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村落终结: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村庄的空心化与乡村性演化
摘要：在城镇化高速推进的当代中国, 作为参与主体的乡村居民如何看待自身、家庭以及村庄中日益发生的变化?从这些主观的态度中能够解读出怎样的城乡变迁图景?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是否能增进对乡村性的认识?基于对河南邓州市桑庄镇“空心村”的考察, 从为何离乡、为何返乡、如何认识乡愁的三个层面进行探索性研究, 从而参与到“村落 (乡村性) 终结”的讨论中来。结果表明, 乡村性与城市性的动态博弈过程广泛存在于村民的乡村性建构当中。
引言:从“村落的终结”到“乡村性的终结”
21世纪初中国民工荒与空心村的同时出现, 不仅引发了对中国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的广泛争论[1-5], 也让“农民的终结” (the vanishin peasant) [6]这一舶来的概念引起各界更加广泛的关注[7]。与蒙德拉斯笔下的法国乡村相比, 中国当下前所未有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迅速放大了城乡转换面临的各种矛盾, 加之产权制度、农耕历史、人口基数等差异, “村落的终结”[8]在中国是一场意义深远的“巨变”。
从乡村视角考察中国城乡转型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Guldin等[9]通过对珠江三角洲乡村快速城镇化考察后指出, 非农产业繁荣直接终结了以农民为主的乡村, 这种观点和早期现代化理论中对传统和现代之间的非连续性的论述不谋而合[10]。同时期社会学家对中国村落城市化全景开展了丰富的散点式考察, 其研究对象不仅涵盖被动城镇化的城郊村[11], 主动工业化的远郊村落[12-13], 欠发达地区人口流出的传统农村[14], 更有极具特色的大城市流动人口聚居地如“浙江村”[15-17]。基于对珠三角农村的观察, 李培林[18-19]最早使用“村落的终结”来刻画中国农村聚落消亡的复杂过程, 他认为这一过程包含传统组织形态的失落和非农活动的出现, 并着力研究传统生活方式与组织消亡。田毅鹏和韩丹[20]放眼于更广泛的乡村类型, 进一步区分出三种村落终结的形态: (1) 城市边缘区的村庄被快速扩张的城市所吸纳; (2) 远离城市的偏僻村落因“过疏化”和老龄化而凋零; (3) 政府引导下的村庄合并。田毅鹏[21]进一步指出, 相较于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等“有形”衰落, “组织衰败”才是乡村衰落进程中更具本质意义的内涵。
另外一批学者在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下考察“村落终结”得出了差异化的结论。谢志岿[22]认定, 除非进行有效的, 破除计划经济时代以来二元结构的制度转型安排, 制度意义上的村落将难以终结。同时, 他还反驳了蓝宇蕴[23]提出的保留和维持城中村的论断:在后者看来, 作为“村社共同体”的城中村是农民市民化的一种新型社会空间, 是弱势的非农化群体“小传统”得以依托、行动逻辑得以体现的社会场域, 其存在能够有效节约政府城镇化成本。Siu[24]认为在快速城镇化时期城中村地区进行的改革措施依附于旧的制度框架, 而旧制度持续再生旧的“身份、记忆和行动”。近来关于中国城镇化战略的讨论, 延续和深化了上述研究对于农村现代化、提高生产效率、破除城乡融合发展障碍的立场[25]。
在Chung[10]看来, 聚焦于关于城镇化和“村落终结”的讨论有必要重申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 即“何为中国的乡村性?”这一问题的潜在假设是, “村落”本身并非仅仅是一个地域单元,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社会建构, 一种想象的共同价值观。Lin[26]等关注传统乡村的生活方式, 在对汕头“淘宝村”的研究中指出互联网经济的入侵改变了当地人对乡村生活的价值观念、对乡村的情感和传统的生活节奏, 但也遭遇了地方传统文化如家庭、宗族、宗教和性别机制 (gender dynamics) 的抵抗, 进而呈现出一种混杂的乡村性 (hybrid rurality) 特征。这一从日常生活实践观察乡村性的视角受亨利·列斐伏尔 (Henry Lefebvre) 日常生活实践理论的影响。通过对城中村“猎德”改造前后的比较, Kan[27]重视“村集体”概念, 认为相较于村民生产方式、村庄物质形态、行政管理方式等的革新, 集体经济与集体产权的继续维系着原有村民的自我和集体认知———作为社会建构 (social construct) [28-32]的乡村性。
