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国家实施的支持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改善了农村教师队伍的状况。但农村教师对农村文化的认同度较低以及服务农村教育信念不够坚定的问题仍存在。研究表明,在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小学教师与农村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农村小学教师角色从熟人成为农村社区的陌生人。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农村教师在工作之外的交往领域中扮演社区的熟人角色,有助于沟通教师和社区民众的关系,有助于加强教师与乡土文化之间的联系,有利于开展教育工作。从熟人向陌生人的角色转变,影响到农村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及其对学生的教育实质和教育效果。
关键词：农村教师；角色；熟人；陌生人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在城乡教育统筹发展的背景下，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专门支持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①，这些政策正在为农村教师队伍补充着新鲜血液。2009年开始实施的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教师待遇，增强了农村教师岗位的吸引力。但就笔者在部分欠发达地区农村学校调研时所获得的信息来看，在学历和待遇改善的背后农村教师队伍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令人担忧，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在教师专业化的背景下农村中小学教师对农村文化的认同程度较低以及与此相关的服务农村教育的信念不够坚定。农村教师与其所服务的农村社区关系疏远，对农村文化缺乏尊重和认同，与学生及其家长的关系不够密切，这些问题的存在潜在地影响着农村教育质量的提高。
学者们通常认为，教师专业化的核心内涵”一是价值观引领下的教育理念与专业精神的不断重构与塑造，二是基于广泛学习的专业和非专业知识的不断拓展，三是反思学校日常生活基础上的教育智慧的不断提升”[1]，但这样的理解在强调教师”内在的”教育教学理念和技能提高的同时，却忽视了教师与外部世界(主要是与其所处的社区及其文化)之间的关系。教师作为”KEY”，不仅是带领学生打开知识之门的钥匙，也是一个连接学校与家庭(社会)的”拱顶石”，[2]p15-17不仅要完成教书育人的分内之事，还要承担传承、改造社会文化的外部责任。教师能够传承、改造社会文化的前提是他们需对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文化有足够的理解、认同和尊重。教师与所处社区文化的关系对于其教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李书磊通过对比内蒙古和山东两所小学的情况发现:教师与学生及其背后的村落文化熟悉与否对教育内容、学校机制乃至课堂气氛都有实质性的影响[3]185。教师能否处理好与农村社区文化的关系，也会影响其自身的角色认同，容中逵指出:在他者规训异化和自我统整迷失的双重作用下，当下乡村教师的文化符号象征意义几近丧失、内在根本质素遭致否定、社会身份角色日益游移不定，这造成了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危机[4]p83-88。
对于农村教师而言，如果没有对农村文化的高度认同和投身农村教育发展的坚定信念，农村教师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能转化为农村教师的有效”战斗力”，而上述那些旨在支持农村教师队伍发展的教师政策的执行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如冯大鸣的研究就发现，缺乏对文化向度关注的西部地区农村教师发展政策无法实现预期的效果[5]30-33;媒体也曾报道了”免费师范生恐惧回农村”的现象。由此看来，仅靠支持性的教师政策不足以改善农村教师队伍的状况[6]。我们需要在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的视野中重新定位农村教师的角色，考察农村教师与农村社区文化之间的关系。
在本文中，笔者将用社会学中”熟人”和”陌生人”这对学术概念作为分析框架，考察农村发展过程中教师与农村社区文化之间关系变革的路径，并反思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二、熟人与陌生人：一个分析框架
