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精准扶贫"的概念性偏差
笔者注：扶贫的对象包括男女老少，其中女老少居多，且文化不高。但扶贫政策的制定者及实施者多是男性，并受过良好的教育。扶助者与被扶助者身份及经验的落差容易使这样的对接帮扶出现视野上的盲区。本文以人类学理论为基础，对"精准扶贫"这一概念里的文化偏差做反思性思考。
在短短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贫困取代了人类之前给自己界定的种种道德罪，成为了现代人的原罪。世界各地的穷人于是开始以各种方式对此加以忏悔，现代救世主们也积极投身于对这些罪不可赦又无力自拔的人们进行救赎的伟业中。在中国，"贫困"与"成功"形成了一组显眼的对比，成功人士讲台上聚光灯下铿锵有力地演说，映照着贫困人士屋檐下灰土地上卑微无力地自嘲。成功人士谈吐如兰，没有的字可以造；贫困人士识趣地闭嘴，没人想听那些事实证明只能带来贫困的经验。这还不够，贫困还成了病，那些不巧染上贫困病毒的人，就像传染病携带者，人人见而避之。原本有这病的人混迹于人群而不太被人们知晓，后来被明晰化，设传染专区投入重金隔离救治，再后来区域聚焦，挨村挨户挨个瞄准，谓之精准。
然而，这样一种模式的推进在实践中被证明并没有解决扶贫工作里一直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层层截留以及不可持续，甚至产生了一种似乎越准越不准的结构性"失的"现象。在这篇文章里，我对这一现象做一些反思性讨论。我先简单地追溯一下"精准"这一概念在西方现代科学及国家治理范式里的渊源，然后基于人类学的相关理论，我从作为文化概念的经济和作为关系概念的个体两个层面探讨"精准扶贫"这一概念里的文化盲点。最后，我提出两点建议，供相关专家和政策制定者斟酌。
"精准"这样一个概念来源于哪里?这也许可以追溯到西方现代科学的起点。启蒙运动之后理性主义崛起，这在科学上表现为"分类法"成为了基本思维范式。同时，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西方国家管理系统，即科层官僚制，也采纳了这一结构模型。我的博士研究便是对这一范式作了相关探讨。分类法要求每一个对象物体都被归置到主导结构里相应的区间，才能对其进行认知和管理。这样一来，物品的属性便更多地有赖于其归属点；那些无法归置或归置错误的物体成为了认知和管理的障碍，因此而被设定为危险品。比如，犯罪分子需要呆在指定的监狱，否则便是危险分子。一瓶酒放置在酒窖是佳酿，而拎在手提行李里上飞机便是危险品。由于物体的归属成为了科学与管理的首要考虑，因此科学的进步和管理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也就表现为分类的日益精细化。这就是"精准"的来由。
那么，这样一种模式应用到各地各种具体事务的管理上，比如我国的扶贫，是否直接可行?这里首先需要我们对贫困的本质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也许很多人类学家会推崇波兰著名经济历史学家Karl Polanyi的观点。Polanyi认为，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二十世纪在全世界非西方地区产生的经济转型并没有在这些地区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以市场规则为基础的经济领域，以市场为平台的经济生活依旧盘根错节地镶嵌在各地原有的社会生活里。也就是说，虽然很多国家，包括中国，效仿西方模式推行了市场经济，但其经济生活没有发育成为相对自成一体的系统，市场经济理性作为一种目标没有成为主导性实践逻辑；经济生活屈居于各地本土治理及社会文化逻辑之下并产生了各种胶着状态。因此，如果说贫困在西方国家可以更多地被认作为一个经济现象，在非西方地区，则应更多地被认作一个文化现象。
如何将"作为文化现象的贫困"这一概念应用于扶贫?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告诉我们，区别于将贫困僵化的种种范式，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作为贫困的载体的人的生动的社会生成过程，因为一个社会如何造就生存于其间的人，与它的经济的生成是同构的。回望我国历史，将人作为经济理性人来看待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在这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以亲属制度和国家科层等级为基础的庞大体系是人们身份的主要界定，它所规定的各种"关系"既是政治及社会生活的蓝图，也是多数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导航线。经济状态的变化无法独立于这些既存的关系：一方面，经济状态是各种"关系"在时间段里的生成物；另一方面，经济作为一个单一社会指标剧烈变化而产生的可预见外部性之一便是其所对应的关系丛相应的不确定变化。
