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发展阶段，“全面”既强调五大振兴要全面推进，更着眼于整个乡村振兴范围的覆盖拓展。岳阳临湘市下辖的东湖村，既没有位于城郊的区域优势，又不属于脱贫攻坚时期的重点扶持贫困村，长期以来没有政策倾斜。正是这样一个“离贫困村很近、离富裕村很远”的处于贫困边缘的东湖村，是绝大多数中部村庄的典型代表，她们就像是乡村振兴的一面面缩影，只有让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贫困边缘村发展起来，全面乡村振兴才能成为可能。
关键词：东湖村 贫困边缘村 乡村振兴
阳光晴朗的正午，洞庭湖畔的村庄，三三两两的人家，一栋栋彼此独立的楼房点缀道路田间，宛若一幅江南水墨画，显得既熟悉又陌生。这是我记忆中的家乡——岳阳临湘市桃林镇下辖的东湖村，她依山傍水，温暖而安宁；她所处地理位置较偏远（距临湘市26km)，既没有位于城郊的区域优势，又不属于脱贫攻坚时期的重点扶持贫困村，长期以来没有政策倾斜。正是这样一个“离贫困村很近、离富裕村很远”的处于贫困边缘的东湖村，可以说是绝大多数中部村庄的典型代表，她们就像是乡村振兴的一面面缩影，只有让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贫困边缘村发展起来，“不让一个村庄落下”，全面乡村振兴才能成为可能。
2016年，由原来东湖村和塘下村合并而成的东湖村，共有39个村民小组，1108户，人口5019人，现在大约30%的人口留守在家。可以说东湖村基本符合农庄型村落的典型特征：人气衰微，常住人口明显少于户籍人口，在家人口的年龄结构不完整；农业劳动力短缺，缺少有活力的自发组织，社区功能基本依附于附近集镇。在村很少看见年轻人，尤其没有年轻男性。他们大都在城里创业或打工，留在乡下的以中老年人为主，以及少数被外出打工父母留在家乡的留守儿童。以王塘组为例，原本村民小组有村民170人，现在仅20多人在家，不足十户，且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46岁的李明（化名）是该组最年轻的成年男性，他家8岁的儿子是该小组在村的唯一未成年小孩。李明也并不是一直在老家生活，20岁外出打工后，在岳阳市从事过经商、运输、汽车美容等多种职业，10年前回到老家用打工赚来的钱重新翻修了老房，现在虽然老家居住，仍然在城市兼有一份工作，一直在村里和岳阳两头跑。
因为人少，且居住较分散，村里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很安静的，除了逢年过节或办宴席的时候除外。作为传统生活方式的延续，村里人现在依然很喜欢请客，虽然规模不算大，但频率不低。涉及老人的寿辰、丧事，有关年轻人的结婚、建房，有关小孩的满月酒、一岁酒、十二岁生日、升学宴等……总之请客办酒是村里较为重大的一次社交场合，名义上是请客、找机会与亲朋们相聚，收礼却是实质内容。一旦收到邀请，不去的话就会被认为不讲情谊，今后双方也再不来往走动了。这样的习俗也带动了一条龙产业的发展，与过去亲力亲为准备宴席不同，现在红白喜事大多是社会化服务，从食材准备、料理烹饪、桌椅摆放、氛围布置、卫生打扫、乐队演奏等一系列环节都有专门的从业者安排，不用乡里乡亲互相帮忙，大家只用准备好礼金，舒舒服服地来做客就好。
村里的留守人群中很大一部分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大部分会选择和子女住在一起，尤其是上了年纪、配偶已去世的老人。但子女一般正值壮年，或外出打零工、或从事小买卖，在家的时间很少，老人平常白天很少可以见到子女，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两代人住在一起久了难免会产生的小摩擦。村里没有养老院、也没有学校，只有一名上了年纪的村医，现在村民们小病小痛会去镇上的医院看病买药，大病的话就去临湘市的医院进行治疗。