作为一个日常话语中的词汇，”熟人”就是相互认识并了解的人。将熟人这个日常词汇提炼为学术概念，是费孝通完成的工作。他从中国人在传统社会中村落聚居的生活方式出发，论述了乡土社会作为熟人社会的特征:”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7]9-10。在熟人社会里，人与人由于”熟悉得到信任”，形成了中国人”人和人相处的基本办法”[7]10-11。由于熟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和相互之间的熟悉，因此维系着熟人社会的是人情关系、道德舆论和伦理法则等。此后，学者们纷纷以熟人社会作为乡土中国的基本特征之一，对其信任机制、社会联系的特征进行分析。
最早对陌生人进行研究的社会学者是齐美尔。在1908年发表的《陌生人》一文中，齐美尔指出:”陌生人不是此前常常接触过的意义上的外来人，即不是指今天来、明天走的流浪者，而是指今天来、明天留下来的漫游者——可以说潜在的流浪人，他虽然没有继续游移，但是完全克服来和去的脱离。在一个特定的地域空间的范围内——或者一个其边界的确定性和地域空间的确定性类似的范围内——固定下来，但是，他在这个范围内的身份基本上是由下述情况决定的:他并非就历来就属于它，他带着一些并非和不可能产生于它的品质到它里面来。”[8]341-342现代社会是由陌生人构成的社会。美国法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形象地论述了”陌生人社会”的特征:”在当代世界，我们的健康、生活以及财富受到我们从未而且也永远不会谋面的人的支配。我们打开包装和罐子吃下陌生人在遥远的地方制造和加工的食品;我们不知道这些加工者的名字或者他们的任何情况”[9]p30-31。”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产生了法律”[7]p10，”契约是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须要精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是一切现代社会的特性。”[7]p75陌生人社会具有高度理性化的，强调效率与规范至上，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不再有其在熟人社会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在社会学的理论脉络里，熟人社会代表着传统与落后，陌生人社会代表着现代与先进，现代化的进程就是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的过程。费孝通就认为”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7]p11。翟学伟认为”熟人社会不会建设成为民主和法制的社会……如果中国人选择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了民主和法制的政体，选择了倡导公平和正义的社会，那么清除熟人社会中的运行机制，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10]p14-15。张康之也指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是”自觉地通过民主、法制的建设，促进契约关系的形成，从而加速熟人社会的解体，用陌生人社会取而代之”[11]。上述学者主要是在经济、政治、法制等领域中论述熟人社会的消极作用和陌生人社会的积极意义。
本文在以下意义上使用熟人和陌生人的概念:”作为熟人的教师”熟悉当地的社区文化、熟悉学生身处的环境、熟悉学生的家长；”作为陌生人的教师”不熟悉学校所在社区的文化、不熟悉学生身处的环境、不熟悉学生的家长。笔者试图通过考察教师从熟人向陌生人角色的变化来反思如下问题:作为熟人的教师和作为陌生人的教师对农村教育的发展各自具有何种意义?教师从熟人角色向陌生人角色的转变如上述现代化理论所表明的那样是一种线性的进步吗?在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熟人社会的特征在教育中的作用也如上述学者所言那样唯有消极的一面吗?在中国乡村这样的特殊文化中和教育这样的特殊领域中，农村教师的熟人角色是否还具有一定价值?在此背景下，促进农村教师发展的政策需要做出哪些相应的变革[12]？
三、熟人与陌生人：不同时代农村小学教师的角色表现
作者做田野研究的H小学坐落在苏北的S镇。1980年代后期，笔者曾经在原来的H小学就读小学，所以对当时的情况较为熟悉。2003年，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后，周围三个村庄的三所小学合并进来，成为新H小学。学校现有教师26人，教学班级12个。
（一）作为熟人的农村小学教师
