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化既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又促进工业化的发展和扩散。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同时带来转变就业结构的必要性。工业化和全球化加快了这一过程,因而给农民尤其是人口密集的发展中国家的小农增加了更多的压力。为了适应工业化和全球化造成的环境变化,有必要改变公共政策和公共投资的重点,将创造就业、提高劳动力流动性、帮助农民实现劳动力转移作为今后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工业化;全球化;农民收入;就业;公共政策
许多进口农产品的发展中国家的小农担心自己可能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因为贸易自由化将迫使他们直接面对大规模现代化生产者的强力竞争。经济发达的主要农产品出口国的大农场充分享有规模经济与先进生产技术,加上政府的大量补贴,有能力大量生产廉价农产品输入原本出口农产品的发展中国家,或者将后者的出口产品排挤出原有的传统市场国。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小农可能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失去自己产品原有的国内外市场,直接导致就业和收入的萎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农场主也普遍强烈反对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说明其表面上的价格和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政府的大量补贴和各种保护措施,他们也担心自己成为贸易自由化的牺牲品。那么,是否农业部门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必然遭受损失?为什么农民看上去这么容易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受到伤害?本文试图将农业部门和农村经济的变迁放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解释为什么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必然持续下降。因此,农民收入的长期增长不能依赖农业自身的发展;相反,劳动力密集型的非农产业的发展不仅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而且也有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长期、均衡、健康和快速增长。
一、全球化与工业化
全球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在人类发展处于农业社会的千百年历史中,农业生产是经济的主体,所生产的农产品主要用于满足生产者家庭(或庄园)成员的消费需要。当然,农产品也在农户家庭、庄园、地区之间甚至跨越国境进行交换;但是,从本质上看,农业经济基本上是自给自足和自我维持的,剩余农产品的交易仅仅扮演微不足道的角色。与此相反,工业生产本身就具有外向性质,工业化因而表现为向外发展和扩张的过程。制造业和采掘业的生产是为了盈利,其产品不是为了满足生产者自身的消费需要,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实现盈利的目的。因此,市场和其它相关设施的建立及发展是制造业和采掘业发展的基础,而工业生产者也竭尽全力去发现和打入新市场,同时稳固和扩大原有市场。市场竞争的压力迫使工业生产者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不断追求积聚和集中、不断致力于技术和制度创新,同时根据自己的相对优势实现生产的专业化以及市场和消费者群体的细分;反过来,这些方面的发展进一步要求要素和产品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以便在更大的范围内动员和配置资源,提高竞争能力和盈利水平。因此,工业化的过程必然使用一切可能力量(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力量以及赤裸裸的武力)去打破商品交易的现实和潜在壁垒,无论是家庭之间的,还是地区和国家之间的阻碍流通的壁垒都在打破之列,从而迟早将导致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了工业化的速度。纵观当今发达国家的历史,无论是西欧那些面积相对较小和人口相对较少的国家还是美国这样的人口和地理大国,开拓海外市场似乎都是工业化迅速发展的重要先决条件之一;而不断扩张的海外市场又为这些工业化的先行国家提供了加速发展的无穷机会。面对不断扩大的国际市场,先行一步的发达国家不仅可以更充分地发挥先进技术的比较优势、更大范围地利用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规模经济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享有长期或短期的市场垄断地位,同时还可以充分利用以至滥用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的权力谋取自身的利益。因此,全球化无疑是工业化国家,尤其是占居领先地位的国家,加速本国经济发展和进一步工业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泉之一。全球化将工业化扩散到世界各地。自然资源并不必然集中在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而流通费用,特别是运输费用则随着产销地点之间的距离而增长,因而生产和流通设施的分布趋向于接近主要市场。同时,经济发展阶段的区别通常导致要素价格特别是劳动力和土地价格的区别,发达国家出口产品的目标市场往往同时也是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要素价格较低的地方。
上述这些因素直接导致发展中国家持续获得不断增长的外国直接投资,从而开始或加速了当地的工业化进程。伴随着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本地居民的收入不断提高,财富的积累、集中也相应发展,加上现在已经可以得到的先进技术,有力刺激了本地居民的工业投资。当然,工业化的扩散过程并不平稳,也不可能为所有国家提供均等的发展机会。由于先进的发达国家通常能够攫取全球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收益,全球化很可能导致穷国和富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收入差距实际上进一步扩大,只有少数国家能够从低收入国家的群体中脱颖而出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工业化和全球化可能导致国内不同人群的利益冲突。收入的快速增长改变需求的数量与结构;不断加速的创新和投资不仅导致新部门的建立和发展,也导致原有部门不均衡发展;市场的扩张则为整个经济的进一步非均衡增长提供了更大的机遇。所有这一切都导致收入和财富在部门间的重新分配。如果能够同时并且充分的重新配置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收入分配就不成为问题。尽管某些部门的相对增长必然伴随着另一些部门的相对萎缩,但是,资源的重新配置,包括就业结构的充分调整,可以保证各种资源包括劳动力的拥有者都得到公平而合理的报酬。然而现实却不是这样,原因在于各种资源的流动性存在巨大差别。特别是在农业部门,不仅自然资源通常附着于地理条件,而且雇佣大量素质相对较低、人力资源投资严重不足的劳动力,农业资源的流动性相对较低,资源重新配置的进程必然严重滞后,资源报酬特别是劳动力报酬的增长难以跟上社会平均水平。