在我以前的印象中，东湖村的娱乐生活较单调、乏味，农忙时整日在田间地头干农活，闲暇时就坐在一起打麻将、晒太阳，你一言我一语地交流着彼此的家长里短。如今互联网为村民们打开了新世界，他们的生活也已经完全离不开抖音和微信，甚至几岁大的小孩都能快速地打开手机找到常用的应用软件。受到网络的碎片化冲击，东湖村的公共文化活动日益分化，越来越倾向于私人小群体化，大家对村里“送戏下乡”或“送电影下乡”等活动并不是很感兴趣，参与率较低。“每家每户都有电视，各人在自己家里看电视剧比去外头广场看电影舒服得多。”一些村民告诉我。大家农闲时一般各忙各的，有的打打牌，有的看点剧，有的在手机上唱唱歌，碎片化的社交活动也导致村庄共同体意识逐渐消解，同一个村庄里村民们之间的关系日益淡漠。当然，村里还是有一些能够拉近彼此感情的公共活动，广场舞就在其中。每到晚上7点街灯亮起，65岁的李兰（化名）会准时前往村里的活动广场，与同村的妇女们一起踏上广场舞的欢快节奏，他们的舞步一点也不比城市的居民差。李兰告诉我，她们成立了广场舞队后还多次到镇里参加演出比赛，极大的丰富了村民们的业余生活。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农民涌入城镇成为农民工，共同参与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与大多数村庄类似，东湖村外出打工人口一般为青壮年，年龄集中在26-50岁，打工地点既有选择在附近城镇的，也有省外沿海城市比如广州、惠州等地，据当地村干部的大致估计，80% 的外出人口流向省外，岳阳市区的占比可能不到两成。
外出打工是东湖村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一些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年轻人更青睐一些服务业岗位，如城市家政服务、网约车司机、快递行业等，因为就业形式灵活，劳动强度又比制造业、建筑业总体上轻一些，但月均收入水平差距不大，有的收入水平甚至高于制造业和建筑业。今年28岁的李一（化名）就在深圳市打工，除了过年可以放几天假，其他时间很少回来，他说大城市的赚钱机会要比留在乡村大的多，虽然自己学历不高，但他对于工作的选择有自己的考量。不同于父辈只看工资高低，作为外出务工第二代的李一认为找一个“看上去相对体面的活儿”似乎更重要。
与城市居民一样，如果东湖村人在他乡工作获得了较多的工资性收入，第一时间也会想到买房。通过与当地村民闲谈了解到，外出务工的村民中有相当大比例已在桃林镇或临湘市购置房屋，主要是为了小孩的教育。因为不少东湖村人虽然进城了，但距离“能在城市体面生活”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仅靠务工收入，一般家庭很难在务工的大城市定居。于是往往举全家之力在东湖村附近的镇上或县城买房，这里的房价不高，教育和医疗条件还比较完善。
在东湖村，回乡重新翻修老屋也是一个潮流，在他乡漂泊久了的东湖村人回到家乡总有一种落叶归根之感。村里建了不少外观造型与城市楼房相差无几的房屋，虽然平日里大多闲置，但逢年过节还是会回去看看。这些在他乡的东湖村人看到自己在老家的“豪华”房屋，似乎有一种“衣锦还乡”的荣耀。
在他乡的东湖村人如果发展的好，大多会将家中父母长辈也接出村，只要父母原意。但有的老年人并不愿意离开，一是担心不适应城镇的生活，自己在东湖村生活了一辈子，而城镇是一个太陌生的地方，“找个人说话都找不到”；二是为了缓解子女在城镇生活的高成本压力，选择留守在家帮忙照顾孙辈，为进城子女提供支持，减少负担，让飘在他乡的子女心灵有个安身之处。
不管在他乡生活工作多长时间，在老一辈东湖村人心中，回乡是一种安全的退路。李东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广东漂泊十五年后，仍然找不到家的感觉，不能完全融入城市，还惹了一身病痛，于是和老婆商量后，毅然决定回乡村生活，他说自己很喜欢乡村的舒适的自然风光，不同于城市紧张的节奏，乡村的慢生活让整个人都会放松下来。
东湖村的种地主力军以50岁以上的留守老人为主，他们耕种主要以满足家庭需要为主，剩余一点农产品就拿去附近集镇卖，农闲时也在附近打些零工。过去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机械化程度比较高，基本上都不用插秧了，田地的翻耕和稻谷收割都是机械。村里一些人买了机械放在家里租赁，因此年纪大的老人种地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东湖村年纪最大的李爷爷已经快90岁了，种了一辈子地，现在依然每天都要去自家菜地里打理，一天不去看都不放心，李爷爷身体很硬朗，种的豆角、南瓜、丝瓜家里人都吃不完，经常送给乡里乡亲吃。
这就是老一代的农民，他们对土地依旧怀有深深的感情，即使年纪再大，都不会放弃种地，似乎地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正如费孝通曾说：“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我们是从土里来的民族，在老东湖村人祖祖辈辈的心里，土地是财富的来源，也是精神上的重要寄托。
