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讲述的是发生在广东的一个小故事，通过这个故事可以探析数字游民是如何重塑乡村治理共同体的。
这几年陆陆续续带领学生做了一系列的课题项目，比如贤者归乡、政策试点、结对帮扶、资本下乡、数字下乡等。近几年我开始在作一些梳理，这些东西如何进行有效地串联，从而构成一个研究的脉络？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形成了我们团队研究的基本思路，那就是有组织的资源流动对于乡村发展的助力机制及效果评估，其实质是解决两个问题，是一开始就有还是从无到有。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数字下乡这样一种现象的普及，以及在很多地方受到比较大的鼓励，数字游民这个群体越来越多地从西方的表述中转移到在中国乡村振兴的叙事模式之中，所以我们有幸接受一些基层政府的邀请，去到广东所谓数字游民社区做了参观了解，甚至我让学生报名参加了数字游民社区的活动，所以这里是以中山的数字游民基地旗村作为一个例子，展示它如何与乡村进行互动的过程。
本来想做一个模式经验总结，随着了解得深入，发现会有更多的反思。众所周知，实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在人才方面有两个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是“留不住人”，你问现在的大学生，问他们愿不愿意考选调、考基层公务员，大家都说愿意，而且报考率确实非常之高，甚至在大三大四时为了一个党员资格争破头，但你再问他愿不愿意留，很多人会摇头，三五年服务期满之后，大家都回到了城镇，一方面组织通过科层努力下放的这些人留不住，本身这些能人包括劳动力通过各种方式，甚至小孩子都被城市吸走了，乡村目前普遍存在双向流失的现象。二是“蓄不了力”，特别是随着网络化的发展，权利意识的觉醒，基层动员能力有所减弱，权威弱化和流动村庄的现象使得本身这种资源或者要素都非常稀缺的情况下，要蓄力或者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所以“留不住人”“蓄不了力”是无法回避的现状。
另外是数字游民新现象的兴起，二十世纪末，牧本次雄和大卫·梅乐斯在《数字化漫游》一书描绘了这样的畅想：“对于任何能够通过电话线、无线通信或视频连接获取工作所需信息，同时又能以相同方式发送自己的工作结果的人来说，游历四方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选择。现在小型无线的工作技术使得我们现场办公、即时办公具备可能性之后，这种美好的设想将成为现实，乡村不再成为落后、偏远、与世隔绝的象征，只要有一根网线，能够收到快递，它就能够成为比较理想甚至更亲近的办公场所，所以最初从那些丽江、大理等旅游景点开始，慢慢地一些城郊村、城中村被数字游民等资本运作者看中，成为一种新社群的组织。
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看似比较美好的双向奔赴框架，一方面通过人才主动进场，数字游民下乡，解决人才困境，另一方面通过与当地群体的互动，形成一种共同体的重塑，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想法，真实情况怎么样？但遗憾的是，中国数字游民研究的“在地性”得不到回应，所以，我们想通过我们的调研去了解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双向奔赴的效果？基于这样的框架，我们对于旗村（匿名化）的状况作了分析。
二、数字游民参与乡村共同体重塑的剧场呈现
旗村是一座“广东省革命老区村庄”，因地理位置优越与代加工产业发达，集体承包代耕与化肥农药成为耕作的主要方式，使得污染比较严重，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村内农业生长非常破落，很多农民也不得不去城市中打工。在这个过程中，当地出来的大学生们开始意识到生存的问题，通过把源自台湾的所谓“朴门永续”的观点引入到村庄中，开展一些实验性的尝试，通过手工业包括耕种方式的改变等，逐步形成了新业态尝试，吸引了很多高知的数字游民介入，从事新业态，并且逐步获得了比较好的成果。
如今，不足60户、户籍人口仅250多人的旗村先后吸引了来自复旦大学、剑桥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院校的高学历人才17位，以及从事生态农业、新型业态的新农人30余户。2022年，旗村成为广东省“环境教育基地示范单位”中唯一的自然村，数字游民群体的向心力和灵活性在旗村治理创新中得到充分体现。
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以下几个治理剧场要素：一是场景，即旗村生态农场、乡村议事角、新农人对外开放的村庄活动参与区等物理空间，以及推送乡村活动的新媒体平台、社交平台等虚拟网络空间；二是导演，是以街道党工委为代表的上级党组织；三是编剧，即办事处村民委员会和以中市政府为代表的行政机关；四是演员，涵盖私营企业、自由职业者、新媒体从业人员等在内的数字游民以及参与治理过程的当地村民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五是观众，即外地游客、消费者、本外地村民等不参与治理实践的群体；六是表演，即在现实与虚拟不同场景的互动，以新型社区营建、推广“枫桥经验”、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助推新老村民互动等为主要内容。
在这个“治理剧场”中，街道/村委/企业家做了哪些事情，确实展现了比较好的一种状态。2010年开始的十多年发展过程大概是：数字游民初访旗村到生态企业家与“游牧”学者决心加入，再到示范与品牌效应扩散吸引更多数字游民加入，最后成立了旗村青年联盟。2015年虽然这个概念还没有今天这么发达，但是已经呈现出非常兴旺的状态，当地俨然是一个网红村，但在2017年出现了一个事件，一方面数字游民的基地（当然不是叫这个名称）成了网红村，很多新兴从业者在这里开咖啡店、网红打卡取景地以及各种各样的工坊，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大量外地游客在周末和节假日涌入到这个乡村，另一方面当地村民不再满足于把房子租给外来人开工坊，大量游客涌入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干扰越来越排斥，后来甚至出现赶走涌入的从业者，在村口设路障的方式，产生了冲突，当地政府特别是街道开始介入到村庄的发展过程之中。首先成立了所谓的旗村青年联盟，其次是委托给数字游民社区新任务，一方面通过这种方式向外为旗村的发展打造品牌，获得收益，另一方面向内如何服务于当地老百姓和村民，将这种发展路径从外向型的获取利润向治理功能转型，与当地村民产生比较好的互动。
