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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君:宗族下的乡村治理

[ 作者:孙君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6-09-20 录入:实习编辑 ]

“一个人如果没有祖宗,说明来路不正,很难立足社会,这也是西方文明中永恒的哲学话题。可是,中国每一个农民,都一直知道这个简单而又哲学的话题。”

中国乡村治理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宗族

“宗”是同一姓氏,以男性为主的所有族人的总和。“族”最初是指一般不超过五服的直系血缘关系的人的总和(范围包括自高祖以下的男系后裔及其配偶,即自高祖至玄孙的九个世代),后延伸为只要是同一祖先的直系血缘关系的人的总和也称为“族”。

“宗”与“族”的结合形成人类文明中唯中国特有的,又是符合人性,有天性、有凝聚力的一种聚落。从上古到周文王时代就形成宗族,周、唐宋再到明清是中国历史上宗族文化走向完整的时代。这一路走来,是皇权不下县,“乡村自治”,即是宗法制度的自治。

宗族的核心是“收宗、自治、互助、孝道、忠君”五大功能。传统宗族包含城市。今天,宗族在中国特指乡村范畴,是城市以外的区域。城市人已没有家谱,不见字号排辈,少有祭祖,家中没有中堂,更没有祠堂。今天我们长说的“不靠谱”,大概就是来源于城市人。

宗族是中国农耕文明的重要主体,也是特有部分。全世界也只有在中国文化中,每一个农民都清清楚楚知道并记录着从哪来,到哪儿去的。家谱是宗族到普通人的历史,就是这样的绵绵不断的宗族文化,才让中国的乡村有的“小农大国”之势。

宗族起源

中国的宗族是由贵族向平民过渡的过程,是皇帝家族政权分封向乡村治理过渡的过程,最后逐渐形成皇权政府支持下的“乡村自治”。

北魏前期所实行的“宗主督护制”,就是把基层政权与族长权力结合在一起,督护是两晋南北朝时的官职。至魏孝文帝时期又实行“三长制”,由他们代替“宗主督护制”。“三长制”即五家(5户)立一“邻长”,五邻(25户)立一“里长”,五里(125户)立一“党长”,其职责是检查户口、监督耕作、征收租调、征发徭役和兵役、制理党里、邻中的日常事务。其实,这个功能很像今天的派出所、税务所与村委会三者于一身。

到了隋文帝时期实行的“保闾制”,五家(5户)立一“保长”,五保(25户)立一“闾正”,四闾(100户)立一“族长”,都是乡里选择任用。

北宋王安石变法,实行“保甲制”,利用宗族血缘关系与政府体制相结合,巩固乡村稳定。元代的“里社制”,明代的“里甲制”,清代的“保甲制”,吸取了联保坐牢来加强乡村稳定的作用,依然如故,之外又添加孝道与礼仪。

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初,推行“人民公社”,渐渐的以行政取代了宗亲关系。今天,虽说政府不再重视宗亲关系,可民间宗亲、家谱、血统关系还依然保持着关联,只是被视而不见。

历史总是轮回,“乡村自治”在中国历史中,如此相似的不断重现。

乡村民主选举走进死亡之路

中国的乡村民主,是以人性为仁道,以法律为督促,以道德为大道的德法合一的民主。新中国的“基础民主选举”是1953年,这种选举基本是以“传统宗族”与“基础政权”相结合。1999年开始的“村民直选”,是“西方式民主”,如美国人选总统的方式,一人一票。

