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农业产业是乡村的基本组成要素，符合乡村内在特征的“振兴”离不开农业产业的振兴。为了厘清产业兴旺与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五大乡村振兴总要求之间的内在联系，构建机理清晰、行动规划明确的产业发展路径以带动乡村全面振兴，本文基于经济社会学中的“公约理论”，引入食品质量多元属性视角，从市场、工业化、内部性、公共性、绿色、声望、灵感等多元食品质量价值规则分析乡村振兴五大要求的内在联系。根据不同的食品价值规则和相应的食品生产消费组织模式，将现有食品系统分为大生产模式、食品认证模式、食品网络模式，分析不同模式下产业兴旺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径，探讨政府在不同治理路径中的一般性和针对性角色。
关键词：食品质量多元属性 产业兴旺 乡村振兴 公约理论 食品生产消费模式
一、引言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三农政策和乡村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农业强是国家发展的内在要求，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2019年《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同年，农业农村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2018-2022）》，提出“实施质量兴农战略，实现农业由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农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农业发展的核心议题。
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生产科技创新、绿色高效、因地制宜、产业多元，农产品供给提质增效。农产品质量提升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如何认识农产品质量，并在此基础上完善农业生产过程提升农产品质量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振兴必须深刻探讨的主题。在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检索学术期刊中以“食品质量”为主题进行检索，截止2024年10月10日，共搜素到CSSCI和北大核心期刊2288篇文献。其中，主题“食品安全”、“食品质量安全”、“质量安全”发文量位于前三位，发文量排名前30的主题中与“食品安全”相关的主题达到11个，可见在主流认识中食品安全是食品质量的核心关注点。
但是在食品生产和消费实践中，随着食品生产和消费行为的复杂化，食品质量属性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大众在食品消费时关注的食品质量属性不断增多，不仅包括食品本身的外观、营养、味道等，还包括食品生产过程相关的环境保护、绿色生产、公平交易、动物保护等。现有研究认为食品消费行为是消费者对食品质量属性的选择过程，其结果不仅满足消费者的个人需求，还会对食品生产者及其社区、食品系统产生广泛影响。消费者不切实际地追求“价廉物美”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食品卖相好质量低问题，甚至使得食品安全风险产品充斥市场。相反，城市消费者对健康食品、绿色消费的追求可以有效地将农村生态资源转化为农民收入，同时促进农业农村生态可持续发展。
可见，多元化的食品质量属性认知和相应的生产消费行为是食品系统演化的重要动力，是促进农业产业发展不可忽视的因素。将绿色发展、农户收入等生态、社会要素纳入食品质量属性认知范畴，有助于生产者、消费者、乡村发展管理者全面认识农业生产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用，更好地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为了全面认识当前食品生产消费系统中食品质量属性的多元内涵，以及相应的食品生产消费系统变革对乡村全面振兴的引领性作用，本文将引入公约理论(convention theory)讨论食品质量的多元属性及其与乡村振兴总要求的内在联系，分析当前食品生产消费子系统类型，分析不同生产消费模式下产业兴旺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径，探讨政府在不同治理路径中的一般性和针对性角色。
二、食品质量多元属性及其与乡村振兴五个要求的内在联系
