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刘守英《撞城》有感

《撞城》是一本理论色彩相对没那么浓厚的书，就像副标题“一位经济学人的乡城心路”所言，它从研究回到研究者背后的那个生活世界。在那里，刘守英老师数次“撞城”，从农村考到大城市上大学、“打拼事业”，由一位农家子弟成为影响一方研究领域的学者。刘守英不仅以其自身及家族成员的亲身经历，感性阐释了改革开放给整个农村和城市带来的改变。但同时还伴随着一堵无法逾越的体制的墙，不仅困扰着刘守英，还束缚着每一个渴望进城的农民。下面我将从刘守英老师叙述自己乡城突围的经历中体会城乡关系的变与不变。

一、城门未开：乡村工业化下的农民与城市

从宏观上说，这一时期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障碍。1978年到1998年这段时间，是城乡关系的黄金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求全党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并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确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1998年10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系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高度重视农业问题，使城乡改革相互配合、协调发展。从党的决议中可以看出这期间的一系列制度是鼓励农民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允许农民务工经商；允许农民利用集体土地搞乡镇企业、搞非农产业。这套制度实行后，城门外的工业化很顺利，但城镇化不顺畅。农民还是农民，农业还是农业。农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还没有逾越和城里人的那一道鸿沟，农业也还没有得到转型。正如杜润生在自述中所说：“农民不富裕，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民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1]

从微观上来说，从1981年起，刘守英老师具体叙述了自己三次撞城的经历。第一次撞城是从贫寒的洪湖考进海派味十足的复旦。文学笔法者们常用“鲤鱼跳龙门”来形容农家子弟以高考求命运的改变，但这些进“龙门”的骄子们内心拥有数不尽的煎熬、自卑、反差、窒息与扛不过去的缴械，有的甚至逆反和反叛。农村孩子的这种尴尬和不幸，也成为当下教育的一大难题。第二次撞城是刘守英老师一家人从老家奔向首都北京求生活改善的爬坡。中国农民从乡到城最配用“可歌可泣”来形容，这一史诗般的悲壮历程是几亿农民不认命的集体翻墙。他们中的很多人翻了一半就倒下了，很多人仍然不甘心地趴在墙上或蹲在墙脚等待。第三次撞城讲述的是刘守英老师从一个农村娃变成一个研究者。“自信心的受挫是最致命的，面对一个个和我老家差不多朴实的农民，要打开他们的话匣子怎么这么难？怎样才能自如而又逻辑的和他们聊天？原来熟悉弄农民不等于了解农民，要研究农民更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2]（P36）很多人以为农村出生就天然能做乡村研究，刘老师认为这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当农民不易，做研究也不易。后者所具备的不仅是良好的训练和知识认知，更需要一种自我超越、悲天悯人、非凡眼界和胸怀天下的态度，这是好的研究者与将其作为职业甚或单纯学术热情的专业学者的差别。刘守英老师亲历了“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大转型，同时也是一个家族城乡生存方式的大碰撞。

“对于一个无论以什么方式、以什么目的进到城里的农村人来讲，城与乡之间立着的是一堵难以逾越的墙。要翻越它，一方面必须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村人的制度性歧视，另一方面也需要你个人从里到外积蓄足够强大的能量。”^[3]（P3），当作者背着重重的行囊离开家乡，踏上去往上海复旦的征程时，路途的奔波对农村人还不算什么，最大的不适应是，从熟人社会闯入陌生人社会后的惶恐与不安。对于进城以后的农村人来说，最让人感到恐惧的是，贫困是否会将自己摧毁。“一个农村人要变成城里人，不仅仅是收入方面城乡差别的消除，生活条件上的拉平，更有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后一方面的弥合比那些看得见的方面的缩小更难！第一代农村人落脚城市后，往往需要第二代，第三代人的继续努力 ，才能真正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城里人。”^[4]（P8）。我们提出了“农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农民市民化”等响亮的口号，却从来没有设想过“城市农村化”、“工业农业化”、“市民农民化”，实际上暗含着一种“城市”、“工业”和“市民”比“农村”、“农业”和“农民”更为重要的价值逻辑。因此，当时的“新农村”建设也像是为安抚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表现出来的失落、伤心的话语安慰，在实践中很容易被淹没，刘老师通过讲述他自己的个人选择从而为透视城乡关系互动博弈提供了别具一格的微观视角。

