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

中华民族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的农业经营，为悠悠五千年的东方农业大国奠定了夯实的物质基石。时至今日，“大国小农”也仍是我国最基本的国情。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农业经营户20743万户，农业经营单位204万个。在农业经营户中，规模农业经营户398万户。^[1]由此可见，在农业实现现代化转型的今天，小农户仍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绝对主体。

一、“农民的终结”

“在19世纪，较之工业的高速发展，农业的缓慢发展可以给人一种安全稳定、千年平衡的印象。与工业的狂热相对照，农民的明哲适度似乎是永恒的：城市和工业吸引着所有的能量，但乡村始终哺育着恬静美满、安全永恒的田园牧歌式梦幻。”^[2]正如孟德拉斯所言：“农业作为特殊的经济类别，有它的约束、它的风险、它的劳动力条件和它与其他职业所不同的特殊需求。因为人们极力想把农民当做勤杂工、无名公民、万金油以及适合于什么都干的二流人物。因为人们拒绝承认农业职业的个性。”^[3]农民该何去何从，这一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深思。“工人认为自己的黄金时代在未来，而农民则认为自己的黄金时代在过去。想把自己的黄金时代建立在明天的年轻人还只是特例。”^[4]处在历史的转折期，广大农民不仅面临着自身的危机，更深受农村外部的嵌入性影响。“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长久以来，马尔萨斯的忧虑首次重新变得如此现实。在所有的大陆，人口都比生存的必需品增长得更快。从全球来看，农业的生产过剩不再会是令人恐惧的了，食品的欠缺变得令人焦虑不安，只有工业社会的管理和生产技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5]

1、何谓“终结”

在本书中，孟德拉斯认为传统意义上的自给自足的农民已经不存在了，“农民是即将消亡的群体”。^[6]目前在农村从事家庭经营的是以营利和参与市场交换为生产目的的现代农业经营者或生产者。“农业生产者既不是一些并列的自治小社会（如马克思所说的‘一个布袋里的马铃薯’），也不是一个阶级。他们仅仅是许多职业群体中的一个群体，但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和自身的利益。他们是独立的生产者，以生物材料作为劳动对象；他们分散在乡村，与自然打交道；他们委托一些高层合作机构代行自己的一部分决策权。他们大概将会非常接近于某些统计理论上所说的‘中间群体’：这是一些新的中等阶层，汇集了受薪的高级管理人员、自由职业者和某些商人。”^[7]因此，孟德拉斯在本书中所指的农民的终结，指的就是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小农大规模减少并转变成现代农业经营者的过程。

另外，孟德拉斯还指出，农民的终结方式有两种，一是农业人口的减少。“不管怎样，目前的演变将会持续下去，农村中的农业劳动者将越来越少，因为农业就业人口比乡村人口减少得更快。”^[8]二是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当然，在农民刚刚实现了他的最大抱负——成为自己的祖传地产的主人的时候，宣告农民经营的死亡是令人悲痛的。但是，凭什么要迫使农业劳动者继续生活在过时的生产结构中呢？这种结构使他们无法得到劳动分工的好处，注定要走向贫困。”^[9]因此，必须要进行生产方式的变革与生产结构的优化，才能摆脱贫穷。而这一革新，也就直接宣布的农民的终结，使农民变成现代农业经营者。“农业不再仅仅是一种生产的技术，也是对市场需求的一种适应。当农业劳动者不再把自己仅仅看做生产者，并开始考虑自己的生产销路时，他的整个世界都改变了。”^[10]“当农业劳动者冒险做出现代化的抉择、决定按市场的经济规则办事的时候，他们可以说是‘被卷入了’。他们产生了一些渴望和需求，并竭尽全力得到满足。人们有了经营核算，掌握了从自己的农业顾问和各种组织那儿得到的经济信息和技术信息，进而开始不断地去谋求减轻劳动负担的机器、提高产量的技术和价格更好的产品。”^[11]

2、为何终结

纵观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农民的终结似乎是在历史洪流裹挟下的的必然发展趋向，所不同只不过是伴随着暴力革命还是和平变革的不同方式罢了。

（1）技术的进步

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的导论中曾经敏锐地指出：“经验证明，技术在工业国家农业耕作中的普及要比其它地方快得多。法国或美国的农业生产增长1倍要比印度农业生产增长10％更为容易，苏联在半个世纪中取得了工业生产的巨大成就，但难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农业国家更缺少解决自己吃饭问题的能力，他们反而要向工业国家乞食。”^[12]那么，如何解决农业国家的吃饭问题？孟德拉斯给人们树立了一个样板，他说：“要想知道怎样使全世界的农民进入工业文明，以便使他们能够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和走向繁荣，难道思索的最好例子不是西方国家已经完成飞跃的农民吗？”^[13]