（一）公约理论多元价值规则与食品质量多元属性
公约理论（convention theory）是20世纪70年代由法国学者提出的经济社会学理论，在食品系统、组织理论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其理论贡献之一在于不仅仅从价格、数量等定量标准，而是从性质的角度分析经济产品和经济制度，引入“公约”概念来探讨生产行为的合理性，避免将利润最大化作为市场运行的唯一理性原则。公约（convention）是指各主体共同认可的一系列价值观念、规范和制度，是参与经济活动的行动者所依赖的社会文化框架，推动行动者在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中就经济活动的目标、行动内容和共同意图达成共识。
公约理论认为人们在经济社会活动中关注一系列的价值（worth），为人们对经济活动中涉及的产品、组织和人进行重要程度评价提供了规则（order）。Boltanski 等人提出六个价值规则（order of worth），分别是市场（market）、工业化（industrial）、公共性（civic）、内部性（domestic）、灵感（inspired）和声望（renown）。
多位学者将公约理论及其价值规则引入食品系统研究，提出在食品系统中，价值规则具体体现为食品质量的不同属性，食品质量不仅包含了食品的外观、口感等要素，还包含了对食品生产过程中食品安全、外部环境和劳动力使用、消费过程等要素的考量，而且具体的食品质量价值规则和属性也会随着社会观念的变迁发生改变。国外很多学者应用这一框架分析不同地区的食品系统中生产者、消费者等主体所关注的食品质量价值规则与属性，并不断丰富这一框架的内容。表1展示了本文采纳的食品质量属性和价值规则，以及相应的食品质量属性判断规则与协调组织模式。
表1 公约理论中的价值规则与食品质量属性
（二）食品质量多元属性与乡村振兴的内在联接
本文认为食品质量多元属性为我们全面认识农业产业振兴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用提供了新的价值理念视角，并为制定产业兴旺带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具体工具。从价值理念看，食品质量多元属性视角能拓展公共政策中农产品质量的内涵，建立农业生产与乡村振兴五大要求之间的直接联系（见图1）。2022年，农业农村部《关于拓展农业多种功能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在确保粮食安全和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基础上，以生态农业为基、田园风光为韵、村落民宅为形、农耕文化为魂，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在食品质量多元属性视角下，农业生产过程涉及的生态、经济、社会要素都可以内化为食品质量属性，最终产出质量属性丰富多元的农产品，从而带动乡村全面振兴，具体联系体现为：
第一，产业兴旺与“生态宜居”通过“绿色”、“内部性”维度与“工业化”维度中的地理标识建立联系。乡村生态建设的实质是逐步实现生产生活中边际投入产出零差异，绿色/有机农业、保护传统农业动植物品种、合理利用农林渔业资源等都是减少农业外部投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手段。
第二，产业兴旺与“乡风文明”通过“内部性”维度建立联系。乡风文明内涵丰富，传统农耕文化、互助传统、诚信交往都是其有机组成部分。
第三、产业兴旺与“治理有效”通过“内部性”、“公共性”维度建立联系。治理有效需要乡村内外多主体良性互动，以实现乡村以及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农业生产中的内部合作网络、生产者与消费者互动、以及消费扶贫和公平贸易机制的建立都是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第四，产业兴旺与“生活富裕”通过“公共性”维度建立联系。生活富裕不仅是经济收入提高，还需要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农产品获得合理价格（消费扶贫、公平贸易）是提升农户务农价值感的重要途径，农业收入增加能够促进家庭团聚，进而有助于提升农民幸福感。因此，在食品质量多元属性视角下，农业产业兴旺不仅能提高农民收入，还是促进农村生态、文化和治理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
