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芳: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制度变动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摘要：废除不合理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土地改革运动的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这个理由和目的，说明中共领导土改运动的初衷是致力于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的，不仅仅是为了“救济穷人”。土地改革实现了土地与农民的合理资源配置，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土改运动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并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二是劳动力增加与土地投资力度加大；三是粮食产量增加与生产资料购买力提高，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

关键词：土地改革  生产力  土地  生活资料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便宣布为劳动的穷苦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但共产党的解放贫苦民众而使其翻身的观点，从来都与那些慈善家“救济穷人”的观点根本不同。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土地改革的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这个理由和目的，说明中共领导土改的初衷是致力于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的，不仅仅是为了“救济穷人”。土地改革运动将土地及主要生产资料无偿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贫农和雇农，是为了合理配置生产资料，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变更农业生产方式，而不是简单地“救济穷人”。对此，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反复申明：“土地改革的结果，是有利于穷苦的劳动农民，能够帮助农民解决一些穷困问题。但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救济穷苦农民，而是为了要使农村生产力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之下获得解放，以便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1]因此，土地改革的着眼点始终是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中共特别注意保护农业生产力，使其尽量少受政治运动的冲击，避免因土地制度变动而带来农业生产力的破坏。土改运动废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土地与农民的合理资源配置，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土改运动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并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二是劳动力增加与土地投资力度加大；三是粮食产量增加与生产资料购买力提高。

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空前高涨

中共中央在决定新区土改运动时就曾预料，“土地改革使农民从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自由的农民在自由的土地上耕作，生产热忱一定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将会有显著的增加，农民生活也将有显著的改善。”[2]这个预见，是中共领导土改运动所要达到的预期目的，也是为老区土改运动的实践经验所验证的事实。这个预见，在土改运动后的广大新区农村，很快便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廖鲁言在总结新区土改运动经验时指出：“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正在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增产竞赛运动，为自己的幸福和国家建设而劳动着。数以千万计的农民都积极参加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把分得的若干生产资料变换添置为大量的耕畜、水车及新式农具，以改善和扩大自己的经营，从而农业生产技术也逐渐提高，整个农业生产也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1951年全国粮食生产量较1949年增加28%，今年可较1949年增加40%左右，可超过抗日战争以前最高年产量9%。棉花等工业原料作物1951年的产量均已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纪录。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自然也随之改善。在许多地区，中农在农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由过去的20%左右发展到80%左右；贫雇农则由70%减少到10%或20%；而且在逐年减少中。”[3]

从总体上说，廖鲁言的上述判断大体符合实际情况。土改运动后各地农村调查材料及公开的报道，大体印证了上述判断。土改运动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并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二是劳动力增加与土地投资力度加大；三是粮食产量增加与生产资料购买力提高。

1949年冬完成土改的北京郊区，最先感受到土改运动后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的情景：“在兴修水利方面，土地改革后各村普遍打新井，修旧井，仅小红门一村就打了新井42眼。挖排水沟的也很多，仅北郊就有32个行政村共挖沟万余丈。土地在地主手中时，农业设备是不能充分利用的。如双槐树共有水井200眼，土改前，大部为地主所占有，只能浇地2000亩。土改以后，水井得到合理使用，扩大浇地面积1000亩，每年约可增产12万斤玉米。[4]再如北京郊区双槐树村：土地转移到农民手里后，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普遍高涨起来。拣粪的人增加了很多，拉了排子车或赶着大车进城去拉炉灰沟泥的，从前冬到去春就没间断过。他们直观地意识：“人勤地不懒，只要你用工夫去收拾它，它就能给你多出产粮食。”[5]

中南地区无地、少地的农民在分到土地以后，就像母亲抱回了失去的心爱孩子一样，充满了无限兴奋和喜悦。湖南湘潭五区正甫村农民在分得的田地上插上牌子，又在牌子上贴上一个鲜红的喜签，高兴地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啊！”他们由衷地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该县石门乡雇农冯玉庭分田后，马上跑到株州买了一张毛主席像，挂在堂屋的正中央，兴奋地说：“以后我天天能和毛主席见面了。”这些分得土地的农民，由衷地喊出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如江西余干县南塘乡全体农民在给毛主席的信中说：“亲爱的毛主席啊！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我们是万分感激你，愿你万岁，万万岁，永远里领导着我们。”对于翻身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的情景，有人调查后描述道：“广大农民在土改以后，都充分发挥了劳动热情，以积极生产的实际行动，参加祖国的建设。……正如湘潭杨林乡妇女彭庆云所说的：‘我锄地的时候，就想起毛主席和共产党，想起我现在是在自己的田地上劳动，因此劲头就越来越大。’”[6]

