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理论是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工业化”定义为基要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对工业化的定义进行了崭新的科学论述。发动并定型工业进化过程最重要的五种因素分为发动因素与限制因素，探讨其在工业演进中的作用，并分别从工业化的开始、工业化的程序和阶段以及工业化的速度等几方面讨论了工业化的类型。
1、工业化的定义
“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可被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Production Function）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遍及于整个社会。“基要的”（Strategical）生产函数的变化能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对于后者我们可以称为“被诱导的”（Induced）生产函数。从已经工业化的各国的经验来看，这种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最好是用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诸部门来说明。
上述工业化的定义，只是笔者所倡议而尚具试用性的一个定义。它比大多数学者所用的定义或解释要广泛得多。这个定义可以表明以往两个世纪中经济社会的主要变化，而且可以将工业发展及农业改革都包括在内。如果我们将所有的生产部门———制造业、采矿业及农业———分为资本品工业及消费品工业，显而易见，这些基要生产函数大都与资本品工业相关联。同样显而易见，差不多所有的农业经营，以及一部分制造工业如纺织工业、制鞋工业，都属于消费品工业的范围。依照这种分类，农业经营如同任何其他消费品工业一样，必定要同样受基要生产函数的影响和控制。只有依照这种解释，在我们定义下的工业化才可以将制造业的工业化及农场经营的工业化都包括在内。参照以往两个世纪的历史，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看到，“基要的创新”（Strategical Innovation）怎样带来、又怎样加强我们所谓“工业化”的过程。其中最显著的是：铁道的建立、钢制船舶的使用及运输的摩托化（Motorization），蒸汽引擎的广泛应用及动力工业的电气化，在制造业及农业上机器的发明和应用，以及机器工具的制造和精细化。这些基要的创新或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更进一步加强了伴随现代工厂制度、市场结构及银行制度之兴起而来的“组织上的”（Organizational）变化。这一切变化，都曾经对农业及制造工业的生产结构产生巨大的作用，因之曾经构成而且将继续构成工业化过程的主要特征。
有一些学者对于工业化也采取了与我们相同的概念。这些学者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斯威齐。他将工业化定义为新工业的建立，或新生产方法的创用。斯威齐的定义或解释，与我们的正相符合，所谓新工业的建立或新生产方法的创用，根本上是与生产函数的变化相同的。虽然他未曾用“基要的”这样的形容词来规限这种过程，但是就他所认为的“工业”只存在于工厂制度下（意即只存在于手工业时期之后）而论，以及就他所看重的资本品工业（或如他所称的“基本”工业）而论，他对于工业化过程的概念及解释，实际上与我们在这里用的是一致的。
我们已经定义“工业化”为基要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种过程包括各种随着企业机械化、建立新工业、开发新市场及开拓新领域而来的基本变化。这多少也可以说是“扩大利用”（Widening）资本和“加深利用”（Deepening）资本的过程。这种过程可以提高每个工人及每单位土地的生产力。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有些学者如康德利夫和罗森斯坦—罗丹，认为工业化是代替移民的一种方法，以及解决经济发展落后区域中的人口过剩及提高国民收入的问题。也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工业化与农业改造，尤其是在发展迟缓的区域，根本可以认为是一个问题的相互连接的两部分，虽然我们应将农业国家的工业化与工业国家的“农业化”（Agrarianization）明白地加以区别。
2、工业演进中的发动因素与限制因素