从农产品生产消费系统看，农产品作为城乡沟通的物质载体，其内含的多元食品质量属性是农产品增值的价值基础，城市居民消费行为可以有效转化为对乡村振兴的物质性认可和支持。农产品与食品是农业生产最终物质化体现，将多元价值规则融入食品质量有助于将农业生产过程中涉及的生态、经济、社会等一系列社会要素物化为产品。在现代食品系统中，农产品不仅为消费者提供食物，还能够作为城市和乡村沟通的物质桥梁，让城市消费者通过食品了解乡村的自然环境、社会生活和生产过程，并理解和认可其价值。以公平贸易为例，公平贸易标识组织为得到组织认证的咖啡豆生产者设定最低保护价，让咖啡豆价格不仅覆盖直接生产成本，还能够保障生产者家庭和社区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包括家庭基本教育、医疗支出、合作社运作经费等，组织还将这一理念传递给咖啡消费者。在欧美与非洲的咖啡公平贸易中，最低保护价为农户带来高于市场价8%左右的收入。在美国获得有机认证的农产品会获得7%到60%的溢价，在我国有机食品价格平均是普通食品价格的5倍。我国目前大力提倡的消费扶贫也是将消费的社会意义赋予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生产的产品，增强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和价格支付意愿。因此，食品质量多元属性视角可以将乡村振兴的多元价值物化为具有多重内涵的农产品，通过市场和社会机制促进消费者为乡村振兴提供可持续动力。
图1 食品质量多元属性与乡村振兴五大要求的内在联系
从生产者角度看，食品质量多元属性视角为各地区和生产者制定多元化产业发展规划提供了指引，有助于发掘各地区不同传统文化、生产方式、经营模式的现实价值，契合《“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中提出的“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立足乡村地域特征”要求。图1列出的质量属性都有与之对应的物质层面的实践路径，各地区和生产者可以结合自身条件选择适合自身的农业发展道路，避免农业产业发展同质化问题。以猕猴桃产业发展为例，具有适宜气候和自然环境、且有种植历史的地区，可以从地理标识入手，提升产品的可识别度；也可以从生产环境和生产过程的绿色生态入手，通过有机食品认证等方式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同时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还可以通过消费扶贫、公平贸易等渠道，让消费者了解生产者面临的困难，通过社会助力提升产品价格、拓展销售渠道。对于生产者或者生产者组织，构建紧密的生产者-消费者互动网络也是形成产销良性互动的重要方式。
一个地区的产业或者一个生产者的产品可以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资源条件、文化和价值传统综合考虑，融合多个价值规则。确定生产产品的价值内核后，地方政府和生产者可以深入挖掘每个价值的内涵，并将价值内涵通过可感知、可物化的方式传递给消费者，从而让乡村振兴中的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等要求融入到农产品生产行为中，并满足当代消费者不同的消费价值诉求。比如生产者想强调农产品生产背后公共性价值中的家庭团聚，可以通过文字、图片故事或视频等方式展示农民家庭共同劳作、全家其乐融融的画面，减少出现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的情况，让消费者感知到购买这样的农产品是实现这一美好景象的重要助力。消费扶贫不仅应该成为产品标签，还应该全面向消费者展示生产过程中所包含的扶贫价值，包括贫困户和贫困村的参与情况、政府和社会团体在进行产业扶贫中的全方位投入，以此提升消费者在消费中的参与感和价值获得感。
三、食品质量价值规则构建与产业兴旺带动乡村振兴多元路径
（一）公约理论中的食品质量价值规则构建
在公约理论看来，用于判断事物价值的公约（conventions）不是先验存在的客观标准，而是相关主体在社会生活中为了达成一致行动而形成的价值标准，并围绕价值标准达成共识（即公约）。这其中有两个层面的过程，第一个层面是形成新的价值规则。比如，Boltanski等人采用“价值系统”的视角分析了资本主义演化过程，认为19世纪末产生了“第一代资本主义精神”——基于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资本家所代表的“内部性”价值规则；20世纪40到70年代产生了“第二代资本主义精神”——基于精英管理和规模经济的“工业化”价值规则。