土改运动后各地农民生产积极性之所以空前高涨，根本原因就在于“土地回了老家”，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意识到是为“自己”而劳动，因而激发出个体劳动的积极性。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张玺在对农村情况进行调查后发现：土地改革后一年的生产经验，证明了自耕的小农式的新农村经济比地主占有、佃户耕种的旧农村经济有很大的优越性，很快地提高了生产。因为由劳力、工具和土地相分离的状态走到劳力、工具和土地相结合的状态，就大大增加了劳力，提高了劳动热情。他们说：“过去贫农地少，不能不做肩挑生意，故地种不好。佃户种的地多，活作的粗，东佃都不肯多上粪。现在各人种自己的地，上粪作活都比以前好。”[7]分得土地成为土地主人的农民，怀着翻身作主人的喜悦心情，纷纷积肥、修堤、打坝、挖塘、增购耕牛和农具，积极投入农业生产。仅湖南一省，1950年冬就动工挖修水塘298000余个、堤坝22500座、渠沟合4139公里、受益田亩750万亩。农民兴奋地表示：“一想到脚底下是自己的田，就精神百倍，前几天出了气，今后要出力。”[8]据报道，湖南岳阳二区完成土地改革运动以后，一个多月就修了623口塘、5座坝，还新建了21口大塘。全区每天平均有2万多人参加劳动。天气好的时候，到处可以看到翻身农民兴高采烈地修整自己的塘坝。文发乡罗何村在土改运动前塘坝很少，农民虽羡慕别村有好塘，但因为大都是种的佃田，怕种不长久，所以又都不敢修，只得常常望着禾苗活活干死。农民分了土地后，农民感觉到土地是自己的，就敢于投资，便积极修筑塘坝。在很短时间内，全村修好旧塘12口，新开塘2口，能灌田334亩。新河乡农民在修塘时，亲切地称呼自己的工作是“修子孙塘，翻身要连子孙都翻过来！”[9]

河南省许昌专区宝丰、郏县、襄城、鲁山、临汝、禹县、叶县等7县，是中南区第一批土改运动的试点县，土改运动后的农民生产积极性也较早地体现出来。据新华社报道，翻身农民纷纷订出生产计划，组织变工互助，并投入热烈的挖河开渠、积肥、锄麦和春耕运动。郏县六区王村的一位佃农在分得土地以后高兴地说：“毛主席领导咱分了地，咱一定得干个样给毛主席看看。”该县薛店乡农民也纷纷议论说：“早先大树底下长不起小树，没有咱过的好日子；如今分了地，再受穷可要怨自己了。”在土地改革之前，有些中农害怕被斗争，不敢安心生产，经过这次分配土地中坚决不动中农的实际教育，现在已消除了思想顾虑，积极参加生产。[10]在春耕播种运动中，土改运动后的农民打破了过去农村生产中的旧习，普遍进行深耕细作。如襄城县过去春耕时犁地一般只有二寸深，现在犁地都在五寸至七寸左右。各地过去麦子一般只锄一遍，甚至有的一遍都不锄，现在都锄到两遍至三遍。禹县牛堂区梁冲村雇农梁二旺分到土地后，早在旧历正月十五就下地锄麦。有些老年人对他说：“今天不兴动土”。他说：“要不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咱翻了身，当一辈子长工，那能有自己的土动；如今有了土地，只有多动它两次，多打些粮食，才对得起毛主席哩！”河南各地农民过去对积肥和施肥也很不重视，大多数农民一年种两季庄稼却只上一次肥。现在很多农户都新挖了厕所，拾粪和积溷肥的也多了。如临汝县各地施肥由以往的每亩地三车粪增加到现在的五车粪。郏县二区贫农张拴的一亩棉田就上了四车粪。此外，各地农民并积极进行兴修水利，打井浇田。郏县已修好水渠28条、挖河一条。该县同时计划在今年一年内修复旧井72眼，打新井691眼。[11]