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产业革命时期的降临，长期以来在解释方面就一直存在着未能解决的争论。对这些争论作进一步的探究，会促使我们研究经济发展的理论；此种研究或有助于经济进化理论的建立。在纯经济理论中，历来的传统都是集中研究“因变数”（Dependent Variables），例如货物和生产要素的价格，而假定决定这些变数的“资料”（Data）是给定的。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则着重于研究经济理论的“资料变动”，这种资料，我们称之为“自变数”（Independent Variables）。奈特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表单，列出“我们必须研究其变化或其变化可能性的因素”。这些因素一方面是经济理论的资料，一方面又是经济发展理论的对象。表单上包括有下列因素或自变数：（1）人口的数量和组成；（2）人口的口味（Taste）和癖好；（3）现存生产能力的数量和种类，包括a.人力，b.物力；（4）这些生产能力所有权的分配，包括人控制人或控制物的一切权利；（5）人和物的地理分布；（6）技艺的状况，关于科学、教育、生产技术、社会组织等等的全部情况。
我们并无理由假定，这些因素或变数的变动，是完全独立而不受影响的。在长期中，这些自变数可能也变为因变数。如果我们将这种论证推演过远，那就必将使我们觉得，在经济社会中没有一种因素可以看做是独立的，因为一切因素多少总是相互依存、相互发生作用的。为此，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止步点和立足点。因为要建立一种理论或一种系统的论证以解释极为复杂的经济现象，特别是因为进化的时期或过程愈长而这种复杂性愈增，我们必须使用“局部相依性”（Partial Interdependent）及“相对连续性”（Relative Continuity）的概念，以代替一般相依性及绝对连续性的概念。
工业化的过程在性质上有异于经济发展理论所使用的过程，在时期上亦较后者为长，因之，上面所引奈特列举的若干因素，必须重新加以考虑，重新予以分类。第二种因素，人口的口味和癖好，应该当作因变数。第五种因素，人和物的地理分布，必须重新划入第一种及第三种因素中。经过这样重新划分后，我们解释工业进化的过程，可以用下列四种基本因素：（1）人口———数量、组成及地理分布；（2）资源或物力———种类、数量及地理分布；（3）社会资源———人的和物的要素所有权的分配；（4）生产技术———着重于发明的应用，至于科学、教育及社会组织的种种情况，则未包括在目前的讨论范围内。在这四种因素之外，我们还必须提到另一种基本因素，那就是：（5）企业创新管理才能（Entrepreneurship）———改变生产函数或应用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改变生产要素的组合或应用新的生产要素组合。
这五种因素是发动并定型工业进化过程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它们的性质和影响各有不同，可以再归纳而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工业化的发动因素。包括：企业创新管理才能及生产技术，一类是限制因素，包括资源及人口。当然，这种划分也只能是相对的。至于社会制度，则既是发动因素，又是限制因素。本文中，除把社会制度这一因素看作“给定的”以外，对其余各种因素，则依次加以讨论。
1.发动因素：企业创新管理才能及生产技术
（1）企业创新管理才能
“企业创新管理才能”的概念，长期以来就是一个被争论的题目。但是我们在此处所强调的，是存在于企业行动幕后并领导企业前进的“企业创建精神”（Enterprising Spirit）。桑巴特曾经将这种精神解释为一种由取得、竞争及经济合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诸原则所支配的精神状态。他认为“企业创建精神”，连同“方式”（Form，指“规章”和“组织”）及“技术方法”（Technical Methods）是构成现代资本主义本质的三种基本特征。三者之中他最强调的是企业创建精神。据他所说，“在不同的时候，人类对于经济生活所抱的态度也就不同，企业创建精神为它本身创造了适当的方式，并从而形成经济组织”。这种精神不仅是“追求最大利润的动机”。很明显，追求最大利润的动机与追求最大满足的动机相连接，就形成合理的“经济人”（Economic Man），并且构成经济理论中一条最基本的假设。但是企业创建精神则更为广泛，因为在“为利润而经营企业”以外，它还包括最重要的“为企业本身的发展而经营企业”的精神或志愿。
企业创建精神对于中世纪晚期所谓“商业资本主义”（Commercial Capitalism）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是一种基本的发动因素，诸如冒险开发新领域，航海的改良以及商业组织的进展，都是这种商业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特色。这些商业变化，将工业的市场扩大到史所未见的程度，再与18世纪终结时最为显著的机器发明和应用（技术进步）相连接，才使产业革命过程成为事实，贡献极大。笔者常常认为，中国在传统上因社会制度的限制而缺乏这种精神，可以帮助解释产业革命何以未能早日在中国经济社会内自动发生。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们自然还必须考虑其他因素的作用，如地理交通形势、对科学研究的态度以及政府的政策等。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企业创建精神本身又须受文化传统的制约，至少也须受其影响。我们还要认识到，唯有当技术进步达到一定阶段以后，企业创建精神才能充分地得到表现和发扬。
