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需外力撬动，更需内力萌生
上世纪初叶，面对着农村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状况，以晏阳初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旨在为破败的中国农村寻一条出路。如今的乡村社会已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在城镇化和工业化大潮下，如何激发乡村社会的活力依然是个深刻的命题，“乡村再造”也再次被提及。
浙江的莫干山，就是其中一块有名的试验田。与各地土生土长的“农家乐”相比，莫干山主要是由外来资本注入的“洋家乐”，短短几年间已把这一原本落后的乡村群落打造得颇有生气。及至今天，已不再局限于外来资本，甚至带动了大批当地农民加入到了类似的经营当中。
事实上，对于大部分村庄来说，没有外力的介入，内生力量又不足，是很难重启乡村发展模式的。在这里，外力就好比是一个支点，起到的是撬动乡村发展的作用。而作为两个主要方面的政府和社会，发挥的作用又各不相同。政府具有村民乃至村集体都不具备的力量，可以帮助解决诸如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以及村庄发展规划的问题。社会的力量则更多的是经营理念的重新注入。莫干山的“洋家乐”就是这样，不仅注重与周围环境的融合，低碳环保，还强调民俗的设计、生活的舒适等等。如果单靠当地村民，这样的经营理念很难在短时间内落地。
然而光有外力的撬动是不够的。乡村的再造，关键还是要培育起乡村内部可持续的发展能力。晏阳初曾经提出的“乡村改造十大信条”中也特别强调了“从他们所知开始，用他们已有创造”，即是说乡村再造必须发挥村民自身潜伏的创造力，让村民担当主角。
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培育起乡村发展的内生力量？关键就在于村庄自治理机制，也就是自组织的普遍建立。
“青蛙观光”的故事一再被提及也是这个原因。桃米村原本是个很穷的村子，9·21大地震后，台湾出台补助政策，桃米村农户可以贷款盖房。那时候的台湾和大陆一样，伴随着都市化和工业化，村里的年轻人都到城市去了。政策一出，大批青年返乡盖房。可是房子盖了干什么呢？盖完了，青壮年劳力是不是又走了？这时候台湾请了新故乡基金会来帮助做社区营造。
第一个要解决的是经济问题。台湾后工业化乡村营造一个最基本的思路就是“把农村变为都市人养生、养心、养灵的地方。”桃米村依托丰富的青蛙资源，发展起了乡村旅游和民宿经济，村里很多老公公、老婆婆都接受了培训成了导游。
更为关键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桃米村村民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了民间行业协会，定制“乡规民俗”互相监督，形成了一种相互合作也是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关系首先体现在了对青蛙生存环境的保护上：各家约定都不盖大饭店，限制游客总量；村民们还用公共经费创造出更多适合青蛙生活的栖息点，“青蛙观光”也一下子火了起来。
当然，前提是大家都守规矩，否则就会出现过度开发、竭泽而渔的状况。然而也有这样一些村庄，由于地理和环境的关系，这些年来农家乐旅游发展迅速。也正因此，村民们尝到了甜头，私搭乱建开始盛行，今天我加盖1个房间，明天他加盖2个房间，后天就有人盖更多的房间。没有规划和乡村自组织的规制，过度的开发和无序竞争逐渐破坏了村庄原本的风貌，可持续发展的本钱也就不复存在了。
即便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村庄，也离不开互助合作的传统，也就离不开一套运转有序的乡村自治理机制。
以水利灌溉系统的建设为例。在很多地区，由于农户的分散，土地规模小，需要在农户以上层次建设水利灌溉设施。但税费改革后，村社统一组织的农田灌溉缺少经费来源，村民通过带有公共品性质的大型水利设施获取廉价灌溉几乎不再可能。重新修建水利设施也很困难。在大部分乡村，村社范围内是几十甚至上千户“自己说了算”的农民，没有一套互助合作机制，他们中的任何一户都有可能不配合而使整个水利建设无法进行。一户不合作或者搭便车，其他农户又无办法制衡，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户选择不配合。最终的结果是，农民只能通过自己打井或者挖塘的方式维持灌溉需求。这种分散的生产方式显然既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又不能抵御更大的自然灾害。
当然，笔者在四川农村也看到了例外的情况。这里的水利灌溉之所以相对丰裕，除了受惠于都江堰水系，还在于当地保存了较为完善的乡村自组织来协调集体灌溉的缘故。农民成立了用水户协会，按田亩缴纳一定的水费之后，就可以廉价并且方便地获得灌溉，不用再担心干旱年头自己的庄稼被旱死，也不用为争水而打得头破血流。
这种乡村自组织，对于解决社会问题，尤其是面对当前越来越“空心化”的村庄和“原子化”的农村家庭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只是在一些“乡村再造”过程中，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太过强大，村民本身或者变得可有可无，或者沦为附属。真正体现乡村社会内生力量的组织体系普遍还没有建立，大部分村庄的社会治理方式也仍在摸索之中。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农民日报 2016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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