据著名记者穆青深入河南郾城大杨庄的调查材料显示，土改运动后该村的生产情况是：天旱农民挑水点种，“河里、田野上，到处都奔跑着挑水点种的人群”，“大杨庄所有的男女劳力，几乎全部参加了这一艰巨的劳动。”为什么会如此？“在往年遇到这种旱天，农民们只有望着太阳叹气，或者早已几个村联合起来‘下马子’求雨了，但近年却没有这种现象。很多农民说：这是因为咱们有了地，谁也不能让地耽误了。”农民搞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不仅如此，他们还添置牲口和大车等生产资料，增加农业生产投资：“据统计，全村现有64辆大车，其中有39辆，是农民们在分配土地当中或分配土地之后打造的新车。在同一时期内，牲口也增加了2／5。过去没有牲口没有大车的贫农，现在或单独或与人合伙都买了牲口，买了大车。”[12]

华东、中南、西南等新区土改运动后的农民，由于政治觉悟提高，生产的劲头很大，故修建小型农田水利的情绪很高，成绩也很大。许多农民不仅出力修筑塘坝，而且将自己在土地改革或减租运动中所得的胜利果实自动拿出来修水利。结果，许多地区远远超过了原订的修建塘坝计划。如皖南地区1951年春修建的36000多处塘、坝中，农民自动出钱兴修的就有35000多处，占全部工程的90%以上，超过原计划7倍多。浙江省农民1951春共修好河渠、堰、塘、涵闸等大小工程67000多处，其中农民自己动手兴修的就有4000多处。到1951年4月底止，湖南农民共修好塘46.2万口，筑坝5.5万座，水车3600多架。这些现象是土改运动以前所从来没有过的。[13]西北区[14]农民也掀起兴修水利的热潮。据对陕西、甘肃、青海3 省 49个县的不完全统计，在土地改革运动后，农民共兴修水渠1083 条，可浇地74855 亩。关中地区许多县打井都超过计划，其中仅长安一个县就打井14000 多眼。[15]

1952年春耕开始后，湖南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热烈的、空前的春季积肥运动。据初步统计，全省所积肥料较往年增加30%。长沙专区每亩田积肥60担，较往年增加50%。1952年的蝗灾为30年来所未有，曾一度蔓延扩大到湖南77个县9000多个乡。土改运动后的近千万农民投入到除蝗运动中，经过廿多天的奋战，基本消灭了蝗虫灾害，保证了千百万亩稻田的收成。1952年冬天，全省农民又开展了冬修水利工作，山区新建了塘坝2万多处，整修塘坝40多万处，并重点兴建了水井、水库，扩大灌溉面积达380万亩。[16]

据农业部长李书城统计，1950年群众组织起来兴修的中小水利工程，占全国兴修水利总面积的3／4以上。江西省原计划修塘3460座，由于依靠农民群众，发挥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竟然在短期内完成了10295座，大大超过了原定计划。[17]据不完全统计，1951年全国新建和恢复的农田水利工程共增加灌田面积500多万亩，新修和整修工程改善灌田面积5000万亩，所作土方工程将近3亿公方。[18]

二、土地投资力度的加大与劳动力的增加

由于农民自己成为土地的主人，故其舍得增加对自己的土地进行投资，积极积肥、施肥。据新华社报道，江苏、浙江、安徽等完成土地改革的广大乡村，“这些新分得土地的农民，都有自己的生产计划，按照这些计划，他们正忙碌地进行积肥、修塘、添买牲口和农具，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春耕。”浙江省嘉兴、嘉善、平湖三县，1950年入冬以后买进耕牛1840头。许多农民因怕肥料不足，都趁农忙未开以前，拾柴、贩菜，以换取豆饼、石灰等肥料。苏北江都县殷王村，全村123户，都买进了大批豆饼，该村春季农作物垩豆饼的数量，比土地改革以前超过一倍以上。往年每亩垩六片饼的只有8户，有53户是白耕白种，现在每亩垩饼8片到10片的就有94户之多，其余29户最少也要垩饼3片到5片。[19]