关于乡村性的系统性论述或许可以追溯到Halfacree, 受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启发, Halfacree[33]提出了一个三维模型来包涵乡村空间的物质、表征和想象特征: (1) 乡村空间的表征, 指乡村被资本利益、政策制定者、科学家、规划师根据某种秩序建构乡村空间的方式; (2) 乡村的日常生活, 指构造乡村日常现实的空间实践; (3) 乡村地区, 指 (1) 和 (2) 共同建造和嵌入的地域空间。Chung[10]在对广州城郊村的研究中使用了这一理论框架, 并聚焦于表征中国特色乡村性的农民“自立” (selfreliance) 特征和封闭的“村集体”制度。在他看来, 城市化终结了村落景观和农业、“村改居”终结了村落名称、“农转非”终结了农村户口, 但乡村性却并未终结。Chung[10]与Kan[27]对“村集体”的认识并无二致, 但Chung[10]进一步指出, 村民由历史时期的务农为生到今天的出租屋经济, 以及村集体股份合作公司以地入股换取利益支持村庄公共生活 (医疗、教育、安保) 和福利保障的做法, 延续不变的是“利用本地 (土地) 资源”维持个人生计的“自立”逻辑。
在中国, 乡村作为一个与城市相对应的概念[34], 除去产业属性、地域景观、社会传统面向, 有三个更加重要的制度特性:户口[35-37]、社会福利[38-39]及土地产权[40-43]。中国乡村性的复杂性本身使得观察乡村性演变的学者都谨慎选择了切入的视角和案例, 某种程度上也拒绝了全局式的关于中国乡村性转型的宏大理论。随着“村落终结”研究的深入, 学者们逐渐摒弃了早先现代化理念经常采用的传统与现代的断点立场, 认可现代化路径的渐进性和差异性;而“乡村性终结”问题的提出, 则标志着对村落认知的彻底溯源和对线性进步式现代化理论的扬弃。根植于历史背景的城乡二元制度安排使得制度转轨变成村落共同体的非理性选择, 城市化本身暗含的现代化憧憬并不足以使村民放弃现有的既得利益, 这一点在城中村这种城乡冲突和交融最强烈的地方表现得最为显著。妥协的方案只能是名义上城市收编乡村式的“村落终结”和实质上基于封闭村集体机制的“乡村性维持 (或曰再生) ”, 且这种乡村性的维持法理上是无限期的。在这个意义上, 城市化及其蕴含的现代化本身都无法避免路径依赖, 甚至城市化和现代化也不再是一个线性的单向过程而变成“城与乡”、“传统与现代”的双向互动与融合。因此, 村落转型 (乡村性转型) 或比村落终结 (乡村性终结) 更适合当下中国的复杂语境。
本研究试图再次回到Halfacree[33]的乡村性模型上来: (1) 乡村的表征并不专属于任何群体, 是大众的共同想象; (2) 乡村的日常生活主要为村庄内的村民所实践; (3) 乡村地区是表征与实践的载体。因此, 乡村日常生活的实践仍然是本研究的实证立足点。同时, 与聚焦于城乡内部或边缘村庄、聚焦于实体物质和经济层面乡村终结、仅关注于村民日常生活实践的考察不同, 本研究期通过以下3点创新达到对乡村性的差异性解读: (1) 关注人口大量留出传统农区的村民日常生活实践; (2) 以转型视角如实考察乡村性而规避非必要的价值判断; (3) 关注村民对乡村性的文化感知与构建。
1、研究区、问卷调查与研究思路
1.1 研究区与研究方法
邓州市是河南省西南部与鄂、陕交界的一个县级市 (图1) , 户籍人口176.81万, 常住人口仅有142.52万, 耕地面积18万hm, 城镇化率仅为36.6%, 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2015年数据) 。作为传统粮食主产区, 近年来受沿海大城市城镇化带动, 大量人口长期外出务工, 成为典型的人口流出区, 村庄“人走屋空、建新不拆旧”的“空心化”现象十分普遍:在各村进行过空心村专项整治之后, 仍然有16.7%的村民在村里有废弃房屋 (表1) 。桑庄镇位于邓州市区东南14km处, 下辖19个村委会, 84个自然村, 户籍人口6.16万, 常住人口4.47万人 (约30%户籍人口外出) , 当地农业基础雄厚。研究随机选取了邓州市桑庄镇的8个村庄, 问卷调查500多位村民, 考察当下农村乡村性的转型路径与特征。