二、工业化与全球化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工业化和全球化对农业和农村部门最显著的影响是降低了该部门的重要性,也降低了该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性很低,这一过程必然导致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人均收入的相对甚至绝对下降。如上所述,工业化和全球化加速经济增长,导致人口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也因此而加快。因为人口和人均收入的增长刺激对食品和其它农副产品的需求,工业化和全球化将增加农业和农民整体收入的绝对量。但是,由于新的部门不断涌现和发展以满足消费者不断增长和变化的需求,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更快,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下降。与此同时,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人们消费支出中用于食品的比重不断减少,从而得以享受日益增多的多样化的非食品类的消费与服务。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也是全体人民福利水平不断上升的明显标志。显然,农民作为食品和其它农产品生产者的总体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也必然不断下降。事实上,如果单独观察任何一种商品,或者所观察的商品分类很细,那么,每一种或每一类商品的需求都会表现出同样的趋势,其购买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的比重由初期可能的上升必然转为逐步或者迅速下降,即使住房和小车的消费也不例外。美国汽车制造业和建筑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就已经明显下降。工业化和全球化带来的创新和经济增长加速大大提高了新产品发明和发展的机会。与此同时,工业化和全球化导致的个人收入加速增长引起了对各种产品和服务特别是新产品、新服务的多样化需求。供应和需求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消费者享受的商品和服务的种类不断增长,而他们支付在任何一种具体商品或服务上的费用占其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最终必然趋于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消费者福利不断增进的基本表现形式不仅是消费的具体商品的数量的增长,更是消费种类的多元化。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任何一种商品或服务的总产值或总增加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最终必然下降,尽管前期可能会出现一个或长或短的上升阶段。不过,一种产品或一个部门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下降并不意味生产该产品和就业与该部门的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也相应下降。如果就业结构的变化能够适应产品和需求结构的改变,那么,人和产品的生产者或就业与任何部门的劳动者,只要具有同样的素质并且付出同样的努力,就可以得到大体相同的劳动报酬。这就是说,如果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产业和不同产品的生产中能够充分自由地流动,收入分配就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相反,如果某些地区或某些部门劳动力的流动性很差,就业结构在很长时间内无法根据需求和生产结构的变化做出有效调整,那么,份额相对下降部门或地区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就会低于其他部门或地区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也低于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时本部门和本地区可能得到的平均收入。
通常来说,制造业和商业部门劳动力的流动性相对较高,而农业部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劳动力的流动性就很低。在农业部门由小农占统治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性不足引起的收入分配问题特别严重。农业生产的规模小,通常意味着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企盼在非农部门获得就业机会;农户经营规模小,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通常也意味着教育和其它形式的人力资源投资不足,因而农业劳动力缺乏抓住非农就业机会的能力。由于就业结构的调整远远滞后于生产和消费结构,农业和农村中的大量过剩劳动力被迫与家庭成员或邻居分享就业,同时也分享数量有限且相对份额已经下降的收入。因此,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正在持续扩大。全球化从两方面加强了发展中国家小农的不利地位。首先,当发展中国家经济开始起飞时,世界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发达国家所占领,同时高效率技术已经趋于资金密集型并日益向这一方向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就业和劳动力结构的转换空间十分有限。其次,在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小农不得不依赖小规模农业生产维持生计的同时,来自农民充分享受生产、流通和金融领域规模经济和低成本生产技术并且往往得到政府巨额补贴国家的进口农产品大量涌入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或第三国市场,严重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小农面临的市场竞争。尽管最终可能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全球化必然将发展中国家的小农推入一个痛苦的转型时期。转型时期的长度和痛苦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业化开始时的国内外初始条件。一个国家开始工业化的时间越晚,典型的农场规模越小,农户的数量越大,转型就越困难,需要的时间就越长,农民经受的痛苦也就越深。政府对农业科研与推广、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教育、社会保障计划和制度建设的政策支持和公共投资也是决定转型时期初始条件重要因素和帮助农民度过转型期的有效措施。由于农业占国民经济的份额持续下降,最重要的政策措施是创造非农就业机会并且帮助农民抓住这些机会。
三、中国的现状与面临的挑战
过去50多年里,尽管中国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农业占国民经济的份额仍然表现出快速下降的规律。由于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就业的份额下降不够快,农民被迫与家庭成员或邻居分享有限的生产资源以维持生计,农户的经营规模不仅没有扩大,其平均水平还有所降低。如上所述,生产份额和就业份额的差距不断扩大,以及农户经营规模过小,必然导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相对较低并继续相对下降,同时也使得中国农民难以面对进口农产品的强力竞争。从经济恢复后的1952年到改革前夕的1978年,按可比价格计算中国农业的实际GDP增长了70%,26年里平均每年增长2%。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同时期的发展相比较,中国农业的增长可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仍然无法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业所取得成就相提并论。