分到土地后的农民深信“只要人手勤，粪土变成金”，努力增加对农业生产投入。过去麦田和油菜只锄一遍草，现在则普遍锄了三遍。他们积极拾粪、挖塘泥、养牲口、提前耕锄，准备春耕大生产，使冬闲变成了冬忙。江苏省昆山县重塘乡有210个农民组织了拾粪小组进行拾粪。潍北县北杨村革命军人家属苟立和起早搭晚到大街小巷去拾粪，已经拾了2000多斤。为了积厩肥，各村养牲口户数大大增加，兰溪县团结乡增添了400多口猪，较往年增加1／3，彭村已做到每户养2头猪，合作村13户贫农从未养过猪，现在也都买进了小猪，他们笑逐颜开地说：“过去养猪多半是地主，今天也轮到我们贫农来养了。”杨中县组织了大批人力和水车，展开了车塘取泥运动；团结乡每天天一亮，各村都鸣锣修坝，几乎所有农民都热情地参加了这项工作，一些青年妇女也赤着脚下塘挖泥。在较短时间内全乡已修好31条坝，使3400亩田免除水患之虞，并挖出了塘泥53000多担，解决了农用肥料问题。[20]

受到旱灾、虫灾威胁地区的农民，普遍展开了空前热烈的抗旱捕虫运动。浙江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热烈的群众除虫运动，仅采稻螟卵即达2.5亿余块，捕捉螟蛾4亿余只、2.4万余斤，捉螟幼虫与蛹2000余万个，保证了1950年水稻的丰收。[21]许多农民由衷地提出了口号：“努力生产，报答毛主席！”[22]

1952年9月，中共中央中南区土地改革委员会一份报告指出，“中南区1952年的生产水平，基本完成了恢复战前水平的任务，与解放前比较，耕地面积扩大了10%，施肥增加了45%，精耕细作在发展着，由一犁一耙增加到二犁二耙或三犁三耙。锄草次数增加了40%，农民添修水利50%，其平均抗旱一月增加平均抗旱四五天，农具添置了15%，选种普遍推行着，新式改良农具如抽水机、喷雾器、改良犁等也逐渐推广。土地单位面积产量，比解放前平均增加20%左右，比战前仅差5%，河南已超过战前10%。因为耕地的扩大，劳力的增加，技术的改善，整个农业与副业收入，比解放前增加28%，比战前也增加了10%左右，副业与土特产的收入比例，占了总收入的21.5%。除了政府扶助以外，农民自己的积累资金投资生产是用尽了各种办法的，以7县587户中农的调查为例，土改后一年生产主要投资为199663斤，比解放前的177563斤，增加了22100斤即增加了11%强。[23]

在此，不妨仍以土改运动后苏南区农民增加生产投资情况为典型作重点考察。土地改革运动之后，苏南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积极兴修水利、挖塘积肥、治虫防螟。据苏南区对6个乡2个村的不完全统计，1951年春共开河28条，开渠及修浚水道319条，修建塘坝工程683处，兴修桥梁5座，井一口。在修建这些工程过程中，农民表现了高度的积极性。昆山赵家联村组织了360余人，开漕排水，仅仅用了3天，就突击完成了长达1084步的大水沟，他们欢欣歌唱：“勿怕风暴雨又大，出劲开沟把水排，麦田无水多收粮，收时小麦堆满仓，只要齐心来出力，人定胜天有保障。”在治虫方面，农民高长夫说：“地主是明剥削，螟虫是暗剥削，打倒了地主阶级，再把螟虫捉光，大家才有好生活。”在太仓南郊镇，村与村、组与组、户与户普遍开展了捉虫比赛，仅普渡村一天就捉白蛆32斤、蜗牛8斤。丹阳青旸乡80%以上的农民参加捉行军虫，5小时内捉到1502856条，并完成了70%合式秧田；江阴申港乡则完成了95%合式秧田。[24]

另据常州地委农工队对江阴县晨旸区大新乡农村情况所作的调查，该乡农民在土改运动后均增加了对土地的施肥量。如该乡三村中农稻田、麦田、棉田的施肥量，比1948年增加了2.3%，比1950年增加了2.2%；贫农的施肥量，比1948年增加3.3%，比1950年增加3.%，几乎追上中农的施肥量。贫农稻棉麦的每亩平均总收获粮食，1951年比1948年增加1.6%，比1950年增加0.6%。贫农由于施肥量追上了中农，故其产量接近中农，有望过上与中农同样的较为富裕的生活。同时，该乡三村在爱国主义教育下，提高了农民的觉悟，都种上了爱国棉。1951年全村共植棉212.5亩，占总亩数的42.8%，其中有土棉40.6亩，洋棉171.9亩，比1950年增加45%，比1948年增加169%。[25]