图1 邓州市桑庄镇区位
研究通过结构性访谈式问卷调查辅以非结构性访谈的方式进行:其一, 2015年11月与2016月两次对桑庄镇村民进行532份问卷调查, 筛选后有效问卷500份用以数据分析。考虑到村民外出务工经历可能产生的对乡村性构建的影响, 重点针对三类村民开展问卷调查: (1) 从未外出务工的传统农民; (2) 有外出务工经历的长期返乡村民; (3) 正在外出务工临时返乡的村民。重点关注上述三类村民生活方式与乡村性建构的差异, 以期刻画出城市性与乡村性的对弈。
就问卷抽样的特征来看, 男性占80%, 女性20%;调查人数在三类村民中的分布关系为 (1) > (2) > (3) , 临时返乡人口占总调查人数的6%;平均年龄53岁, 三类村民平均年龄关系为 (1) > (2) > (3) ;教育程度偏低, (1) 类村民完成初中教育的比重高于 (2) 类和 (3) 类, 但接受高中以上教育的比重反而不如其他两类人群;务农经历 (1) > (2) > (3) ;收入水平 (1) 类最好, (2) 类 (3) 类相当;新建房屋的意愿, 三类村民差别较小。
1.2 研究思路与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的小农经济学说锚定了对中国农村和农民“分散、孤立、封闭”、抵御风险能力差的认识起点[44], 社会主义集体化运动本身也内含了对“农民原子化”的判断。尽管人民公社制度解体, 但“村集体”的组织形态仍然得以保留及巩固, 并成为整个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与农民身份认同的单位, 甚至是新式的封闭利益团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与维持表明当代中国农民绝非重新回归到“原子化”状态, 虽然农户的经营规模仍然很小, 但是他们已经更深地进入或被卷入“开放、流动、分工”的社会化体系中来, 实现了从传统小农向“社会化”小农的转变[45], 实现了蒙德拉斯笔下的“小农终结”。
与市场化并驾齐驱的乡村革命力量来自工业化, 其理论基石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理论[46]。基于刘易斯假说, 城镇工业部门的发展会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而最终达到城乡劳动力边际收益等值的均衡状况。若此, 中国历史数百年来的农业“内卷化”[47]得以解决, 农业现代化得以实现。更进一步说, 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城镇化 (工业化) 与农村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 的关系也得以申明[48]。以上正是所有“村落终结”论的逻辑推演过程。
然而与村落终结的预期路径不同, 桑庄镇虽然距离市区不远, 但羸弱的县域经济使得县城的扩张缓慢, 桑庄镇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不会被完全吸纳;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的“异地城镇化”使得村庄老龄化加剧, 但距离“过疏化”还有相当距离, 村庄凋零之相少见, 反而有大量自建新房;人口的大量流出适当提高了人均耕地面积, 但距离耕地向少数人的集中和农业规模化生产还十分遥远。
表1 被调查村民的主要社会经济属性
