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农业转型背后的一般规律是什么? 本文阐释了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与农业制度安排演化统一于农业工业化进程的理论逻辑，认为在农业要素禀赋结构沿循从劳动要素丰裕向资本要素丰裕，并最终向技术要素丰裕升级的同时，农业制度安排的重点也沿着打破城乡二元身份制度，向有利于农业规模经营的土地产权制度、引导资本下乡的农业反哺制度以及满足农业需求多样化的多功能农业制度的的方向演化。二者统一于农业工业化进程，使该进程呈现出劳动密集型、土地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四个依次递进的阶段特征。政府在农业工业化进程中可能实施超越当前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农业赶超战略”。当前中国农业制度演化具有不完整性和不彻底性，导致农业发展有越过土地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的“农业赶超战略”倾向，加速推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农业要素市场改革已是刻不容缓。
关键词： 农业要素禀赋结构; 农业制度安排; 农业工业化; 农业赶超战略; 农业要素市场
近百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国家急遽转型。国家通过各项制度逐步实现了农业农村对国家工业化的“依附”,并引致农业自身的转型(温铁军，2012)。
当代中国农业转型被学者以不同方式表述着。但总体说来，学者们基本不会否认农业正在从延续千年的通过反复投入劳动力以提高土地生产率的传统生产模式向通过增加资本和机械化投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现代生产模式转型这一“特征事实”(刘守英等，2018)。结合诺斯等人的逻辑，改革开放以来这一“特征事实”可以更一般的表述为非农业部门通过与农业部门竞争劳动力，向农业生产提供机械、化学品等“新型”生产要素，以及后期反哺式的提供低廉的资本，改变了农业要素相对价格，并引致了农业生产经营中的要素结构变化及制度演化，诱发了当代中国农业在生产方式、土地经营规模、产权制度等方面全方位的转型。
面对波澜壮阔的当代中国农业转型，以及众说纷纭的叙事角度，值得进一步做的工作是探讨转型背后显现出的农业发展一般规律。
一、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从农业经营规模问题说起
当前相关理论评述和实证研究都确证了中国农业向机械化、规模化、资本深化的全方位转型事实(罗浩轩，2018;Liu等，2018),但近两年有不少学者对这一趋势提出不同的主张，其焦点主要在中国农业是否应当推行规模经营问题上，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提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指导意见后，论证农业经营规模化不符合中国特色的研究声势浩大。 事实上，农业经营规模本身是一个动态概念，其实质是土地、资本、劳动和技术等诸多要素在现有要素禀赋结构下的均衡。研究认为，无论是劳动密集型的日本还是土地密集型的美国，经营主体的农业技术选择是由于这一时期国内要素价格变化引起的，而要素价格变化则与要素禀赋相关。林毅夫(1991a, 1992)最早将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运用于中国农业技术选择，并逐渐发展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在农业部门的运用可表述为农业经营主体对土地、资本、劳动和技术等要素的配比，取决于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要素相对价格和可供选择的技术；当要素价格变动时，农业经营主体会选择更为廉价的要素以及适应新要素配比的技术进行生产经营。 二、新结构经济学的启示：农业要素禀赋结构与农业制度安排 将新结构经济学的论述回溯运用到农业部门，为农业转型理论提供了两点启示。 启示一：农业部门也存在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农业部门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趋势也由劳动要素丰裕向以包括土地要素丰裕度逐渐提升在内的资本要素丰裕升级，其技术变迁主要是从土地节约型技术向劳动节约型技术转变。 从更一般的发展经济学角度来说，经济发展最终是实现人的发展，农业经济发展最终目的是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非土地生产率的提高。将相对其他产业部门而言低效的劳动力不断从小部门化的农业中解放出来是符合发展经济学要义的，而留在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则通过农业经营规模扩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启示二：健全的农业要素市场机制对农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农业要素市场机制不健全将扭曲要素价格体系，影响农业经营主体选择符合当前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生产方式，从而降低农业生产效率，并无法最大化农业剩余积累，进一步拉大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市场机制不健全将导致农业经营主体无法有效积累农业剩余，其“自生能力”被削弱，又会反过来阻碍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土地是农业最核心且最有特点的生产要素，土地要素市场机制是否健全对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升级至关重要。 三、农业工业化进程的两个维度：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和农业制度安排演化 农业工业化以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为基础。