据苏南区5个乡的调查材料显示，1951年施肥量一般比1950年增加50%左右，最高者如江阴悟空乡增加河泥达166%，豆饼66%，最少者如江阴申港乡亦增加河泥16.6%，豆饼25%。过去农民多用不起或很少用豆饼施肥，1951年则普遍增加。“据太仓南郊镇统计，过去全镇用豆肥为240000斤，今年准备为678000斤，增加282%，施肥最多的阶层按宜兴芙蓉乡材料主要是中农，而大部又是佃中农，但亦有少数贫雇农，因缺乏肥料而下白水秧田。”[26]

1951年5月，苏南区党委农村工作队团对9个典型乡两个典型村的土改后经济变化情况作了调查，土改以后农民不仅分了土地和生产资料，而且已经成为农村的主人。“土改以前农民占有很少的耕畜、农具和房屋，有的农民甚至毫无所有，土改后除分得了一部分外，同时又自购或合伙添置了一些，如吴江厂（里面左为亩，右为尤）山乡某圩子有荡田1600亩，往年雇人打水，每亩抽水费需米2斗7升，合计为432担，今年农民合伙买了一部抽水机，机件、柴油、修理员和工资等共计320担米，并公举了两个青年学习司机，农民说：‘圩子修好，又自己买了机器，大水勿怕，保证荡田年年丰收。’丹阳青旸乡农民说：‘现在有了田，有了农具耕畜，叫我生产怎不起劲呢！’”[27]

江阴县悟空乡1950年11月1日开始土改，到12月22日土地分配结束。1951年5月，县委选择该乡为典型，进行土改运动前后农村经济变化情况的调查。调查后的材料显示，悟空乡土改运动以后，群众的生产情绪有显著提高，首先是贫农通过土改，政治经济上翻身，从残酷的封建压迫下，得到了解放，同时又取得了一定的生产资料，“过去生产为地主，现在生产为自己”，因此完全转变了过去对生产的消极态度，在生产上发挥了无比的积极性。中农方面，在政治上和雇贫农一样，解除了封建枷锁，一部分中农并且是土改的直接收益者，因此绝大部分中农，土改以后，生产情绪非常高涨。一般富农生产情绪稳定，则主要是保存了富农经济，通过生产政策的宣传，又打消了以前的各种顾虑。……总的来说，土改后农村的各个阶层除地主以外，都已卷入了生产热情，农村呈现了新的气象，正如开花村的群众反映：“靠了毛主席，分得了田，越做越起劲。”[28]

悟空乡农民群众的生产情绪高涨，呈现出新气象：一是积极劳动，加紧生产：春节开始，普遍筑沟罱河泥，人无空时，船无空日。据初步统计，全乡窝泥3780天，窝出河泥约32万担，比去年增加1倍以上。群众普遍反映：“今年河底都窝穿了”。一般群众，劳动比往年加紧，贫农孔生保一天忙到晚，不是罱河泥，就是筑沟耙田，那怕是一分半分荒地，都被他垦遍了。很多妇女和懒汉，现在也参加了劳动。六村的西叶家村，6／10的妇女到麦田割草、喂牛、搞河泥，在往年则只有1／10的妇女弄弄牛草，其他很少劳动。王村懒汉薛金荣、薛三宝等，过去靠赌吃饭，现在也都有了转变。二是开河道，修水路，为生产创造条件：土改后全乡新筑水路一条，修理水路7条，新开河道2条，共费四五千个人工。一村新筑的一条水路，有40余丈，计划三四百工可以修好，只修了一半，被雨水冲坏，但群众毫不灰心，坚持到底，并无动摇。三村开河20丈，一村开河百余丈。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劳力与代价，因而得到了很大成就。[29]从这些具体事例中可以看出，悟空乡农民土改以后生产情绪比土改以前大大提高了。