（2）制度的革新

先进的技术是万能的吗？是否只要有先进的技术就一定能直接提高农业生产率呢？答案恐怕不让人乐观。孟德拉斯认为，“一种技术，尽管十分先进，当它没有被农业劳动者接受和使用时就不会有任何帮助。”^[14]那么，再进一步思考，如果依靠农民自组织是否一定能改变农业落后的情况呢？答案同样不乐观。“为什么几个世纪以来，虽然在农村中有一些具有现代意识的杰出农业劳动者，但他们周围的人却视而不见，没有模仿他们做出的榜样”。^[15]因为，农村产业升级的创新和农业技术普及的“扩散”效应只有通过制度性的保障才能得以有效实现，而不是农民的个人行为。制度和习惯本身具有的历史惯性使得现有的制度安排也很难将新产生的组织纳入原有的体系之中，反而造成一定的混乱与失序，“所有这些多种兼业活动的形式只是整个社会的一种更为普遍的演化表现之一，即人们恰当地称为地下经济或未定形经济的发育。它使所有的经济学家感到忧虑，因为他们无法分析无法把握这种现象；它也使政府感到忧虑，因为它避开了政府的直接抽税”。^[16]因此，必须要通过制度的革新才能将新的经济形式纳入到社会体系当中，这也体现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原理。如：“应该制定一项包括许多特殊措施的政策，以便促进花费很多劳力的手工型高级生产。”^[17]

（3）对农民的判断认识

“农民是一种存在，是对自我的一种整体的和静态的规定，而其他的职业是人们获得的和占有的‘所有物’。农民‘拥有的’或占有的东西是他的田地，他的继承物，就像别的人‘拥有’职业，‘具有’一种才能。”^[18]“自然条件、技术习惯和现有的机构决定着农业劳动者对一切事物的观察方式。”^[19]“没有选择是整个农民生活的特点，这在生活开始的时候特别明显，因为农业劳动者的职业从来就不是选择的。”^[20]正是因为当时整个社会都持“农民无用论”，在这种思维下的终结，几乎都是等同于将已经垂死的农民和农村一并送入深掘的坟墓。

二、现实的映照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裹挟卷入工业化浪潮，随之而开启的还有城市化进程。乡土中国开始瓦解，传统的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户经济逐渐被削弱。根据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的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1162人，占63.89%（2020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5.4%）；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87562人，占36.11%。^[21]城乡人口的急剧变化这标志着我国已迈入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发展阶段。这种变化不是简单的城乡人口百分比的数值变化，它意味着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职业结构、消费需求、思想观念等都将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革。在已迈入新发展阶段的中国，小农户动态地存在于一个更为广义的生产关系里面，并纳入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体系之中。

1、辩证的否定观

正如1984年，当孟德拉斯的《农民的终结》一书再版时，作者在后记中沉痛地写道，“这本书是一个文明的死亡证明书，这个文明在生存了10个世纪之后死去了。它是科学的诊断，而不是思辨的发问。20年之后，结局证明我是有道理的：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法国目睹了一个千年文明的消失，这个文明是它自身的组成部分”。^[22]当孟德拉斯写下这段话时，他承认法国还存在一些为社会“提供着充裕的食品和引起反响的农业劳动者，虽然他们的数量仅为30年前的1/3。当然，乡村居民始终是那么众多，或几乎是这样，而且正像我们看到的，乡村社会获得了惊人的复兴。但这两者都不再是农民。”^[23]孟德拉斯认为，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否定观告诉我们，辩证的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过程，同时它又是事物发展的环节和联系的环节是“扬弃”。“经过这样的否定，它同时就获得发展，每一种观念和概念也是如此”。^[24]孟德拉斯在此书中恰恰缺乏这样辩证地否定观，他只一味地看到小农的短处，片面地进行否性。李培林先生在本书的译者前言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孟德拉斯所说的‘农民的终结’，并不是‘农业的终结’或‘乡村生活的终结’，而是‘小农的终结’。在孟德拉斯看来，从‘小农’（paysan）到‘农业生产者’（agriculteur）或农场主（famier）的变迁，是一次巨大的社会革命。在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农民的绝对数量和人口比例都会大幅度减少，但农业的绝对产出量并不会因此大幅度减少，这是一些发达的工业大国同时也是农业产出大国的原因，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西班牙等。而且，无论社会怎样发展，无论乡村怎样变化，农民不会无限地减少，作为基本生活必需品原料的生产供应者——农业的从业者——也不会消失。”^[25]重新审视小农的历史地位与生命活力可以发现，中国小农虽然脆弱，但能够在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中，特别是在各种压力下表现出“脆而不折、弱而不怠”的特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26]“小农户”的本质属性是以家庭生产经营为基础的生产力属性。实践证明，小农户的减少或消失势必直接导致乡村的衰落，并不能促进乡村振兴，更不利于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乡村振兴具有总体性，乡村振兴战略内含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传承和保护优秀农耕文化、发挥乡村和农业的独特价值和多元功能、重塑乡村治理关系以及改善农村生活方式等内容，而小农户本身可以牵动丰富的自然社会关系，这与乡村振兴的基本内容具有高度的互嵌性。尽管小农性质发生变化，但小农依然保有与土地耕作、家庭关系、社会生活和独特文化共构关系的多维特性，这些与乡村生产关系的全面振兴具有高度契合性。如果说空心化、规模化和逆城市化都不是乡村振兴的目标，乡村振兴的实现必然要伴随农业农村的现代化，那么小农户的现代化就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

