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苏“常熟童工”事件倍受舆论关注，四名童工都来贵州，每天工作15个小时，涉嫌非法用工的服装厂负责人冯某和员工王某已被刑事扣留。据记者调查后发现，当地不少孩子辍学外出打工，在老师们眼里，穷并不是辍学的首因，家庭对教育的不重视和淡漠，才是孩子们辍学的原罪。为了减少学生辍学，当地的教育部门给学校下达了控辍保学的任务，每当班上有学生辍学时，班主任都会去学生家里反复做工作，但收效甚微。（11月30日《北京青年报》）
众所周知：控制童工首先要控制辍学率，这样才能釜底抽薪。
先来看个数据吧——从山西、陕西、河北和浙江四省的262所农村初中，46所普通高中和107所中职收集了24931名学生的信息，并与52名样本地区农村学生深入访谈，得出惊人数据：我国农村中学阶段的辍学率在59%（保守估计）到63%（最高估计）之间！当然，农村小学生的辍学率比这个小得多，大约维持在10‰以内。
二十多年前，农村经济状况差，贫困会造成不少学生辍学，但如今国家的“三农”和“扶贫”政策的大力施行后，农村的经济和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特别是“学生营养餐”的普及，贫穷不再是辍学的主因，学生的厌学和家长对教育的不重视和淡漠才是造成农村学生辍学率居高不下的主因。
笔者在乡村学校工作了三十多年，每年皆饱受“保学控流”的艰辛。“辍学率”成了架在乡村教师头上的一把双刃剑。每期开学之初，“保学控流”是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有的学校甚提出了“有生则校在，无生则失业”的口号，以求增强老师们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为了实现“一个也不能少”的目标，农村很多学校将“保学控流”纳入对教师的考核中，考核结果与年终的评优、晋职、绩效工资等挂钩，奖优罚劣。为此，学校的老师们施出了浑身解数：运用一切宣传工具和舆论阵地，通过校刊、板报、标语、班会、家访等多种方式，广泛深入宣传新颁布的《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力争做到宣传到村、到户、到班，努力营造一种良好的“保学控流”工作的社会氛围。然而，尽管如此，效果并不明显：能留的留下了，不肯留的不管你是怎么蛮留，最后还是照走不误。而小学升初中和初中升高中（职高）两个时段属辍学失控期，学校是无法掌控的。《金黔在线》曾报道：贵州一农村小学老师竟然收学生300元“防辍学”押金……这个案例折射了乡村学校的“保学控流”的艰难，老师倍感无奈与无助。有时老师实在完不成任务，只得把学生辍学情况反映到乡镇政府，恳求他们协助，可结果不是吃闭门羹就是只有雷声而无雨点。
《义务教育法》中虽然规定家长的责任，实际上却极少对家长有实质性约束，况且，社会中又确有一部分家长，喜欢当“甩手掌柜”：对孩子“只生不养”，平时，对孩子的学习从不过问，有的甚至还错误地认为：既然是“普九”，孩子读不读书就是老师的责任。许多时候，为了把一些厌学的孩子劝回课堂，老师三天两头得往学生的家里跑，受家长的气是常有的事，这样的劝学，把教育者地位降低了，把家长和学生傲慢之气抬升了。长此下去，“保学控流”期期“控”，学生流失依旧“流”。
呜呼——何时能控制住乡村学校的辍学率呢？乡村教师早已是孤掌难鸣，黔驴技穷了，企盼政府给力和家长配合了！
作者单位：湖南省武冈市湾头镇泉塘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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