“中国式民主”有着自己特有的乡村社会环境。熟人社会产生道德,陌生社会出现法制,中国乡村是就熟人社会。谁好谁不好,不用投票,每个人心中都知道谁能做什么,谁靠谱。“村民直选”从一开始进入中国,就问题不断,几乎所有的村干部都反对乡村民主选举,农民无所谓,县、乡(镇)干部明显感觉乡村的家族对乡村民主选举的反对。按照乡镇干部的的看法,实现民主选举和村民自治往往要遭遇宗族势力的严重干扰。乡镇干部感觉问题很严重,村干部次之,普通村民认为宗族势力没有那么严重。在我看来,这是乡镇干部推行的“西方式民主”干扰了“中国传统宗族文化”,而不是“中国传统宗族文化”干扰“西方式民主”。忘祖、忘宗、忘国的盲目之举,竟然说宗族势力在干扰乡村民主,真是本末倒置。

2015年我在长沙走访了19个村干部,我问,“你对村庄建设的目标与希望是什么”。他们回答说,“我们没有长远的目标,我们做的好不好,三年都要选举,下一届都有可能被选掉”。回答让我吃惊,吃惊的不是他们的回答,而是选择不凭道德与良知,而是贿选、买票、恐吓。这种无序无规的做法却又是乡镇干部把持,好好的村民自治被活活破坏。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都知道错,却依然如此。

老的传统的乡村干部,一般做二三十年,非常稳定,村干部是民选由乡镇委命,村干部也是宗族的领袖。这很像我们前文提到的魏孝文帝时期的“三长制”。这种乡村自治模式,维持了3000年左右,只是到上世纪未基本被废除。而今天的农民则是处于三不管。村干部土权、人权、财权被收回。党建只靠少数党员,绝大多数农民不是党员。宗族在城市化与市场经济下受到西方民主形式的冲击,宗族只存在于形式,宗族功能几乎丧失。于是,农民谁也不听。近十年中国乡村应该是处于最混乱、最无序、最不稳定的状态。

宗族文化自古就有一套人性的民主形式,这个民主是高度的中央集权与充分的乡村自治,双向互动的“中国式民主”。正是有这样一种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国式民主”,绵绵不断的走到今天。可惜今天研究三农与农民、研究法制、研究社会治理的人并没有关注到,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这片土地,一直有着国度的威严,也一直存在着“有温度的民主”。

当下这个时代的民主,应承上启下。基层民主不稳定,我们做什么“互联网+”,做什么“扶贫”,做什么“美丽乡村”就有如隔靴搔痒!

这些年我们做了很多乡村项目,一直不断在寻求“乡村自治”的方法,并总结出一种“村建、宗建、党建”三建合一的民主形式。尊重乡村、实是求是、更符合乡村的宗族社会,在“政府、宗族、村委会”融合下,逐渐探索一条今天的乡村建设与自理的民主。

君统、宗统、人性与乡村自治

只要是中国人就一定有姓,只要有姓,就一定能找到一世祖,还要追溯到祖宗。不然我们从那儿来的?皇族的玉牒,大夫与士族的家乘,平民的家谱。每个人都能从家谱、宗谱、祠堂中找到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人性、血缘、亲戚、宗族,与乡村社会、中国文化、政权治理,形成了一个长达9000年的血脉中国,这种符合人性的社会与政治独一无二。人性的宗亲关系、生态平衡、顺势而为的中国道教、本土化的佛教,一起构筑了一个多情而有等级的礼仪之邦。而这样的文明,又紧紧地扣住了以家谱、祠堂与政权治理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早就在中国古代社会出现。正如冯尔康先生《宗族和祠堂》一书中所说,“在古代社会,宗族是宗法制度、宗法社会的原生体,它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出现最早,延续得最久,影响最广泛。宗族关系是人们最主要的社会关系。”

皇权中、法令中利用宗亲关系,对宗族的社会地位有很大影响。晋代就把丧葬礼的五服制度引入法律。自汉代起,各王朝实施孝廉政策、恩爵、义门、减免赋税徭役等,以提高孝廉爱国之宗族,以提高宗族地位,好让其他宗族校效法。保持社会法定,提高家族地位,也得以“收宗”的目的。 “天地君宗师”中“君宗师”成为宗族文化中神的位置,也成为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基本伦理准则。