但年轻一代的东湖村人则完全不同，他们对于土地有更强的功利性态度，种田还是不种田，一般要考虑种田与其他行业相比划算不划算的问题。当然，东湖村“种地年龄老龄化”现象是大多数村庄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和外出务工相比，种地的收益太低，吸引力明显不足，因此，常住在村里的人们大都以副业为主，种地反而是兼职。原本大多数青壮年倾向于外出务工，留在村里的劳动力本就比较少，而为数不多的年轻人又都不愿务农：“单纯种地不挣钱呀，每亩能赚几百块钱了不得了。”
还有村民认为现在田太少了：“地每个人分到手只有一点点，又分散。要有个几十亩田就太好了。”东湖村土地过于细碎，单靠种田没办法维持日常生活。不愿种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种地获得的收益并不稳定，往往与当年的雨水气候变化密切相关，靠天吃饭的感觉让东湖村人无法专一务农，必须找到另一条相对稳定的副业维持生计。
由此看来，收益是农民是否有意愿种地的关键。据了解，一些留守在东湖村的中年人慢慢荒废了菜园,竟然也开始学着和城里人一样去镇上买菜吃。不仅自己不想种地，东湖村人也不愿子女务农，务农辛苦且收入低，他们希望儿女将来最好能离开农村，进到城市工作生活。“那才可以赚钱，过的体面。”因此他们对子女的教育都十分重视，基本都将小孩送进镇上、市里学校读书。
四、发展：为何吸引不了人才返乡？
东湖村现在共有113名党员，8名村干部，村干部年龄都在40岁以上，学历基本是高中及以下。村干部大多有副业，或做点小买卖，或在镇上打零工，因为光靠村干部的基本工资是难以养家的。
由于村部要经常迎接上级的检查和考核，村干部在各种繁杂的日常工作中自顾不暇，根本没时间认真思考村庄未来的发展规划。“虽然是坐班制，早九晚五，但周末也经常加班，平时的事又多又杂，处理的事情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有意思的是，虽然村干部基本都在村部，是各个生产组的人，大多数村民却并不清楚他们日常所做的事情：“自己很少去村委会，与村干部一般没有什么接触，村里也很少开会，确实不太了解。”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乡村实质上是一个“半熟人社会”，尤其近年来的村庄合并加剧了共同体意识的消解。当前村干部与村民之间不仅仅是“半熟人”关系，有的甚至是“陌生人”。有的村民说，“自从我们村和隔壁村合成一个村了，我们村的不认识他们村的干部，他们村的不认识我们村的干部。”
关于东湖村的发展，当地村干部常常诉苦：经济落后，又比较偏僻，村里没有任何企业，缺乏产业发展。归根结底，留不住人、吸引不来产业是制约东湖村发展最关键的因素。虽然近几年，东湖村的硬化道路已经通到各个小组，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生活条件也大幅度的改善，但工资薪水与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资源与城市相比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大部分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中青年农民都往外省大城市发展，寻求新机遇，而在外获得成功的人士，愿意回村发展的比例不高。
当然，近些年村里也陆陆续续有过几名返乡创业者，但由于农业、养殖业的抗风险能力较弱，导致结果并不如意。本在外务工返乡的李龙就是其中一员，五年前他决定返乡，在家喂养鸽子，规模也不小，本想扎根养殖业慢慢做大，但由于没有掌握到核心养殖技术，再加上突如其来的一场瘟疫就让他前期的全部成本石沉大海，自这以后李龙再没有大规模进行农业养殖的打算，又重回镇上打工捡起老本行，虽然收益也不高，但至少不会亏损。
反观还留在东湖村的人口结构分布极度不合理，具有高中以上学历教育的村民在东湖村屈指可数，大部分都是初中及以下学历。文化教育水平不高，又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农业技术与职业培训，导致大部分村民没有办法掌握最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现代化经济转型发展的需要。