（2）生产技术
生产技术（Technology）包括发明（Invention）及创新（Innovation），创新的意义是指发明的应用。这里所用生产技术一概念较“技术”（Technique）为广泛，因为它是和变动的过程联成一体的。生产技术又指产业科学和技术，以及这种科学和技术的应用。生产技术是科学的，这是区分现代时期或工厂制度时期不同于手工业时期的基本特点。正如桑巴特所说的，“现代技术的特色就在于它是科学的。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是如此密切，足以代表这同一运动的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中世纪的技艺一方面是传统的，从师傅学来又再传授下去；另一方面又是经验的，基于经验的教导而不是基于客观的科学推理……可见，现代技术既是合理的又是科学的”。在理论上，每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技术资料都可用一种连接生产要素数量的函数表现出来，这种函数我们称之为“生产函数”。所以生产技术资料的变化，最好是以生产函数的变化来表示。
许多经济学者和经济史家解释工业进化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时，很着重生产技术这一因素，有些学者或史学家甚至认为它是支配的因素。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学说的根本观点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根据这种学说，政治的、社会的及文化的形式，都是由社会的经济结构所产生，而社会经济结构的形式，则又为包括生产技术的生产力的变化所决定。这可以代表以唯物主义来解释历史的最彻底的见解。桑巴特曾经以技术方法，连同企业创建精神和组织，作为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实质的三大特色。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则是以“创新”为基础，而创新在本质上就是企业家所实现的生产技术资料的变动。至于厄谢尔，则更把生产技术看得比其他因素为重。他说，“经济史所研究的生产技术问题，对于这些地理因素呈现一种尖锐的对照。技术变化包括一连串的，最后体现于实际成就上的各个创新。这些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创新的序列或程序，是历史的动态过程的最显著的标志……程序中的每一步骤，都是这一过程不可缺少的部分；每一步骤必须安置在一定的秩序内；结果，这些生产技术发展的过程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都正是历史的本体”。可见，“经济史上的真正英雄是科学家、发明家及探险家。正由于这些人，社会生活才真正发生转变”。
兹怀格在研究生产技术进步时，曾将其分为三类：生产力的进步（Progress in Productivity），质量的进步（Progress in Quality）及翻新的进步（Progress in Novelty）。生产力进步的形式表现在机械化、合理化、工业心理及工业组织上。生产力的进步是我们的主要研究对象，其中机械化较其他形式更值得我们注意。论及生产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则以发明及创新按不相等的比例，提高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所引起的问题最使人感兴趣。因为实际上，最重要的发明，是使机器的应用增加或减少的发明，这也就是使所用资本比例增加或减少的发明，所以最重要的变化，是使资本代替劳动及使劳动代替资本的发明所引起的变化。前一种是“节省劳动”（Labour-saving）的发明，后一种是“节省资本”（Capital-saving）的发明。希克斯把前者定义为增加劳动的边际产品多于资本的边际产品的发明，把后者定义为增加资本的边际产品多于劳动的边际产品的发明。毋庸置疑，节省劳动的发明在历史上最为常见；而且在产业革命的初期，节省劳动的机器的应用，曾引起工人及其同情者的反对。节省资本的发明也可能发生，但是直到现在，仍不常见。在本文中，关于生产技术的变化及其对工业和农业的影响的讨论，将集中于节省劳动的发明。
2.限制因素：资源及人口
（1）资源