这种与理论界预期相悖的“不彻底城镇化”现象当如何解读?答案无一不指向城乡中国的制度安排。农户的家庭利益被以集体名义锚定于 (建设和农用) 土地之上, 不可交易。城镇提供的就业机会实现了农村流出人口的职业转换, 但是农民工想要在工作地享受户籍所在地村集体提供的以户籍为基准的属地化福利分配困难重重。简单的办法当然是放弃农村户口, 换取当地城镇户口, 然而历史时期城镇户口的大门是对农民工关闭的。近年来中小城市逐步放开户籍限制, 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但农民“农转非”的意愿反而不足:以桑庄镇为例, 以县域范围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使得村民不必“农转非”也可以近距离享受城市公共服务, 但是县域经济发育缓慢、就业机会少使得农民宁愿选择继续大量外出务工。与此同时, 大城市拥有丰富的就业机会和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对农民工的吸引力最大, 但落户限制仍然紧缩。以家庭为单位的内部分工, 反映出打工地落户限制和经济门槛带来的“老无所依”、“幼无所学”的现实困境。加之“新农村建设”和对农业的大幅补贴, 使得农民种地不仅自足还有剩余。桑庄镇外出打工又返乡的村民大多出于养老和育儿 (孙) 的考虑, 同时以农忙种地和农闲到城市帮工的“兼业” (而非彻底流转土地) 选择, 正是多重制约下的理性均衡[49]。
本文由观察村民日常生活“是什么”的“实然”, 深入到村民自身“怎么看”的“应然”。在城镇化高速推进的今天, 作为参与主体的乡村居民如何看待自身、家庭以及村庄中日益发生的变化?从这些主观的态度中能够解读出怎样的城乡变迁图景?这些主观的态度与现实有多大距离, 是否存在不可调和的张力?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构成了本文的核心内容。具体而言, 下文将从村民为何离乡、为何返乡、如何认识乡愁的三个层面进行探索性研究。
2、乡村性建构:村民认知中的城乡分野
2.1 离乡动机
2.1.1 经济激励
村民外出务工经商的主要动机何在?调查问卷设置了这一问题:“您为什么外出务工经商 (如果您不外出, 您觉得村里其他人为何外出务工经商) ?”从图2可以看出: (1) 挣钱不出所料仍然是激励村民外出务工经商的最重要原因, 挣钱的目的集中在盖房和供家人上学两个项目上; (2) 此外对于农业生产劳作的抵触情绪也普遍存在, 可以推断村民对于农业生产的收入水平整体较为失望; (3) 值得一提的是, 出去见世面和对于城市生活的向往也成为当前农民外出务工的重要动力。
2.1.2 文化霸权
将这些动机与外出务工者的当前状态结合在一起做交叉分析, 发现了一些更为有趣的现象。受访者中从未外出务工的村民有357位, 平均年龄56.1岁;临时性返乡的村民有30位, 平均年龄41.2岁;外出务工长期返乡的村民有105位, 平均年龄46.5岁。在一定程度上, 我们可以将从未外出务工的村民称为传统务农者, 将有外出务工经商经历, 如今返乡的村民称为“一代外出务工者”, 而临时性返乡的年轻人可以称为“二代外出务工者”。
图2 空心村村民外出务工原因与当前状态的交叉分析
其一, 二代外出务工者中, 认为“务农太辛苦”是自己外出务工经商主要原因的比重, 要显著低于从未外出村民的估计和一代外出务工者的选择。原因至少有两方面, 一是这些年轻人有些从未有务农经历, 因此在职业选择上也从未将务农作为备选项;其二是农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使得务农本身的劳动强度也在减小。
其二, 二代外出务工者中, 提到想过城里人生活、来自邻里和同龄人的压力、跟随家人外出的比重高于一代外出务工者, 而只是想出去见见世面、挣钱回来买房的比重则低于后者。这种代际差异的内涵是十分深刻的:一方面, 相比于上一代人, 随着人口流动性的提升、信息技术的发达, 二代外出务工者与城市的交流更为频繁, 因此“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这样简单的动机不再强烈;另一方面, 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正在成为新一代外出务工者的“乌托邦”, 不仅使得年轻人产生了更强烈的定居愿望, 也在乡村中形成了更为广泛的道德压力———有本事的、想成功的都已经到城市里寻求机会, 留在乡村里会被认为没出息、没前途。
2.2 回乡缘由
面对“家中现在留在村里的成员是否有迁出打算”这个问题, 489名村民中145人表示仍然有意向迁出, 占比30%;而对于“家中现在已经外出的成员是否有回村计划”, 226人表示计划返乡, 占比46%。考虑到两次调查的时点都处于一年当中乡村的农闲时段, 也是城市正常用工的时间, 可以推断:在一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村里仍然有约30%的人口有稳定的外迁需求;而已经进城的农村人口中, 超过半数希望能够在城市中落脚, 而不愿意再回到农村里来。
