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闽北和平古镇为个案的考察
【摘 要】本文拟通过闽北和平村落自宋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变迁，以国家、地方性知识为变量，考察国家、宗族以及民众三者如何在特定的社会场域中完成地方秩序的建构文章认为，和平村落中的一系列国家印记实质上代表着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扩张和渗透、宗族在乡村事务中发挥着极强的影响力、当地的民间信仰则是展现国家、宗族、民众之间互动关系的典型例证
【关键词】宋代以降；和平村落；国家；宗族；民间信仰；互动关系
自上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森正夫首倡“地域社会研究“以来，不少学者已意识到历史研究的地理空间问题，注重以“地域”为视角和方法，将华夏大地划分为不同区域进行深入研究而对于诸如村落等更小的历史空间相关成果不少，但仍有一些问题需加以探究闽北山区，自古便是中原文化进入福建的桥梁对于这片独特的地理区域，前辈学者开展了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多将“闽北”作为空间单位，少有以村落为视角的微观考察本文拟以闽北和平村落为个案，探索村落社会形成、变迁过程中，国家、宗族与民众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村落中的国家印记
历史学者从事地域社会研究时经常遇到的问题之一，就是“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就本文而言，笔者关心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其—，在中国这样—个有着长期中央集权、皇权至上传统的社会，国家政权对村落的渗透和控制强弱程度到底如何？其二，在民众眼中，国家与王朝意味着什么？易言之对于乡民而言，“国家到底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还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
和平位于闽北邵武市南部，辖内以和平村为中心，形成—个拥有11个行政村的村落群，居民20000余人当地至今仍保留若完整的古街区，分布有近300幢明清民居和平地处邵南要冲，早在后唐天成元年(926）即已形成街市“，五日—垀期”，宋代和平属昼锦乡和平里，明代析“里为都”和平属三十三都，辖23个村清代和平作为邵南重镇的政治地位更加凸显乾隆间，设和平分县建县丞署，隶属邵武府光绪府志载：”县丞署，在禾坪旧市街乾隆三十二年以拿口县丞改驻，十四年，县丞何琳奉文建司时，设立“把总署”，委派武官肚兵防守。
村落内—条古街贯通南北，它是古镇的集市贸易街临街建筑多为前店后住形式，街道两侧为集市设置的固定摊点多在屋棺滴水以内，秩序井然这是清道光三年(1823]对街道整治的成果“道光三年，合市修理街道此处狭窄，上下人多，两边不许堆积、卖物违者公罚厂[3]这次整顿极大地改变了之前拥挤和混乱的贸易局面维护了和平商贸和经济繁荣。
探访过程中有两块碑刻引起我们的注意先说存于上官家庙内的《邵武县知事黎瑛给示碑该碑为民国邵武知事颁发的文告，内容是对上官氏与廖氏两族土地纠纷的处理决定现将碑文摘录于下，以便讨论：
内开本邑坎头村廖姓宗祠前有空地一大片，名曰“桑梓坪”，四至皆有石路，其坪为上官泊古迈从前因廖姓在该坪内建筑，廖、官两姓屡次步讼，经官判令照旧保存，均不得建筑侵占，两姓均结在案本年廖姓修理祠内右边店屋，改直壁为墙，比旧长约尺许两造又起交涉，控诉在案兹经亲友聂南阳、傅竹斋、朱九思等力为排解，官姓自愿桑梓坪永为空地，以存古迈，并愿永不建筑及其他营造廖姓亦不得侵越，只准照旧交通，并扜期贸易……
