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9亿农民，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中国农民却往往与现代文明相距甚远，被视为“弱势群体”。人们稍加留心，就会发现，除了在走向繁荣文明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方看到的中国，还有另外一个中国——乡土中国。
而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有这么一个老共产党人，他用他毕生的精力来关注中国农村的一切发展变化，从根本上研究中国的农业问题；他几乎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农村改革政策的制订，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代表人物；他始终不渝地心系农民，为解除农民疾苦而奔走呐喊，无怨无悔。
这位89岁高龄的长者，在与相当于孙辈的记者交谈时，依然激动不已地说：“我们欠农民实在太多，现在是到了反哺他们的时候了！”
老人说：我们欠农民实在太多！
最近一本由在任乡党委书记写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因痛陈农民疾苦而在全国引起巨大的反响。人们记起了两个名字，一个是作者李昌平，另一个则是为此书作序的杜润生。有评价说：令人震惊的不仅是李昌平向总理含泪痛陈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更令我们震撼的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权威杜润生先生以“我们欠农民太多”为标题写的序言和文中“给农民真正的国民待遇”的呐喊。
89岁高龄杜老是一个大忙人，经常出差到外地去做他的三农问题调研，我们约了一个月才，好不容易在农业部农村问题研究所那个老式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他。但由于不熟悉路况，加上堵车，我们到达时竟然比原定的见面时间晚了近半个小时。
让一个老人等了半个小时，我们心里说不出的惶恐，但为了完成任务，还是硬着头皮去见这位五十年代就受到毛泽东点名批评的大人物。我们抱着肯定会受到严厉责备的心里准备，没想到杜老见到我们，却十分热情和善地迎了进去，并一再安慰我们不要紧张，不要有负担。还说没想到我们是如此年轻，他很喜欢和年轻人交流。
问清我们的来意之后，杜老谦虚地说：我一般不大接受采访，因为你们写报道，老是说我好话，表扬我。但你们大老远来了，也不能让你们空手而归，就随便聊聊。
世纪之初，WTO之后，中国百业待兴，为什么说农民问题是中国最最重要的问题呢？我们的访谈从这个问题开始。
“为什么应该关注三农问题？因为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中国的农民真苦，”老先生说得很带感情。
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被称为“三农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本来是从农村开始的，但二十年之后，当中国的城市与工业发展已步入快速发展通道的时候，农村改革出现了无法突破和停步不前的现象，而农民的境况却陷入了一种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困难之中。可惜的是，在目前国内的主流话语中，进一步的农村改革却似乎已被忘却了，人们谈得最多的是WTO与的其他产业发展问题。杜老认为这种现象不太正常。
现在农民收入低，负担重，是全社会都知道的事。但这还只是表面现象，杜老关心农民，为农民说话，却有更深层的理论分析。他说，中国的农民过去和现在都不是国家的负担，相反，中国的农民贡献太大太大。我们共产党人靠的就是农民，民主革命时期，农民是主力军；解放战争中，农民损失了几百万条生命，才换来了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时期，又正是这些农民的辛苦劳作，用7%的世界耕地面积，养活了22%的世界人口。今天，中国的粮食产量达到5亿吨，除了满足农民自己的需求，还能养活近3亿的城市人口。外国人都认为，这是一个世界奇迹。而创造这一奇迹是并不是其他什么人，就是我们那样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兄弟。现在世界市场上的粮食大概是2亿顿，如果中国人不能养活自己，那么把全世界市场上的粮食都买过来还不够，这样肯定会引起世界大乱。可是，正是这样一个对中国社会和人类做出如此巨大贡献的中国农民群体，他们的人均年收入却只有2300元，除了成本，更只剩下1500元，还不到中国城市人口人均年收入的1/4。“因此，我一直认为，社会对农民的回报，与他们的巨大贡献极不相称。”
正是基于这种的认识，当李昌平写《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以一个乡党委书记身份，用切身经历向总理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时，杜老沉重挥笔作序，大呼“我们欠农民的实在太多！”
我们搞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又搞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为什么农民的收入仍然上不去呢？杜老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我国的财政不富裕，国家要向农民征税，征收土地税、土特税、屠宰税。这种税收政策，把农民收入大大降低。二是农业是个弱质产业，受价格的限制太大。66%的农村人口生产粮食来供给34%的城市人口，粮食有了剩余，改革开放后，农业生产连上几个台阶，却出现了谷贱伤农的现象。再加上农业粮食品种结构不合理，国家每年需要进口5%的小麦，中国粮食市场又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农民的情况就更惨了。