从周代到明清,以至到人民公社,乡村自治一直实行着“政治”与“宗治”相结合。即使是1949年之后,政府不再支持“宗治”,可乡村社会因为特殊的社会结构、血缘与宗族依然延续如故。中国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从西方(美国)引进了所谓的“乡村民主选举”,几千年的“君统与宗统”的民主形式受到了致命的摧毁。同时也给人民政府带来了巨大的不安,上访、维稳截访等问题层出不尽。

盛世修谱 乡建重建

我现任安徽省当涂县姑苏家谱研究会会长,为何去任一个县级研究会会长?就是因为重要,也是我需要,更是人性的本能所致。

我一直在问我的祖先哪?我的亲戚(同宗同族)在哪儿?我们家从哪儿来?这些是人类共同反思,因为这些本能的反思,加上乡村建设民主与自治的困惑,于是我也开始了谱牒与宗族文化的修复之路。北京有太庙,是皇帝的祖宗,太庙显示政权存在。一个人如果没有祖宗,说明来路不正,很难立足社会,这也是西方文明中永恒的哲学话题。可是,中国每一个农民,都一直知道这个简单而又哲学的话题。

2012年在河南周口上演了一场闹剧—“周口平坟事件”,要平的大都是祖坟、老坟。没有想到政府平200余万个坟,第二天又隆起200余万个。政府平坟,可是平不了农民的心,上访,暴怒。于是,在周口市市长岳文海家的祖坟上,拉起了一条横幅—“岳文海,你妈喊你回家平坟”。盛怒之下的周口人还准备挖市委书记徐光家、省委书记卢展功家的祖坟。“周口平坟事件”渐渐引起了国人的愤怒,引起了全球华人的愤怒。在全球的舆论高压之下,此事草草收场。这些愚昧的举动,表现出的是政府相关部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知无畏。

谱、宗、祠、祖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文明之源,尤其是祖坟,历朝历代政府都会认真对待,动祖坟、挖祖坟视为大逆不道,伤天害理,可关键是今天偏偏有人喜欢挖祖坟,岂不知道这种断子绝孙之事,一定会有因果。这也是今天的我们对传统文化,对民俗民风的陌生所致。用民间的说法,凡是挖掘祖坟、拆庙之人,一定会有报应,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宗族是社会群体,自从产生之日,就具有社会性。宗族产生于上古,她在符合人性的基础上,拥有宗教、社团、互助与四邻结社等政权与自治的组成部分。历史上第一次大破坏是战国时期,宗子宗族制瓦解,宗族组织基本消失。西汉、魏晋南北朝至唐末五代新旧士族更迭衰亡。宗族从贵族走向平民,就更具有了社会团体性质。历史步入20世纪中叶,古老宗族组织几乎消失,21世纪随着农耕文明的特性与人性的所需,中断近半个世纪的宗族组织又出现了。尤其是政府在经历“西方式民主”渗透广大乡村后,感觉严重水土不服,危机四起,开始关注百姓修宗修谱。习主席大力推动恢复传统、记住乡愁,其目的就是修复乡村自治,重振家国天下的中国梦。

冯尔康先生在总结宗族文化中曾说到,“其一,古代宗族文化对人生规范中的合理因素是人类社会规范的有益成分;其二,古代宗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作用,值得高度重视;其三,古代宗族文化对联系海外华人的价值不可忽视”。

中国人特有的“宗族意识”,因为血缘因素,地缘因素,族首(领导人)因素汇集成以孝道为轴心的家国天下,成为几千年政府治理乡村社会最有效的手段。“齐家、治国、平天下”里的“家”,不是指每一个家庭,而是指的宗族的大家。以姓氏为宗,以宗为族,以族安邦,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汇聚了家国天下。

“宗族、自治、达济天下”这条千年的家国同构,促进了我们大国小农,家国天下之象。这是中华民族的特点,也是农耕文明之道,也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2016.9.8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微信号 农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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