两造诉讼之因可归结到一块名为“桑梓坪”的空地该地是上官先祖书室旧址，紧邻廖氏宗祠早在乾隆、嘉庆间，此地便“屡遭廖姓侵占，建戏台、造头门，与吾族构讼“经县令审断，命廖姓拆毁戏台道光二十三年(1843]有上官族人私将该地卖与廖氏，讼端再起经邵武县令审断，仍判“桑梓坪”归官姓以为公地民国八年,廖姓修筑店墙，较旧址长出—尺有余，上官氏遂讼其侵产，经过亲友调停，达成和解，愿遵循原状，重新定界邵武县知事同意销案，并颁发告谕勒石以示。”
传统乡村社会，因土地纠纷而讼争不止的现象极为常见[5]这块告示碑最令我们感兴趣之处是，碑文本身所体现的文化象征意义：当上官家族的祖产受到侵犯时，官府成为他们强有力的依靠知事的判决、官方的告示，这些都象征着法律的公平和国家的权威不难理解，上官氏对于这份告示是十分认可和重视的他们除了勒刻石碑，布告四方外还将其全文与历次诉讼的详细记载收录族谱，传诸后世。
第二块是清嘉庆七年由八乡民众合立的《颁给官斗碑》如所周知，秦朝建立不久便在全国范围内统—的度量衡形制，历代王朝也都因袭此举这种由官府颁发定式设立的斗斛也被称作官斗厂官斗的设立既有维护经济秩序的现实需要更是体现国家权威的重要象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理应严禁私造然而，现实往往并非如此据《颁给官斗碑万’八堡地方粮户斗斛竟皆属违式私造，与官斗形制颇有出入廖昌梓目击不平后，会同乡亲上书官府，请求颁给官斗，并恳请准许勒碑立石、永遵勿替[7]碑文不长，内容亦很明了，但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是八堡农户清楚知道斗斛应由官府颁发定式，私适斗斛违法当遭受粮户作弊坑害时，农户们想到寻求官府权威的帮助，以法律维护自己的利益在与粮户的斗争中“，国家”是农户们可以依托的强有力的保护者。
二是碑中人物的身份细节据碑云，先是廖昌梓发现了粮户私造斗斛害民，而后由廖笃恭同危玉生、赵春荣、廖乾礼、张仕宁等出面上书官府换言之，廖昌梓、廖笃恭、危玉生等人应当不是粮户，只可能是纳租粮的农户或佃户从笔者对当地族谱资料的调查来看，他们也不是一般的农民而是各自宗族的族长或重要人物。
至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清代乾嘉时期，八堡的廖、危、赵、张四姓农户因不堪忍受粮户私造斗斛的欴诈联合起来与之对抗相比财力雄厚的粮户，农户的实力无疑处千下风，但通过以宗族为单位的联盟，巧妙借助官府的权威，他们取得了斗争的胜利，成功捍卫自己的权益
二、宗族与地方社会
唐宋之际，大批中原土族移居福建和平—些宗族的入居时间也大致可追溯至此时他们有共同的族产、宗祠，编修族谱，制定族规，在当地形成强大的势力深刻地影响若地方社会。
（一）和平的宗族组织
l.上官家族据族谱言和平上官氏乃唐上官仪之后，祖籍河南唐末，先祖上官泪始迁和平，任邵武镇将此后五世”晦德不仕”宋初有质公“以耕读持家立德修行“[8][卷首白莲堂纪略j’设立“白莲堂”，祀奉先祖上官仪及历代昭穆宗亲神主兼作子孙作读书之处其后，子孙，＇历代簪缨，蝉联相续”厂造就了宋代鼎盛的科举世家。
据《福建省志·人物志芍充计，宋代邵武共有156人中进土[IO][上册Ph02位7]而上官家族从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上官升登进土第始，至上官彦华中淳佑十年(1250]进士期间240年有据可查者共计竟达55人[卷八选举，P6-12-657]上官家族科举之成功是如此的突出，以至于宋代大词人刘克庄惊叹道：”举—世所共荣通天下所罕见，而萃于－州一邑谓之甚盛可也，况萃于一里乎！”
2.黄氏家族据黄氏宗谱记载，唐末五代先祖黄峭曾任朝中显宦，后弃官归隐和平元明以降，黄氏世以“农贾是业”，至清中叶，黄振徵时“方小康“其子黄时拔“少习范经，业制科学…”后事商贾，不十余年间，资日以丰，富遂甲千乡“时拔子黄映壁”，性机敏，成童已知佐家政，稍长，商豫省……壮岁，资益丰，贾益巨，由豫章达燕、吴、楚“经商致富后，黄振徽父子通过捐纳等途径先后获得太学生的身份，以及五品奉直大夫的诰封，号称“—门三大夫“’黄氏也因此成为和平最显赫的大族之—。