从前，农民要为工业积累作贡献，国家通过统购统销，利用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几十年来一贯制的向农民低价收购农产品，提取积累，发展工业。农民作了很大贡献，粗略估计约有6000亿－8000亿元。杜老认为，从国家宏观发展来看，在工业发展的初期，向农民提取一定的积累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已进入中后期阶段了，按理说，现在是到了我们反哺农民的时候了。可是情况却并不是这样，我们的财政政策并没有向农民倾斜，国家每年给农民的没几个钱。我们发行5000亿公债，大部分都用于交通运输和国有企业改造，用于农业的只有1900亿元，而这笔钱也主要是用于大江大河的水利建设，并没有直接到农户、农民手里。
杜老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发达国家不补贴农民，布什政府每年补贴给美国农民的有190亿美元。可是我们社会现在讲得最多的是城市失业，顾了城市，就顾不了农村。“现在是到了反哺农民的时候了，共产党人应该做得比布什政府还好！”杜老一再向我们强调这一点。
给农民真正的国民待遇
“‘三个代表’其中就有一条，中国共产党是最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那么谁是大多数呢？毫无疑问，农民是中国的绝大多数，坚持‘三个代表’，就应该坚定不移地给农民真正的国民待遇！”说这话的时候，老人显得格外地思想清晰和充满智慧。
只要翻一翻报纸、看看电视，我们就常常会从媒体上看到诸如“某农民在京没带暂居证，而被警察抓到昌平做苦役”等大量农民进城受歧视的报道，看了叫人非常寒心。在中国，时下更流行一种“农民是中国的二等公民”的说法。
谈到这个问题，杜老兴趣更浓：“二等公民这个说法虽不确切，但反映了部分真实存在，值得关注。我国农村农民生产生活状况，比解放前大有改善，这是肯定无疑的。但和城市市民相比，农民还没有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有些方面还受到歧视。因此，我才呼吁给农民真正国民待遇。”在一篇文章里，杜老列举了农民待遇不公平的10种现象，诸如“农民没有自由迁徙的权利”、“农民在接受教育上不享有平等的权利”、“农村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农民没有公平择业的权利”、“农民没有支配土地的权利”、“农民没有公平享受金融贷款的权利”、“农民没有自己的代言人”等等，都论述得非常具体而深刻，看了发人深思。
当听说我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时候，杜老还要我们给他讲现在农村的情况。在杜老的文章里，提出了农民没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农家子弟考大学录取分数要更高些。农民人口占全国人口70％，但在大学和专科里只占30％的份额，30％的城里人则占70％的份额。我们说：其实还远不止如此，农民即使考取大学了，也没有钱读。很多老家子弟读不起大学，还有的读不起中学、小学。杜老听了不住地摇头叹息：“这太不公平了！”
杜老认为，农民的疾苦，说一千，道一万，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中国农民现在还没有享受基本国民待遇。而造成这一现象，是我们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现在还有的人把农民视为洪水猛野，认为把农民解放了，一定会天下大乱。“当年林肯解放黑人，还没有我们这样害怕。为什么我们的有些干部，就这样害怕农民呢？”
关键是农民没有自己的代言人。杜老特别强调，谁来保护农民，替农民说话呢？除了党和政府的保护，农民还应该有自己的代言人。工厂有工会，商业有工商联合会，现在各行业也开始建立自己的协会。可是占人口绝大部分的9亿农民，却没有一个自己的协会。杜老回忆说，早在80年代，他就与几位老同志向中央写信，呼吁成立农民协会。当时小平同志说：原则上可以，看三年再说。如有需要，就组织。后来由于多种原因没有着手解决。他非常担心这样拖下去会带来社会问题，希望将来能有所解决。他还从我们的政权性质上分析，给农民完全的国民待遇，这是现阶段必须实行的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的一项政策，应该受到重视。
杜老说，江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的伟大理论，这对农民非常有利，这是最高领导层的英明决策。为什么呢？“三个代表”其中就有一条，中国共产党是最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那么谁是大多数呢？毫无疑问，农民是中国的绝大多数，坚持“三个代表”，就应该坚定不移地给农民真正的国民待遇！说这话的时候，老人看上去显得格外的思想清晰和充满智慧。
杜老兴奋地告诉记者，不久就要开“十六大”了，按照以住惯例，中顾委委员都列席党代会，身为中顾委委员的他，要在党代会上提交提案，再次为农民的利益大声疾呼。杜老还向我们透露了他将要在“十六大”提交的提案内容：一是减免农税；二是实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根据WTO的原则每年给农民适当的补贴；三是通过法制鼓励向农民贷款，把农村的钱（主要是指各种储蓄）用于农村；四是通过立法稳定土地承包责任制30年不变，确立和保护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权和支配权。五是禁止不公平征地，防止农民土地资产流失。
我是农民的儿子
不久前有一位伟大的老人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我的祖国和人民”。这句话一直深刻地印在每一个中国的人心中。如今，我从另一位近90岁的老人的那里听到了类似的声音：“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永远心挂着中国的农村和农民。”