从1978年到2003年,农业实际GDP在25年里增长了200%,平均每年增长4.5%。然而,尽管农业生产几乎实现了奇迹般的增长,由于其他部门的增长更快,农业GDP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持续下降,从1952年的50.5%下降到1978年的28.1%,再进一步下降到2003年的14.6%①。与此同时,农业部门实际就业的劳动力份额也明显下降,但速度相对较慢:1952年农业部门就业人数相当于全国总数的80.3%,1978年下降到70.5%,而2003年又进一步下降到49.1%。这就表明农村人均收入必然不断相对下降:1952年80.3%的劳动力分享50.5%的GDP,1978年70.5%的劳动力分享28.1%的GDP,而2003年则有49.1%的劳动力分享14.6%的GDP。进一步的对比表明,1952年农村劳动力人均生产的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4.4%,1978年这一数字下降到39.9%,2003年则进一步下降到29.%。如果没有大规模收入转移,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失调程度的日益加剧必然导致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而大规模收入转移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大可能出现在中国。上述统计数据的简单比较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的变化提供了符合逻辑的解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1978年为1:2.57,1985年缩小到1:1.86,而2003年又扩大到1:3.23,尽管农业部门在改革过程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一事实说明,要将农民人均收入提高到可以与社会其它居民相比较的水平,根本的途径只有一条,即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确保减少后的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就业总量的比重与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大体相当。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安定不仅仅取决于农民收入的绝对水平;从长期的角度看,它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成功地缩小不同居民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农民人均收入与其它阶层大体相当的必要条件是纯收入或可支配净收入在不同人群中的分配比例大体上等同于人口的分布。换句话说,农民作为总体获得的净收入占全国居民净收入的比例应当大体相当于农民人口比例。这一条件可以用公式表达如下:
公式(6)和公式(7)清楚的表明,农民净收入总量占全国居民收入总量的比例与边际消费倾向即恩格尔系数正相关,同时与生产、流通成本负相关。现实世界中现阶段边际消费倾向可能相当稳定,但农产品生产和流通成本的上升却很迅速。消费者越来越多的购买加工食品,其食品支出总额中由流通、加工、包装、金融等部门得到的份额越来越大,而初级农产品生产者得到的份额则日益减少。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大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也日趋下降,因而公式(4)和公式(5)的数值不断下降。如果要保持农民人均收入与其它居民大体相等,就必须不断相应降低农民占整个人口的比重,及保证公式(6)和公式(7)最左边的分数值也相应下降。现实生活中农民的净收入不仅仅来自于出售和自身消费的食品价值,他们也生产和出售非食品农产品并从中获得净收入,同时从出口食品中获得净收入。此外,中国农民从非农就业或家庭经营的非农产业中获得收入增长非常迅速。如果我们假定农民从非食品类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从食品出口及从非农产业得到的收入分别相当于其总收入的一定比例,并且用k、m、和n表示,那么,公式(3)就可以重新表达为公式(8):
计算结果表明,在目前情况下,如果要让农民的人均收入与其它居民大体相同,农民的人数就应当减少到仅仅占全国人口的24%(假定劳动力的比例等于人口比例)。这就是说,大约一半的农业劳动力,或1.85亿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到非农产业。显然,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的。但是,向这一方向的努力一天也不能拖延,因为不断扩大的人均收入差距必然威胁社会和政治的安定,因而也威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如果中国实现在21世纪中期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收入水平,需要转移出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数量必然更加巨大。如果将中等发达国家的边际消费倾向、恩格尔系数等参数代入上述公式,同时假定农民从非食品类农产品的生产、食品出口和非农就业中得到的收入比例保持目前的水平,如果仍然要保持农民人均收入与其他居民相同,农民占就业总量的比例必须减少到3.8%。这就是说,到2050年必须为大约3.5亿农民创造非农就业机会,或者说,从现在开始每年必须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800万额外的就业机会。[2]另一个相关的重要问题是中国农户经营规模。尽管中国农业劳动力占就业总量的比重在过去50年里已经大幅度下降,但是,部分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部分由于土地面积的限制,农户平均经营面积反而有所下降。实际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绝对数量从1952年的1.73亿增加到1978年的2.83亿,再增加到2003年年底的3.65亿。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可耕地的总量就基本保持不变甚至略有下降,因而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持续减少。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平均每个农户4.4人,2.82个整半劳动力,经营8.8亩耕地,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1362公斤粮食、15.4公斤棉花、89.9公斤油料作物、174.1公斤猪牛羊肉、148.8公斤水产品、55.2公斤牛奶,当然也生产其它一些产品,其中大约30%～50%的产品用于出售,其余部分用于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消费。与欧盟国家平均每个农户经营30～50公顷、北美平均每个农户经营300～500公顷相比较,中国农户的经营规模只有0.6公顷,因而生产率很低,不仅仅导致中国农户净收入低,而且也导致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低。与主要农产品出口国相比,尽管中国农民平均收入很低,但是单位产量农产品所分摊的劳动力成本却很高。因此,全球化可能给处于困难的转型期的中国农业经济,特别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小规模农户,带来巨大的额外压力。全球化可能带来一种使上述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危险,即当我们最需要集中公共资源和政策支持扩大就业并转变就业结构时,政治领导人的注意力可能被各种现代化的标志性成果吸引过去,将更多的公众资源和政策支持用于高科技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从而忽视了转变就业结构、转移农村劳动力的重要意义。