3.李氏家族李氏本贫寒，世代务农，清代道光、同治间，李光砍兄弟因贸易纸业而发家，成为富甲—方的巨贾据族谱记载，光砍“未及冠，家贫不能自给，以父命弃儒而商，经纪积十余年间，累资钜万“光砍之侄李香泉“因接理天津贸易，……由是数十年出入江海，航海梯山，积商资巨万”,李氏的纸业贸易网络遍及福建、江西、山东、天津，开设有“行—”、飞，鱼兴等多家字号李氏发家后亦热衷追求科举功名，以跻身士绅行列通过捐纳，李光砍祖孙共有7人获得太学生身份，先后有9人得到“奉政大夫”、“奉直大夫“诰赠，另有10名登仕郎，号称“一门九大夫”。
4.廖氏家族清代，廖氏家族数代皆与李氏家族合作经商，也因经营纸业，富甲—方廖氏先祖其泰公年少时发奋苦读，因父亲病逝，只得弃儒习医然不幸早殴，其泰之子德昌”仍业医药，极其括据”，至同治时，”始命次子传琼运纸赴天津，三子传珍每年赴闽省转运，因而顺遂殷实。[15][卷七）传琼“少时半耕半读，以佐理家政，后就小商，铢积寸累遂得小辰不数年就业纸商，与先父同心协力，番心经营，客津三十余载，而中间失败虽经屡次然其志不稍俀刻苦耐劳，兢兢苦干，而家道日益昌盛““[15]廖氏致富后，廖传琼、传珍兄弟均捐得太学生功名传琼“诰授奉直大夫，晋赠朝议大夫，直隶州知州，例授布政司理问，赏戴蓝翎“,传珍诰授朝议大夫其父祖也皆被授予“奉直大夫”，人称“—门四大夫”。
（二）宗族组织对社区的管理和控制
1.修筑城堡，抵御盗寇
明嘉靖以后，由卫所和民壮构成的乡村防御体系逐渐失去实际效能何乔远观察到明末福建“各府县机兵，今隶在官籍役，弓兵隶巡检，亦徒具数，不责逐捕盗贼”…,[16][卷四十）为防御匪寇，许多村落在享有较高威望的地方绅士和宗族领导下建造了大大小小的堡寨[17]黄景慎“性侗傥，好善乐施时土寇窃发“万历十六年(1588],‘公’与族兄景华公、乡人聂太三等鸠众创建土堡，周围三百六十丈厥后土寇屡起莫能为患，皆公等力也“[18][卷六）黄氏兄弟是社区公共事务的热心参与者，在修筑城堡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他们”于万历十六年戊子春，邀众酌议筑建城堡，自已出十分之四，编派丈尺，分上、中、下三等率户供役”[18][卷首）不仅首发倡议捐献巨资，同时组织村民、编派户役最终建造了—座周长360丈，辟有8个城门的城堡并在东西南北4个主城门上营建谯楼。
2.热心慈善赈济贫弱
各家族对地方慈善事业都较为热心邻近和平的愁思岭隘道是古代入闽要道然山高路险，令人望而生愁宋代上官端义仗义疏财，，飞切为石馆以便行人“,大大便利了往来行旅明清时代和平大族几乎都设有义仓赈济贫弱同治间，廖岐山曾语子弟曰：“吾乡邻里……皆仿古人常平仓法，筹资积谷岁谦则由祠中发谷给族间贫户既可少苏困乏亦使各知廉义，其厚宗支而固根本，河意美而德良”[15](卷十一）在其嘱咐下，廖姓族众于光绪三年(1877]筹得铜钱六十千文，作为建立宗族义仓的资金，宗族义仓之外，廖氏和李氏还联合陈、谢等家族的土绅于光绪十三年[1887]捐建了和平的地方性公共义仓“旧市义仓”作为发起者，”廖岐山捐洋银－忏两正；李熙雯捐皮骨田租一百四十石正”尸陈元恺谢格等土绅也将部分田产的租谷捐予义仓备用。
3.兴办教育推行教化
唐末黄峭弃官归隐和平“既而创和平书院，诱进后人”…,(卷六）和平书院的建立开创了宗族办学的先河宋以降和平书院逐渐衍变为地方性学堂，各姓都有捐助，并将子弟送入书院就读清代，书院—度遭废弃，乾隆三十四年[1769],‘士’民黄浩然等请以昔年所置迎神号佛田租建塾，延师以教子弟台司嘉其义，许之知府张凤孙即文昌阁辟地创始，以唐宋旧名名之“……,[20](卷七学校）清代大埠岗人傅穹“南北经商，飘江越海善相机宜，累资至巨万”，因有感于“族中子弟之单寒者向学而无资，爰商之族人独立建造义塾—所，并置田租若干石，……俾岁量其所入延师教授”[21]义塾落成，傅穹又订立完备的条规，名曰《义塾志为傅氏义塾的有序运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4.建造庙塔，祈求神佑
