下。在日常闲聊话语中，越南边民往往发出感慨，羡慕中国的经济秩序与政治秩序。互市还成为越南妇女嫁到中国的路径与跳板，有些未婚少女甚至已婚妇女通过互市结识中国男人。
案例3：CYF，女，30岁，越南老街省猛康县人，苗族。未婚时经常到猛康、纸厂互市点赶集，2005年3月与纸厂村村民HFY（男，38岁，苗族）相识，两人于2007年4月7日结婚，生有一男一女。（访谈时间：2017年2月22日）。
由此可见，交换的“礼物”既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货币；既可以是情感交换，也可以是利益交换；既可以是熟人之间的交换，也可以是陌生人之间的交换；既可以是依靠道德约束的交换，也可以是依靠法律约束的交换；既可以是模糊的交换，也可以是精确的交换。折射出边境地区特殊的人情交往模式，当地社会偏向于人情社会时，社会交换呈现更多的是传统模式交换，相反当地社会偏向于契约社会时，社会交换呈现更多的是现代模式交换。但不管是哪种交换模式，边境村民的互市并没有因为两国关系的紧张或平和而中断，相反一直持续下去，也并不能由其他现代贸易模式所替代，因为这是一种民间需求，更是一种民间文化。
五、结语
在回顾河口边民互市和城镇化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古代临开广道到今天的河口—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设立，政府逐渐重视边境地区的开放、开发和管理。在独立的民族国家产生后，边境地区作为国防的最前沿，处于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每个国家的政府都会加大对边境地区的管控，其中，聚集各种要素推进城镇化建设是一个较为普遍的做法。河口是官方打造口岸型城镇发展的试点，口岸型城镇的设立，河口具备了扩大开拓越南市场的政策保障。将边缘封闭的河口经济从内向型向开放的外向型经济转变，末梢成前沿，打造沿边开放的新高地，使其成为边陲重镇。口岸型城镇和互市都是因为国家之间边界的产生而出现。从时间轴上看，相比年幼的口岸型城镇，河口的互市产生的历史源远流长。口岸型城镇的推进为河口带来了“道路纵横，高楼林立”的新面貌，也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老卡、纸厂、坝洒、山腰、坝吉等几个主要互市点的基础设施。但从总体来看，河口互市依然是“犬深巷里，鸡鸣桑树颠”，互市点的经济结构、资源结构、产品结构、交换模式几乎没有改变，仍然处于中国的日用品换越南农产品的传统小额贸易阶段，边民的生活处于以人情交换为主要类型的社会。因之，深化内陆沿边开放，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应减少边境屏蔽效应的影响，提升边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不仅需要推进口岸型城镇的发展，而且需要完善互市基础设施，放宽互市发展的各种限制，使口岸与互市充分发挥各自功能，共同促进河口城镇化的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简介：曹贵雄，红河学院副教授；黎莹，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在读博士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微信公众号（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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