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的人都有未开发的技术。
这是专门向穷人贷款的格莱珉银行服务贫困户的基本理念,这也是目前我国扶贫小额贷款发放、扶贫金融工作开展所应持有的理念。本质上,积极服务弱势群体,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使贫困户拥有可持续的、生产性贷款需求和相对稳定的收入,是扶贫小额贷款政策乃至脱贫攻坚工作的要义。
近日,银监会、财政部、人民银行、保监会、国务院扶贫办五部门联合下发《关于促进扶贫小额信贷健康发展的通知》(简称《通知》)。《通知》对扶贫小额信贷发放、使用的合规性进行纠正,并对贷款风控工作提出指导性思路。
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社会责任报告》透露,到2016年底,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放的扶贫小额贷款余额1658亿元,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402万户,扶贫项目贷款余额802.7亿元。扶贫小额贷款发放的“量”上去了,同时,政府和银行机构也提出了像产业扶贫、龙头企业带动等创新做法,使扶贫小额贷款能够尽量多地覆盖贫困户。但是,贷款发放的“质”,即精准度、合规性和使用效果仍存疑。
《通知》开篇便直指扶贫小额贷款工作存在资金使用不合理、贷款发放不合规、风险管理不到位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部分地方扶贫小额贷款发放率与政绩挂钩,可能直接导致2014年《关于创新发展扶贫小额信贷的指导意见》中设定的“有贷款意愿、有就业创业潜质、技能素质和一定还款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未被“瞄准”,部分贷款可能缺少明确的生产性用途,还款自然很难得到保障。因而银行的放贷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被抑制。扶贫贷款的高风险性无法避免,而商业银行的逐利性也是其本质特征,两者的矛盾仅依靠市场力量是很难调和的。在2020年全面脱贫目标时间节点来临前,尚有财政全额或部分贴息兜底以缩窄商业银行的风险敞口,那么三年后,商业银行就很有可能因政府补贴的减少或停止,撤销利率仅为人行基准利率的扶贫贷款发放,造成农户的因还贷返贫。因此,笔者认为,在2020年之前,培育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内生力量和银行部门具备持续服务弱势群体的意愿缺一不可,这比片面追求贷款发放量更为重要。只有资金两端的主体有了较为均衡的供需意愿,商业性金融机构可适当获利,金融服务弱势群体才可能具有可持续性。
如何为扶贫对象赋能是摆在各扶贫主体面前的一道难题。《通知》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大对信用良好、有贷款意愿、有就业创业潜质、技能素质和一定还款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支持力度;不能将扶贫小额贷款用于建房、理财、购置家庭用品等非生产性支出,更不能打包用于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贫困户在被“强制”资金供给后,因为缺乏生产性需求而将贷款用于消费性支出,以缓解家庭财务紧张或是被贫困地区政府打包用于地方建设的做法不可取,这严重违背了扶贫小额贷款的初衷,也违背了精准脱贫的宗旨。
其实,绝大多数贫困人口不缺少自主脱贫的意愿,缺少的是好的想法、技术支持或是产品销路。这些短板,同样也是扶贫主体需要思考和探索的方向。在这一方面,格莱珉银行有较为成熟的一套做法。这一非政府组织在提供信贷的同时,也会非义务性地为贫困户提供生产资料、技术培训、农产品收购等配套服务,保障他们短期内的生产性资金需求,也让贫困户拥有长期的收入保障。我国也可以效仿这种形式,扶贫主体之间合作提供服务,赋能贫困人口。比如,政府可以邀请生产经营专家,为地区提供致富方向,为贫困户现场讲授生产技巧和管理方法,提供优良种苗等生产资料;保险公司可以运用自身对市场的专业分析和自然灾害的预测、抵御能力帮助农户抵抗市场波动和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生产经营风险;租赁公司可以以优惠的价格提供给贫困户农机和生产设备;银行也可以利用自身掌握的农业上下游客户资源为用户提供原材料获取便利和稳定的销售渠道。当然,割裂的贷款配套服务主体很可能导致利益冲突和服务节奏的不统一,这就需要政府部门进行监管统筹,形成服务的合力,共同分担贷款的风险。
扶贫对象有了生产经营的能力,扶贫贷款才会有对应的生产性用途,也才能保障贫困人口的彻底脱贫。作为贷款提供方的银行,贫困户能够通过生产经营保持相对稳定的现金流,还贷就有了保障,客户甚至愿意以更为市场化的成本借贷。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未来,即使政策发生变动,银行仍愿意为农户提供可持续性的信贷服务,也才能形成银行等金融机构服务弱势群体的客观条件。
《通知》中也提到了积极推动建立和完善风险补偿和分担机制,鼓励开展农业保险保单质押贷款等银保合作模式试点等风险防控方面的指导性建议,但这些都是能减损,而非止损。只有深切关注贷款需求方,调动其生产积极性,帮助贫困户进行事前风险防范,更多的金融资源才会自主流入扶贫产业,继而形成长期的帮扶机制,包括扶贫小额贷款在内的扶贫政策也才可以真正精准、有效地落地。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金融界 2017-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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