明代万历间黄氏在组织和平村民修筑城堡完之后黄六臣父子又在村落东南的水口山捐资并主持修建了一座名为“聚奎塔”的佛塔据族谱记载聚奎塔创建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耗资巨费，历时20余年，崇祯间方告竣这项浩大的公益举动得到了官方的高度肯定，时任邵武知县的袁崇焕亲自题书塔名吓。另青代，廖氏、李氏两个家族因经营纸业等贸易，跨江越海为求神灵庇佑，他们奉祀妈祖在他们的倡导、捐助下，和平建造了天后宫当时的邵武是闽纸的主要制造、贩运中心之一和平因其便利的交通成为各地客商的云集之地，而天后宫自然是笃信妈祖的福州客商们活动的重要场所了成为事实上的“福州会馆”。
三、祖宗与神灵
闽北地区自古“信鬼好祀”，民间信仰活动极为兴盛嘉靖《邵武府志飞记云：”邵俗信鬼好祀不移，尤尚跳师号祝鼓角之声无城内外，日夜相闻，其地所祀神诞展，结彩设醮，极其华巧“[II](卷二风俗）《府志沟句墓者无疑是站在正统。
儒家的立场，认为浓郁的民间信仰不仅造成铺张浪费，且有碍教化理应禁革然而从，鼓角之声，无城内外，日夜相闻”的记载来看，鬼神信仰早已深入人心，官府纵使屡禁而“弗能革也”。若仅据上述记载及分析，或许我们很容易认定，在对待民间信仰的态度方面，官方和民众存在—种紧张的二元对立关系然而，在地方神灵崇拜的背后往往隐含若复杂的地方政治博弈，它们交织形成了—张立体的地方权力关系网络让我们重新回到和平的“历史现场”在当地绾纷多彩的神灵世界中，影响最大者当推“福善王，｀欧阳佑和“民主王”上官泪惠安祠是供奉他们的庙宇当地上官家谱中保存有《惠安祠檀越上寿昨筵由来记—文，[b](卷首）记载着关于上官泪信仰的丰富信息，值得我们认真梳理：
其一，惠安祠的基址，在唐末是营葬上官先祖泪公的墓地后来改葬暖水窥，上官氏便在此基址建造了奉祀泪公父子的祖庙上官泪唐末邵武镇将府志记载：”时黄巢起浙东略江西，破饶、吉、虔、信等州，乘胜刊山开道直趋建州泪与子兰率兵勤王，……力战而死，子兰亦末事闻，俱赠将军剌葬和平里之暖水窟[II][卷十芒乡贤）可见，上官泪故事—开始就被赋予浓厚的忠孝节义的意义，王朝危难，父子率兵勤王力战而死这样的壮烈事迹非常符合官方宣扬的忠烈节孝等正统思想朝廷自然要对其大加表彰了。
其二，宋代上官泪崇拜继续得到朝廷大力提倡上官泪父子不仅分别被加封为“民主王”与“五通王”还受到“赐建专祠享民血食”的礼遇原本具有家族化特征的上官泪崇拜，至此被纳入国家祀典，成为能够享受官方祭典的神灵信仰上官父子也具有了双重神格，他既是上官氏的祖宗神，又是和平乃至邵武的地域神这一重大转变的推动者是北宋名宦、上官泪后裔上官均据说，上官均奉使辽国，因有方自祖显灵默佑”，才得以化险为夷回朝表奏先祖功绩，遂有朝廷封号、剌祠之举。
其三，祖殿后因历朝改革迭遭兵焚屡建屡倾其后子孙散居各处艰于修蔷”的记载描绘出历经宋、元朝代更迭，上官家族盛极而衰的历史然而，作为朝廷祀典的惠安祠倾汜了，作为民间信仰的泪公崇拜却已深入民心而且其神力又增添了“御灾捍患”，成为“神威显赫、功施于民”的地方守护神明初，—旦时局安定，神庙便立即得以重修惠安祠内遗存有—口铸造于弘治间的铜钟，从铭文可知，弘治十一年(1498]的重建是在首积福、龙兴二坊会同四十三都等地民众的共同资助下完成的人们虔诚地祈祷庙中的神灵能够庇佑他们“诸坊万万春，家家清吉，户户沾恩”。
其四，明初，当百姓们欲重修惠安祠时，仍须征得上官家族的同意，”爰商诸吾族先辈准其捐资修建”，双发订明条例，规定上官氏“永为檀越”在传统社会，家族势力往往对地方神灵信仰产生重要影响惠安祠的故事便是极好的例证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这次重修时加望了福善王“欧阳祜的神像并且，欧阳祜神像端坐主位，上官泪父子分列左右，似乎成为陪祀，这种格局延续至今欧阳祜是邵武地区崇拜最普遍的神祗之—根据徐晓望的研究，邵武祭祀欧阳太守的原因有两点：第一，欧阳佑为隋尽忠是忠义之士第二，欧阳太守的神灵多次大显神通，百姓认为他是预测之神，科举士子们也认为他灵验[23][P251]徐先生的见解非常高明，然而笔者认为，至少从和平的情况来看，欧阳佑信仰大盛的原因还应考虑到当地欧阳家族势力的影响神像排布格局的变动表明明清时欧姓获取了主动权，超越了上官氏（对此笔者将另辟专文讨论）。