图3中详细对比了准备外迁的村民与外出村民返乡的动机。对于外迁行为动机来说, 就业需求和教育需求仍然高居前两位, 这与图2的结论相互印证。而对于已经外出的家庭成员返乡动机的解释, 赡养老人或养老得到最多认同———事实上如果将两个动机更加细微地拆分一下或许更确切, 但是超过50%的赞同已经足以凸显家庭伦理与经济理性的双重作用:一方面, 以抚育和赡养为核心的代际互助广泛而深刻, 所谓以核心家庭为主的农村家庭结构形态尚未到来;另一方面, 出于有限的经济能力, 和对于故土的依恋, 叶落归根是一种情感和经济的共同满足。
此外, 值得一提的是在准备返乡的外出务工经商者当中, 有接近三分之一 (32%) 的受访者表示要回乡创业, 如果叠加上选择回乡就业的人数, 共有超过47%的受访者表示回乡工作也不错。在调查中发现, 确实有部分有外出务工经历的村民返乡开办了一些副食品零售、家庭装修、灯饰、五金等商铺, 在集镇上甚至能够看到一些婚庆、婚纱摄影、电动车销售、餐馆等门面, 但是总体来说规模小、数量少、类型集中。因此这样强烈的返乡就业或创业愿望更大程度上应当理解为一种期望, 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如愿以偿。
图3 留守人口的迁出动机与外出务工人口的返乡动机对比
2.3 乡愁空间
2.3.1 乡愁的地理学意涵
自2013年中央城镇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建设“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以来, “乡愁”一词开始频繁地进入公众讨论, 并在学术领域引起热议。
“离开”与“差异”被认为是乡愁的重要来源[49]。Van[49]等指出身体与家乡的短暂或长期分离, 是乡愁的重要诱因;并且文化的异质性及其导致的负面情绪对乡愁有激发作用。周尚意、成志芬[50]从人本主义地理学以及道德地理学出发, 提出了从空间和地方两个维度来讨论乡愁的构想。其中空间维度辨析乡愁中乡的空间性, 从尺度、距离、移动性三个关键词入手, 回应乡愁中的乡有多大、乡愁中的乡在多远、以及乡愁的乡是否可以移动三个核心问题;地方维度则解读人与地方相互作用产生的联系, 从身体感知、情感记忆、文化构建三个视角切入来理解作为一种人地关系的乡愁内涵。
事实上, 空间与地方的二分法在乡愁话题面前面临的挑战并不比其带来的启发性更少, 因为乡愁的“地方”意义无疑远超过空间意义;并且在地方维度上, 身体的知觉与情感记忆、文化构建又互相联系而难以清晰划分。因此, 本文对乡愁空间的研究, 在对乡愁的空间尺度 (就在本村) 与感知主体 (村里居民) 做出具体限定的基础上, 重点关注村民对“乡”这个“地方”的构建是什么, 以及因为城镇化和市场化而悄然发生的变化。
2.3.2 乡的“家”意义构成
全球化时代, 流动性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特征[51], 移民现象的不断增加就是其中一例。在乡愁面前, 一个新的问题随之而来:乡愁只属于老家, 而不属于新家么?在对乡的移动性的讨论中, 成志芬等抛出了一个深刻的命题:在人口流动性日益增强的今天, 是否只有出生地才是“乡”, 而其他停留的地方不是“乡”?并且指出乡愁不仅是对遥远故土和亲人的思念。即使终生未曾离开过居住地, 也不能说我们没有乡愁。如果只将乡愁建设作为离开之人的实践, 是一种道德缺失[52]。
本文认为忽略乡的“家”属性比忽略乡愁实践的双向性存在更大的缺陷。事实上, 居住地作为“家”的意义一旦形成, 无论新旧都会产生某种意义的乡愁。就像段义孚 (Yi-fu Tuan) 在《回家记》 (Coming home to China) 里所写, 当中国读者认为他跨越半个世纪回到“故乡”之时, 他对故乡的观察, 除了自己曾经长期居住的地方 (如重庆南开中学) , 更多的体验并不是以儿时的记忆 (如果残存的话) 为背景, 而是自己更长时间居住的美国。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 书的最后一章标题是《去机场, 回家》, 在他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行走、饮食、交谈、起居的这段时间, 他许多次提到自己在美国的生活, 这是否也该被视作一种乡愁?