第二个层面是相关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中基于已有的价值规则，就具体事物的价值判断进行谈判、辩护，最终就采纳哪些价值规则、价值规则之间重要性排序相互妥协、达成共识。比如，Sánchez-Hernández 等人比较了西班牙卡斯蒂利亚—莱昂地区红酒产业和挪威腌渍鳕鱼产业的不同市场表现及原因，指出前者80.6%的红酒加入原产地保护规范，中央和地方政府严格规范准入标准，保证产品符合规范所要求的环境、文化和生产标准，各类商业和社会组织积极构建组织网络、推进消费者认知，在产品价值链相关主体内形成了对产品质量一致认知，促进其在国内和国际市场都取得了成功。后者则是一个反例，20世纪90年代挪威腌渍鳕鱼占有三分之一的西班牙市场，但是到了2008年其市场份额下降到4.3%。核心原因在于1999年挪威政府为了保护渔业资源出台了一系列法令，包括设置捕捞配额并只发放给个体渔民，禁止在鳕鱼加工中使用化学添加物。这一系列法令导致腌渍鳕鱼外观发生显著变化、整体生产成本上升，但是腌渍鳕鱼产业相关主体没有建立有效的“生产—消费”互动机制，将这些变化背后的生态环境价值、渔民生计保护和食品安全提升等价值理念传递给消费者，并作为产业链相关主体的共同价值规则。从而导致不同主体各自为政，生产者缺乏系统性创新，消费者对产品变化接受程度低，产业最终被边缘化。
上述案例体现了食品质量价值规则构建中两个重要主题。第一是不同的价值规则有其相应的食品生产和消费协调组织方式。Eymard-Duvernay等人最早对价值规则进行了分类，并指出其背后不同的协调组织方式。如果市场上对于“质量”的认知是高度统一的，价格是主要的协调组织方式，Eymard-Duvernay将其称为“市场”公约。如果价格不能作为产品质量唯一的衡量标准，食品系统主体则会引入新的价值规则来协调和组织生产、销售和消费过程。在“内部性”公约指导下，通过“信任”机制解决不确定性问题，比如建立长期的农消关系、信息更为丰富和透明的本地消费等。此后学者逐步增加价值规则（公约）的类型，表1汇总了在食品系统研究得到普遍认可的价值规则及其相应的协调组织方式。“工业化”公约体现为基于技术的标准化生产、生产效率、供应链控制等；“公共性”公约体现为为公共福利、产品对社会和环境的积极影响；“绿色”公约体现为生产和消费保护或促进环境可持续；“声望”公约体现为社会广泛认可，通常涉及有社会影响力的个人的认可；“灵感”公约体现的是个体在产品生产和交换中展示出的天赋、创造力。
多位学者的研究表明这些不同类型的公约及其协调组织方式可以同时共存。Murdoch等人比较了以工业化、低价格为核心的快餐文化和重视地方饮食文化、生产环境的慢食文化，指出不同的价值规则及其对应的组织模式共存于食品系统。也有研究指出一个企业或一个产品价值链可以整合多种价值规则，比如原产地保护认证（PDO）和公平贸易认证产品整合了公共性（原产地保护、生产者社会关怀等）、内部性（与原产地和生产者之间的联系）和工业化（标准化的认知方式）多个价值规则。
上述案例暗含的第二个主题是所有相关行动主体都是公约体系（即价值规则体系）构建过程的参与者。在食品系统中，政府部门、生产者、消费者、零售商、设计公司、加工商都参与和影响食品质量价值规则的构建。成功的沟通协调能够形成一致的食品价值规则认同，并满足不同主体的期待与需求。在消费者参与食品治理价值规则构建方面，Callon等人从消费行为特征出发，认为消费者的选择受到产品使用经历、家人、朋友、大众媒体评价等多重信息来源的影响；一些学者则提出“生态公民”“食品公民”的概念，认为消费者主观价值认同下的消费行为是重塑食品价值链或食物体系的重要推动力。
从主体间经济政治关系出发，学者们也指出不同主体的价值诉求存在差别，在价值规则构建的过程中都会争取对自己更有利的价值规则。因此，大量学者关注加强生产者、消费者直接联结的新型食品系统组织模式，这些模式更加关注“内部性”、“公共性”、“绿色”、“声望”和“灵感”等价值规则。学者们将这些模式统称为“替代性食物体系”，具体形式包括社区支持农业、巢状市场、农夫市集等，认为这些模式能够摒弃大型企业的控制，增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自主性。同时大型企业也会从这些价值规则入手争取主动权，比如公平贸易认证最初是由非盈利组织主导，为保护农产品国际贸易中小农的经济社会利益而建立，主要遵循“公共性”价值规则。星巴克、沃尔玛等大型加工零售企业为了保持其在产业领域内的主导地位，主动将公平贸易纳入经营模式。他们进入公平贸易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扩大了公平贸易交易总量，认证体系覆盖更多农户，但另一方面其核心目标仍然是市场利润，并会导致“最低保护价格”这一核心机制不能充分覆盖产品生产的经济、社会、环境成本。
（二）不同食品生产消费组织模式与产业兴旺带动乡村振兴的路径
公约理论表明“食品质量”是一个社会构建的概念，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群体中基于不同价值规则具有不同的质量属性，且产生了不同的食品生产消费组织模式。区分不同的食品生产消费模式，识别其背后的主导食品质量价值规则和协调组织方式，定位政府在不同模式中应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有助于农业产业发展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多元功能。