关于资源的构成如何，尚无共同的见解。这主要是因为资源这一概念的本身是一个动态的及演变的概念，所以它的内容也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而时时不同。在日常生活中，资源往往只是用以指具体形式的物资，诸如农地、森林及矿藏等等。这些概念当然是过于狭隘一些的。许多重要的因素，如气候、雨量及水力等等，也是必须包括在内的。古典区位理论学者中的韦伯将物资分为“普遍的”（U-biquitous）及“区限的”（Localized）两类，前一类可以用空气及水为代表，后一类则包括一切其他的实体物资。但是水并不能列为普遍的；相反，水在大多数场合是受限制的。同样，很少物资能够说是绝对区限的，或永远区限的。这是因为许多物资多少总能用其他物资来代替；而有些物资，虽然在某一时候无代替品，但是到另一时候则可能用功能完全相同的物资来代替。比如从焦煤中炼出靛青，人造丝在某种限度内代替蚕丝，都是很好的例证。因此，我们对于资源问题必须作动态的研究。这就是说，我们必须顾及到生产技术的变化并将其引入讨论。
不过，动态的方法并不排斥那种假定生产技术情况一定的分析场合。必须明了，假定生产技术情况一定，与完全忽视生产技术的情形大不相同。古典区位理论中那种修饰过度的一套机构，便是奠基在这种忽视了生产技术的脆弱基础上的。在我们的分析里，生产技术一定，只是用以“开场”（Set-ting-the-stage），这对于生产技术变化被引入以后的主要表演，实在是必要的步骤。在假定生产技术一定的这一时期或过程中，有些地区的一些资源是应该看做有限制的，从而这种资源就成为工业进化的限制因素。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煤被认作是主要的限制因素。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法国在18世纪末期及19世纪初期一度成为仅次于英国的工业国家以后，不能再成为第一等的工业强国。法国缺乏必需的煤量以进行高度的工业化过程。另一方面，美国对于应用节省劳动的发明，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这不仅因为美国的劳动力稀少而引起较为迫切的需要，也因为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不如美国得天独厚，物藏丰富。美国经济进步之迅速，一部分可由其需要的迫切程度和性质来解释，一部分可由其所控制的资源组合来解释。
在引入了生产技术变化后，由资源所产生的限制可能部分地解除，也可能转移或变为范畴不同的限制。事实上生产技术的目标每每是针对着克服某种物质的短少或缺乏所引起的困难。我们知道，人口稠密的欧洲深感原料不足。因此，欧洲不得不集中努力于发明节省原料的方法，这种情形正可与美国集中努力于发明节省劳动的方法相对照。
（2）人口
人口问题可以从数量、增长、构成及构成的变化等各种观点来进行研究。这里我们所说的构成是指职业的构成。我们要彻底了解以上各个方面的情形，唯有从平均每人的生产力及平均每人的收入来着眼讨论。根据我们在上面所解释的概念，由于不断地引入生产技术的变化，资源本身是变化着的。马尔萨斯传统以来的古典人口理论有一个最严重的缺陷，就是忽略了生产技术的变化这一方面。这就使这种理论不正确，第一是将资源限于粮食一种，第二是断言粮食生产的增加率日益小于人口的增加率。
就人口数量的观点而言，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资源数量对于人口数量的比例。这种比例或比率，与平均每人产品，是一种东西。如以一个共同单位来计算产品，这种比率就变为平均每人收入。从这些度量，我们就可以看出人口总是分母。因此，有了预期的生产技术变化及潜存的资源数量之后，人口的数量自然成为决定这些比率的限制因素，而这些比率便是经济进步的良好指标。这可以解释，尽管产业革命开始于欧洲，而因人口稠密，其人民生活水平反而低于美国、澳洲和新西兰。印度不能使其人民达到高级生活水平，除了殖民地制度外，也是基于同一理由———资源对人口的比例过低。中国的重要资源数量仅次于美国，但是中国的庞大人口使这种比例降到很低的水平。就现在社会情况和生产技术情况而论，要将中国广大人民生活程度提到高水平，并不乐观。
人口的增长率，尤其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的人口增长率，是我们最需注意的一个方面，因为它适合于我们的动态分析。根据各个已经工业化了的国家的经验，我们或可推导出人口变动趋向的模式。在工业化的初期，死亡率剧减，使人口能大量增加；继之在工业化后期，生育率又加速地下落，在较先进的国家，这种生育率的下落大大压抑了人口的增加，使人们预感到人口有即将停止增加的前景。这种经验对于致力于工业化的中国，实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工业化过程一旦开始，就会发生从农业转入工业的职业转移。但是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几种因素我们必须认清，并且可用以防止任何过分的乐观。第一，这种转移在工业化的初期不会很大。在这一时期，手工业的劳动力将得到首批转入现代工厂的优先机会，这有两个原因：一则他们的手艺较之农业劳动者更为熟练，再则就劳动的转业费用而言，他们享有区位上的利益。第二，当农业机械化进行时，农业劳动者本身的剩余将会增加。这时这个问题要依工业吸收此种剩余的速度和农业机械化进行的速率如何而定。第三，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在工业化的初期，人口的增加一定较平常迅速，工业或不能吸收原存剩余以外的这种新增加的剩余，这就是在东欧国家所发生的情况。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渐行加强，遂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3、工业化的类型