另据1951年9月对江阴县杨舍区泗港乡经济情况调查，该乡土改前后在各种作物种植面积，尤其是种植爱国棉上有很大变化。根据该乡第五村陈东庄9户贫农8户中农1户富农的调查，在种植面积上，1951年植棉比土改前有了显著的增加，贫农在土改前只种12亩，而1951年种28.7亩，比土改前增加了122.4%，中农增加了53.4%，富农增加50%。在施肥方面，贫农增加到16%，中农富农也同样有了增加。全乡1950年仅只有棉田920亩，而1951年则新增加了850亩。[30]

泗港乡开展了群众性的治虫运动，从做合式秧田开始就积极宣传治螟和棉田捉虫，号召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在各村成立了宣传队，到各自然村各组进行宣传，培养治虫模范，带头捕捉，以实际行动来教育群众，然后把各自然村的男女老少组织成治虫小队，以打锣为号，每日午饭后捉两小时的虫。据统计，全乡共除螟虫卵块494930尺，棉花虫8400斤（连叶）。该地在1948年以前是不捉虫的，虫害利害的年间，一般地要减收30-50%。如1948年晚稻，本来可收500斤稻，因白蛸只收250斤稻，1951年共捉去2／3的虫害。[31]在兴修水利方面，1951年共筑好12个坝，开小马桥港河1条。该港河在泗港的西南面，南接横河，北接老套，贯通泗港、南新、城西、崇化、闸口五乡，本乡（泗港）长770丈，共用去9553个半人工，现河面阔2.3丈，河底阔0.8丈，河深1.62丈，可灌溉8006.3亩。[32]

这些具体事例说明，土改运动后农民生产情绪大大提高，比较普遍地注意增加生产投入。正因如此，1952年8月，中共苏南区委员会在《苏南土地改革工作的总结》中指出：“农民分得了土地后，自由地在自己土地上劳动耕作，生产情绪空前高涨，广大妇女参加了劳动。”“两年来又大量兴修水利工程，共完成7931万余土方与石方，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保证了农业生产的丰收，1951年农产品比1950年增加12%，今年的夏收又普遍地较1951年增产1成至2成。[33]

安徽皖南区广大农民在土改运动中得到了土地和生产资料以后，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纷纷购买肥料，添置农具，积极修复堤，兴修塘坝，努力生产，今年的各种主要作物的产量普遍增加。只宣城土山村，土改后就买进耕牛20头，添置主要农具128件，新建房子124间。据郎溪一县143个村统计，今年入春以来，有398619个农民参加修圩，完成了624519公方土，同时全县修了82个塘坝。农民说：“土改后人翻身，田翻身，塘也翻身了。”[34]

中共池州地委会1951年11月的《池州区地土地改革总结》指出：“农村生产力获得解放，广大农民的生产情绪空前提高，积极购买农具、兴修水利、加工加肥、改良技术，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以水利为例，去年修整塘坝共279个，今年则达到10867个；修圩去年大修时每日上堤民工最多只73000人，今年培修比去年工程小5倍，上圩民工最多时达65000人。耕作方面，去年春耕一般犁耙一至二遍，今年则达到2至3遍；今年灾情比去年大，但产量达到了6亿2000多万斤，恢复和接近了战前水平。”[35]

土地改革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促使了农村劳动力的增加。据1951年5月苏南区对溧水东芦乡、江阴悟空乡、丹阳青旸乡、江宁青龙乡、宜兴芙蓉乡等5个乡的调查统计，土地改革运动以后，农村中劳动力大量增加，计增加主要劳动力346个，附带劳动力168个。[36]

农村劳动力增加的原因，一是原来不事生产的地主和二流子，在土改后开始参加劳动，二是过去很少下田的中农和富农家庭的妇女，直接参加农业劳动。因为中农一般不雇工，富农害怕雇工，所以中农及富农家的成年妇女也积极参加农业主要劳动，从而增加了农业劳动力。据芜湖县马塘村统计，土改运动以后增加了男劳动力32个，占总劳动力的12.5%。该村土改前妇女参加农业劳动生产的302人，土改运动后也增加了30多人参加了农业生产。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地主阶级在农民的监督下，不得不参加生产劳动。在过去不合理的制度下，农村里存在着一批游民二流子，在土改运动中也得到了改造，参加了劳动生产。[37]