开放政策向政治领导人和公众打开了通向外部世界的大门,发达国家几百年工业化的伟大成果突然呈现在我们眼前,现代高科技的发展更使我们眼花缭乱。反观我们自己的近代史,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泱泱大国不仅在经济发展上大大落后,而且背负着多次被列强蹂躏和侵略的耻辱。因此,无论是政治领导人还是公众,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集中可以动员的资源实行赶超战略,首先是发展重工业,然后是发展高科技,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恢复和提高民族自豪感,而且也是为了保证国家安全。尽管这样的政策目标很有吸引力,但其实施的结果往往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失衡,尤其是不能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长期实施这样的政策不仅因为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而延缓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而且可能因为严重伤害农业、农村劳动者的利益而积累威胁社会和政治安定的风险。
四、未来的前景
中国农业的未来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未来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成功地转变整个国民经济的就业结构以及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构;而就业结构转变的方向和速度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公共投资和公共支出,因为这些因素直接影响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演进的方向。显然,最首要的任务是创造并长期保持一个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在迅速增长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中发现并获得大量非农就业机会的环境。通过大量创造非农就业机会来转变就业结构并不仅仅是为了农民或农业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的利益。减员增效可能是企业甚至整个行业发展的成功战略;但是,它决不可能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有效战略。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国家在大量劳动力资源闲置的情况下可以实现最快的长期经济增长。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资源。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显然依赖于有效开发和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就业结构的转变不仅是改善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必要条件,也是提高现有劳动力资源生产率的必要条件。同样很明显的是,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是扩大中国农户平均经营规模的必要条件,因而也是提高中国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必要条件。因此,中国农业的长期增长和农民收入的持续上升有赖于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发展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不仅需要日益增多的现代技术和要素投入,需要日益增加的非农就业机会。现阶段农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可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因为农业内部不同部门、不同产品的盈利水平和劳动力密集水平有很大差异。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已经为农业部门的迅速增长和农民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据估计,结构调整对农业总产值和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大约为50%,即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经济和农民收入的增长有一半来自于资源转向生产报酬更高的部门和产品。[3]可以预见,由于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进程将进一步改变消费者的需求结构,今后农业内部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可能为加快农业经济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很明显目前农业结构调整的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允许并鼓励各种资源转向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逐步减少了对农业生产的干预,农民可以将更多的资源转移到报酬较高、劳动力密集程度较高的部门和产品上去,包括园艺产品、畜禽产品和水产品,以及非食品类作物。这种结构调整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农业生产更好地实现劳动力资源上的比较优势,而且同时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要实现农业、农民收入和整个国民经济更健康的长期增长,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以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也许比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政策更重要。下面列出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若干政策;当然,每一项政策都需要配套的公共投资和支出。(1)鼓励建立并大力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私营小企业;(2)鼓励开发和推广有助于吸收更多劳动力的劳动力密集型技术;(3)创立允许并帮助劳动力在不同部门和地区流动并提高其流动性的政策环境,同时提供公共投资和公共支出不断改善这一环境;(4)增加对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的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和公共支出;(5)增加对农村教育和就业培训的公共投资和公共支出,帮助农民提高搜寻和抓住非农就业机会的能力;(6)增加对农村制度建设的公共投资和公共支出,帮助农民转变生产和就业结构。很长时期以来中国就需要大幅度转变现有就业结构。我们相信,上述政策建议不仅有助于实现这种转变,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而且有利于提高全体人民的福利。当然,农民和农业部门可能相对受益更多;然而,这不仅是对过去和现存失衡状况的补偿,也是整个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和全体人民福利持续改善的必要条件。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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