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编

《黄河边的中国》是一部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实证考察著作，作者曹锦清采用“逐日访谈记要”的形式来展现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将每日调查研究的所见、所闻、所感，用短篇日记的方式予以记录，使人身临其境，增加了读者对乡村社会的了解与认识。在书中，作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以农业现代化，即广义上的农业、农民与农村现代化最为关键，任务也最为繁重，破解乡村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暴露出来的诸多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是影响深化中国改革与现代化进程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读完本书的上册内容，我对乡镇集体经济的发展颇感兴趣。本文着重对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问题展开论述。

一、改革开放时期乡镇集体企业崛起的历史逻辑

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石，乡村集体企业是乡村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其中，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即人均耕地严重不足而历史地形成的向非农经济谋生的强大冲动；地利，即同时得国内与海外两大市场之便利；人和，即有大量“城市亲友关系”可资利用，为乡村企业提供人才、技术与市场。”^[1]

以南街村为例，在集体企业的管理上，坚持“集体承包，不搞个人承包制”。“他们之所以积极工作，一是靠王洪彬为首的领导班子的“以身作则”，二是南街村集体通过高福利分配制度已让他们富得无需要更多的货币，三是在南街村发扬光大的毛泽东遗产：学习与斗私会制度。”^[2]由此得出：乡镇企业发展成功需要正确的指导思想，政府的科学规划，德才兼备的带头人这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正确的指导思想

走集体化的道路，首当其冲地需要有正确的思想来引领。临颍县南街村“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走集体化与共同富裕的道路。” 不断进行思想教育运动，将毛泽东思想中的集体主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深入到人们的“灵魂深处”。^[3]在各企业的厂房上，写着“政治挂帅，思想领先，信用第一，用户至上”的标语。间或能看到“用毛泽东思想挂帅一切”的标语。这些口号给人的醒目感，恰恰不在于它们的新颖，而在于它们的“陈旧”。^[4] “正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着南街人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贫困走向富裕，在南街村开拓出一块“没有腐败，没有贫富悬殊，没有精神滑坡的净土”。”^[4]

（二）政府的科学规划

走集体化的道路，需要村里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需要有一个稳定而头脑清醒的县领导班子，他们要将发展经济的紧迫心理与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结合起来。这只能是一条缓慢但稳健的发展之路，目标不能定得太高，速度也不能太快。”^[5] “总之，如此低下的农民素质，如此狭小的经营规模，如此脆弱的家庭组织，要快速提高农民的收入是不可能的。地方政府想通过一个“富民工程”，去“激活”乡村干部，去“激活”农户，逼他们快速致富，动机善、心愿好，但这个“富”是“逼”不出来的。”^[6]政府不仅要通过薪资回报和福利待遇方面激发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潜在的工作能力，提高工作的积极性，还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稳健地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助力。

（三）村干部的积极引领

走集体化的道路，需要村里有一个好的带头人和引路人。就像书中董园村的村支书，虽然只有高中文化程度，但其见识和抱负确实高出普通村民一大截，在创办的村集体企业上面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缘于他自身秉公办事，德才兼备，而且还有家族势力的支援（有很多的兄弟）和政府的支持，为村庄的社会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不仅通过兴修水利，提高农业单产；不断改进技术问题发展工业；修路建房，提高生活品质等具体措施，还积极发展乡镇集体工业，建立泡桐板加工厂和窑厂。所以说，在村落内部，需要一个好的带头人的诞生，书中的藕池村村干部带头栽培香菇，选择了农民所能承受的投入与能够掌握的技术，培育技术简单，且收益率高，这是成功的前提。“他有能力认识全村的共同利益，并有能力带领村民去实现这种共同利益。这种人物越是无私，越是能代表共同利益，便越能赢得村民的信赖与尊重，从而凝聚起一股强大的集体力量，他的威望与智慧成为公共事业发展的基本保障。像河南临颍县南街村的王洪彬，巩义市竹林村的赵铭恩，新乡市小冀镇的刘志华就是这样的人物。”^[7]

（四）企业家的乡村情怀

这些农村企业家大多来自于乡村地主之子代或孙代，“这或许是这一“阶级”的子孙对改变自己曾十分低下的社会地位，有着更强烈的冲动。”^[8]他们在城市里也有着较多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而改革开放又恰好提供了这个发展机遇，所以他们能够在工商领域率先致富。“在迅速发展的乡村集体企业的背后，都有一位起主导作用的能人，这种能人有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信念，又有创办集体企业的能力。”^[9]这些农民企业家拥有前瞻性的眼光，比如：兰考县著名的农民企业家蔡化幸看到村民在冬季有戴帽子的习惯就办起了全村第一家村集体企业—私人帽厂，利用集体所得免除村民的大部分农负，能够带领村民致富。竹林村的赵铭恩发展了大规模的集体经济。这个集体企业飞速发展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聘请专家顾问团；二是自身德才兼备，艰苦创业；三是妥善利用社会关系。在竹林村的乡亲们眼中，赵铭恩在推动集体致富上起到了关键作用，大家对他充满了拥戴和崇拜，收获了一批忠心耿耿的追随者。由此可见，他们不仅能够发现村民的共同利益，还能全心全意代表村民的共同利益。