另据北京大学教授马大猷对四川土改运动后农民情况的调查，“土地改革废除了不合理的封建剥削制度，使农民初次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占收成70%以上的地租不再向地主缴纳了，农村购买力自然要大大地增加。在另方面，因为农民不再为地主服劳役，过去不事生产的地主也要被强迫参加劳动，农村的劳动力也大大地解放了。用川南情况作例，土地改革中每个农民平均可分2石田，如果一个主要劳动力平均负担一个5口（包括本人）之家，他一家可分到10石田。一个主要劳动力平均可以耕20石田以上，所以至少有一半劳动力可以作其他工作。如果把全国农民因土地改革而解放的劳动力合计起来，数量是很惊人的。”[38]

不仅土改运动后农业劳动力有所增加，而且土改运动后农业耕种土地面积也有所扩大。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缚和战争的破坏，造成大片耕地荒芜。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土改后的广大农民在大片荒芜的土地上重新种上庄稼，农村耕地面积迅速恢复和扩大。以华东区总播种面积为例，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的1952年，比抗日战争前增加44.4%。详见表1所示。

  表1               华东区土改前后播种面积变化情况表

资料来源：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华东区土地改革成果统计》，江苏省档案馆藏：C8.1-36卷。

1952年10月中旬，苏南农委组织三个调查组分头至青浦、南汇、金坛、溧阳、句容、高淳6个县12个典型村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耕种土地面积：12个村在土改前（1950年）共有耕地16593.83亩，由于土改运动中土地调剂关系及丁庄、马公圩农民开荒95.64亩，这样便使1952年的耕地面积达到16889.54亩，比1951年增加1.78%。如农民自己开荒扩大的耕地面积不统计在内，则耕地面积仅比1951年增加200亩。目前12个村耕地已占总使用土地87.96%，麦收作物播种面积占可耕地76.67%，秋收作物面积占可耕地94.91%（因可耕地中有一部分常年作物如桑田园地不能播种）。丘陵地带的4个村因周围多荒山，非耕地较多，如宋塘村非耕地就占使用面积29.63%，丁庄村占26.35%。水网地带及圩乡几个村非耕地较少，一般只占使用土地5—6%。

就秋收作物播种面积而言，所调查的12个村一般都达到耕地的饱和程度，再行扩大耕作面积是有限了，但麦收作物播种面积再行扩大尚有一定空间。有些地区农民习惯于长草积肥而不顾耕种，或因季节及劳动力关系，如种植小麦则来不及时秧，时有进行休闲或冬耕的必要。至于丘陵地（如丁庄），主要是育林而不是开业，但如宋塘因该地农民种植山芋，山芋地一般种植5年后不能再种，该地只能休闲长草，需另行开山种植。这样七、八年轮换一次，则该地有一部分山地只能抛弃。在耕作面积难以扩大的情况下，要增加产量便只有从耕作方式和提高生产技术上入手。因此，从12个村的调查可以看出，当时提高农业生产主要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不是扩大耕地面积。[39]

三、粮食产量的明显增加

农田水利工程的修复，土地投资的增加，农业劳动力的增多，耕种面积的扩大和耕作方式的某些改变，表明被长期束缚的农业生产力在土改运动后得到了初步解放，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些都直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据国家农业部统计，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仅及战前的74.6%，而在完成土地改革后的1952年，由于广大的农村已经普遍组织起来，深入地开展了爱国丰产运动，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因而使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获得了巨大成就，其中粮食产量的提高格外显著。“三年来，粮食的供应，不仅做到了自给，而且还有部分输出，一反近数十年来粮食进口的颓势。1952年全国的总产量已较1949年大为增加，并且超过了战前最高年产量的16.9%；在质的方面也有不少的提高，1949年水稻与小麦的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49.67%，至1952年已增加为53%。”三年来全国粮食总产量逐年平均有增加，计1950年比1949年增加17.3%，1951年比1950年增加10.2%，1952年则较1951年增加21.2%，平均每年增加率为15%。从每年的增加比例来看，以1950年与1952年两年增产较多。水稻的总产量在1949年仅为战前的75.5%，但1952年已超过1949年的77.8%，相当于战前的134.2%，其恢复发展之速，在各种主要粮食作物中居第一位。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水稻单位面积产额，已超过了抗战前水平。[40]