基于现有的食品系统实践和研究，根据主导的食品质量价值规则和协调组织模式可以将食品系统分为三种模式，分别是大生产模式、食品认证模式与食品网络模式（表2）。食品质量价值规则物化为食品产品脱离不了相应的物质文化基础，因此不同生产模式有其相对更为适宜的生产区域，同时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维度也存在差别（表2第2、3、4行）。
大生产模式接近于现有研究中定义的常规食品系统，是指由市场和工业化价值规则主导的食品子系统，注重扩大生产规模、促进产品标准化、提高生产效率和价格竞争力。其生产消费组织模式特点为产业上下游（农资提供、农产品与食品加工销售）不断集聚，农户作为生产者在产业链获益比例不断缩减，因此必须通过多种形式扩大生产规模、延长产业链条参与才能保证农户利益。由于强调规模化与市场竞争，这一模式更加适合耕地等自然资源禀赋较好、生产基础条件好的区域，比如耕地资源丰富的平原地区。这一模式在乡村振兴中能够通过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产业发展，在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产量上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在适度规模经营基础上可以有效提高农民收入。
食品网络模式接近于现有研究中定义的替代性食物体系，是指由内部性、公共性、绿色、声望、灵感等多元价值规则主导的食品子系统，其核心的生产消费协调组织模式是生产者、消费者互动基础上形成的食品价值认可，在我国已经出现了社区支持农业、巢状市场、农夫市集等多种实践模式，影响范围不断扩大。这一模式不单纯追求大规模生产带来的效率和价格竞争力，还让农户在组织模式上减少对大规模农资、加工销售企业的依赖，与消费者之间建立持续的良性互动，在经济收入上获得较大比例的收益，在生产方式上减少对农药化肥等化学农资的需求。因此它对于山地、丘陵等耕地资源相对有限的区域和小规模生产农户更为友好，能够更好地利用地方生态资源和农耕文化资源，从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多个方面赋予食品及其生产过程新的价值。
表2 食品生产消费组织模式与产业兴旺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多元路径
食品网络模式能够通过产业发展发挥多重功能，促进乡村振兴的全方面实现。内部性和公共性价值规则有助于保护和利用乡村传统文化、促进乡村社会和谐发展；绿色价值规则有助于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促进农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声望和灵感价值规则尊重和认可生产者在生产中的感情投入和创新意识，有助于提升农业生产者的荣誉感和价值感，改变社会长期以来对于农业“低端”和农业生产者“低能”的偏见。在这些规则的综合支撑下，这一模式通过增加单位产品的附加值来提升农民收入。食品网络模式中不同生产者基于不同的生产资源和机制规则组合形成丰富多元的农业生产形态，比如种养结合、农旅结合、一村一品特色生产、小型生产销售联盟等，是实现农业生产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多样化的重要保障。
食品认证模式则是大生产模式与食品网络模式向彼此靠拢的形式，在认可内部性、公共性、绿色等价值规则基础上，结合工业化价值规则建立的中间模式。其核心协调组织方式是通过标准化的认证来实现社会和生态价值、社会信任在更广范围内的认可和运转。大生产模式主导者，如星巴克、沃尔玛等企业通过此模式可以获得新增价值规则带来的附加值；对于食品网络模式中的农户，获得食品认证可以提升其生产销售规模，扩大其可触及的消费群体。相较于大生产模式和食品网络模式对于资源禀赋的依赖，是否采用食品认证模式更多取决于生产者对自身生产方式的定位。大生产模式下的生产者认可内部性、公共性、绿色等价值规则，可以自主调适生产消费组织模式，按照地理标识、公平贸易、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相关规范进行生产，并获得相关组织认证；食品网络模式下的生产者若想转变为食品认证模式，则应该按照相关认证标准规范自身生产过程，并提升规模，以达到认证生产规模要求，出于利益诉求，转变原则是认证后价值提升水平超过认证相关成本。食品认证模式与乡村振兴也存在多维度的内在联系。公平贸易促进食品系统对生产过程中生产者福利的关注，提升农户的收入和生计水平，并促进农户间合作；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森林管理认证则能够促进农业生产中的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而言认证模式既能够避免大生产模式带来的同质化的大生产，促进生产模式的多样化，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生产效率、提升农户生产规模。