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末，农村小学教师的主体是”没有正式教师编制、由学校所在的集体给予报酬并由国家给予部分补助的”民办教师。直到《义务教育法》颁布的1986年，我国仍有273.9万小学教师，其中主要在农村。亦农亦师的民办教师勉力支撑农村教育的发展。[13]民办教师一般在本人所住村子办的小学里任教，具有农村户口并在村子里有属于自己的田地和宅基地。在1986～1990年间，笔者就读的H小学里的11名教师中只有校长一人是公办教师，其他10人都是民办教师。这11位教师均住在本村，其中现在已退休的老校长就住在学校的围墙边上，其他老师的家分布在本村的五个自然村，住地距离学校最远的两位教师到学校也仅有3华里路。老师们每天骑自行车或步行回家吃饭，时常有老师和同学一起回家、边走边聊的情况。
老师们每天下课后就去田里劳动，周末休息时去赶集买卖物品。教师和学生的父母们保持同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一致性。即使是具有公办教师身份的校长，也因为家属是农民而有土地，每天也要下田劳动。笔者读书时经常看到老师手里拿着镰刀走进校园，放学后操起镰刀又走进学校门口的田里。民办教师的收入低，老师们为了补贴家用还做一些兼职，如有的老师下课后会在学校门口摆摊给别人理发;有的老师甚至早晨起来走乡串户地卖完一盒豆腐再去学校教学。学生也都是本村的子弟，老师们和学生的长辈们都是熟人甚至是亲属，甚至老师和学生本人也有辈分上的关系。老师们对学生们的情况及其家庭背景极其熟悉，因此无论是教育孩子还是和家长沟通都得心应手。老师们和家长们的追求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好好教育孩子，给予孩子知识并通过知识教学传授做人的道理，后者比前者更加重要。家长们见到老师很少关心孩子的成绩如何，这超出了他们关心的能力限度。但是，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家长们对老师说，”我的孩子就像你自己的孩子一样，该打就打，该骂就骂”。彼时，老师打了孩子很少有家长找到学校的。李书磊将教师和学生及村庄的关系称为”亲族关系”:”村小教师与村子的亲族关系是这里的突出现象……夫子洞小学在其作为国家文化机器的性质上与丰宁小学没有什么区别，但它的教师对于村子来说却是`自己人'，村子对他们知根知底，而且有感情上的亲近与信任，他们也对学生及其详细的背景了如指掌。教师与村子的亲族关系极大地缩短了当代学校作为乡村中一种外来的、陌生的系统与村庄的距离，在相当程度上弥合了学校与村庄的疏离感，它有助于农民及其子弟将当代教育这种本质上是异己的东西当然地接受为自己的东西，它也有助于教师们将一种陌生的话语系统更好地翻译成村落社会易于理解、便于接受的东西，并在这种翻译中用村庄的精神对教育的主流话语进行一些修正或产生一些误读，这反倒有意无意地在教育中保留了一些新鲜的、有活力的东西”[3]p184-185。
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一致性保证了教师与村落中的农民及其文化之间的和谐关系。乡村教师与其所任教的社区、学生及其家长处于同一种文化中，有较为强烈的认同感。因此，尽管那时候的老师学历不高甚至没有经过专门的技能训练，但是他们依靠对乡村文化的熟悉和对教育的理想与信念赢得了学生及其家长的尊重，其朴素的教学方法也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成果，民办教师教育过的许多学生后来成为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家长们对老师也表示足够的尊重，村民家的红白喜事，教师都是座上客;学生家里来了重要亲戚的时候，村小教师和村干部一起做主要的陪客者。一些文化程度较低的村民在不能理解药品或者电器的使用说明时首选的请教对象就是教师。因为教师在学校可以读到报纸，因此能在平日的闲谈中为村民们传播来自外界的信息。因此，教师具有知识和文化的象征意义。但是，除此之外，学生及其家长们又仅仅觉得教师就是身边的普通人，他们对教师的尊重是出于其教师的身份和中国尊师的传统，而并非因为其作为”专业人士”。
（二）作为陌生人的农村小学教师
1997年，H小学的十位民办教师全部转正为公办教师。随着老年民办教师的不断退休，新补充进来的具有中等师范以上学历的教师在农村小学中的比重大大提高。同时，近年来，农村教师通过专升本、自学考试等各种方式进修，提高自己的学历水平和专业技能。H小学现有教师26人中有21人为大专学历，有1人为本科学历(22人中有20人是从原来的中师或初高中学历进修到现学历)。高学历使得现在的农村教师视野开阔，同时也刺激了其对外部世界的追求，教师们通过网络和外出旅行来追求和学习现代化的生活方式，通过炒股与外部的经济世界建立了联系，通过竞聘跳槽到城市的学校，通过考研(H小学2006年一人考研)、考公务员(如笔者调研过的Z小学2008年就有一人考到县统计局)等途径跳离学校教育岗位。