完成工业化，有不同的方式或类型，主要依我们所用以分类的原则如何而定。首先，我们可以依据工业化是由政府或由个人先行发动，将工业化分为三种类型：（1）个人或私人发动的，（2）政府发动的，（3）政府与私人共同发动的。历史上，我们很难将任何国家明确地划归第一类型或第二类型，因为在这种过程开始时，每每包括政府和个人两方面的努力。但是如果像进行任何分类一样，允许有一定的误差或含糊范围存在，我们仍然可以将英国、法国及美国归入第一类型，苏联归入第二类型，德国及日本归入第三类型。苏联所发生的工业化过程可以称之为“革命的”（Revolutionary）类型，以与当前在其他国家发生的“演进的”（Evolutionary）类型相区别。工业化的方式，还可以依据机器的应用及组织的变化是开始于消费品工业或开始于资本品工业来分类；若是开始于消费品工业，还可以依据究竟是开始于纺织工业或开始于粮食工业来分类；若是开始于资本品工业，又可以依据究竟是开始于钢铁工业或开始于化学工业来分类。而且，工业化的分类，也可以依据筹措资本的方法是基于自给抑或由于国际投资和借贷来确定。
下面我们将在下列三个主题下，进而从历史发展上分析工业化的方式。
1.工业化的开始
工业化的开始，可能由于个人发动，也可能由于政府发动，更可能由于个人和政府共同发动。其由个人发动而开始者，实符合工业进化的自然趋势，是一种首先发生于英国和法国的类型。这种过程有一个阶段，虽然曾被称为“产业革命”，可是实际上它反而是工业化历史上最具演进性的类型。另一方面，我们若将那种由政府发动而开始的工业化过程称为革命性的，似乎更为适当，因为它是比较突然而且声势浩大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苏联的工业化；其次就是德国自1870年以来的和日本自1868年以来的工业化。这里我们将更多地考虑演进性的类型，因为在演进性的情形下，生产技术是一个发动因素而其本身也是变化着的；至于在革命性的情形下，生产技术可以当作是几乎完全给定的，因为在这种场合，生产技术大都是从外国输入或模仿外国的缘故。在演进性的过程中，使工业化开始的主要发动力量，如前所述，是企业创建精神及生产技术。
2.工业化的程序和阶段
当地理环境一定时，生产技术将会带来经济的和社会的变化。考察最近两个世纪的历史，我们就会明了并且必须记住，生产技术变化的本身必然是互相诱导的。生产技术的变化构成一种“规律性的程序”（Orderly Sequence），这是历史的动态过程中最富于兴味和最具有意义的课题。我们还须认清，“整个程序中的每一步骤都是整个过程中必要的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每一步骤都必须依据一定的秩序进行”。所谓工业化的过程只是表述现代经济社会里生产技术变化的程序的另一种说法。因此，就“演进性”的方式而言，各种不同的工业以及工业以外的其他生产部门的建立和发展，也构成一种“规律性的程序”，这种程序在本质上也正是经济史的主题。其以“革命性”的方法所完成的程序，如苏联所完成的，则属于另一种不同的范畴。我们的研究，主要的将限于前一种范畴，只有在必要时才涉及后一种范畴。
从一个社会的整个生产结构来看，工业化的主要特征是资本品的相对增加以及消费品的相对减少。在这种意义下，工业化可以定义为生产的“资本化”（在一定的生产过程中，扩大利用资本并加深利用资本）；换言之，就是生产采用更加迂回的方法。就英国的情形言，在稍许超过一世纪的时期中，消费品生产对资本品生产的比率就从1812年的6.5/1降到1924年的1.5/1。美国的情形甚至表现了更加明显的趋势。1914年以后，消费品工业的支配地位就让给了资本品工业。在1925年，这两者的比例是4/5或0.8/1，与英国在1924年的比例1.5/1相较，表现出美国整个生产结构的资本化程度实远较英国为高。
根据资本品生产对消费品生产的关系，我们可以将工业化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①这三个阶段是：（1）消费品工业占优势；（2）资本品占工业的相对增加；（3）消费品工业与资本品工业平衡，而有资本品工业渐占优越地位的趋势。
霍夫曼从各个工业化国家的统计调查中得出结论，②认为以生产的价值所表示的消费品工业与资本品工业的比例，可以依照三个阶段加以表述：（1）在第一阶段，比例是（5±1）/1；（2）在第二阶段，比例是（2+1）/1；（3）在第三阶段，比例是（1+1）/1。
自然，这种工业发展的方式只限于演进性的类型。至于比较激进的或革命性的类型，其发展的次序并不一定与此相同，而且可以依政府的计划完全倒过来。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三次五年计划所表现的工业化过程，就可以作为良好的例证。
在纯粹演进性的工业化过程中，我们所最感兴趣的是：工业化过程开始于何种工业，以及引起从消费品工业占优势转向以资本品工业占优势的原因为何。许多学者都曾经指出，大多数国家的工业化开始于纺织工业，只有少数国家开始于食品工业。