四、结语
通过对和平村落中国家权力、宗族组织以及民间信仰的考察，我们可以体会到在漫长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三者的互动关系是如何逐渐形成和演变的。
首先，在和平村落中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国家的存在自宋代以来，尤其是乾隆以后，清政府在和平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权机构县丞、把总等官僚的设立，保证了政府对村落职权的顺利行使；官斗与禁碑，见证了官方对经济秩序的整治；知事的告示，更是国家行使司法管辖权的直接体现在思想领域，科举考试的制度化、儒家伦理的灌输、士大夫礼仪的推广，乃至对忠烈神祗的表彰，则代表了官方以—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对乡村社区实行的教化和整合，
其次，在国家之外，我们绝不可忽视宗族组织尤其是宗族土绅在村落秩序建构中的主体作用在宋代以来和平地方社会的变迁中，士绅和宗族成为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中介力昼，他们在维持村落社会秩序、强化基层控制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整个村落社区的和谐与安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宗族制度从乡村社会的角度出发，王朝国家的扩张，儒学、教化的普及，科举和捐纳制度的推行，为士绅提供了社会升迁的工具并为他们创造了—个架构，让他们以王朝所认可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本地利益。
最后，民众作为村落文化、秩序构建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呈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在面对社会变迁的进程中，他们以特有的地方性话语表达着自己的生存逻辑和对“国家的理解“国家既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神圣力呈更是一种无处不有、无时不在的真实存在，也是政治、社会与文化”正统”的主要来源…“[2“1](p9]当切身利益遭受强权侵害而宗族力量无法解决时，官府与法律所代表的“国家是他们的最佳求助对象，而通过民间信仰，民众也在消解和改造若国家的正统意识形态诸如上官泪、欧阳佑之类的神灵起初都是官方大力弘扬的忠烈英雄最后无不转化为“神威显赫，功施于民”的地方神灵他们形象由“忠君之士”向”佑民之神”的演化历程，不正是民众的自主和创造精神的最佳体现吗？
注释：
[1]这方面的综述可参阅帘建华,《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明六地域社会研究》以及《重视另一种历史研究方，去历史研究的“土著性“空间》等文，皆载其著《社会生志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心步及闽北区域史的代表作有郑振茜《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艾迁》，中国人民大牛出版社，2009年版、徐晓望《闽北文化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陈支平《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参考文献：略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农业考古》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