由于中师毕业生去学校任教是由全县统一招聘后分配的，因此中师毕业生可能会被分配到离家数十公里外的学校工作，而不是像以前的民办教师那样服务于自己所居住的本村小学。H小学26名教师中竟然有17人的居住地距学校超过五公里。随着近年来农村教师待遇的改善，以及教师们普遍追求较为便利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子女的受教育条件，因此近年来教师们在城镇购买商品房成为一种风气。如H小学有8名教师在镇上买房，有4人在县城买房。甚至有一位家住在学校直线距离只有500米的青年教师也在镇上买了套房，每天放学后直接去镇上的居民小区，第二天再赶回学校上班，而很少回到自己在村子里的老家。在苏北的另一个县调研时，教育局的领导们也反映现在乡镇中小学的老师们居住在县城蔚然成风。
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帮助教师们往返于处于城镇的现代化住宅与学校之间，这使得现在的年轻农村教师具有了”跑得快”的特点，这种现象被一位教育局领导称为”走教”(类似学生”走读”)。在农村小学调研时我们看到，男教师的摩托车、女教师的电动车基本上普及了。每天放学后就会看到一辆辆摩托车、电动车从学校里鱼贯而出，迅速地超越学生的放学队伍。教师放学后迅速离校的行为使得过去教师们”以校为家”的精神基本消失。一位70多岁的原乡教办主任向笔者抱怨，”我们以前做老师的时候，学生不走完我们是不会走的，一定要检查门窗都关好了没有，然后最后离开校园，现在的年轻人，下课以后，书本往办公室一放，骑上摩托车就窜。”在与笔者的交流中，很多老教师都表示看不惯青年教师下课后不在学校批改作业急着赶回家的现象。在学校内部，老教师对青年教师的意见尚且如此，也就不难理解许多农民对教师工作作风的负面评论。
农村学校青年教师”学历高、追求多，住得远、跑得快”的特点使得他们与其所服务的社区很少能够交流。与低学历的亦农亦师的民办教师相比，”学历高、追求多”的青年教师已经没有对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体验和认同，失去了一个相互之间交流的平台。在H小学我看到即使是夏天，男教师们也是一套整洁的衬衫、西裤和黑皮鞋，这种与打着赤膊的当地农民具有很大差别的行头造成了身份的区隔，同时也造成了交流的困难。青年教师们成为封闭在学校里围墙之内的小团体，谈论城市的股市、房地产和网络上的新闻事件。在业余的时间里，他们会打乒乓球、打扑克或麻将(赌博)，到镇上的饭店里喝酒，或者合伙做点生意。我曾经参加过H小学的期末聚餐，在饭桌上，从校长到普通老师都在谈论两个话题:股票和赌博。封闭在校园中的教师很少与村庄里的人交流。当教师们喝酒、赌博的事情传播到村庄中时(如H小学就有教师在赌博时被派出所当场查获)，教师们为人师表的形象就大打折扣。在农村调研时，我们会听到很多对教师不务正业、误人子弟的评论，农民们不再像多年前那样尊重教师。很多学生家长反映很难与老师交流，甚至有的家长根本不认识自己孩子的老师们。教师的生活方式向城里人看齐，而与农村文化渐行渐远。当教师们的眼光向外看的时候，他们离当地的社区和学生家长就更远了。这些并非出自本村的外地教师们与其所服务的社区没有文化的和亲情的联系，对于他们而言，在这里任教只是一份工作而已。老师和社区、学生及其家长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教师成为了村落中的陌生人。
当农村教师从熟人转变为陌生人之后，联系着教师和社区、学生、家庭的纽带也发生了转型，教师与学生及其价值之间的人际感情、农村教师对社区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消失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教育关系转化为服务提供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契约关系和消费关系。教师从农民的”自己人”转变为来自陌生世界的专家系统的成员，教师在农村社会中的权威和信任受到贬抑而出现危机;农村教师对学生的教育实质在一定程度上也发生了转型:从原来年长一代对年轻一代的文化熏陶和传承转变为来自陌生世界的知识占有者对无知者的知识传授;农村教师的教育效果也发生了相对于传统的转变:从培养农村文化的持有者转变为培养厌烦、逃离农村文化的人。
四、反思与讨论
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用”社区”和”社会”这对概念来描述历史的变迁和发展。社区是”在情感、依恋、内心倾向等自然情感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联系密切的有机群体……人们心中的社区在那里是强大的，更富于活力的;它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持久和真实的形式”;”社会”则是”建立在外在的、利益合理基础上的机械组合的群体……与社区相对应，社会是短暂的、表面化的”。[14]p292-293后来，费孝通先生用礼俗社会(熟人社会)和法理社会(陌生人社会)来翻译德文中的”社区”与”社会”概念。