杜润生1913年出生于山西太古县一个农民家庭。早年参加革命，解放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农委主任兼秘书长。在中南局工作时，就提过土改结束以后给农民交易的自由，就是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还有可以雇工、租佃关系的自由等等，叫做“四大自由”。1953年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在邓子恢手下工作。因为对于农村工作，特别是关于合作社运动有一些意见，提出当时的农村合作运动速度应该要慢一些，并主张给农民一些经济上的自由，1955年10月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受到毛泽东主席的点名批评，被指责为是“在社会主义高潮到来的时刻，像小脚女人走路”,并因此受到处分。后调任中科院副秘书长。70年代任国家农委副主任， 80年代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因支持安徽的包产到户，对中国农村改革起了巨大的作用。有评论认为，八十年代中，中国研究改革的专家学者里，最强的队伍之一，就是杜润生领导的农村政策研究室,他们常年持之以恒地的调查研究，始终保持着观察农村问题的前沿眼光，在政策研究和学术讨论上都赢得了领先地位，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因为在中国农村改革方面的巨大贡献，杜老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代表人物”、“中国农村问题权威”。退休后，杜老仍以中顾委委员的身份，继续关注中国的农村问题，不断为农民呼吁呐喊。
为什么这样一位老者，在别人安享天年的时候，却会如此念念不忘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呢，始终不渝地关爱着中国的农民呢？是因为他曾任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的历史责任感，还是一个经济学家的理性驱使，或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正义使然呢？
“是什么驱动你一辈子都牵挂着中国的农民？”记者的提问单刀直入，想了解其中的奥秘。
杜老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并没有什么伟大的理想，也没有什么高明的理论，你说的良知和正义带有太多的道德评判。其实说起来很平常很实在，因为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出身于农民，我永远心挂着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我没有什么非常之处、过人之处，我就是一颗平常心。”杜老反复向我们强调这一点。
“平常心”三字，说来容易，要用一辈子来做，又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胸怀啊。现在的人，要是都能做到“平常心”这三个字，中国早就应该是太平世界了。
杜老还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词来解释他关爱农民的一生——“人生的轨道依赖”。他说自己一直在农业部门工作，长期关注农民疾苦，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生命的轨道，一种人生的惯性。“我现在也只是在这个轨道上运行，我走不出去了。因此，要我不再关心农民，不管他们的疾苦，我没有办法做到。这就是人生的轨道依赖。”这种“人生轨道依赖”，对于那些进了城之后就“用屁股对着农民”的官员和学者，未尝不是一剂良药。
杜老为中国的农民费尽了一生心血，甚至因此吃了许多苦关，他为中国的农民过上幸福的日子，为中国农村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要他对自己一生进行自我评价，他说自己不是一个创造型的人，一生没有什么巨大贡献，“我的一生，只有‘不后悔’三字，其他就没有了。我只是一颗平常心，唯一勉强可以安慰自己的，就是没有留下什么后悔”。他就是这样，为他牵挂的农民尽心尽力，哪怕当年因此吃尽了苦头，也不后悔。
老人一生中最难忘的事情，就是当年因为替农民说话，受到了毛主席的点明批评。他说，当时最痛苦的，就是你明知自己是对的，还不能抵抗，还得违心地表态，违心地作检讨，因为如果你坚持到底，就可能出现最坏的结果，很多人甚至就是因此被剥夺了生命。老人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然显得格外地沉重，脸上布满了痛苦。
我们问这位老人一辈子最得意的事是什么，老人谦虚地说没有最得意和值得骄傲的事。但当我们问他这一辈子有没有最遗憾的事时，老者沉思片刻说：“我这一辈子最遗憾的事，就是我做了大半辈子的农村工作，我活了89岁，却还没有看到农民生活真正得到改善，三农问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中国的农民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国民待遇。”不过，老人也和我们一样，相信有“三个代表”的指导，这一问题一定会较快得到解决，中国的农民，一定会过上真正的好日子。
采访结束好几天了，杜老那和蔼的样子和他那句“我们欠农民实在太多，现在是反哺农民的时候了”的话，一直印在笔者的脑子里，至今挥之不去。中国的农民，也一定会记住他们的这位“儿子”吧。
（作者系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撰写于2002年）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慈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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