“离农”教育倾向也导致一部分本土人才流失。东湖村人从小教育小孩就是要“好好读书，以后去城里工作。”城乡之间巨大的资源不对等性，让农民们只好将希望寄托到下一代，也导致从东湖村走出去的小孩对城市无比向往，而对家乡越来越陌生。东湖村庞大的主体人群是“流动性”的，就像候鸟一般，只在村作短暂停留，谁来重建我们的乡村共同体？已经成为东湖村眼前最为迫切需要得到解决的问题。
在当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城镇化的大趋势难以逆转，从长远来看，乡村人口必然会逐渐减少，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不断进入城市；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所有乡村都会衰落或者消失，依然会有人会选择留守家园，那么如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应该是当代中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命题。
总的来说，作为贫困边缘村代表的东湖村两不靠，自身基础薄弱，现在面临的困境可以归纳为“四没有”：没钱、没人、没产业、没政策扶持，如果在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还不重视贫困边缘村的发展规划，会很容易滑为贫困村系列，给乡村全面振兴带来巨大挑战。东湖村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现象不仅仅是中国大部分乡村的现实图景，也是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不可绕过的困境。需要警惕的是，村庄规划不能运用城市思维来简单看待，城市与乡村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发展路径，要着眼长远，把握东湖村未来走向，明确村庄发展定位，从而科学预测人口集中趋势。长远来看，单独讨论某个村庄的发展并没有意义，未来世界的“连接”最重要，因此要紧跟临近镇、县的发展步伐，推进县乡村公共服务一体化，在整个县域经济发展的大舞台下，实现东湖村不断向前发展。
中国乡村社会一直处于变迁之中，也不可能倒退而回到过去。只有当乡村和城市重新建立亲密的关系，才能真正走向未来。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发展阶段，“全面”二字既强调落实到单个村庄层面的五大振兴要全面推进，更着眼于整个乡村振兴范围的覆盖拓展，不能仅仅只针对单个贫困县、贫困村的振兴，要从支持贫困户扩大到非贫困户，从支持贫困村扩大到非贫困村。东湖村作为处于贫困边缘的“中间村”代表，要紧紧抓住乡村振兴这一历史性发展机遇，不断推动规划下乡、教育下乡、医疗下乡、产业下乡、数字下乡、自治下乡，在县域内实现城乡融合，打造东湖村社会共同体，从而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作者手记：
虽然不是农村长大的小孩，但在父母老家度过了我最快乐的童年暑假时光。夏夜前坪上最凉快舒适，晚饭后，大人们将竹椅竹床搬到宽宽的坪上吹凉风，小孩们忙着数星星追月亮，玩累了躺在竹床上听大人们讲长长的故事，外婆给我们摇扇赶蚊，小孩就听着故事迷迷糊糊睡着了。那时的东湖村仿佛我梦中的宝瓶，是幸福之源。
现在我已长大，家乡的老村庄却似乎愈发年轻，洋溢着现代化的青春气息，仿佛拥有返老还童的魔力：通往村村队队的宽阔水泥路，为家家户户的出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乡亲们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机械化种田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远去或许是另一种超越，写下这篇田野观察，不仅仅是对家乡村庄的情感记录，更是面向未来的展望，希望处于时代浪潮下不断变迁中的东湖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加快现代化演进历程，乡村兴则国家兴，毕竟每一个乡村都代表着中华文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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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