（三）不同食品生产消费组织模式下产业兴旺带动乡村振兴的政府角色分析
以上分析表明在不同食品质量价值规则支撑的食品生产和消费组织模式中，政府、生产者、消费者、食品加工和经销商等主体都发挥了不同功能，因此政府应针对不同模式完善对应的食品质量治理模式，建设相应的产业兴旺带动乡村振兴路径，明确其核心治理路径和角色，从而通过农产品提质增效带动乡村全面振兴（见表2第6、7行）。
首先，不同食品生产消费组织模式下产业兴旺带动乡村振兴的路径存在差异，其背后的质量治理核心路径存在差别，政府在其中发挥的治理角色相应也有所不同。大生产模式的主导规则是市场和工业化，这一模式构建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农业生产者和相关市场主体，子系统参与者追求的主要是具有价格竞争力的产品，对食品质量的诉求以食品外观和达到食品安全为主。因此这一模式食品质量治理应该由政府主导，在现有技术标准和社会发展水平下，制定具有强制性的食品安全和食品质量标准，通过法律规章的形式明确不同主体在落实食品质量标准中所承担的责任，并在食品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加强监督，强制各主体严格执行各项法律规章和标准。
食品认证模式的主导规则是内部性、公共性、绿色和工业化，这一模式构建的根本动力来自于部分社会公众对于高质量农产品以及地方生产方式、农业生态、农民生计可持续的共同追求。由于这些追求符合社会公众利益，因此政府是认证模式的重要推动者。公众诉求是这一模式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各类社会组织和社会大众参与是认证模式有效运转的重要保障。有研究指出与西方国家食品认证体系的建设与运转由社会倡导产生不同，我国有机、绿色食品等相关认证体系建设都是政府主导，缺少社会公众和相关社会组织认可，在社会共识建设、信息披露和监管上缺少社会参与，公众对食品认证的认可度不高。因此，食品认证模式中价值规则的建立离不开广泛的社会共识，政府应该更好地发挥推动作用，引导和促进社会公众、市场主体参与到社会共识的构建中，建立多元化多主体参与、符合不同价值规则的认证体系，在此基础上通过政策法规规范认证产品的申请、生产、销售环节，严格监督和惩罚相关违法和违规行为，保障价值规则能够转化为消费者可信任的认证产品。
食品网络模式的主导规则是内部性、公共性、绿色、声望和灵感，这一模式的内在动力根植于生产者和消费者对于农业生产和乡土生活的多元化追求：有人关注食品安全和环境可持续；有人关心农民及其社区的生计可持续；有人向往传统的乡村生活环境和生活模式；有人看中乡土社会中蕴藏的传统文化，这些追求通过不同方式与农业生产建立了多样化的联结，从而形成了价值多元、形式多样的实践模式。与食品认证模式相比，这一模式没有形成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认可的价值规则，而是在生产者、消费者等一定范围的主体间形成“公共池塘资源”式的价值规则体系和紧密的相互联系。“公共池塘资源”嵌入到地方的生态、社会和文化系统中，难以形成大范围内广泛适用的标准化规则体系，而是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体现出地方特色和参与主体的主观诉求。因而，在食品网络模式中政府应定位为引导者和规范者，发现和支持基层的创新性实践，同时要基于公共利益从市场和乡村秩序层面规范相应活动，避免出现一哄而上、少数人投机牟利等乱象。
其次，政府在不同食品生产消费组织模式下承担不同的特殊性角色外，还应承担一系列一般性角色，完善食品质量治理体系，促进农业发展带动乡村全面发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法律法规制定与监管。具体而言在不同模式也存在差异，大生产模式下政府是强制性标准和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管者；食品认证模式下政府是认证体系建设和实施规则的建立者，保障自愿参与者的权利，并监督其履行责任；在食品网络模式下，政府主要是确保参与者行为符合食品、市场参与和乡村发展领域的一般规则和要求。
第二是多元食品价值规则的宣传引导与实践，具体包括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地方特色农产品和文化、公平贸易、农业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的知识及意义，并让公众了解这些信息与食品认证标识、不同类型食品和乡村产品之间的内在联系，引导公众消费相关产品。比如由中央政府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地方政府组织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就是做好农耕文化和乡村文化宣传的重要手段。同时政府作为重要的消费主体，可以通过政府购买的形式支持体现多元价值的农产品，从需求层面促进认证模式以及食品网络模式的发展。在美国、欧洲，公共部门消费是推动有机农业生产等绿色可持续生产模式发展的重要动力。