二、城市过客：高速城市化下的农民与城市

这个阶段，在高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党的十六大十七大都为城乡发展提出新的要求，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为弥补城乡差距做了新的努力。但作者在书中提到20%以上的农民工子女无法入读全日制公办中小学校，不少在城市接受过完整义务教育的农民工子女，无法参加中考和高考；农民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比率很低，在住房保障方面，城市保障性住房基本不对农民工开放，农村“三留守”问题尤其突出。说明农民进了城，却缺乏城市权利，他们仍然是城市的过客。

城乡这一堵墙是一个体制的墙，农民要翻过这堵墙才能在城里待得下来。核心就是教育的问题。当时刘守英先生的姐带着两个孩子在北京，没有读书的地方，北京不接纳，老大后来就没有办法读下来。老二就回到老家，根本竞争不过。现在这一代教育问题依然严峻，我们对农民进城的过程一直是准备不充分的。这主要是一种观念上的。以为农民进城不就是挣点钱吗？城市跟他有什么关系？但是这种观念在整个公共政策上把农民排斥在外。“眼界实际上是由于外力的冲击，让你眼力的视界张开，使你有一种动力对外面的东西产生好奇，从而进一步打开眼界。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不是说他先天的智力比别人差，而是因为她周遭的环境和所见所闻限制了他的眼界，当没有外在冲击时，他也只能按照传承所思所为，世世代代为农。对农民的改变来讲，通过一些力量打开他的眼界，是改变农民的最重要的开始。”^[5]（15）因为作者进城是通过高考这种体制，在体制的保护下完成的。还有很多人不一定那么幸运。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人在城里去“翻墙”。但是有些“墙”是翻不过去的。城乡的系统一定是一个要素互通的系统。进城的农民工开始打通这个系统，但打通以后制度上的“墙”没有拆，大量的人口如果还得回去，农业的要素重组就不可能发生。疫情是近期一次非常难得的实验。去年农民不出村，今年过年在城里待着，最好别回去。但是这些人并没有因为在乡村待那么长时间，就准备在乡村从事产业。很多农民还是选择更好地在城市生活下去。现在的问题就是在城市落不下来，最后虽不情愿但还得回乡村，乡愁的“愁”就变成忧愁了。所以，必须要通过“拆墙”才能有所改变。

三、城乡关系的发展是否定之否定之过程

毛泽东曾告诫全党上下，“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6]邓小平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7]江泽民进一步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8]胡锦涛强调：“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9]首次提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社会理念。

“中国这一轮的乡村转型实际上是由于人口出村带来的，在我看来，这种离开将是“一去不复返”的。正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促成了正在发生的乡村形态变化和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它将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构筑出全然不同的发展环境。”^[10]（P69）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城乡关系建设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更高的发展要求。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健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利益联结机制，让广大农民获得更多产业增值收益。2020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强统一规划和宏观指导，统筹好产业布局”，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道路，打破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二元对立的旧式思维，深刻诠释了“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事物的发展总要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历程，才能实现其真正的发展，这个规律显示了事物发展过程的曲折性。城乡关系的发展必将遵循由最初城乡分离到城乡对立再到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进程，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最终将促使城乡关系由分离对立走向融合。新时代，我国着眼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大局，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全面推进深化改革，着力破除阻碍城乡发展的体制和政策壁垒，打通城乡发展的体制筋脉，为城乡融合增添了新的动能。新时代农村社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农产品的生产布局，提高农产品的经济附加值，适应城乡居民的消费趋势，满足城乡人民对高质量农产品的需求，提高农业的竞争力，增加农民的综合收益。党和国家已经认识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不仅需要将农村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还需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健全农业支持和保护制度。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这意味着党明确了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方向，乡村振兴战略成为城乡融合发展全面实践的战略支撑。经过党和人民的长期奋斗，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我国城乡社会出现了众多利于城乡融合的积极因素，具备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客观条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道路将会更加坚实乡村振兴战略下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构想和制度设计，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运用马克思主义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新尝试，是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在中国的最新发展。

参考文献：

[1]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14

[2]刘守英，撞城[M].江苏：译林出版社，2019：36

[3] 刘守英，撞城[M].江苏：译林出版社，2019：3

[4]刘守英，撞城[M].江苏：译林出版社，2019：8

[5]刘守英，撞城[M].江苏：译林出版社，2019：15

[6]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27

[7]邓小平文选，第３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5

[8]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92

[9]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6

[10]刘守英，撞城[M].江苏：译林出版社，2019：69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