三、数字游民参与乡村共同体重塑的机制总结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共构”的治理模式，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在简约治理之外的另外两种模式，一是让渡模式，二是代理模式，它可以通过经济组织模式转型的方式，承担部分关于基层治理、关于共治这样一种社会功能，通过基层政府订单式的委托，将这样一种契约精神发挥到良治的过程之中，促进不同社会主体在村庄范围之内进行良性交流，所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总结：
一是共识凝练，即强调自我品牌标签的数字游民生态圈个体和群体的加入，结合旗村农业生态恶化的形势生成了以“朴门”为总基调的绿色发展路径。“朴门永续”（Permaculture）凝结了永久持续的(permanent)、农业(agriculture) 、文化(culture)几个单词的含义，强调“自下而上”的实践性，以及“公平共享、回馈盈余”的朴门理念，成为旗村传递特定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的象征性符号，在村域范围内也起到规约作用。
二是仪式符号的内化，数字游民自发成立了乡村青年联盟，不定期举办创意市集、工作坊和课程，承接红色教育活动，让本土村民、游客、培训主体和社会团体参与其中，最大化联结不同群体感受朴门农艺与绿色生态，体验与自然的链接。与此同时，奔赴旗村找事业的新农人、数字游民等新社会阶层群体，在党政主体的“编导”之下，逐步致力于传播和保护本土客家文化，在日常活动策划、游客导览活动、村庄会展布置、乡规民约制定等方面，尝试融入本土、客家特色，甚至将仪式与符号的作用拓展至生态农业层面，保护本土作物的生境，以适应本地客家村民的生活。
三是网络时空特征，在旗村生态社区，每周末的论坛通过视频号运营与直播等形式共议“朴门永续”生态理念在旗村治理实践过程中的融入，有村民分享创业经历、有博士分享生态农业相关课题研究成果，有新一代社区“开荒牛”、也有新一代海归90后，多元主体视角在线上线下空间的交互为旗村的发展路径提供新思路。与此同时，还开设了汇集生机饮食、真诚链接、读书会等与旗村相关、有意义的Kloud云社区实践活动，虚拟时空与现实情景交融让介入村庄治理的新社会阶层归属感进一步提升，破解“留不住”难题。
四是激励机制，作为大湾区节点城市，近年来中市市委在筑巢引凤方面下足了功夫，先后出台“人才23条”并建成国际人才港，推出“特聘人才”政策，辐射效应吸引旗村的大批乡村创业者慕名而来。当前，桂南党总支部整合现有自然资源，依托人文资源基底，初步建立起以基层党组织为主心骨，以新村民社区、专业智力团队、老村民社区为支柱的“1+3”人才体系，并加快推进创新创业基地建设。Z市用好绿水青山这个吸引人才的“聚宝盆”，栽好梧桐树，给政策、建平台、添活力，构建出了一个高凝聚力的新型社区，形成“互联网+农业+生态”与现代文旅产业相结合的整合空间，开启了赋能乡村振兴的“示范橱窗”。
由此，形成了数字游民重塑乡村共同体的机制，促进了基层政府、村民、数字游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事实上更多是一种反思，纯由数字游民这种自在的方式，通过游牧型方式，西方主流对于数字游民的界定，促进乡村的发展，我们在很多地方发现这种尝试是失败的，因为它很容易出现掠夺式或者景观式的发展形式。更进一步地，还要警惕文艺青年不够用的现象，因为很多所谓的游民基地、创客基地都是以吸引文艺青年作为目的的，但文艺青年是有限的，怎样都能留住，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组织化、在地化一定是发展趋势。
四、结论与讨论
数字游民群体发展过程中，不仅是一种景观套利和把乡村作为一种景观消费场所，而是一种创业的沃土和共创空间，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提出了四个版本的发展脉络：一是在场，要留得住人；二是共现，共同参与一个创富过程；三是互利，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实现利益的有效分配，比如珠海已经研发出一套系统，让村民和数字游民基地共同参与到景观打造过程中和基地建设过程中，参与到什么程度呢？买一张门票，村里拿多少钱，游民基地拿多少钱，马上能够通过手机得到体现，虽然可能只是几分钱，但是只要买一张票就有，通过这种方式，满足感、获得感、在场感、参与感得到最明显的体现；四是共赢，这是最终的目的。
当然它也有缺陷：一是局限于有限的空间和小共同体，当然与目前特别在广东所提出的以县为主体的“百千万”工程可能还有更多需要探讨的空间；二是数字游民社区虽然可以在乡村开展，事实上它高度依赖基础服务设施特别是网络设施和物流服务，在很多偏远地方难以有效实现；三是目前我们对于数字游民的产业发展更多来自群体拟像，这跟我们设想中的文艺青年作为主体的状态是有区别的。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除了媒体和所谓浪漫化的假设之外，更多是生存危机，所以关于文艺青年群体有这样几个描述，有闲、有才、没钱，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把这些人激发起来，同时又能够产生效益，促进乡村在地化的发展，这应该是在所谓社群建设包括打卡点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在规划或者管理时需要讨论的问题。
作者系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来源：《乡村治理评论》202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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