我们据此提出如下理论假说:对于一个具体的空间而言, 只要主体 (人) 对这里产生了“家”的感受与认同, 并在某些条件下 (如离开, 或文化碰撞) 产生对于“家”的思念, 就足以认为主体产生了对于这一特定空间的乡愁。因此, 认为某地是否是“家”, 即使不是全部, 也应当是讨论乡愁移动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表2中总结了数百位村民对于本村这个尺度的“家”乡的认同度以及原因。从中可以发现, 当不限制选择项数目时: (1) 总体来看, 人们对亲情关系的认同度最高, 土地、风俗习惯认同度也都超过50%, 自然环境对于产生“家”感受的贡献相对较低; (2) 对于从未外出的乡村人来说, 对几个原因的认同度高低与总体情况完全一致; (3) 对临时返乡的外出务工经商村民来说, 对土地的感受最为强烈, 要显著高于排名第二的亲戚关系与风俗习惯———这与他们自身的经历也较为相符, 因为长期在外务工经商, 村庄内部亲情、友情、邻里关系的维系受到了影响, 在其认知中的重要程度也相对下降; (4) 对有外出务工经商的经历, 然而已经返乡较长时间的村民来说, 对土地、风俗习惯的认同程度相当, 而且明显高于其他原因, 结合对临时返乡农民工的判断, 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外出务工经历对于村民重新认识自己土地的价值有一定的增强作用; (5) 横向来看, 对于村庄内亲情关系、生活节奏、自然风光、风俗习惯对“家”空间的贡献认同感, 均呈现从未外出村民高于长期返乡村民和临时返乡村民的现象, 足以证明外出务工的强度越高, 对这些维度的认同感就越低; (6) 横向比较的唯一例外是土地, 有外出务工经历的村民对土地的感受要强于从未外出的村民———这无疑是一个让人惊叹的现象!
表2 空心村居民对村庄“家”感觉的来源
对选择项目做出限制, 问出上述5方面原因中, 最为重要的一项, 有了新的发现: (1) 纵向看, 无论总体来看还是分别看三类人群, 土地的重要性超过亲情关系排名首位, 这肯定了土地在村民心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2) 外出务工经历对于村民对土地重要性认同的促进作用被进一步凸显, 临时返乡 (45.45%) 稍稍高于长期返乡 (41.43%) , 显著高于从未外出 (32.34%) 。
2.3.3 新家与乡的移动
如图4所示, 在人的流动性日益增强的今天, 村民的乡愁生产方式在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最突出的特征是“家”与“乡”的分离与再造:一方面, 村里任何一个家庭中的成员, 都可能通过外出务工经商等经历, 获得了在他乡 (主要是城市) 建立“家”的机会。一旦新“家”得以建立, 此时对于流动者而言, 他会获得一份对老家村庄的乡愁, 以及因为离开新家而产生的新的“家”愁。另一方面, 新的居所变成“家”, 新的“城”变成“乡”进而产生新“乡”愁的过程, 是由空间到地方[53]的塑造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情感投入来赋予新家庭及城市其意义与价值, 而新的“家”愁与“乡”愁, 正是这种塑造过程的一部分。
因此, 探讨新“家”的产生过程, 同样是讨论乡愁中“乡”的移动性的重要一环。
表3中给出了492名空心村居民对于曾经造访过的城市可否称之为“家”的判断以及认为城市没有家的感觉的缘由。 (1) 整体来看, 认为城市有“家”的感觉的比重仅占到总人数的12.80%, 考虑到调查的对象是一年的非特殊时点 (农忙或春节) 仍然留在村里的村民, 尤其是相当数量是从未长期外出务工经商的村民, 这个比重不难解读; (2) 横向来看, 长期外出务工经商而临时返乡群体认为城市有“家”的感觉的比重接近其他两类村民比重的两倍, 说明当前在城市的长期居住有助于形成新“家”的认同感; (3) 在对城市产生“家”的感觉上, 有外出务工经历的返乡村民并没有高于从未外出务工经商的村民, 这与之前对于土地的观察有所差异。其原因或许可以作此解释:这类居民大体分为两种, 一种是有永久迁出或在城市建立家庭的打算, 但因为能力不足或无法适应等原因未能如愿;另一种是只是将城市当作外出务工经商的场所, 仍然坚定地想回到村庄———而无论哪一种, 客观限制或者主观偏好的存在都不利于产生对城市作为“家”的判断, 甚至有可能有负面影响。
对于明确表达没有产生新“家”感觉的275位村民, 笔者进一步探索其原因。当不对原因的重要次序作出限制时:
(1) 总体来看, 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是“没房子”、“无稳定工作”、“亲戚朋友少”、“无城市户口”、“没安全感”、“未获得与城市市民同等待遇”、“与城市市民没有往来”、“其他”。单独来看没有任何一项选择率超过50%, 而其他的选择率则超过14.18%, 对比表4, 足以引起重视。经过后期补充访谈以及其他问题的分析, 认为增加“城市的生活方式不习惯”等选项或许会有更好的效果, 因为不少村民在理解这个题目时, 潜意识会将这个问题转换成“我为什么不喜欢安家或者长期生活在城市”。