根据张培刚的论述，农业工业化的过程也是农业“基要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即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从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过程。那么，问题在于如何改变农业基要函数，或者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如何转变呢? 速水佑次郎等(2003)勾勒了高收入国家农业工业化进程，即由劳动密集型向土地密集型、再向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转变。时至今日，像美国这样土地资源相当丰富的国家，其家庭农场规模依然在分化。美国农业工业化进程相较于日本农业而言更为彻底，也更具有典型性，大致经历了农业产业化阶段、装备农业普及应用阶段、技术密集型阶段(陈彤，2018)。 借鉴日本、美国等国家农业发展的典型事实，综合经典的罗斯托五阶段增长模型、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论、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以及速水-拉坦的诱致性创新理论，本研究将农业工业化分为劳动密集型、土地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四个阶段。 农业工业化以农业制度安排演化为导向。当有了相应的技术条件和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基础时，要顺利实现农业工业化还需要政府部门通过合理的农业制度设计或改革来加以引导。梳理和总结高收入国家的农业工业化进程，在不同时期的农业制度安排的重点将从破除城乡二元身份制度，向利于农业规模经营的土地产权制度、引导资本下乡的农业反哺制度以及满足农业需求多样化的多功能农业制度的方向依次演化。 上述农业制度安排演化基本都是围绕如何构建和完善农业要素市场机制这一主线来进行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较为成功的农业制度安排演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健全市场机制的过程，从家庭承包经营权的创设，到户籍制度的改革，再到农资经营体制、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以及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都是以要素市场化配置为导向的。 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和农业制度安排演化构成了农业工业化进程的两个维度，二者统一于农业工业化进程中。 当农业劳动力要素丰裕时，需要通过户籍制度、用工制度改革以释放“内卷化”的农业劳动力；当大量劳动力已经离开农村时，需要通过土地产权制度和交易制度改革优化土地要素资源配置；当土地要素丰裕时，需要通过强有力的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和农业支持政策出台促进农业资本深化；当农业人力资本普遍提高时，又应当通过鼓励农业新兴产业培育，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多功能农业制度以满足社会对农业多样化的需求。 不过，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政府的农业制度安排不符合当前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呢? 四、“农业赶超战略”：中国彻底的农业要素市场改革还要等多久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不顾现有的要素禀赋推行超越发展阶段的战略可被称为“赶超战略 ”，强调之所以称其为“赶超”是因为这种战略所确定的产业目标与资源禀赋所要求的产业结构存在巨大的差异。在农业工业化进程中，政府也可能会不顾当前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实施超越农业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农业赶超战略”。在农业工业化进程中，政府可能实施超越当前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农业赶超战略”。一般会存在三种“农业赶超战略”,一是农业劳动要素仍很丰裕的前提下土地要素向少数群体集中，二是超越土地密集型阶段向资本密集型转型，三是超越土地密集型阶段直接向技术密集型转型。 从农业工业化的逻辑来看，无论是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对资本下乡的鼓励，还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政策指导，实质上都是在现有的制度刚性约束下对无法实现土地密集型生产方式的一种策略性赶超。 如果说户籍制度改革是城市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拉力，那么土地制度改革则可以是乡村内生的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推动力。可以说，没有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农业工业化进程中最关键的环节就难以打通，诸如农民工市民化、城乡差距缩小等问题也难以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当我们在热烈探讨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政策的合理性之时，不能忘却许多学者这么多年以来大声疾呼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农业要素市场化的关键制度的改革仍在路上的事实(周飞舟等，2015;周其仁，2015;周天勇，2018)。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农村发展研究所访问学者、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农业经济问题》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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