二、改革开放时期乡镇集体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乡镇集体企业的不断发展给村民提供了近百来个就业机会，也给全体村民带来一定的经济实惠，企业利润在不断生长。但实际上，正如“舞阳县委书记坦诚报告：近几年来，虽然上下努力，全力推动，但由于原始积累不足，兴办乡村企业的资金、项目、技术、人才条件不具备，下功夫不少，办起来的企业却寥寥无几。”^[10]在乡镇企业内部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一）缺乏相关管理经验

乡镇集体企业大多是中小型企业，这类企业基础差，规模小，设备简陋，结构简单，便于管理。“虽然这些企业规模很小，管理上、技术上都比较差，但这是我们这些祖祖辈辈土地生活的农民第一次办起企业，第一次走出村庄，与外部世界发生广泛的联系。”^[11]就像董园村的村支书为了办企业，为了推销产品，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但是村民对市场需求把握的不准确和技术管理跟不上，也是引发滞销的一大原因。乡镇企业的员工和管理者基本上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他们缺乏与外界的沟通和交流，具有较强的从众心理，看到市场中什么产品盈利高，就会去生产那个产品，并没有具体地分析企业盈利的原因，看看市场需求是否已达到饱和，否则就会导致企业得不偿失，甚至负债累累。

（二）资金收益回笼较慢

在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下，资源会不断地向优质企业流动，而中小型的村集体企业在资金方面处于市场劣势的地位。乡镇企业普遍面临着资金回笼较慢、流动资金少等困难。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需要投资太多。“在县、乡政府的一再督促之下，都试办过各种各样的村集体企业，但或由于缺乏资金、技术或产品没销路或内部不团结等原因，皆失败。”^[12]二是周期太长。中间时局多变，风险系数会增加。三是效益太低。企业利润低或者没有利润。导致企业亏损、没有盈利。如果办企业的产品卖不出去，就得倒闭。

（三）地方政府的巧取豪夺

在承包地中种植高产高效的经济作物，要想盈利，关键在于品种优良，管理有效，质量优益。生产经营者担心的不是市场风险，而是地方政府各部门官吏的百般索取。“在历史上，横征暴敛，苛捐杂税，从来是引发农民集体抗议的主要原因。”^[13]地方官吏的贪污腐败与滥用职权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四）农民小富即安的传统思想

乡镇企业发展的目的是带领农民脱贫致富，以一企带动一村发展，但是农民“小富即安”的传统观念极大地限制了乡镇企业的长远发展。广大农民之弊病在于好分而不善合，具有强烈的善分性。“中国农民的天然弱点在于不善合。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眼前利益，但看不到长远利益。更看不到在长远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各农户间的共同利益。”^[14]马克思恩格斯的小农思想也认为，小农经济是建立在小块土地私有制基础上分散、孤立经营的农业生产方式。这种相对封闭的生产方式便决定了小农思想的封闭保守性，他们排斥社会分工与协作，安于现状，这种思想状态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是发展社会现代化农业的最大障碍。在全国所有的行政村中，能够创办村集体企业的少之又少。由于农民缺少一种平等协商合作的精神与经验，所以在乡村小企业抑或是合伙、股份制企业大多以散伙而告终。

三、乡村振兴下乡镇集体企业发展的经验启示

乡镇集体经济从之前的一度辉煌到现在的归于黯淡；从之前的社队企业到现在的股份制企业；从之前的偷工减料到现在的生产热情高涨；从之前的平均主义到现在的新型集体经济，这一发展过程需要我们不断反思，总结经验教训。

1992年7月，邓小平的“两个飞跃”理论鲜明地提出：“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2018年9月21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所谓的新型集体经济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动摇的基础上，把农民组织起来，面对市场发展多种生产经营，开发农村市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集体经济是我国农村经济制度的主要形式。宪法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带给集体经济发展亮色的是集体所有制下的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经历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历程，从长期停滞不前到改革开放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将蕴藏在亿万农民之中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极大地激发出来，使农村的生产力得到迅速地发展。要办好乡村集体企业，需要许许多多内部外部条件，将内因和外因要有机结合，单单依靠政府指令是不行的。“要选好项目，要有好设备，要出好产品，要选好人，选懂经营、会管理的能人。”^[15]

（一）坚持党的领导和正确思想的引领

着力推进“村社合一”“组社合一”，建设一个好的基层党组织。通过党建引领加强党的领导，旗帜鲜明地突出基层党组织在农民合作中的领导者角色。

从理论依据上来看，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确立和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核心，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乡镇企业也迎来了新的春天。这一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乡村发展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这次机会就像上世纪改革开放给乡镇企业提供发展的机会一样宝贵，能够让农村再次成为企业家一展身手、企业快速发展的一片舞台。