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基本条件。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以后，发挥了极大的劳动积极性，农业生产迅速地获得了恢复和发展。据统计，1951年苏南区夏季麦田面积为1200余万亩，总产量较1950年增加53.5%。秋季稻田面积为1600余万亩，总产量较1950年约增加4%强。夏秋两季粮食产量达81亿5000万斤，较1949年增加49.8%，较1950年增加7.2%，并达到了抗日战争以前的常年水平。1951年棉田面积全区扩大为320万亩，比1950年增加38.4%，皮棉总产量达85万担，较1950年增加41.36%，已超过了战前产量最高的1年。[41]参见表2所示。

表2    苏南区1950年与1951年农业生产总值比较（单位：百万元）

资料来源：中共苏南区委员会办公厅：《苏南概况》，江苏省档案馆藏：3006—永久—50卷。

另据对苏南4个典型村的调查，1951年与1950年每亩水稻平均产量如表3所示。

表3   苏南4个典型村1951年与1950年亩产水稻平均亩产比较（单位：斤）

资料来源：中共苏南区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本委调查组关于句容、高淳县四个村土改后经济情况的调查材料》，江苏省档案馆藏：3006—长期—330卷。

从表3可见，丁庄村增产原因除了受水灾、螟灾、风灾的影响很小外，主要是土改后农民生产情绪高涨、勤加工、多施肥的结果。王家村增产原因除与丁庄有共同点外，还因为1951年春间，大力兴修水利，开塘筑坝，保证了稻子不受旱灾威胁，与1950年比较自当倍增无疑，而且基本上达到了战前1936年的产量。孙王村尽管1951年产量与1950年比是减产了一成左右，但还略高于战前（1936年）产量。[42]

1952年10月，苏南农委对青浦、南汇、金坛、溧阳、句容、高淳6个县12个[43]典型村的调查显示，由于经过了土地改革，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于去冬今春均利用农闲兴修水利，虽然1952年天时不好，水旱风虫四灾俱来，也终于克服了困难。从12个村的水稻产量总的来说，1951年水稻面积共12600.65亩，共收获稻子4137637斤，平均每亩产量328斤，1952年水稻12522.83亩，共收获稻子4231255斤，平均每亩产量337斤，单位产量比1951年增加2.74%，总产量增加2.26%。但由于地区的不同，因而各村产量亦增减不一，以稻区10个村来说，圩乡4个村因五六月间淫雨为灾，圩内积水未能及时抛出，而吃“内饱”，以致歉收，水网地带2个村主要是晚稻区受台风影响小及丘陵地4个村主要因修塘筑坝未受旱灾，故均获得增产。[44]

1952年9月，农业部部长李书城在《三年来新中国农业生产上的伟大成就》一文中，对土改前后的农业生产力及发展状况作了集中阐述。他指出，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全国解放的十多年间，由于日寇和蒋介石匪帮的摧残破坏，农民的生产资料遭受了严重损失。到1949年，全国耕畜减少了16%，主要农具减少了30%。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遭受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既无情绪也无力量进行扩大再生产。因此，解放以前全国农业生产水平一年比一年降低，到1949年粮食产量已经降到战前水平的74.6%，棉花降到52%。[45]解放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就在这样生产水平低落、农村经济凋敝的基础上，领导全国农民以很快的速度进行了巨大的恢复工作。三年来，农业生产呈现了逐年上升的趋势。如以1949年粮食产量和棉花产量当作100，那么粮食产量，1950年上升为117，1951年上升为128，今年（1952）可以上升到140上下；棉花产量1950年上升为159，1951年上升为252，1952年可以上升到300上下。我国今年粮食产量将超过战前9%，棉花将超过战前一半以上，茶叶约比1950年增产两倍半，烤烟约比1950年增产两倍，家蚕丝约比1950年增产50%。[46]

总之，新中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废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土地与农民的合理资源配置，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土改运动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并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二是劳动力增加与土地投资力度加大；三是粮食产量增加与生产资料购买力提高。农田水利工程的修复，土地投资的增加，农业劳动力的增多，耕种面积的扩大和耕作方式的某些改变，表明被长期束缚的农业生产力在土改运动后得到了初步解放，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些都直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农本》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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