(2) 对于从未长期外出务工经商的村民而言, 这些原因更多可以理解成为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对于在城市安家潜在困难的预期或者估计。从这个意义上说, 城市购房 (46.95%) 和稳定工作 (40.22%) 两个经济门槛得到更多人的认同。
(3) 在外出务工经商临时性返乡的村民看来情况则大有不同, “没有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与住房、工作并列榜首, 而认为“城市亲戚朋友少”的在所有明确指出的原因中选择人数最少。前者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当外出务工农民对于以市民身份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与现实的落差;而后者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解读, 其一是长期在外务工经商的村民在城市里结识并维持了新的友情, 其二是相对于其他原因来说, 该状况获得改观更加容易实现。
(4) 相较于其他两类人群, 返乡村民则着重强调了亲戚朋友少的作用。考虑到这一人群年龄较大 (平均年龄53岁) 的事实, 并结合后期访谈, 分析认为此类人群在外出务工时相当部分已经组成了家庭 (1990年平均年龄也已经27岁) , 在村里形成了稳定的交际圈, 只是出于改善生活的需要才离开家乡, 因此对于原有的亲戚、朋友关系特别看重。但是因为通讯、交通条件所限, 原有关系很难维持, 而长期返乡以后, 村里的新旧关系又得以恢复和建立, 前后对比凸显出打工期间的情感缺失。
(5) 横向来看, 除“城里亲戚朋友少”这一项原因外, 其余六个明确原因均呈现出“临时返乡”选择比重高于“长期返乡”的情况, 这进一步反映了当代外出务工村民对于融入所在城市的制度环境 (户口、安全感、市民待遇) 与经济机会的落差感比上一代外出务工村民更大, 而对维持本村内人际关系的需求明显降低。
3、结论:空心村村民的乡村性建构
本研究从村民主题认知的角度, 反映城乡转型和市场化加深对于农民认识城乡关系、认识乡愁、认识“家”的意义等“乡村性构建”问题进行了探究, 主要发现如下:
其一, 城市文化已经在农村人心中形成一种霸权。相较于从未外出务工的村民, 和已经返乡的上一代外出务工人员, 当前外出务工的年轻人, 感受到了更强的道德压力。不出去可能会被认为是没出息, 没出路。由此观之, 无论城市人如何构建乡村, 粮食主产区的空心村村民已经用实际行动表达出内心深处对于“乡村=落后”, “待在乡村=没出息”的认同。这是刘易斯假说和蒙德拉斯未曾触及的文化心理。这种观点在Kan[27]对猎德村的研究中甚至可以找到市场依据:改造后的猎德村硬件全新, 但是仍然比周边非城中村的住宅小区租金价格低廉, 因为租客认为猎德仍然有乡村性。
其二, 对于“宅基地和农地”重要性的认识上, 临时返乡村民的认识强度强于从未外出或长期返乡的村民, 这与此类居民最强的迁居意愿形成强烈反差。这说明一方面, 长期外出务工削弱了这类村民与村庄的关联, 情感联系和文化纽带的意义削弱而土地财产的意义凸显, 即所谓“利益在场而身体不在场”的局面[21];另一方面, 说明当今中国人的城市化过程同时加深着村民的迁居愿望和对土地的增值预期, 对这些“身体不在场”的村民而言, 工作、生活和思维方式中的乡村痕迹日益削弱, 农民户籍这一制度要素逐渐沦为保持土地财产资源的依据和凭证。
其三, 相对于传统的乡愁空间构建, 流动性时代两种重要的新现象值得关注:一是“家”与“乡”的分离, 表现在于城镇化和市场化导致年轻村民对“乡村共同体”认识的降低;二是“新家”的产生, 家可能不止有一个, 乡愁也可能不再仅对于农村, 也对于城市。
总体而言, 以上事实并不构成对诸多学者对于城中村改造后“乡村性”维持结论的反驳。相反, 作为对已有研究的补充, 本文更为真切地阐释了当代中国快速城市化语境下“乡村性”与“城市性”相互拉锯、此消彼长的过程———这种拉锯不仅是空间上的、更是表征于实践层面的。据此, 面对“村落终结”或“乡村性终结”的讨论, 本文认为应当对“城乡二元”观点进行扬弃, 对将城市化或村落终结作为单向过程理解观点进行扬弃, 以转型的视角真实考察“乡村性”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城市发展研究2017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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