传统的中国乡村更具有”社区”的性质，以家族形式聚居的村落中因自然情感联系在一起，成为具有血缘关系的熟人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市场经济向传统农村的渗透以及人口流动的加剧，农村社区的熟人社会特征逐渐式微。这样的变化在学术研究中被看作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其实”熟人社会作为社会生活存在方式和人们交往方式的统一……在社会生活中有其整合社会、维系人际间感情、保持社会稳定与协调的积极意义”，熟人社会的”消极性不在于它的存在而在于它同那些专业化领域和组织化领域之间的界限不清，在于它的亲情法则越出日常生活领域去冲击和抵消专业化领域和组织化领域的原则和制度。因此，熟人社会的亲情原则在专业化领域和组织化领域应当受到限制。由于展开的关系和指向的目的不同，所以日常生活领域中的行为原则或制度规则，同专业化领域和组织化领域的也应当有所区别”[15]p16-18。
学校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专门化的组织机构，是国家渗透进村落社区的一个”楔子”，承担着传输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建设所需要的科技知识和意识形态的重任，在此过程中，原来活跃在农村社区中的文化因素则受到抑制。在笔者看来，坐落在村落中的农村小学应该具有”社会成员”和”社区成员”的双重性质。一方面，学校教育作为国家发展的助推器，承担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在这个意义上，教育是一种弥漫着技术理性的专业行为，教师是一种专门的专业技术人员，学校是充满着科层制文化的专业化领域。这些特征与陌生人社会中去情感的、非人格化的、契约化的社会特征相符应;另一方面，村小作为社区中主要的具有文化功能的机构，也应承担着维系自然情感、传承乡村文化的功能。在承担如此功能的学校中，教育工作在作为专业行为的性质之外还应该具有感性的东西，教师在专业人员之外还有关爱之心、信念和良心，学校应该是一个充满温情的地方。笔者以为，”社会成员”和”社区成员”的双重性质在农村小学身上的统一，将有助于农村教育状况的改善。”作为熟人的教师”只是在工作之外的交往领域中扮演社区熟人的角色，此时熟人社会的亲情法则有助于沟通教师和社区民众的关系，有助于加强教师与乡土文化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又是开展教育工作的重要保障;而在作为专业化领域的学校教育管理工作和课堂教学工作中，教师仍将扮演着专业人员的角色，按照教育者当有的准则做事情。
当下，许多支持农村教师队伍发展的政策在广泛地被制定或执行，如全省统一招聘教师然后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分配下去任教、城市教师赴农村支教、免费师范生赴农村任教等。在我看来，这些政策在源源不断地为农村学校输送社区中的”陌生人”，我们很难奢求那些对农村文化缺乏理解和认同的”陌生人”能为农村教育带来真正的改变，而可能只是那些教师因为评职称的需要或是履行免费师范生的契约而已，以这样的心理状态来”支援”农村教育，往往会使得那些试图改变农村教育面貌的政策走向虚化。农村教师只有真正地把根扎在农村，才能真正地形成对农村文化的理解、认同与尊重，从而树立对农村教育的坚定信念，才能对农村教育的改善做出自己的贡献。毕竟，教育者在专业的教育技能之外，更需要信念和良心来支撑。
农村教师坚定信念的确立需要依赖于农村教育乃至农村整体状况的改善，在更加宏观的层面上，这需要政府进一步推动农村教师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使农村学校成为教师满足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的家园;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农村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和现代化进程中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及其对教育发展的重要意义，而不是以简单化的、否定性的眼光来看待农村文化和农村教育。归根结底，农村教师队伍素质的改善，需要强化农村教育自身的”造血功能”以实现对现有教师资源的优化，农村教师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外部世界的”输血”。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9月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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