再看我国扶贫事业所针对的广大农村地区。这些地区原本大体上可视为个体与群体以及群体之间相互密切联系的，以亲属制度为基础的文化体。在日常生活层面，人们既相互帮助也纠纷频繁；很多人生活的厚度，或说意义，便来自于这些有时显得有些惊心动魄的"来往"。比如他们的文化概念之一是"热闹"：热闹是对群体融合状态的描述，是以灶台和炕头为中心的家庭温暖以及社区繁荣这样一些文化价值的表达，这里面男女老少密切关联并且互补共生。同时，"热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个人工作的动力和生活的乐趣，而工作和生活又被认作是生成经济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支撑体。这样，作为文化概念的关系、个人和经济就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很大程度上，我们也许可以说，经济的繁荣反映了相关关系整合的成功；反之，贫困是关系失败的表征。这些经济体因此也可以被称为"关系经济"、"生活经济"或是"热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这样的"原始整合"在以家户为单位的农村经济转型中开始被制度性松动，之后又在进城务工大潮中在文化观念与现实可行度上被瓦解。发展到今天，很多农村地区在社会意义上讲已经变得支离破碎满目疮痍。
联系"作为文化的经济"这一理论范式和"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关怀，我认为，在实施精准扶贫过程里被提到的很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为破坏了社区原有关系结构，同时没有发育出新的有效的文化关联范式。将个体从其赖以生存的关系中抽离出来作为扶持对象，在操作层面上往往被简化地表达为对个体作为一个社会人所承载的种种"关系"的霸权式抹杀，这有别于以个体为主体而产生的结构变化。这样抽离出来的社会单元，不论是个体，家户或是村落，即便符合经济衡量意义上的贫困，因而貌似"精准"了，却会因为不体现生成该单元贫困的社会关系，而产生"去主体"的负面副效应。对"去主体个体"进行的扶持活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很大的挑战。
基于以上思考，我认为应对这样的现象我们需要在两个层面进行概念性"融合"。第一，我们在借鉴西方管理经验的同时，应该正视我们的文化里原本存在的准确概念，并找到这两者相共生的方式。我国社会自身日积月累形成的符合当地文化的科学，我将其称为"整体性准确"。举一些例子，中国的山水画总带有些许朦胧，美景是在云雾深处若隐若现，美人是在琵琶背后若即若离，这里面没有精确却能准确地表达美。中医的理论基础是作为抽象存在的穴位和作为整体认知模式的对应关联体系。而我国"建设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也应被认作是一种带有模糊感的整体性构想，而非明确的意指。再看日常生活，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圆桌餐便是一例；不同于西餐，圆桌餐不区分哪份饭食是谁的，但同样能确保饭食和食客之间的有效分配。这其中的模糊感与整体性，与西方的清晰感与分类性形成对比，却又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具体而言，我们需要还农村一个"整体社区"。新的历史时期的"整体社区"不能仅仅指具体的作为封闭单位的村、家户或者个人，而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现有的破碎社区的，相互关联并且整体可运转的共生体，是农村内部各群体的有效再整合及其与外界的有机对接。在操作层面上，我们是否可以考虑：第一，扶贫的对象是否可以从以"个体"为单位，不论这样的个体是指县、镇、乡、村，还是农户或个人，转变为对"关系"的思考，即对导致贫困的关系和结构的瞄准。第二，将"精准"从一个"量"的概念转化为一个可以更多地从"质"的角度来思考的概念，比如将其理解为"以关爱为核心的扶助力量"，要求"扶的人"和"被扶的人"有一种心贴心的靠近。这既是一种人类学的现实诉求，也体现了"精准"这一西方现代科学概念的内涵而非仅外延。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共识网 2016-08-01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