从政策依据上来看，2015年通过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进一步提出“三权分置”的主张，即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十八大报告提出：“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集体经济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具备了重大发展的机遇。2018年11月26日，习近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提出要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提升党组织凝聚服务群众的能力。集体经济在经济功能之外的政治功能作用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央政策的顶层规划设计对集体经济的支持逐渐加大。所以我们要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将产业扶贫作为重要抓手，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上。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富民兴镇，富民兴县。

（二）加大政策支持和完善市场机制

一方面，政府要对乡镇企业持鼓励支持的态度。乡、村企业，从无到有，需要地方政府去组织和落实。地方政府需要做的是：一要精兵简政，转变政府观念和职能。减轻农民负担，提高行政服务能力。二要加强对人才、资金、技术的缓慢积累。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关键。要积极培养本土人才，鼓励外出能人返乡创业，引导青年返乡创业，鼓励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与科研机构、高校等建立长效培养“三农”人才的机制，培育爱农村、爱家乡、懂经营、善管理的治社接班人，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 “人是决定一切发展的根本力量。人才不振兴，乡村难振兴。除了积极落实吸引人才的相关政策，还要通过地方财政和金融机构给乡镇集体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促进其不断发展。还要不断加强对人才技术的培训，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三要积极学习其他村庄发展乡镇企业的经验和做法。加强品牌的管理，夯实乡村振兴发展的基础，提高治理效能。不能置农业于不顾，也不能操之过急。

另一方面，乡镇企业自身也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因为“缺乏此类“原始积累”的长期储备，单靠政府行政力量的推动，或可办起一个企业，但很难使这一企业有效地驰入竞争性的商海。”^[16]所以不能单纯地依靠行政命令去搞乡村集体企业，这样只能建立起一个企业的“硬件”，还要创造出企业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软件”。进入新时代以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需求也更加的丰富和多元，不仅更加追求产品和服务，而且对农民自我实现的需要也日益增加。

（三）发挥企业家精神

习近平在2020年7月21日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企业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大发展，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在2018年11月1日《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到，勉励民营企业家“弘扬企业家精神，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在地方考察调研时，嘱咐要发扬企业家精神，“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推动企业发展更上一层楼，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弘扬企业家精神，鼓励广大企业家更加积极进取、奋发有为。

乡镇企业家不仅具有传统农民吃苦耐劳的精神，更是将现代市场中的知识和技能运用到乡村，发掘和把握市场机会，成为新时代乡村工业发展的引领者。他们所拥有的创业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国企业家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崇高理想。在乡村振兴新的发展阶段，需要重视农民在实现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重视对“生于斯长于斯”企业家回流的吸引力，重视农民企业家精神的进一步发挥和本地创新创业热情的激发，推动企业在新时期乡村工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曹锦清先生认为可以大力培育德才兼备的能人，提供这些能人产生的文化前提与制度保障，通过发扬传统美德、集体主义道德与民主集中制的建设达到这一目的。就要加强对企业管理者的精神文化建设，反对市场经济中的利己主义对集体内部的侵入，还要反对村落内部的家庭利己主义。唯此，才能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乡村才有未来，振兴才有希望。

（四）带动村民实现合作共赢

习近平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文章，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

中国小农具有善分与不善合的特点，内地村民总体素质低下，思想观念落后，知足常乐的观念根深蒂固，重农抑商的观念十分严重，缺乏求富欲望和风险意识。这就需要我们转变农民的观念，通过平等协商形成共同利益，并建立各种合作组织来实现共同利益，这也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真正起点。发展乡村集体经济，要有集体主义精神，“集体企业赚到的钱，如何保证落到集体手中，而不流入私人腰包，这不仅仅是一个规章制度的问题，更是一个集体主义的思想文化建设的大问题。”^[17]“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在村范围内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利，通过村级公共事务的管理，培养他们所缺乏的合作协商的能力，然后逐级向上扩大。”^[18]通过建立平等的协商达成一种脱离血缘关系的契约性合作，引导广大村民走向能够自我表达与自我组织的现代公民之路上去，这既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真正起点，也是农村现代化的基本发展目标，不断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总之，发展乡镇集体企业不能盲目的模仿和追赶，要走一条稳妥又缓慢的经济发展之路。妥善处理好“县乡地方政府，承包制下的千百万小农，与市场经济三者的关系。”

参考文献

[1]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288

[2]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138

[3]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127

[4]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129

[5]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249

[6]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281

[7]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114

[8]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69

[9]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115-116

[10]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245

[11]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112

[12]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193

[13]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336

[14]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154

[15]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136

[16]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246

[17]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140

[18]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74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