2、土地所赋予小农户的生计弹性

土地是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中最重要的资本，不仅是农作物生产的自然资源，更是农民安身立命的社会资源，因此“所有的农业文明都赋予土地一种崇高的价值，从不把土地视为一种类似其他物品的财产。”^[27]“对农业劳动者来说，土地这个词同时意味着他耕种的田地、几代人以来养活着他全家的经营作物以及他所从事的职业。”^[28]“传统的农业经济使土地成为重要的资本和唯一可靠的财富。……土地的占有是社会等级制的基础和声望的标记。”“传统的农业经济使土地成为重要的资本和唯一可靠的财富。……土地的占有是社会等级制的基础和声望的标记。”^[29]在高度肯定土地在传统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之后，孟德拉斯作出预判，“长期来看，随着技术的改进，土地将失去它所扮演的具有特殊地位的生产角色，重新成为土壤、空间面积、生活和居住的地方，农业将集中在最肥沃的土地上和经济位置最有利的地区。”^[30]时至今日，这一预判并无成真，土地依旧在乡村振兴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2000多万农民工返乡。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国际经济下行影响，一度有近3000万农民工留乡返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大局能够保持稳定，没有出什么乱子，关键是农民在老家还有块地、有栋房，回去有地种、有饭吃、有事干，即使不回去心里也踏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民在城里没有彻底扎根之前，不要急着断了他们在农村的后路，让农民在城乡间可进可退。这就是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特色，也是我们应对风险挑战的回旋余地和特殊优势。”^[31]可见，土地在当下依旧扮演着生产资源、社会保障的双重角色。在以小农为主的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事系统和乡村社会关系都服务于家庭生计安全这一目标，在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农本特征。工业化、现代化所产生的“去农化”新业态打乱了这一系统，农民开始远离土地外出打工谋生。受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与疫情的双重影响，新业态受阻，幸好农民老家有土地，脑中有农事知识，手上有农事技能，他们能够迅速回归农本生产系统，这也体现了小农户的生计弹性，更以事实否定了孟德拉斯的“农民终结”论。

3、顺应市场需求的灵活小农户

2022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要树立大食物观，要“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32]迈入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大食物观”的提出是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准确掌握了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这是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求国家粮食安全由“吃得饱”向“吃得好”转变，以满足人民群众对食物消费多元需求的更高要求。正如孟德拉斯在书中所说的，“不管经济学家们怎么说，人们有一定的理由认为，一种‘边缘的’、生计的、消遣的或奢侈的农业将依然存在。……在人们向我们保证将会到来的物品充裕的社会里，这些美味的和供炫耀的食品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买主。”^[33]“我们的社会越来越以消费为轴心，而不是以生产为轴心。”^[34]面对当前消费市场对食物多样性的需求，小农户分散多样、灵活多变的生产方式就成为巨大的优势并得到综合、立体的发挥，小农生产方式中的生态和文化意义也逐渐被广大人民所认识。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五号）》，（2017-12-16），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ypcgb/qgnypcgb/201712/t20171215_1563599.html.

[2] H·孟徳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

[3] H·孟徳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24．

[4] H·孟徳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22．

[5] H·孟徳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

[6] H·孟徳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69．

[7] H·孟徳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70．

[8] H·孟徳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59．

[9] H·孟徳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51．

[10] H·孟徳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58．

[11] H·孟徳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09．

[12] H·孟徳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

[13] H·孟徳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

[14] H·孟徳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

[15] H·孟徳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0．

[16] H·孟徳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92．

[17] H·孟徳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306．

[18] H·孟徳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77．

[19] H·孟徳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74．

[20] H·孟徳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79．

[21] 国家统计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1]（第七号）——城乡人口和流动人口情况［EB /OL］．（2021-05-11）.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kpcgb/qgrkpcgb/202106/t20210628_1818826.html。

[22] H·孟徳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69．

[23] H·孟徳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69．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2.

[25] H·孟徳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译者前言）．

[26] 陈军亚.韧性小农：历史延续与现代转换——中国小农户的生命力及自主责任机制[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 (12): 82-99, 201.

[27] H·孟徳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51．

[28] H·孟徳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53．

[29] H·孟徳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54．

[30] H·孟徳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48．

[31] 习近平.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J].求是,2022(07).

[32]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 汪洋参加看望和讨论，[N].人民日报,2022-03-7(001).

[33] H·孟徳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60．

[34] H·孟徳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61．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