从消费品工业占优势转变为资本品工业占优势，并不是突然的。我们尤须认清，并非每个国家都能有这样的转变，或者能达到这种资本品工业占优势的阶段。在20世纪20年代，有些国家已经达到这种阶段，而其余的国家则仍然主要是消费品的生产者。
显而易见，在消费品生产对资本品生产的比例与消费品输出对资本品输出的比例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存在。前一比例较高，后一比例也较高。但是我们不能确定，输出的比例就是原因而生产的比例就是结果；因为真实情形也可能是与此相反的。由于缺乏精确的统计上的证据，我们只能假定两种比例是互相影响的。同样显而易见的，工业制造品占总输出的百分比与消费品输出对资本品输出的比例之间，也有一定关系存在。前一百分比较高，后一比例也较高。但是这种关系也不能正面肯定，因为从历史上看来，消费品输出的比例虽然每个国家都已降低而毫无例外，但是工业制造品占总输出的百分比则各国情形不同。
3.工业化的速度
工业化的速度是一个极难研究的问题，因为关于速度的概念并不明确，同时对于速度的衡量尚无共同的而且令人满意的标准。生产指数虽然常常被用作这种测度，但是基年及加权的选择表现出在应用上几乎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更因为生产指数的构成是基于两个基本的假定，因之，使用生产指数的有效性完全有赖于这两个假定符号现实情况的程度而定。首先是假定每一工业对全社会所生产的商品总效用的贡献，是和这个工业以货币单位测度的“纯价值产品”（Net Value Product）成正比例的，这种价值就是这个工业对于它所运用的原料及其他供应用品所增加的价值。其次是假定在每单位实物产品的效用意义上的纯产品，如每吨、每石、每码，对于每种商品都是历时不变的。第一个假定将使我们进而探求以货币单位测度效用是否适当以及对不同产品的效用是否有可能进行比较这样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限于我们目前研究工作的性质，我们只能在此止步，并假定其情形一如上述。至于第二个假定，一般都认为，在理论上实物数量的统计应该依产品性质的变化而作调整。但是在实际上，直到现在，尚未发展到有令人满意的为进行这种调整而需要的技术。在进化过程中生产技术变化的质的方面不能表现出来，这对于数量研究方法实在是一种先天的缺陷，从而也是一个严重的限制。
不论生产指数原来具有多少缺点，但在实际上尚无其他更好的方法以测度生产的变化，因此我们实无选择之余地。在利用生产指数时，即使承认上面的假定，我们还要提出一种限制。正如伯恩斯（Arthur F.Burns）所说的，即使是一个对基本商品的历史只具有粗浅知识的人，也不能怀疑这些商品的质量，一般说来，有着长期不断的进步。因此，许多生产指数，对于表示生产增长这一点，便有“偏低”（Downward Bias）之嫌。
工业化的特点，只能以制造工业的扩张表现一部分。其他生产部门的扩张，尤其是被视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生产部门如采矿及运输，虽不说应该予以更多的注意，至少也应该予以等量齐观。
工业化速度的另一种测度是工业生产力的增加率。由于统计情报的限制，我们的研究不得不限于美国的情况及其与英国情况的比较。我们把伊齐基尔（Mordecai Ezekiel）、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温特劳布（Sidney Weintraub）以及《当前产业调查》（Survey of Curent Business）所作的指数综合起来，表示美国制造工业每单位工时的真实出产变化情况。因为要以美国与英国相较，我们选取棉纺织工业及铣铁生产作为例证。
一般说来，一国工业化的速度，依下列各种因素而定。第一，要看这个国家进入显著的工业化过程时，正值生产技术的发展属于何时期或何阶段。在较后阶段进入工业化过程的国家，工业化的速度一定高于较早阶段进入工业化过程的国家，这是因为就社会结构及经济结构而论，前一种国家比后一种国家更易于采用最近的生产技术发明以及最新的组织形式，而不像后一种国家有更多的制度上的障碍。第二，政府的政策对于工业化的速度也有直接的影响。我们曾经说过，工业发展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演进型的，一种是革命型的。在革命型的情形下，政府居于发动地位；而在演进型的情形中，政府只略尽助力，个人居于发动地位。显而易见，在政府居于发动地位的情形中，工业化的速度一定较高。第三，工业化的速度又要看工业化的过程是开始于消费品生产抑或开始于资本品生产，或者要看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是着重消费品生产抑或着重资本品生产。由于技术上的理由，开始于资本品生产或着重于资本品生产的国家，在工业化初期经济转变的速度往往较高。第四，筹措资本的方法影响工业化的速度甚大。资本的筹措，可能基于本国的自给自足，也可能向国外借贷。如果外资能得到有效的投放和运用，而无损于本国的政治独立和国内经济的前途，则其利用实属得策，能大大地增高工业化的速度。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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