第三是农业技术研发与应用支持。前面谈到从价值规则到相应的产品离不开资源投入和相应生产技术，我国在绿色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投入产出以及技术转化与生产需求还存在较大差距。2021年农业农村部联合六部委印发《“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指出科技是我国农业发展，特别是农业绿色发展的短板，要求健全绿色技术在内的农业技术创新体系，增强农业绿色发展的科技动力。因此政府需要在育种、农资投入、种植技术、产后保存加工等多个环节加强相应投入，并促进公共机构、市场主体参与到绿色技术的推广应用中来。
四、结论与建议
产业基础差异是区分城市和农村的基本要素，因此符合乡村内在特征的“振兴”离不开农业产业的振兴。农业产业兴旺与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构建内在机理清晰、行动规划明确的产业发展路径是实现产业兴旺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制度基础。本文从政策高度重视的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普遍关注的食品质量视角切入，认为随着消费者需求和消费能力变化，社会价值、文化的多元化，食品质量多元视角有助于建立农业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五大要求之间的多维度联系，更好地认识农业产业发展对于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和多元化功能，并为制定乡村农业产业发展路径提供理论指导。
文章基于经济社会学中的“公约理论”引入“食品质量多元属性视角”，分析了食品质量价值规则中“市场”、“工业化、”“内部性”、“公共性”、“绿色”、“声望”、“灵感”与乡村振兴五大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讨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基于食品质量多元属性视角促进乡村振兴。“公约理论”指出食品质量价值规则是社会构建的产物，政府、生产者、消费者和其他主体都是价值规则构建的参与者，不同的价值规则组合形成了不同的食品生产消费组织模式。本文根据主导价值规则和协调组织模式将食品系统可分为三类子系统，分别是大生产模式、食品认证模式和食品网络模式，深入分析了不同模式与乡村振兴的内在联系，根据其特征探讨了不同类型食品子系统的食品质量治理核心路径，以及政府在治理路径中的针对性和一般性角色。
本文认为政府应在现有的政策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多样化的食品生产消费系统发展，建立和完善农业产业兴旺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政策思维和政策措施：第一在政策体系构建上，充分认识食品系统的多样性，构建农业产业兴旺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系统政策思维。根据不同食品子系统背后的价值规则和生产消费模式、利用地方资源的禀赋构建相应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不同的管理和支持方式。第二在政策具体实施中，一是注重发挥政府购买引导消费导向的功能，帮助公众建立有利于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食品价值规则，并形成社会共识。当前政府购买农产品正从“消费扶贫”转向“消费助农”，应该将政府购买从简单强调“扶贫”，转向支持多元特征的农产，比如地方特色文化农产品、公平贸易、绿色、有机等，创造新的市场消费需求。二是政府加大对于食品网络模式中生产、消费行为的支持，促进相应生产、消费组织的建设和发展、相关网络和平台的建立，在社会公众中培植多元食品质量的宣传者和拥护者，促进公众在食品质量治理中的参与广度和深度。
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乡村治理评论》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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